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收

1976年是中国农历龙年。这一年，中国的政坛遭遇了“龙卷风”一般的灾难。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向周恩来敬过最后一个军礼的总司令朱德元帅走到了人生的终点；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溘然长逝。伟人的相继离世，使得1976年的中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毛泽东逝世后，他的遗体保护的情况以及修建纪念堂的经过，一直以来很少为外界所知晓。

“三人小组”第一时间确定遗体保存方案

1976年9月8日晚，华国锋正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欢迎西萨摩亚国家元首马列托亚·塔努马菲利第二殿下访华。急促的电话铃声传来毛泽东病危的消息。没等宴会结束，华国锋就赶回了中南海。他走进毛泽东卧室，此时主席已经停止了呼吸。

华国锋立即在中南海住地202室召开政治局会议，紧急磋商治丧事宜。会上重点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主席的后事；二是主席的遗体如何处理；三是是否邀请外国代表团来京吊唁。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首先要保护主席的遗体，让各界人士吊唁、瞻仰。会议决定，从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抽调干部和专家，共16人成立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办公地设在北京市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九号，为对外联系称叫“国务院第九办公室”，简称“九办”。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毛主席纪念堂的建设、遗体保护的决策和一切组织措施、工作的落实。“九办”经过研究，责成卫生部部长刘湘屏马上组织力量对遗体进行保护。任务下达后，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迅速成立，成员是刘湘屏、黄树则、吴阶平、林钧才、徐静、李志绥。

9月9日凌晨4时左右，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中南海北门，在一排灰房前停：了下来。车上走下两个人，一个是卫生部部长刘湘屏，一个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组党支部书记、形态学教研室第一副主任徐静副博士。刘湘屏一下车大步走在前面，徐静紧随其后。两人穿过走廊，走进一个房间。室内的空气似乎是凝滞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早已等候在那里。他看到刘湘屏、徐静二人进来，迅速站起来，语调低沉地问：“你是徐静同志吧?”徐静回答：“我是。”汪东兴哽咽着，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向你们宣布一个不幸的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为让全国各族人民瞻仰主席遗容，需要进行遗体保护，时间15天左右。”徐静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汪东兴又问徐静：“你有什么要求吗?”徐静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思索了一下，才提出三个要求：第一，需要回院和同行专家们共同研究方案；第二，看看毛主席遗体；第三，需要一点时间，准备必要的器械、药品。随后，汪东兴带领刘湘屏和徐静走进毛泽东卧室。室内光线很暗，室温很低。毛泽东仰卧在大床的中央，身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白色的毛巾被。徐静缓缓地走近床边，从侧面掀开毛巾被，仔细察看毛泽东遗体。她粗略计算了一下毛泽东的身高，仔细观察了皮肤有无损伤，又轻轻地触摸皮肤的弹性，轻轻活动一下关节。然后，重新盖好毛巾被。

出了中南海，刘湘屏和徐静直奔医科教师，为了研究和教学的目的保存尸体和标本，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的尸体标本都有，只求不腐烂，而皮肤颜色、面容、体态都不重视，这种保行我们是有把握的，经验也是丰富的。但主席遗体的保存大不相同了，不但不能腐烂，还要栩栩如生，要让人民群众瞻仰，这我们没有做过，也未敢想过。我们只能努力去探索。华国锋说：“长期保护好毛主席遗体，世院。徐静向党委书记杨纯作了汇报，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研究。研究决定，徐静牵头负责此事，张炳常和陈克铨参加，组成三人小组。张炳常是解剖教研室副主任，陈克铨年仅38岁，是形态教研室的副主任。三人共同商定了遗体初期防腐的方案。当日10时左右，徐静、张炳常、陈克铨携带药品、器械准时赶到中南海。解放军305医院院长李志绥在门口等着他们，随后领他们去见华国锋。

主席卧室旁边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华国锋正在主持会议。徐静等人进来后，原来讨论的话题停了下来。汪东兴让他们坐下，并提议徐静谈一谈遗体保护的方案。徐静谈了自己的方案、效果和实施的办法，并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一地作了扼要的回答。这时，张春桥站起来，背着手，指着徐静的鼻子问：“你究竟有多大的把握?”徐静镇静地回答道：“我们三人都是医学院的解剖学和组织学的世代代让人民群众瞻仰，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你们完成好这项任务，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就按你们的方案办。”

遗体进入神秘“保护室”

方案批准了，下一步的关键是实施。徐静“三人小组”首先把主席的卫生间进行了彻底的清扫和消毒，并把这里作为工作场地。临时拔来的尸体台被摆放在房间的中央，便于在四周操作。一切准备就绪后，三人便对毛泽东的遗体实施防腐处理。三人紧密配合，边做边商量，有条不紊。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紧张工作，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全部工作。防腐处理工作结束后，“三人小组”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守候在遗体旁直到10日深夜。他们仔细地观察着遗体的细微变化，为长期保存做好原始记录。

10日下午，“三人小组”重新测量了毛泽东遗体的尺寸。红都服装厂的师傅们很快赶制出两套中山装，一套厚一点的为深灰色，一套薄一点的为浅灰色。经中央领导同志商议，决定穿浅灰色的那一套。理发师为毛泽东重新梳理好头发，北京医院病理科马燕龙技师为毛泽东作了细致的化妆整容。整个过程，江青始终没有露面。后来突然传来消息说“首长要来”，周围的气氛马上变得严肃、紧张起来。两小时后，江青身着黑衣，面遮黑纱，出现在大家面前。她冷漠地与大家握过手，什么也没讲，一滴眼泪也没掉。她在毛泽东遗体旁摆着各种姿势，让摄影师为她拍照，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不久，党中央决定从1976年9月11日开始至17日，毛泽东遗体移进人民大会堂，在这里举行群众吊唁、瞻仰活动。9月11日凌晨3时20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护送毛泽东遗体出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防腐小组的几位同志也随着遗体转移到了人民大会堂。在大会堂北大厅，工作人员为毛泽东遗体的吊唁活动紧张地忙碌着。

9月11日上午10时，吊唁活动正式开始。成千上万的人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在悲壮的哀乐声中，缓缓走过伟人身边，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遗体前肃立、默哀。吊唁活动的第一天，棺罩未来得及罩上，毛泽东遗体是敞放的。大厅的温度保持在15℃以下。但是，川流不息的瞻仰人群使室内温度升高。同时，演奏哀乐的乐队仪器和大厅里的强烈灯光，也散发着热量。经过研究，专家们建议撤除乐队的现场演奏，改为播放哀乐，并控制灯光总量，主要保证主席遗体顶上的那盏大

灯，并加盖确机玻璃棺罩。

在这段时间里，华同锋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多次召开会议，直接听取遗体保护情况的汇报。第一次主要是让徐静详细地汇报遗体防腐处理情况，采取了什么办法，效果如何。华同锋听完汇报后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毛泽东遗体保护好，不能出差错，这是人民的重托。第二次会议，气氛有点紧张。当提到大厅内温度降不下来，不利于遗体保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时，话还未说完，张春桥、江青就要求停止瞻仰、吊唁活动，改用照片代替遗体告别。如果真的采取这种办法，势必在围内外造成不良影响，显然是不可取的。谷牧主任见状，赶紧介绍了将进一步采取降温的措施，会议气氛这才缓和一些。第三次会议是听取赴越考察小组的汇报。毛泽东病逝后第三天，征得越南党和政府的同意，我国派了以北京医院院长、抗法战争时我国驻越南的卫生顾问林均才为团长的6人代表团赴越了解和学习胡志明遗体的保护情况。可惜不巧，他们未能看到胡志明的遗体。

9月13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保护毛主席遗体领导小组，华国锋任组长。吊唁活动持续到17日，首都先后有三十多万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吊唁。从人民大会堂的吊唁活动结束到毛主席纪念堂建成，这中间大约需要一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毛主席遗体放在哪里，怎样继续进行保护?18日追悼大会结束，中央决定将毛泽东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为“769”的地方。9月20日凌晨3时50分，毛泽东遗体由华国锋、汪东兴等护送离开人民大会堂，顺利地转移到“769”保护室。

毛泽东遗体安放在“769”保护室后，保护室随即实行了24小时值班制。警卫与医务两套班子，各司其职，循环往复。警卫工作主要由毛主席生前警卫人员承担，从大门口到保护室设了四道岗哨，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毛维忠、张耀祠等领导轮流带班。为了确保“769”所处环境不受污染，中央规定汽车不准进入。中央领导同志到此，即使是华国锋，也必须在外面下车，步行进去。“四人帮”中除姚文元之外，都来过“769”。江青来时从不打招呼，而且车子直接停在工作区门口。10月初，逮捕“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严厉指示“769”加岗设防，防止“四人帮”破坏。为长期保护好毛泽东遗体，经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了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

研制“水晶棺”

就在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便向有关部门的领导、专家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要尽快组织力量研制一个世界一流的水晶棺。棺体要庄重大方、气魄雄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并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如地震、战争、破坏、损耗等要有可靠的抵御能力。

1976年9月13日晚，中央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谷牧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方面领导和专家参加的办公会议，成立了“水晶棺小组”，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韩伯平被任命为组长，北京玻璃总厂党委副书记肖秧为副组长。经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制作“水晶棺”工作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工程。在外观上，要庄重大方，气魄雄伟，而且要有很高的清晰度，使人们从各个角度都能清楚地看到毛主席遗容；在材质上，必须是名副其实的水晶棺，坚固耐用，防震防破坏；棺内要符合遗体保护要求，低温隔氧、保湿防干、净化无尘；就时间来说，必须符合中央的规定，在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纪念目，即1977年9月9日以前完成。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1976年11月25日，第一个用光学玻璃制作的水晶棺在北京问世了。经过严格的测试，模拟了云南八级地震，未出现任何异常现象。12月1日，谷牧和顾明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报告：“现在已试制出光学玻璃做的水晶棺样棺和反降转移装置的模型，密封、充气、降温等装置也都研究出了较好的方案。光学玻璃样棺长2.2米，宽1米，高55公分，棺壁厚4公分，清晰透明，基本符合设计要求。样棺连同升降装置的模型，都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待中央领导同志审完后，即可正式制造。”，

12月9日下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汪东兴、谷牧等一起来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大厅，审定水晶棺样式。察看后，华国锋等人对研制出的玻璃水晶棺基本表示满意，但由于倾斜度不够合理，棺壁上出现遗体影像反射，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做得更好一些。北京玻璃总厂等单位的职工加班加点，连续奋战，于1977年2月又制作出第二个光学玻璃棺，解决了棺壁上有遗体影像反射的问题。同年7月，他们又根据实验的结果，制造了第三个光学玻璃棺，质量全部达到了设计要求。就在光学玻璃棺反复试制的同时，真正用水晶制作的水晶棺也在加紧进行着。

为确保水晶棺的质量，国家地质总局选定由全国最好的江苏省东海县105矿提供水晶。105矿先后为水晶棺研制提供了约52吨一级熔炼水晶。1977年8月，在北京605，正式完成了水晶棺的整体组装。

1977年8月18日，水晶棺在车队的护卫下，运至毛主席纪念堂南门口。64个小伙子组成方阵，在肖秧的指挥下，喊着号子，将水晶棺移进了毛主席纪念堂瞻仰大厅，只等着毛泽东遗体移入纪念堂了。8月16日，谷牧和顾明向中央写报告，提出转移遗体，并很快得到了批准。

1977年8月20日凌晨1时40分，运载毛泽东遗体的车辆从“769”出发，按照事先制定的方案，顺利地抵达了毛主席纪念堂。当天上午11时，水晶棺被升入瞻仰厅可瞻仰的位置。事前，中央警卫局毛维忠副局长，亲自带领司机勘察路线，组织司机反复演练。

修建毛主席纪念堂

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但是，究竟在哪儿保存毛泽东遗体呢?“九办”成立伊始，即成立了一个“陵墓设计小组”，后改名为“毛主席纪念堂设计组”。赵鹏飞和孙友余同志任正、副组长。

设计小组最初的任务是为陵墓选址。从1976年9月14日起，设计小组进入了紧张的选址工作。他们走访了北京的许多地方，勘察了许多名胜古迹，先后对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北端一带、中南海、香山、景山、北海等十几个地点作了重点调查研究。两个月后，作出了30多个设计方案，呈报办公室。在这30多个方案中，有几个政治意义比较重，也曾被列为重点，但后来都被否定了。

比如说天安门北方案。该方案是把陵墓建在首都规划南北主轴线中心的端门位置上。最初的想法是当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检阅队伍时，游行的人群面向天安门，同时也向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优点是在这个地方建墓拆房少，周围树木繁茂，可以利用；缺点是陵墓前面有天安门，其它方向有古建筑群，广场上的群众看不到。

中南海方案。该方案是把陵墓建在中南海里。最初的想法是毛泽东在解放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都居住在中

南海丰泽园。在这里居住、生活、办公，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这里作出的。优点是中南海岸上林木茂盛，绿草如茵，水中波光荡漾，清澈见底；缺点是陵墓在这里，成千上万人来瞻仰，会影响这里的中央领导办公，也会影响国际友好交往。

香山方案。该方案是把陵墓建在香山双清别墅边上。最初的想法是毛泽东1949年3月由问北平山县迁至北京暂住时，就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在这里，毛泽东指挥渡江作战，接见民主人士，与战友们共商建国大计，并发表了《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历史文献。优点是陵址周围苍松翠柏，景色秀丽，且有两股清泉飞泻而下，环境幽雅；缺点是地处远郊，不便瞻仰。其它还有景山方案、十三陵方案等。

后来为什么选择在天安门广场呢?早在解放初期，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就提出，将来要“把天安门广场建成人民最喜爱的地方”。建国以来，天安门广场经过三次大的整修扩建。同时，天安门广场还曾经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它的北端是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的天安门城楼。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还亲自在这里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并且多次检阅过群众队伍，参加过许多重大集会。天安门广场的中央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西侧矗立着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东侧是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可以说，天安门广场是一个政治、文化活动的中心。毛主席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光彩夺目的天安门城楼、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和壮丽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形成一个完整的宏伟建筑群体，使天安门广场的政治内容更加鲜明突出，雄伟壮观。建筑设计专家们经过周密的思索，充分的酝酿，最后提出将纪念堂建在天安门广场南部，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正阳门城楼之间，即在原“中华门”的位置上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中华门”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把毛主席纪念堂建在这个位置，和天安门城楼遥遥相对。四周的高大建筑如同“众星捧月”，就会突出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形象。通过各种方案的比较，最后决定，纪念堂的中心点，建在纪念碑和正阳门等距各2C0米的位置上。

1976年10月7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正式宣布“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

1976年11月6目，中央政治局集体审查纪念堂设计方案。几种各具特色的建筑模型，摆在领导们面前。领导们经过审查，基本同意了初步的方案，但要求进一步改进。而此时，全国著名建筑专家提出方案后已离京，留下的只有清华大学、西安设计院、建工部设计院、北京市设计院的教授和建筑师负责进一步修改工作。但是，当时有关地下工程保密很严，建筑师们不了解，纪念堂内部的设置也一时定不下来，所以建筑师们一时难以下笔。负责施工工作的总指挥李瑞环同志焦急万分，几次催促赵鹏飞尽快拿出实施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赵鹏飞、沈勃等同志商议，以沈勃同志为主，在各位教授和建筑师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大家的意见，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勾画出纪念堂实施方案草图。第二天天一亮，他就将草图交给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方伯义，方伯义在草图的基础上，画出了正式方案。后来，这个方案报告给谷牧副总理，谷牧又请示叶帅、华国锋同志。华国锋最终确定了纪念堂建筑方案，即纪念堂的建筑形式为正方形，八开间，重檐屋顶，两层红花岗岩台基，绕以汉白玉栏杆，廊柱为正方形抹小角。总高度为33.6米。

听说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全国上下积极响应。天安门广场正中的毛主席纪念堂刚刚开始破土动工，全国29个省市就捐献出自己最具特色的物产，北京上百万市民自愿到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仅仅经过半年多时间，建筑工人们就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完成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工作。1977年5月27日，占地72公顷，总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的毛主席纪念堂正式落成。

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的同时，天安门广场也完成了它的第三次大改建，形成了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中心，广场建筑呈辐射状分布的天安门广场新格局。修葺一新的正阳门与雄伟的天安门遥遥相望，刚好成了毛主席纪念堂的一道天然屏障。而毛主席纪念堂的方形造型又和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谐一致，使天安门广场更加壮观，更加气势磅礴。

其实，建造纪念堂的这种做法是有违毛泽东生前意愿的。1956年4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秘书将一份厚厚的折子送到了毛泽东手中，他微笑着展开折子认真地看了起来。这是一份工作人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拟写的文稿，内容是倡议实行火葬。毛泽东生前曾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死后实行火葬。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字。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意愿。毛泽东看完倡议书，满意地点点头，连声用他那浓重的湖南乡音表示同意，随即挥笔写下了“毛泽东，1956年4月27日”的签名。之后，彭德怀、周恩来、康生、刘少奇、邓小平等151人相继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不过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毛泽东当初的打算并未得到实现。

1980年8月21日和23日，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了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谈到建毛主席纪念堂时，邓小平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50年代，毛主席倡议所有的人死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法拉奇接着问道：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邓小平说，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1977年8月31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成为第一个瞻仰毛泽东遗容的外国首脑。1988年，巴基斯坦一个代表团在我国进行访问，访问结束时，陪同人员问还有什么要求，他们说，我们就是想看看毛主席遗容。中国方面马上安排了这一项目，满足了他们的要求。邓小平曾两次来毛主席纪念堂。第一次是1977年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时，第二次是198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每年的9月9目和12月26日，毛岸青和邵华都带着毛新宇来瞻仰毛泽东遗容。通常毛新宇会手捧鲜花在北大厅汉白玉雕成的毛泽东坐像前默哀，而后来到瞻仰厅，向老人家鞠躬，逗留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李讷有时也在家人的陪同下来瞻仰毛泽东遗容，与毛岸青一家相遇的时候，相互致意。

毛主席纪念堂从1977年9月1日起正式开放到1984年7月1日，采用的一直是发票的办法。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北京市委、中央军委四个口往下发票。这种办法在当时情况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给普通民众的瞻仰带来了不便。后来一位湖南的人大代表，将这一意愿提交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有关部门经过认真研究、讨论，各个方面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决定简化瞻仰手续，方便群众。1984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毛主席纪念堂将实行新的瞻仰办法，取消票证。从此，人民群众通过排队便可瞻仰毛泽东遗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