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钢

“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案”，是这场浩劫中牵涉面最广、受害人职务最高、后果最为严重的案件。为了打倒刘少奇，受江青、康生、谢富治三人操纵和指挥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于1968年10月18日提交《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给刘少奇扣上了三项罪名，其中最阴险的罪名是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后经查明，所谓“罪证”完全是用刑讯逼供、弄虚作假等手段制造出来的伪证。那么，诬陷刘少奇的“罪名”从何而来呢?这还要从刘少奇在奉天被捕的那段历史说起。

事情发生在80年前。

1929年7月14日，一辆普通客车缓缓驶进奉天(即沈阳)火车站。一对衣着整齐的夫妇，夹杂在往来的旅客中，匆匆走出车站。夫妇两人雇车来到一家旅馆门前停了下来，并住进了这家旅馆。这对夫妇便是刘少奇和妻子何宝珍。

当时，东北三省统称“满洲”，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统治之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刘少奇这次是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在此之前，已经有三届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严重的一次是1928年12月，满洲省委在举行扩大会议时，被敌人包围。省委委员除团省委书记一人逃出外，省委书记陈为人和全部常委以及几名外埠负责人共13人全部被捕。由于省委机关几乎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使党在东北的工作和群众运动几近瘫痪。

刘少奇来到奉天后，立即着手重建省委机关。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东北地区党的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基础工作做完后，刘少奇开始主抓奉天的工人斗争工作。分管奉天市工作的省委常委孟坚(即孟用潜)同志向刘少奇报告：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刘少奇决定与孟坚一起参加纱厂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罢工。

奉天纱厂坐落在偏僻的城郊地区，纱厂周围是一片坟地和小树林，从外面上看十分荒凉。1929年8月22日下午6时许，一位教书先生模样的人出现在小树林里，他就是孟坚。不久，一身工人打扮的刘少奇也来了。按约定，他们要与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在这里碰头。过了一会儿，下班的汽笛响了，厂门却紧闭着，不见有下班的工人从里面走出来。工厂的大门口，有几个厂警转来转去，似乎在搜寻着什么。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刘少奇觉察到情况有变，马上决定迅速转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一队厂警发现了刘少奇等人的行踪，持枪冲上来将工人们团团围住。原来几天前，工人党员崔凤翥叛变。他向厂方告了密，常宝玉已在两天前被捕。

厂方警察将刘少奇、孟坚当作煽动工潮的嫌疑分子审问。审讯中，刘少奇只承认是武汉来的失业工人，到奉天来找工作。主审的厂警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做工的工人。”刘少奇平静地答道。

厂警中的一个头儿瞪着眼睛上下打量着刘少奇，突然吼道：“把手伸出来!”

那人看了看刘少奇的手，嘿嘿笑了两声，说：“工人?你骗不了老子!看你细皮嫩肉的，连个茧子都没有，还敢冒充工人!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刘少奇镇定地说：“我就是工人，排字工人。若你们这儿有排字的活儿，我可以做给你们看。”

厂警们互相嘀咕了几句，又突然喝道：“你为什么要来煽动工潮?”

“什么工潮，我根本不知道。”刘少奇说。

厂警见问不出什么名堂，大失所望，拉起刘少奇的手打了一阵板子，又把常宝玉押来对质。所幸常宝玉之前没有见过刘少奇，看了半天后说：“不认识这个人。”

厂方没有抓住刘少奇等人的把柄，第二天将他们押解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二分局，关押在临时看守所。8月26日，警察局又将刘少奇、孟坚、常宝玉三人一起押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刘少奇利用放风的机会，对孟坚说：“现在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到监狱的，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要说服那个工人(指常宝玉)否认煽动工潮，我们的案子就比较容易解决。”孟坚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对常宝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终于将其说服。常宝玉再过堂时，全部否认了在纱厂审讯时的口供。

再说省委机关的同志，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到刘少奇与孟坚，也没有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十分着急，担心他们的安全。省委马上派杨一辰去打听消息。杨一辰是省委组织部的组织干事，他找到纱厂的团支部书记，从他那里知道刘少奇与孟坚一起被纱厂的警察抓住的事情。省委根据这个情况，决定派杨一辰到敌人的监狱里再打听打听，看看刘少奇与孟坚是不是被送到那里了，因为按照惯例，纱厂的警察所扣押人是不能太久的。说来也巧，有一个叫周世昌的党员正被关在狱中。周世昌是在法国入党的老党员，被捕后表现得很坚强，没有泄漏党的秘密。此时他的刑期快满了，敌人的看管比较松，还让周世昌在监狱门口卖监狱自产的酱油。卖酱油的地方有一个小柜台，窗口安有铁栅栏，人出不来，只能从铁条的间隙中接递瓶子。杨一辰利用这个机会，装着买酱油的样子，把瓶子递进去，顺便递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设法弄清新近有没有被捕的党员，叫什么名字。周世昌看了纸条，低声说：“现在酱油只剩下底子了，不好，隔两三天再来吧!”杨一辰明白其中的含义，点点头就回来了。

按照约定的时间，杨一辰又来买酱油，周世昌把装满酱油的瓶子递给了他，里面夹带一张纸条。走到无人处，杨一辰打开纸条，知道监狱最近确实关押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叫“成秉真”杨一辰分析后，断定刘少奇肯定是被捕了，因为“成秉真”就是刘少奇在狱中的化名，于是连忙向省委汇报。省委一面向中央报告，一面设法营救，并派杨一辰去探监。不久，杨一辰提着一些水果、点心来到了监狱，在监狱的接见处等着与“成秉真”见面。一会儿，人被带来了，果然就是刘少奇。

这个与犯人见面的场所，中间有个铁栏杆，彼此隔着一段距离，可望而不可即，要握个手都不行。两边都有狱卒看着，老是不停地催促：“快点，快点，时间到了，不能谈了。”在这样的场合，当然不能详谈什么。

杨一辰问刘少奇：“怎么样?”

“不要紧，估计过几天就可以出去了，请不用惦念。”刘少奇答。

杨一辰知道情况并不严重，便转而问：“还需要什么东西?”

刘少奇说：“用不着，只要存上点钱。”

杨一辰又说：“我可以找个铺保作保人。”

刘少奇点点头，没有说话。

告别出来，杨一辰在狱警那儿存了240元的奉票，相当于20大洋，供刘少奇出狱打点时开销，并找到一个店铺做保人。几天后，党组织还安排何宝珍去监狱探望了一次。一个星期后，法院开庭审讯了。主审法官是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洋学生，穿着法官大礼服，派头十足地坐在审判桌前。他审问过孟坚之后，接着审问刘少奇：“你叫什么名字?”

“成秉真。”刘少奇沉着地答道。

法官又问了几个问题，刘少奇的回答同前两次不差分毫。接着，法官把常宝玉叫上来。常推翻了原供，否认认识孟坚，并坚持说以前的口供是厂警刑讯逼出来的。不到一个小时，法庭调查结束。法官见案卷中根本没有物证，只有常宝玉一个前后矛盾的口供，显然不足为凭。过了几天，奉天高等法院对这一“煽动工潮”案的判决书下来了。对刘少奇、孟坚的判决结果是：“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常宝玉因和纱厂有直接关系，判罚40天拘役。由于事先安排好了保人，刘少奇由法警带到一个叫“宝兴店”的小旅店后就被释放了。刘少奇出狱后，特意交待孟坚派人去看望常宝玉，并送他一些东西。

满洲省委的同志见刘少奇与孟坚都安全脱险，十分高兴，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随后，中央回电，由刘少奇继续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任宣传部长。这样，刘少奇又重新挑起领导党在东北工作的重担。满洲省委的革命工作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开展得如火如荼。这次意外的被捕，成为刘少奇同志在满洲省委工作中一个十分难忘的经历。刘少奇同志沉着面对危机，冷静处理问题的大将风范，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