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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儒家的音乐思想看音乐在古代社会中的教化作用

2009-09-29

大家 2009年11期
关键词:教化

杨 荔

摘要: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的音乐思想对我国古代社会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孔子奠定的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的儒家音乐思想经过孟子的发展再经过荀子的博采众长,在秦国统一全国之前已经趋于成熟。尽管在当时对音乐的态度有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声音,无疑,儒家对音乐的教化作用的重视不管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音乐思想 教化 “非乐”论 审美标准

一、儒家音乐思想的奠定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同时也是情感的艺术,它通过有组织的乐音来塑造音乐形象, 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它运用音响节奏和旋律塑造艺术形象,通过音乐艺术形式对人们进行美的感染。好的音乐可以引起人情感的共鸣。音乐所具有的不仅仅是它的形式,更重要的是音乐中所含蕴的内容。

对音乐进行深入了解,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音乐美学的产生一直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甚至更早。在儒家思想产生之前,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经非常的重要。西周时期的贵族阶层必须接受的以“六艺”为内容的社会教育中就包括“乐”。孔子集前人之大成,创立儒家学派。儒家对音乐的重视更是登峰造极,站在人生的至高点, 孔老夫子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把人生的最高境界归于音乐。乐对社会的巨大作用也被儒家发掘出来“ 移风易俗, 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礼乐不可斯须去身”、“ 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对统治法则亦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终至于打出“乐教”的大旗。

儒家的音乐观不是否定音乐的娱乐性,“乐者,乐也”是孔子对音乐娱乐功能的精确概括。但儒家的音乐理论更看重的是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音乐以艺术的形式帮助道德实施其教化作用。道德同时也渗透进音乐,使音乐在“美”的基础上融合“善”,达到“美善合一”。讲究人的精神与天地相合才是最大的快乐,“气乐与天地同和”、“乐合同”,注意音乐艺术对人们关系的协调,哪怕是无声“此谓至乐无声而天下之民和”。这种层面的乐已经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了。它和礼几乎快合而为一了。”尽管如此,音乐在社会中的地位依然是达于礼的手段。“以教兴乐,以乐入心,以心正礼”是儒家音乐伦理价值的根本取向。《乐记》说“致乐以治心者也”。音乐的节奏和音调,具有强大的力量,作用于人的心灵,对人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孔子认为,乐关乎人心,好的音乐造就好的性格,而淫靡的音乐则培养人不好的性情,既然音乐具有“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的巨大作用,它就可能产生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儒家音乐思想看到了音乐对人心灵的陶冶作用,这种作用偏于对人性情、品操的培养。”在孔子看来,情感是音乐的本质特征,音乐表现的不同情感,直接影响着人的品性。这种对人的品性产生重大影响的音乐当然要借助音乐的形式要素。)“乐”是孔子政治中不可分割的最为重要的部分,孔子是从“礼乐”的体悟中思索人生,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是把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融解在“礼乐”之中,其间自然闪耀着理性的光芒,但这光芒并不表现为思想的演绎,而是充满了日常生活的情趣,洋溢着艺术的精神。

孔子音乐观的形成直接影响了后世儒家音乐观的方向。对音乐教化功能重视是儒家音乐观区别于其他学派音乐观的重要特征。

二、儒家音乐观的发展与成熟

孟子是最杰出的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在孟子的有关著中,他精湛地论述了他的音乐思想以及音乐与社会、政治、伦理、哲学之间的关系。关于人性方面的理解,孟子一直坚持人性善的基本论点。“仁”、“义”、“礼”、“智”便是人的天赋善性的具体体现。对于富有美感的音乐就如同对美味、丽色、音声的喜好一样,是人的普遍共性。这不仅从人性论的角度肯定了人们对音乐审美的欲求,而且指出了人们对音乐的感知有着共同的美感基础,这是符合人类客观实际的。所以孟子提出的美感共性问题,无疑在我国美学史上是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孟子非常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认为音乐可以美风俗、净民风,所以从这种目的出发,孟子又非常重视音乐的普及问题。其实,关于这一点是和孟子的政治思想分不开的。孟子主张民本思想。与民同乐是孟子的政治理想。

音乐作为一种享乐形式的代表,就经常出现在孟子论述政治观点的场景之中。《孟子·梁惠王下》中有一段孟子与齐宣王意味深长的谈话:(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 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 乐,则王矣。”在这里,能否做到“与民同乐”直接关系到了国家的兴衰。能否善于运用音乐的教化作用已经成为了关乎社稷安危的大事了。此番对话可谓进一步阐明了孟子的音乐本体观。孟子认为音乐的存在是对“仁”、“义”之喜乐的存在与表现,所以这种喜乐是“乐以天下”、“与民同乐”的自然之情的表现。反之,“独乐乐”与“少乐乐”则是对“与民同乐”的“仁”、“义”之乐的背离与反动,认为人的艺术鉴赏或娱乐不是独占和排斥他人, 而恰恰是与民共赏,只有与民共赏,才能产生情感交流与共鸣,得到更大的审美愉悦,从而实现其“群”的社会功能。

荀子是先秦儒家另一位代表性的人物。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后期,相对于前人,对音乐的认识他自有其独到的见解。荀子对音乐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其音乐专论《乐论》之中。他从其“性恶论”立场出发,认为人的思想情感天生杂有邪质,故而需要好的音乐来感化它,使之弃恶从善,先王制雅颂之乐,其目的在于此,《乐沦》指出“故乐者,出所以征诛也,入所以揖让也,征诛揖让,其义一也、出所以征诛,则莫不所从;入所以揖让,则莫不从服。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且乐也者, 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和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音乐善于感动人心,陶冶性情,音乐能够使人血气平和,心志向善,使社会关系和睦,同心同德。依荀子之见,音乐是天下得到整伤的保证,是社会和谐的纲纪,是人情的内在需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音乐教化功能的重视,荀子是甚于前人的。

儒家的音乐思想奠基于孔子,发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孔、孟、荀都强调音乐应受礼节制,以礼为本,又强调礼、乐配合,治人治国。他们的音乐思想,可以一言蔽之,曰礼乐思想。这种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着眼点不在音乐本身,而是把音乐作为了一种政治手段,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都把音乐的教化功能作为第一要义来评判音乐的好坏的。通过与同时期其他学派的音乐思想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儒家对音乐教化功能的凸显。

三、儒家音乐思想的审美标准

儒家音乐思想之所以会提倡音乐的教化功能,这和儒家音乐观的审美标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儒家提倡的是“中和之美”,论及音乐以及其他的艺术形式,儒家讲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论语—八佾》)儒家提倡这种音乐审美观和音乐本身固有的特征有关,音乐艺术就是通过高音低音的组合来达到和谐之美,原本相反的高音低音在乐师的调理之下完全融为一体,可以说音乐艺术是一门创造和谐的艺术。音乐有感化作用,它能够入于耳、达于心。《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万物皆化”、“ 乐者, 通伦理者也乐者, 德之华也乐者, 所以象德也。”《乐记》认为乐有和谐万物的作用,其本质是仁义道德, 其功用在于教化, 圣王作乐, 目的在彰显德行、设立道德规范,进而化育万民,使其符合“ 治道” 的需要。“ 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 则王道备矣。”“ 乐统同, 礼辨异。””音乐的和谐,培养人内心世界以及与之相应的体态举止,使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谐和的关系。在孔子看来,音乐陶冶人的心灵,使人养成节制的习惯,自觉维护遵守社会的伦理道德,音乐之“和”,能够造就社会人生中包括婚姻、家庭、亲友、朋辈在内以及君主与臣民之间的良好关系。同时,音乐表现人的情感,美的音乐常常是高尚人格的再现。由于音乐是情感的抒发,从音乐的旋律中,能够渐渐体悟到乐章的精神,体悟到精神具有的具体人格。正是通过音乐的这种作用,儒家音乐思想就特别强调音乐对人内心的陶冶作用这种陶冶偏重于对人的人性、品操的感化。与政治结合起来,儒家就会自然而然的想起音乐的这项功能。

“尽善尽美”是儒家对音乐提出的最高要求,《论语·八情》记载“ 子谓《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是歌颂尧舜的音乐尧舜素以仁德著称, 所以,《韶》乐内容“尽善”,由于这首乐曲声音宏壮动听,故又“尽美”。《武》是歌颂周武王的音乐,周武王以武力定天卜,不符合孔子的政治主张,所以其内容未做到“ 尽善”,但《武》乐极为威武雄壮,动人心魄,故称得上“尽美”, 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后陶醉得“ 三月不知肉味”,可见孔子对音乐的喜爱程度之深。

儒家着重推崇的也主要是韶乐,而不是任何音乐。官修史书中记载的也基本上都是韶乐,连祭天时的迎神、送神、进俎、撤馔、望燎等用的曲子与歌词都做了详细记载。其他各种音乐,有的不提,有的则作为反面教材进行批判。如对所谓的“郑卫之音”“夷狄之乐”则持严厉的排斥态度。孔子的这一观点乃是“中庸”礼乐思想的体现,礼乐的结合一直是孔子的音乐审美理想。孔子认为,音乐不能放纵,不能失去礼,否则就会成为亡国之音。他提出“郑声淫,佞人殆”,“恶郑声之乱邪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所谓“郑声”,指的是殷商之遗声,是一些绚丽多彩的民间音乐,孔子认为这些音乐不符合“礼乐”标准,人如果听到这种声音就会失去“和”,失去平衡,社会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礼之用,和为贵”,所以他认为要“放郑声”,这充分体现了他提倡中和之美、崇雅抑俗的音乐审美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音乐社会功能的认识:一是音乐对个人品德修养形成的影响。二是音乐对社会的影响。音乐有“兴”、“观”、“群”、“怨”的作用。通过音乐活动;同时,孔子还认为音乐可以教化民心,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情况下,孔子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期望用礼乐的结合达到“仁”可以深刻了解社会生活。孔子主张音乐的美和善是统一的, 美以善为基础又以善为目的。所谓“善”就是孔子一再强调的“仁”。这样,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就完成了对儒家音乐观的奠基。随之而其的孟子和荀子在音乐的审美标准方面基本上沿袭了孔子的观点,而又有所发展与发挥。孟子以“仁政”为口号,积极推行他的“与民同乐”的音乐主张。孟子认为政和、人和才能乐和,欲得音乐之和必须政治和顺,人心安乐。音乐在这里已经成为了政治得失的重要衡量标准,而且成为了达到其政通人和目的的重要手段。荀子同样重视音乐的这一社会教化功能,而且明确主张“正其乐”,“慎其所去就”,“贵礼乐而贱邪音”。荀子视“中和”为雅正之乐的根本特性,“和”要求平和,反对过与不及,“中”要求合度,反对过度与不及度,“中”而“不淫”就是“平和”,也就是“和”。荀子认为,礼至高无上,“礼乐”的特点是“中平”、“肃庄”,“中和”必须以礼为根本。

经过了孔子的奠基,孟子的发展,到了荀子时期,儒家的音乐思想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对完善的音乐思想体系。他们对音乐标准的认定直接影响了后世对音乐的理解与解读。直到魏晋时期的嵇康,在论及音乐时对音乐的善恶态度上依然承认音乐有善恶之分。这一点直接承袭了《礼记·乐记》的观点,也可以说是儒家音乐观在千年之后的晋代找到了知音。

四、与其他学派的对比中见特色

儒家的音乐观虽然在我国古代的音乐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是同时期其他各学派的音乐观也各有特色。道家创始人老子对音乐的态度多持否定。“大音希声”、“五音令人耳聋”的言辭中可以看出他对音乐本身的美感都不甚在意,教化功能就更无从谈起。如果说老子此处以音乐做比,仅仅是为了论述他所谓的道,此处只能以哲学的视角来理解他对音乐的看法,那么,作为老子之后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庄子则明确提出了音乐教化功能的否定。庄子并没有否定音乐本身,但是庄子从“法天贵真”出发,明确否定儒家倡导的作为政治工具、统治手段的礼乐,要求解放人性,解放音乐,追求“法天贵真”、“中纯实而反乎情”的音乐,即合乎人的自然性情,自由抒发人的性情的音乐。如果说道家和儒家的音乐观还只是在音乐的功能方面的分歧的话,那么,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和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则开始了全面否定音乐。虽然政治观点不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也不同,但是这两家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对音乐进行了否定。墨子竭力反对儒家以礼乐治天下的主张,《非乐》、《三辩》、《公孟》等集中反映了墨子的否定音乐观。墨子认为音乐能使人快乐,但作乐、赏乐需以“事成功立,无大后患”为前提。认为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天下不得治,而音乐却“非所以治天下”,于政治、生产无用,于解决上述问题无补,故不具备“事成功立,无大后患”的条件,不能作乐、赏乐。音乐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享受音乐就会劳民、伤财、误政以至亡国,故应“非乐”,故“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在这里,充分体现出墨子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商鞅则直接否定音乐在教育、生产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否定人民享受音乐文化的权利。这是商鞅功利主义音乐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韩非子的音乐观如同墨子的音乐观,认为音乐不仅无用而且有害,甚至可以亡国。他在《解老》中说“祸莫大于可欲”和在《喻老》中说“耳目竭于声色,精神竭于外貌,故中无主,中无主则祸福虽如丘山无从识之”一样,都说明“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他们都没有谈到音乐的教化作用,他们看到的是音乐对统治者的腐蚀,认为音乐是享乐主义滋生蔓延的帮凶。

总之,儒家的音乐观以其对音乐教化功能的强调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对音乐价值的认识与重视。为传统音乐思想奠定了基础。孔子的“思无邪”的思想,即“以礼约乐”,以礼约束音乐中思想感情的表现,使之正而不邪,可谓是人本主义的桎梏,但对于精神文明建设、对于音乐的健康发展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孔子“乐而不淫”的思想,即“发乎情,止乎礼”,与“思无邪”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因而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提倡“中和之美”促进了古代社会的和谐。这种音乐美学观即使在今天也有其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宋)朱熹 《论语义疏》 四部丛刊本

2、(汉)赵岐 《孟子义疏》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战国)墨翟 《墨子》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汉) 司马迁 《史记·商鞅列传》 中华书局 1959年

5、战国) 韩非 《韩非子》 四部丛刊本

6、敏泽 《中国美学思想史》齐鲁书社 1987

7、施昌东 《先秦诸子美学思想评述》中华书局 1979

8、张应杭 蔡海蓉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作者:

杨荔 现为四川省文理学院音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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