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凤

【摘要】礼文化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发扬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是一个重要课题。从仪式传播的角度对《记住乡愁》进行内容分析，从仪式的角度考察礼文化的传播和认同建构。礼文化由礼法和礼义组成，是对礼仪秩序和伦理道德的规范，是人们共享的价值信仰，其在生活中呈现为仪式典礼、民俗习惯、物质载体；礼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具有通俗性、多样性、教化性和寓教于乐的特点。

【关键词】礼文化；仪式传播；教化

《记住乡愁》以“关注古老村落状态，讲述中国乡土故事，重温世代相传祖训，寻找传统文化基因”为创作宗旨，深度挖掘传统村落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用镜头记录乡土村落的历史和文化。它以古村落的历史故事和日常生活为切入视角，以日常仪式为表征载体，让我们感受到乡村生活古朴人情的诗意存在，以及礼文化的深厚内涵。本文就以纪录片为分析文本，通过仪式传播的视角，探究乡土仪式下礼文化的精神内涵以及传承和传播情况。

一、中国礼文化源远流长

中国礼文化依托于古代农耕文明，主要是祭拜鬼神，祈求庇佑。《说文解字》释“礼”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豊亦声。”礼字的繁体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用装满了祭品的祭器来供奉神就是礼。

孔子是中国礼文化的集大成者，《礼记》是他的代表作。春秋后期诸侯国间征战不止，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现象。孔子复兴周礼并将其与国家治理、社会秩序维护结合起来，得到统治者的推崇。礼乐文化“成为古代中国公共生活秩序与教养生活的根基，塑造了中华民族性格和精神的文化原型”[1]。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是内化的“礼”，“礼”是外化的“仁”，两者相辅相成。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为仁。仁讲道、讲义，礼讲制度、秩序。孔子所倡导的礼文化是对周朝等级制度的追求，后经过历代的发展演变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礼文化既有精华部分，但其等级秩序、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等观念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属于糟粕。因此，对礼文化的发掘和传承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记住乡愁》纪录片选取了礼文化的精华部分进行传播。

二、《记住乡愁》礼文化的内涵及特色

纪录片中的礼文化内涵丰富，礼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彭林先生认为，“中国的礼是儒家文化体系的总称”[2]。邹昌林认为，“中国的礼与广义的文化是同一的概念”[3]。典礼仪式、家法家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以及天人关系都属于礼文化的范畴。

（一）价值信仰与行为规定

《记住乡愁》既有礼法的展示，又有礼义的传承。礼法是对礼文化的表面呈现，表现为礼节、典礼仪式。在礼法的背后，是礼义的规定，总结起来是“仁、义、礼、智、信”。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文化规定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自然的关系，既包括中国传统的价值信仰体系，也涵盖了日常行为准则和判断标准。纪录片中有大量对传统信仰体系的解构与表现，如祖训家风、村规民约所展示的精神信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义行天下”“以德报怨”“心怀感恩”的道德操守，“敬畏天地”“和亲睦邻”的处世态度，“崇勤倡俭”、自强不息的生存哲学。这些传统道德伦理、精神追求的呼唤受到人们的推崇，形成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系。此外，价值观的背后是对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的规定，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以爱人。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礼的规定和约束，礼是仪式庄严端正的保障，是人们明辨是非的道德依据，教化民众的伦理基础。违背社会道德标准而引起的群体谴责，是礼文化体系得以维持的重要力量。

（二）尚“和”与大同社会

礼文化的终极目标是要达到“和”的目的，希望建立一个大同社会。纪录片中“世代尚和”“民族和睦”“天人和谐心性真”的内容都代表了中国人对“和”的共同追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每一种社会要想发展和生存，都“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群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4]《记住乡愁》所呈现的传统道德主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自由、爱国等都是吻合的。对“和”的不懈追求包含了深厚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承载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和智慧结晶，是维系民族国家想象、心理认同和社会团结的精神纽带。

三、《记住乡愁》礼文化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一）典礼仪式与文化传承

纪录片中记录了大量的礼仪、礼节、仪式庆典，如多个村落都保留着祭祀的传统，祭祀的规格、流程、内容都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礼法正是对这些方面的规定，从而保证了仪式的严肃性和庄严性。中国有着祭祀和庆祝的传统，纪录片中最常见的仪式有祭拜祖先、拜师、祝寿、敬老节等形式。

按照《礼记》中的记载，礼有不同的分类，主要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古代人们相信天地、宗庙、神祇关系到国运之昌盛，宗族之發展，是五礼之首，纪录片中的祭祀镜头几乎贯穿纪录片始终。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芙蓉村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都要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表示对祖先的尊敬与感激。仪式过程庄严神圣，请家谱、金印、玉笏，悬挂“十八金带”画像，家族按照辈分站立行礼的同时要奏礼乐、放鞭炮。这些仪式加强了人们对宗族的记忆，家谱所记录的家族根脉、关系亲疏，也成为中国人敬畏祖宗、安土重迁，希望落叶归根心理的重要文化根源。

典礼仪式具有固定性和重复性，并且需要人们的互动参与。申屠氏（上古舜帝的后代）每年举办敬老节，为老人闹寿宴，还有芙蓉村在祭祀后读家训、打八仙戏、张贴红榜，广东清远市佛冈县围镇村每年举办婆媳共同参与的舞被狮等活动也都是每年的固定流程。人们在重复参与互动中，耕读传家、孝敬父母、家庭和睦等传统理念也渐渐深入到骨子里。人们对仪式的参与过程，也是接受传统文化洗礼与传承的过程。美国语言学家戴尔海姆斯说：“传播行为不能独立于背景框架或隐含命题。”也就是说，所有的传播行为都需要群体共同的文化背景支撑，所有的传播现象归根到底是文化的传播。每个节日都可以被视为一场盛大的传播仪式，这些固定的典礼和仪式构筑了集体共同的情感记忆，不管身在何方总有文化的根系让子孙后代有所归属。

（二）礼文化的生活仪式呈现

礼文化不仅表现为典礼仪式，更是以生活习惯、民风民俗的形式融入日常生活中。中国乡村以村落为单位，以姓氏为族系，形成了中国重视关系情分的熟人社会结构。在日常生活中，礼文化规定着生活的细节、禁忌与规范，作为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润滑剂而存在着。村规民约在潜移默化中规定着人们的行为规范。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的明月湾村以“和”为行为规范，每当村民之间发生了冲突，都有请长者“喝讲茶”的行为仪式，调解之后还要把绿茶和红茶混放在一个杯子里，让引发纠纷的双方品尝，代表调和之意；广西壮族自治区三江侗族自治县的高定村侗族和苗族共同生活，村里建房都要全村青壮年协作完成，还有为了防止火灾，“喊寨”的习俗也都传承了下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金秀瑶族门头村依山而建，葱茏的林木能避免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发生，门头村人对自然非常爱护和敬畏，还用“种树还山”的方式补偿大自然的恩赐。村民们的日常生活是沉浸在集体的价值认同中的，每个村落流传的祖训村规，落实到生活中变成了常见的仪式化行为和伦理准则。

仪式与礼文化是群体内部的一种共同语言，一条交流沟通的纽带，一种无形的文化规范。它的“奥秘和力量在于它的普遍性，它的意义如此单纯和普遍，以至于我们觉得它与我们同生，它是我们的一部分。”[5]辽宁省阜新市佛寺镇查干哈达村因为有睦邻的风俗，他们所做的吉祥刺绣也有着团结、友爱的寓意；以酒来招待宾客，显示对他们的欢迎。这样的习俗已经成为村民们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三）物化的仪式与符号

礼文化的传承需要有精神层面的维系，符号层面的表达，同样也少不了物质载体的呈现。传统村落中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村规民俗、族谱家训等都是乡愁情感和“礼文化”的有效载体。

在《记住乡愁》纪录片中，乡愁的物质载体有建筑、牌匾、家谱、对联、衣食等多种形式。礼文化所规定的人伦秩序，可以通过建筑显现出来，建筑是物质的，又带有文化属性和心理情感属性，能形成一种精神方面的支撑。浙江省义乌市上溪镇李宅村的李钟侯所建造的四合院呈双喜造型，各个房屋之间秩序井然，体现了屋主的持家思想，四合院代表了家庭和睦、长幼有序的家庭观念。此外，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荻浦村申屠家的佑承堂、孝子牌坊是荻浦村孝道传统的源头，申屠氏“百善孝为先”风俗的标志；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富田村建有文丞相祠，纪念文天祥的凛然正气和爱国精神；浙江省江山市大陈村忠孝堂“孝德永彰”牌匾，是村落荣耀的见证和群体凝聚力的象征。

纪录片中多次出现的宗祠、家谱、玉笏、祖训、画像、牌位等镜头，在祭祀过程中被当作祖先的化身加以祭拜。这些物的存在，象征着一个家族的精神信仰，并且将历代子孙对祖宗的敬畏和崇拜具化为可知可感的载体，更能激发后代的文化认同。没有了物质，就缺失了崇拜的对象，仅凭心理想象和说教進行传承，精神信仰将会大打折扣。从自然景观到百年建筑，从历史故事到道德传承，从物质载体到精神符号，我们不仅能从纪录片中看到中国当代乡村的生活风貌，也能从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历代传承与传播，感受到浓浓的人文信仰、精神风貌和家国情怀。

四、《记住乡愁》礼文化的传播特点

（一）通俗性：通俗易懂，全民参与

礼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与生活场景相融合。纪录片的镜头语言所呈现的礼文化也是融入了生活场景的，以讲故事的方式阐述一个地方的历史脉络、自然风俗、文化传统。礼文化的传播不是通过板正的说教，而是从一家一户的生活故事入手将人们带入到礼文化的内涵中。人们对礼文化的接触门槛很低，随时随地都能从日常的生活习惯中参与到礼文化的学习和传播中来。礼文化所规定的勤俭、向善、明理、尚和等品质已经成为做人的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该以礼的规定要求自己的言行举止。每集纪录片中都有村民身体力行践行祖先家训的记录，如江西白鹭村村民建立基金会发扬向善的精神，重庆四合村的冯三姐做“烫手货”不收烫手钱，将历史与现实生活有机结合，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操作性。

（二）多样性：根据不同区域和习俗而变化

纪录片中各地丰富多样的文化样貌共同构筑了礼文化。《记住乡愁》的主题是发掘以礼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精髓，具体呈现为“忠、孝、勤、俭、廉、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诚、勇、睦、和、善”这20个道德主题。通过100个村落故事来呈现和演绎，由于不同的村落有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历史故事和人物构成，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化，同一主题在不同区域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和外在表现。

如“崇文重教”，有浙江芙蓉村的“耕读传家久”，广西秀水村的“书声震家声”，浙江独山村的“崇文向善”，河南张店村的“重教启智”，也有甘肃凤山村的“诗书传家”。芙蓉村由于历史上有科举出身的“十八金带”，村里有“七星八斗”的古老阵法，寓意后人犹如天上的星斗一样，人才辈出，因此他们非常重教，每年建立奖学金鼓励成绩优异的学子；秀水村则用“读书荣身”的观念来教育子孙，强调通过尚学家风来延续家族荣耀；独山人讲求“读书明理”，认为读书使人有辨别是非的能力，更侧重自身修养；张店村纪念先人张良谦卑处世的精神和追求智慧的志向，每年举行破蒙启智仪式，重视文化教育；甘肃凤山村由于相对闭塞的山村环境，他们追求诗书文化的熏陶，养成了淳朴坚强、宽厚仁慈的品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使得各地区对“崇文重教”产生了不同的内容阐释和外在传承方法，礼文化的传播因此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样貌。此外，“诚信”有重庆四合村的“诚信赢天下”，也有山西静升村的“无信不立”；“修身”有浙江李宅村的“修身齐家济天下”，也有杨家堂的“修人心，行义事”。这些都体现了礼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三）教化性：教人明理知义，树仁扬善

纪录片体现了礼文化仪式对人的教化意蕴。从孔子开始，先贤就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应该同步发展的道理有了清醒的共识。[6]礼文化内涵本身具有严肃性，《记住乡愁》对礼文化的传播却并不是强制式的灌输，而是通过历史故事、典礼仪式、村规家风等形式来呈现。受众沉浸到礼文化所营造的和谐环境中，产生心灵净化、信仰认同的效果。“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信条，唤起了人们对善和真的感知和向往，最终都变成了集体性、公开性的行为仪式和伦理规范，被广泛遵从和传递下去。在今天网络诈骗频繁出现、社会公益事件导致信任缺失的情况下，诚信、明理、向善、感恩、孝道、养德等传统优良品质的传播和教化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是对个人品行的塑造和完美人格的追求，让人们在社会中扮演更规范、文雅的角色。

礼文化的教化还有社会性，公众对礼文化的认同在国家层面是对中华文化精髓的骄傲感与归属感，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软实力。詹姆斯·W·凯瑞认为：“传播的仪式观并非只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7]礼文化的发扬和传播不仅可以修身，也可以维系共同的价值信仰，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外来文化冲击、娱乐至上和个性化的社会潮流下，内涵丰富、意蕴深厚的儒家礼文化又被发掘出来，担负起教化民众、黏合社会价值观的重任。可见，礼文化既是精神上的给养，也有伦理道德的规范和合乎礼的行为准则，但本质上是对人的教化工具。

（四）寓教于乐

礼文化还有寓教于礼、寓教于乐的特点。通过人生过程中重要的仪式来传承礼文化，如入学礼、成人礼、婚礼。人们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应的仪式，这些人生仪式具有趣味性和审美感受，同时也宣告着人的成长和担负的新使命。

中国讲求“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河南省张店村每年四月初十都会举行破蒙启智仪式，孩童们在张良像前诵读祖训，学习先人谦卑处世的精神和追求智慧的志向；3月广西门头村瑶寨为年满15岁的年轻人举办成人礼，他们穿上最华美的衣服参加仪式，在庄重又新奇的仪式中体味到成长的心理变化，担负起新的使命；重庆阳平坝村村民共同帮忙筹办婚礼，新人在欢乐婚礼中收获全村的祝福，祖先希望婚姻和睦、幸福美满的愿望也被感知和传承。关于人生的仪式由禮乐、祝福、希望等元素组成，表现形式具有热闹和娱乐的表演成分。而人本质上是仪式化的动物，对仪式的参与体验调动起“世俗神话”的力量。[8]人们参与到“仪式空间”中，从而产生对礼文化的认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五、结语

记住乡愁，更深层次的是唤醒内心深处对礼文化的认同和归属。礼文化的价值指向与当代社会的精神追求是和谐共生的。通过纪录片形式对礼文化精髓本质进行挖掘和呈现，是使传统文化焕发生机，突出其现代性的一种新尝试。

[本文为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BXW044]

参考文献：

[1]王冠.论儒家礼乐文化的形成与建构及对当下的意义[J].江苏社会科学.2016（5）：145.

[2]彭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M].北京：中华书局，2004：8.

[3]邹林昌.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8.

[4]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02.

[5]伊芙特·皮洛.世俗神话——电影的野性思维[M].崔君衍，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3.

[6]彭林.儒家礼治思想的缘起、学理与文化功用[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6）：45.

[7]詹姆斯·W.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M].丁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7.

[8]张兵娟.日常生活的仪式与共同体的价值建构——从《舌尖上的中国》谈饮食文化的传播意义[J].新闻爱好者，2013（10）.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