牙运豪

摘要:路遥作品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那些热切追求城市物质、精神文明的农村知识分子形象,这些人在改革浪潮下对城市现代化无限向往与进军,构成他们难以割舍的城市情结并潜藏于他们的人生奋斗历程中。这一情结是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中一种希望突破贫乏的物质及精神的需求,承载着社会、历史、民族及时代赋予的个人认识上的价值取向。

关键词:乡村知识分子;城市情节;价值取向

路遥小说《人生》和《平凡世界》全景式表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与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秩序正常稳定的今天,我们依然感受到小说所提供实践上先导性认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面临着经济改革、生活方式更新等等全面改革,由此日渐显现城乡差别。于是城市物质、精神文明等各方诱发下吸引着农村青年,一股强烈的民工进城热潮直刮今日,这股城市情结悄悄地滋生于农村知识青年心中,使他们以坚持不懈地向城市进军。这城市情结即他们对城市的向往成为内心的情感纠葛,是深藏于心底的挥之不去的并为之而努力奋斗的情结。

一、 缘起之一:都市物质文明的诱惑

民以食为天,中国农民在土地上辛苦创食一辈子,他们的要求首先就是要在物质上得到满足。路遥作品下的人物生活于贫困的陕北农村中,而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是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之后又经历“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与“文革十年”,生产能力低下,物质极度匮乏。这种情况下世俗的物质追求是人们奋斗的最基本要求,也是自然本能追求。城市是进步的标志,在物质方面,城市远比农村要优越。因此,凡是进城读了高中的有文化的农村青年自然看到城乡的差别,城市首先作为物质较富足的地方,就一次次地诱惑着农村青年。高加林和孙少平是路遥作品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两个农村青年,他们都具有高中文化、有能力有思想的农村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于祖辈固守土地的生活方式,极力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因此都拥有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和一心跻身于城市文明的勃勃雄心。农村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匮乏的物质条件使高加林有“从来都没有当农民的精神准备!他十几年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像他父亲一样一辈子当土地的主人(或者按他的另一种说法是奴隶)”[1]的想法,而孙少平虽然从不鄙视自己的出身,他认识“他本质上仍然是农民的儿了,但他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2]农村的贫困使孙少平在高中生涯中不可能像城市一样享受“欧洲”菜,只能吃着“非洲”菜,穿着极不体面的衣服。农村贫困的生活条件和落后的环境促使他们无限向往城市物质文明,对城市的追求构成他们人生追求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城市情结就这样在这些农村知识分子心中生根发芽。而《你怎么也想不到》中的薛峰对城市的留恋;《腊梅》中的康庄为留城工作不惜牺牲爱情为代价;《月夜静悄悄》中的兰兰高中毕业,为了走出闭塞贫穷的土地,嫁给城里的司机,留下痛苦惆怅自己咽;《黄叶在秋风中飘落》里的刘丽英不惜弃子嫁给虚伪的教育局副局长,而遭遇婚姻的一波三折等等。这些青年都具备一定的知识,眼界开阔,在时代的脉搏下,改革浪潮的冲击下,历经辛酸,却一次又一次地展望城市,这挥之不去的都市情结,也还是因为无法抵御来自都市物质的诱惑。

二、缘起之二:城市精神文化的诱惑

城乡另一显著的差别就是精神文化方面。城市有精神文化歇憩的地方,如图书馆、电影院、体育馆等等。孙少平跻身城市文明已不仅仅是对世俗的物质幸福追求,因为他尽可能和他哥哥孙少安在村里办砖厂发家致富,不必像揽工像煤矿工一般艰苦地劳作,可是“谁让你(孙少平)读了那么些书,又知道双水村以外还有一个世界……如果你从小就在这个天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幸的是,你知道的太多了,思考的太多了”[3]。孙少平要为自己设计另一条与父辈不同的道路,他孜孜不倦地追求城市现代化文明,是知识分子对精神文明崇高的追求。而高加林在参加省报新闻培训班回到县城时,竟有县城“城廓是这么小,街道是这么短窄”的感觉和“联合国都想去”的想法,尽管不切实际,却实实在在地反映了城市情结在乡村知识分子的分量,只有城市的精神文化才能满足这颗躁动的心灵。

高加林、孙少平在对城市精神文明的追求中还体现在他们对爱情的追求上。高加林式的人物,是农村将来真正的“能人”,他对新的人生对爱情自由的追求,尽管有时带着个人好胜虚荣的动机,而客观上却是时代改革的因子,是对旧的生活观念的挑战。他与大马河川一带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的女儿巧珍自由恋爱,在众目睽睽下像城市人一样用车载着巧珍,这是他潜意识的城市情结体现,从内心渴望拥有城市人对情感的自由追求。而他那颗骚动不安的灵魂与个体向上的要求使他在县城中接受黄亚萍的爱情,并梦想借助婚姻走向更大的城市,这不能仅用简单的道德问题来指责高加林。社会、历史、时代、环境等压力使高加林要在更广阔的天地飞翔,巧珍除了温柔贤慧外,在很多方面已不能和他交流,只有在城市、在黄亚萍中方能使他的精神驰骋。农村仍超脱不了门第观念,就连孙少平这样具有高中文化的人都认为“如果润叶姐成了他的嫂嫂,那不仅是少安哥的幸福和骄傲,也是他的幸福和骄傲,但他很快想到,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哥是农民,而润叶姐是公派教师”。[4]在农村很难实现爱情的自由追求,只有城市才可以任他飞翔。这使他在回乡做农民时就与田晓霞切断联系,而当他跻身于城市时才有信心用他强大的人格力量获取田晓霞的爱情。他再一次搏动着那颗追求城市文明的勃勃雄心,城市情结使他踏上另一条人生道路,追求生命主体精神自由。

三、缘起之三:社会观念的影响

“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观念在落后的农村环境中依然是人们的共识,而共识带来的强大压力,使高度自尊的乡村知识分子欲以城市身份提高社会地位。高加林在进城挑粪时,遭遇张克南母亲的鄙视,他“眼里转着泪花子,望着悄然寂静的城市,心里说:“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一点差?我为什么样要受这样的屈辱呢?”[5]。高加林的自尊遭到打击,这样的屈辱从反面教育他,催化他出人头地,促发他要提高社会地位,而在他以及整个社会看来,只有在城市“公家人”所拥有的职位,如教师、记者、作家等社会地位高的人才能拥有人格上的尊严,所以要奋斗,提高社会地位。这种对职业的尊卑认识深深地烙在乡村知识分子的心坎上。再看尚未成熟的孙少平,在他第一次“失恋”之后,“他突然幻想:未来的某一天,他已经成了一个物,或者是教授,或者是作家,要么是工程师,穿着体面的制服和黑皮鞋,戴着眼镜,从外面的一个大地方回到这座城市,人们都在尊敬亲热地和他打招呼,他在人群里看见了顾养民和郝红梅”,[6]在他做回农民时,“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想法还是一直不能从他的心灵勾销”。[7]城市情结在他心底慢慢滋长着,尔后在进城中,孙少平与省城记者田晓霞的爱情,这时他已经以理智的“自卑”思考他俩的地位差距,进而更自强自立,以崇高的人格魅力战胜这份悬殊的社会地位。“她(田晓霞)和他(孙少平)尽管宿舍地位和生活处境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8]孙少平力争用进城的方式缩短两人的距离,以赢得理想的爱情。但他的城市情结仍藏在心底某个角落,他“为妹妹成长感到欣慰。她也许是家族中第一个真正脱离老土壤的人”,[9]从他为妹妹真正脱离土地高兴中不难看出他内心对自己未能立足城市而遗憾之情,虽然他以煤矿工人的身份脚踏实地追求他的人生理想,但内心的城市情结仍是他伤感的源头。

四、缘起之四:自我价值的实现

高加林、孙少平的追求从另一角度看,体现了自我价值追求的需要。高加林说“你们有你们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我不愿意再像你们一样在咱高家村的土里刨挖一生”。[10]拥有知识能写能画能说能唱的高加林在教师生涯上“曾是一个很受尊重的角色”只有在能充分展现他的才华的舞台上,他的价值才使他产生“愉快”,而做回农民时“近一个月来,他每天都是这样,睡得很早,起得很迟”[11]在农村很难展现他的才智,不能体现他的价值。他的个人好胜心理及要求他人的认可使他在农村劳动时“他让所有的庄稼人看见:他们衡量一个优秀庄稼人最重要的品质--吃苦精神,他高加林也具备”,[12]然而在农村这样物质匮乏的环境中又难以施展,在这种强烈改革意识时代下高加林、孙少平式的城市追求英雄只能一次次地展望城市。高加林的才智在城市中游刃有余,在任县委通讯干事时,他以英雄般的献身精神投入抗灾第一线,发出一篇又一篇优秀的新闻报道,只有城市文明才展示他的才华,那股萌动的城市情结才源源不断地呼唤他向前进,向更广阔的城市翱翔。所以尽管高加林清楚“当干部的总是少数!”但他还是努力向着这少数中挤。他在做教师时曾经想:“几年以后,通过考试,他或许会转为正式的国家教师……再努力,争取做他认为更好的工作,”[13]可是还没等他在公平竞争中“考试”他就被村支书的儿子给顶替了教师职位,不正之风像支毒瘤危害着社会的建设,这种不正之风浸蚀着每一个人。尽管高加林为之痛恨,但他还是因为“后门”而当县委通讯干事,而且他还是存着侥幸心理试图再通过各种关系借助婚姻走向更大城市。在孙少平身上我们看到了灵魂重塑的高加林,他总是坚持着信念,以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作人生的导向,拒绝了多次善意的“后门”,而不是高加林式的以道德的背叛来获取他的城市追求。

80年代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时期,各种社会形态、生活形态、思想形态千姿百态且交叉渗透,形成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的局面,这个复杂的局面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遭遇的局面。它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志就在各方面诱惑着时代青年。高加林、孙少平的城市情结在这种改革的时代下召唤他们为之努力。孙少平因为村里学生少、学校办不起学因而失去教师职位做回农民时,他思量“即使是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也愿意出去闯荡一番”。[14]改革时代就是要对旧的生产模式旧的生活方式进行变革,这种现代化意识首先在有知识的优秀青年心里实践中萌发,体现了改革开放已对全国上下产生强大的辐射力,正渗透城乡的每个角落。而农村旧的生产方式旧的观念总会阻碍改革的前进。在《人生》中我们看到高加林在村里闹了一场在脏水井里撒上漂白粉的“卫生革命”,他鼓励巧珍刷牙,这一系列举动都引农村的惊讶与非议。农村常常处于羡慕现代化文明又有排斥心理,他们固守着祖宗千年不变的生产方式与落后的传统观念,这种矛盾的结合体使他们狭隘的小农意识始终使农村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文化方面总落后于城市。乡村知识分子主体生命力未能渲泄,这种压抑感使他们无限向往城市文明,同时城市在他们心中多少又被美化了,这种城市情结是难以割舍的。

路遥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农村的作家,他说“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发,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15]农村生存环境的恶劣、生活的艰苦,都给作者烙下深深的印象,对农民自然有一种潜在的认同心理。这种生活经历与认同心理使路遥时刻关注这些普通人的命运。无论是高加林在城市追求中呈现的迷失最终成为一个遗弃故土又被城市遗弃的人,还是孙少平在追求中逐步成熟,总让人觉得有太多的无奈与遗憾,但这一群特殊时期的乡村知识分子以他们的城市情结去诠释他们的认识与追求,获取物质、精神及实现自我价值的融合对未来一代提供实践上的先导认识。对自我价值取向上的认识与需求,对个人对社会提出了人类永恒的话题——个体生存与社会在于物质、精神及价值,而这些不正是值得我们探索吗?

注释:

[1][4][5][10][11][12][13]路遥,《路遥小说名选》[M],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第6、173、97、55、9、49、6页。

[2][3][6][7][8][9][14]路遥,《平凡的世界》[M],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338、47、339、397、656、265页。

[15] 路遥.《关于〈人生〉和阎纲的通信》《路遥文集》(2)[C],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第4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