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舟

毛泽东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许多中国人知道了“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这篇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檄文里，司徒雷登以不十分光彩的角色定格在中国人的脑海里。60年过去了，历史深处的人与事渐行渐远。然而不久前的一场特殊的骨灰安放仪式，又再次将记忆的罗盘拔回到那段波谲云诡的岁月。

2008年11月17日，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半山水洪庙——安贤园，举行了一场骨灰安放仪式。骨灰的主人有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名字——司徒雷登。从立下遗嘱那天起，司徒雷登似乎已料到自己“回家”的路注定不易，所以在1955年立下的遗嘱里，这个基督徒“指令”将自己的遗体火化。“基督徒死后一般是不火化的。”燕京大学校友姚林杰说。这趟“回家”路，竟让司徒雷登在身后等了整整46年。

17日上午10点多，在杭州市半山安贤园文星苑一座已经挖好的墓穴前，白发苍苍的姚林杰时不时向路口张望。和他一起的还有6位80岁左右的燕京大学校友。在来这里之前，他们7个人的审查材料，早已由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上报给国家外事部门备案。在有关部门审批后，他们获准分别从北京和上海前来杭州，参加这场意义非常的骨灰下葬仪式。出席这个仪式的，还有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和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康碧翠，以及中国外交部官员和杭州市主管外事的副市长佟桂莉等。

在众人的期待中，专程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驱车赶来的一名工作人员，将一盒通过商定的外交渠道带到上海的骨灰，转交给傅履仁和蒋彦振。随后两人亲手把骨灰放进墓穴(傅履仁是司徒雷登当年在中国的助手傅泾波的幼子，也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曾任美国陆军法律总监长达33年之久。1995年，在前任国务卿黑格将军的推荐下，退役后的傅履仁曾担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驻中国总裁。2006年5月，傅履仁正式成为由杰出美籍华人组成的百人会的第四任会长；蒋彦振则是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常务副会长)。低沉的“星条旃永不落”和“奇异恩典”乐曲声响起，在中外友好人士的注目下，骨灰很快被工人用泥土掩埋，黑色的墓碑被迅速树起。葬礼在几段简短的致辞和三鞠躬后结束，前后持续了三四十分钟，然后神情肃穆的人们分头离去。

60年前，毛泽东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同这位燕大的创办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挥别，与那样的高调相比，低调似乎成为司徒雷登此次归来的唯一主题。

从传教士到教育家

司徒雷登，1876年6月24日(光绪二年)出生于杭州武林门内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团寓所。咿呀学语时，司徒雷登首先学会杭州话，留在他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杭州漫山遍野红艳艳的杜鹃花，以及六合塔、虎跑泉、灵隐寺、岳王庙，还有其它数不清的名胜古迹。

11岁时，司徒雷登被送回美国上学，借住在亲戚家。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28岁那年，司徒雷登带着新婚妻子艾琳·司徒雷登(中文名字路爱玲)回到出生地——杭州。之后3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在杭州和周边地区传教，还到教会学校任教。1907年，司徒雷登与美国长老会合办了育英书院(现浙江大学之江校区)。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雷登被教会推荐到学院任希腊文教授。司徒雷登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也从此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任教的第三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那时还特别聘请其担任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发表演说，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的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外国人。正因为他对中国政局以及中国社会的了解，1915年回国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白宫召见了司徒雷登，向他了解中国及中日关系等情况。

创办燕京大学

当时，美国教会和英国伦敦会决定将3所教会大学，即汇文、通州协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称“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举任校长。燕京大学成立时的本部在城区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可是当年那处同林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司徒雷登得知后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最终以4万银元的低价出让，还捐给燕大2万银元作为奖学金。

燕京大学成立初期是“一所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没有人关心的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教授只有20多人，其中中国籍的2人，许多外籍教师根本就不具备在大学任教的资格。从1919年－1937年的近20年时间里，司徒雷登数次赴美，募集款项250万美元，成为燕大主要的经济来源。1934年－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给燕大拨款6万元，并且从“庚子赔款”的退款中每年再增拨1.5万元。但政府拨款加上中国各界的捐款，也只是占燕大每年经费的十分之一。为了募集到更多的资金用于燕京大学的建设，司徒雷登在傅泾波的陪同下四处奔走，张作霖、段祺瑞、孙传芳、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冯玉祥等这些当时的大军阀和官僚都曾在司徒雷登的游说下为燕京大学解囊。

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新址——燕园。一对美国夫妇乔治·柯里在湖边(此湖后来被钱穆命名为“未名湖”)捐赠了一处住宅，指定供校长居住。但司徒雷登并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接待来宾、重要会议或者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都常在这里举行。1929年6月15日，著名女作家冰心与吴文藻就是在这里举行的婚礼。1935年，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和王同惠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婚礼，主婚人均为司徒雷登。这座庭院很长时间里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现为北京大学贵宾接待室)，后由胡适撰写了匾牌。

燕大之所以成为当年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还有赖司徒雷登确立的办学方向，一开始就使燕大弥漫着浓厚的学术、思想自由的空气。他在聘请教授时，只问有没有真才实学，不问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也不管学术流派。在他看来，大学教育无非就是给每个学生以选择的自由。在他努力下，不到10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就成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环境最优美的一所高等学府。燕大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神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陈垣、邓文如、顾颉刚，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记者斯诺等人。国文系更是名家济济，有顾随、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也是在燕京大学诞生的。此外，这里的新闻系也令举国瞩目，1945年9月2日，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军舰上日本投降仪式现场的三位中国记者——朱启

平、黎秀石、曾恩波，都是从燕大走出来的。朱启平发回的长篇通讯《落日——记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被公认为是永垂史册的经典“状元之作”。许多记述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都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收入了大学新闻教材。

末代大使的无奈

1945年9月16日，傅泾波陪同司徒雷登去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司徒雷登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司徒雷登，延安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司徒雷登笑着说，他了解。也是在那次由美国返回中国时，傅泾波劝司徒雷登在南京停留，拜访一下老朋友——蒋介石。司徒雷登接受了这个建议，结果这次会面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在蒋氏夫妇的介绍下，司徒雷登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1946年7月11日，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美驻华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

出任大使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对于大使任命，他提出两点要求：一、希望两年内完成大使任务后仍回燕京大学；二、出任大使必须要有傅泾波做助手。这两个请求得到了马歇尔的特批，于是傅泾波以“私人顾问”的身份跟随司徒雷登到了南京。

美国政府之所以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其目的是希望能利用司徒雷登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与各政党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达到他们所期望的国共调停。中共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也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的确，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身份，使司徒雷登无论在哪一派政治势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职、对他怀有敬意的燕大毕业生。但是，当时的政局已经不是他一个人可以扭转的。

1949年4月23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包括前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使馆人员都撤到了广州，而一直被视为暗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坚持留在南京，观察局势发展。之前，司徒雷登拒绝了时任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要求美国大使馆南迁的要求。他在日记中写道：南京一被接管，他就着手起草承认中共的备忘录，准备促使美国承认共产党政权。于是，虽然使馆大部分人员都已撤往广州，但司徒雷登和傅泾波还有几个年轻助手一起留在了南京。

南京解放后，派到那里主管外事工作的是“文革”后曾经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他也是较早加入共产党的燕大毕业生。5月13日，黄华奉命以私人身份到大使官邸(现为西康路33号江苏省委招待所)拜访了司徒雷登。此后的一个月中，双方互访有5次之多。后来，黄华将这段历史写进了回忆录中(即1995年黄华撰写的《司徒雷登离华真相》)。

当时，司徒雷登希望能够到北平，与中共高层当面会谈。中共方面答复同意他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北上，并可安排与中共领导人会面。傅泾波当时极力建议司徒雷登“先斩后奏”，先到北平与中共领导人见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实。但他还是决定暂缓北上，等候时任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再做决定。7月2日，艾奇逊来电，要求他必须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暂时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雷登还致电，要求允许其到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但几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其回国的电报。

作为一个大使，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职责所在，就是必须对华盛顿负责。司徒雷登后来经常跟傅家人说“我不是政策制定者”。1949年8月5日，司徒雷登还在返美途中，美国政府发表了《中国问题白皮书》。《白皮书》回顾了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1944年至1949年间的美国对华政策。其中五分之四是资料，披露了各种文件，包括司徒雷登任驻华大使时期撰写的中国形势的报告。司徒雷登为这种不合常规的做法所震惊，也感到十分被动。白皮书的初衷之一是平息美国国会和民众中对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的质疑。白皮书发表之后各方反应强烈。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了社论《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并提出了著名论断：“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批判白皮书。恰恰是这篇文章，令全中国人把司徒雷登当成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艰难的“回乡”之路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之后的生活更加不为人所知。他一生简朴，素无积蓄，由于没有在美国国内工作，也没有社会保险。1952年，辞去大使职务后，生活来源仅有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每个月发给的600美元退休金。

司徒雷登去世前，一直和傅泾波一家生活在一起，由傅家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1955年8月1日，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希望他身故后“将遗体火化”，并特别指明：“如有可能，我的骨灰应安葬于中国北平燕京大学之墓地，与吾妻遗体为邻；我并指令，如果此种安葬证实不可能，则上述骨灰可安葬于其他任何地方，此种决定及变更之选择由我的朋友和同事菲力傅(即傅泾波)及妻子作出。”然而，在司徒雷登立下遗嘱时，燕京大学已经不复存在。尽管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游行队伍里的燕京大学师生挥手致意时还高呼“燕京大学同志们万岁!”但1952年10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这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就被撤销了。其法学院并入北京政法学院，文科和理科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燕园也归属北京大学校园。

司徒雷登在遗嘱中提到要将自己的遗体火化，这一违背基督徒常理的举动其实可以理解，司徒雷登就是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安葬在他一手创立的燕京大学中。在司徒雷登身故后的46年中，将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成为傅泾波父子和一些燕京大学校友无时无刻不想了却的心愿。但这条归葬之路，并不那么顺利。

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妻子路爱玲病逝于北京，安葬在燕京大学公墓。司徒雷登身后，傅泾波一直为将他落葬燕园而多方奔走。中美关系解冻后的1972年，为了解中国的情况，龙云的儿子、美籍华人龙绳文曾组织一批有影响力的华裔来中国访问，其中就有傅家的三女儿傅海澜。傅泾波让女儿带了一封信给周恩来，信中表达了他想回国看看的愿望。1973年，应周恩来的秘密邀请，傅泾波重返中国，在北京住了10个月。1984年，傅泾波再次回国访问，见到了杨尚昆。傅泾波两次回国都提出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一事，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1986年，傅泾波再次托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韩叙转交一信给邓小平，其中提到骨灰安葬和将1946年周恩来送给司徒雷登的一只中国明代五色花瓶归还中国这两件事。1986年夏，有关部门经过协商，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同意接受花瓶，将其存放在南京梅园新村；同意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未名湖畔的临湖轩。8月，傅泾波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公函。其时傅泾波已经86岁高龄，身体欠佳，加上需要一段时间设计和加工墓碑，他决定次年5月将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北京。

然而，世事难料。1987年4月，傅泾波接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通知：此事暂缓办理。1987年4月，燕京大学校友国仲元从国家教委借调到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工作，与傅泾波一家交往较多。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陪同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倪孟雄一起去傅家。年迈的傅泾波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来人，双方寒暄良久，都不忍把骨灰安葬一事发生变故的消息告诉傅泾波。国仲元后来回忆说，傅泾波一直沉默，直到听到倪孟雄说出落葬一事不得不“暂时缓办”后，才平静地说了四个字：我能理解。一年后，傅泾波让女儿将花瓶送回了中国。5个月后，傅泾波在美国去世。去世前，他将此事嘱托给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然而林孟熹也未能完成故人的嘱托，在2006年1月辞世。

林孟熹离世后，司徒雷登骨灰归葬燕园的事情落到了傅履仁的肩头，年逾古稀的他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傅履仁回忆，转机源于一次不经意的会面。2CC6年，他在美国与到访的浙江省政府代表团的一次会谈期间，很自然聊到了司徒雷登，令他颇感意外的是，事隔不久傅履仁访问中国时，浙江省外事办公室方面主动谈及此事。在与习近平会见后，他得到消息说，中国政府批准了将司徒雷登安葬在杭州一事。

钱江边，西湖畔，这位杭州出生的美国人，终于在这里安息，在杭州历史上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页。尽管“回家”的地点，并非司徒雷登生前最期望的燕园，虽然墓地上的碑文也极尽简略，但回到出生之地安息也是对逝者的些许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