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礼荣

赤壁之战期间，孙、刘联军以弱胜强，大败曹军水师于长江中游地区，迫使本已控制南郡的曹操势力不得不放弃南下及东进的战略意图，据守襄阳。

曹操北归之后，围绕当时荆州南郡所在地江陵城的归属问题，孙、刘两家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角逐，这也使得刘备向孙权“借荆州”的举措成为这一阶段直接影响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焦点。所以，在曹操自北面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这一纷争新动向的条件下，孙、刘两家在政治、军事、外交上的博弈便有着极为敏感且关乎全局的重大作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周瑜“屯据江陵”战功卓著

赤壁之战结束后，曹操率大军北归，刘备和周瑜追到南郡，二人巡视完战场态势，刘备对周瑜说：“(曹)仁守江陵城，城中粮多，足为疾害。使张翼德将千人随卿，卿分二千人随我，相为从夏水入截仁后，仁闻吾入必走。”(《三国志，周瑜传》)随后，周瑜便以二千兵马随着刘备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的通道。

刘备建议中所提到的夏水，其古河道位于江陵城东南面(今荆州市沙市区)，经豫章口注入长江，再东北行连通汉水。其间，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三国志·先主传》)。

事实上，他这种向东汉朝廷呈表建言，请求由刘琦出任荆州刺史的做法，只不过是走一走过场罢了。试想，在那种群雄逐鹿、刀兵相向之际，由谁来做刺史根本就勿需朝廷批准，再说这个朝廷还正在曹操的控制之下。

显而易见，刘备这个“表”就是为了仗着前荆州牧刘表长子刘琦的名义，使自己南征原归荆州所属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等四郡而获取合法权。

刘备耍了一招金蝉脱壳之计，“南征”去了，可南郡还在曹仁与徐晃手中。这时，东吴方面派出的联军总指挥周瑜正率领三万精兵，在南郡的郡治江陵与曹仁隔江相对。而此番真正领兵北上，去截断南郡与襄阳之间曹军后勤补给通道的是关羽。“刘备与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别遣关羽绝北道。”(《三国志-李通传》)

应当说，曹军此间留在南郡境内的兵力依然不弱，要不周瑜与其副手程普也不会跟他们针锋相对将近一年还不能攻下江陵。正是这个空当给刘备留下了可乘之机。

为了打破对峙的僵局，周瑜派东吴大将甘宁攻打夷陵(今宜昌)。曹仁见夷陵告警，当即分出一支骑兵西出江陵，抢在前面围攻甘宁。甘宁势弱，招架不住，向周瑜求援。周瑜用吕蒙之计，留凌统在江陵与曹仁对峙，自己亲自领兵前往援救甘宁。战斗中，周瑜的右胸为流矢所伤，伤势严重，不得不仓皇退兵。

坐镇江陵的曹仁听说周瑜受伤卧床不起，赶紧领兵出城，麾军布阵，要来攻打东吴营垒。周瑜见军情危急，只好带伤忍痛披挂齐整，在手下一班将领的护卫下巡行军营，以激扬士气。

后来，由于关羽率领的部队出没于襄阳至江陵区间的汉水流域一带，给曹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曹仁见当面之敌无机可乘，而自己一方又穷于应付，无计可施，最后于建安十四年(209年)弃守江陵，退据襄阳。

到此，赤壁之战总算取得了一个圆满的成果。这一仗之所以能够大获全胜，首先应当归功于周瑜的正确指挥以及东吴全军上下的同仇敌忾。尤其是后期，周瑜带伤临阵，表现出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故战后孙权以取南郡之功，“拜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以下隽、汉昌、浏阳、州陵为奉邑，屯据江陵”(《三国志·周瑜传》)。

刘备南征四郡成大赢家

鉴于武陵(今湖南常德)太守金旋、长沙(今湖南长沙南)太守韩玄、桂阳(今湖南郴县)太守赵范、零陵(今湖南零陵北)太守刘度等原先便归属于刘表，而此间的刘表长子、荆州刺史刘琦正归附于刘备，所以只要这四个人向刘琦表示归顺，那么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便在名义上臣服于刘备。换句话说，刘备所谓的“南征四郡”，实际上只是依靠重兵压境，并没费多大的力气，兵不血刃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四郡之地，真是捡了个大便宜。

不久，“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先主传》)。江南四郡也得以平定，刘备占有了赖以立足、发展的根据地，于是便自说自话地以荆州牧的名义论功行赏封拜元勋，在公安组建了名副其实的行政机构。以关羽为襄阳太守，张飞为宜都太守，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刘备的这种布置格局可谓用心良苦：此间，襄阳尚在曹操的掌控之中，刘备让关羽为襄阳太守，其任职形式看似形同虚设，但由于关羽实际控制区域在襄阳至江陵的汉水流域一带，所以也算与襄阳沾上边了。

与此同时，刘备再分割控制于自己手中南郡以西的数县之地，另置宜都郡，定治所夷陵(今宜昌)，派张飞为宜都太守，于是从南郡地面上与东吴驻军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

宜都郡的设置，充分体现出刘备悉心保障荆州将来作为攻取益州后方基地的战略眼光。换句话说，即使是当刘备取得益州之地后，位于南郡西侧的宜都便成为他横跨荆、益的中枢要地，一旦荆州有风吹草动，他马上就可以火速率主力沿长江顺流而下，以确保自己据以立足的根基。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其实正式意义上的南郡太守就是周瑜，如此一来，这位仅仅只“屯据江陵”的东吴军统帅一下便被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南面受制于公安的刘备，西面受制于宜都的张飞，北面受制于荆襄之间的关羽。

成了大赢家的刘备，当然知道江陵的地位和作用。对于这一点，《三国志·贾诩传》早就通过曹操的谋臣贾诩之口作了充分的描述。

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后，打算顺江东下，一举荡平东吴政权。贾诩劝谏说：“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依照贾诩的说法，曹操根本就无需对东吴用兵，只需利用江陵一带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一门心思地搞好地方政权，就可以使孙权“稽服”了。

可惜，曹操听不进贾诩的这番话，一味地炫耀武力，结果弄得赤壁一战大败而归。这也证实了江陵在当时对东吴政权的极端重要性。

刘备占了上风，基本上具有了与东吴孙权平起平坐的实力，由此就难免再生得陇望蜀之心。孙、刘两家的关系，已经完全因赤壁之战后各自势力范围出现的新动向而再度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借荆州”给孙权出了个大难题建安十四年，刘备亲自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求见几乎小他一辈的东吴掌权人孙权。

对于刘备这一次的京口之行，《三国志·先主传》中说：“先主至京见权，绸缪恩纪。”可是，在《鲁肃传》中却说：“(刘)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由此可见，刘备的这一举动，表面上看是维护两家的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却是要求孙权将荆州全部让给他。联系到后文“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的语意来看，可见刘备所求“借”的，即为据南郡治所江陵而统领其荆州辖区的行政权力，这也就是三

国历史上所谓的“刘备借荆州”。

刘备给孙权出了个大难题：若是不允，数万精锐之师孤悬于刘备的三面围困之中，而曹操新败，也有可能卷土重来，横施报复。但要是允许将荆州“借”出去，这岂不是犯了立国大忌?

事实上，孙权早在赤壁之战前就已将荆州视为自己立国的屏障。他在建安八年灭掉江夏(今湖北鄂城)太守黄祖以后，就立足于夏口(今汉口)，试图溯江西上打开进入荆州的门户，并打算在伺机吞并荆州后再向益州(成都)发展。

建安十三年，当曹操由江陵准备沿江东进之际，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东吴政权，无疑便受到了来自南郡的严重威胁。孙权只是在听取了周瑜、鲁肃的谏言后，才决定联合刘备共同抗曹的。如今成了大赢家的刘备竟提出要借荆州，这就理所当然地令获益最少的孙权感到特别憋屈。

这时，年方17岁的孙权表现出了少有的沉稳和老练。他派出使臣对刘备说：“前不久，周瑜和甘宁都建议我们主公进军成都，现在看您是否可以跟我们联手入川，灭掉刘璋，反正东吴也不可能越过荆州而占领益州，如此您就可以将益州据为已有了。”

此间出任益州牧的刘璋是个无所作为的昏庸之人，他虽然管辖着包括今四川、云南、贵州大部分属地及陕西汉中地区，但由于只依赖追随其父入川的南阳、关中人士，而与当地世家望族的关系搞得很僵，所以极不得人心。

按照诸葛亮《隆中对》中所提出的战略意图，其实刘备早就部署向益州发展了，这时，他手下的荆州主簿殷观当面驳斥吴使的提议：“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随后，他又私下里对刘备说：“如今，主公不妨表面上赞同其前往伐蜀，而只说我们刚刚有了这么一点儿地盘，立足未稳，不可轻动，东吴必定不敢擅自越过荆州而独自取蜀。”刘备认为他忠心耿耿，是个信得过的人，便“迁观为别驾从事”。

后来，刘备见到孙权，甚至还假作戚色，伪称道：“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三国志·鲁肃传》)这样一来，孙权当然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只有不再提这件事。

建安十六年，曹操大破马超，占据关中地区，并派兵进攻汉中张鲁。刘备应益州牧刘璋之邀，趁机率军人蜀，留关羽等守荆州。

三年后，刘备正式取代刘璋，占据了益州。孙权听到这个消息，雷霆震怒，骂道：“猾虏乃敢挟诈!”随后开始着手准备用武力夺回荆州。

孙权的无奈抉择

刘备提出要借荆州，最为犯难的莫过于东吴的军前主帅周瑜。

此前，在东吴军历时长达一年的南郡围攻战期间，由于周瑜分身乏术，因此他明知刘备要去占领江南四郡，却无可奈何。如今，虽屯驻江陵，却也只是孤城一座，刘备的咄咄逼人让他如坐针毡!

周瑜到底不愧为当时东吴最有眼光的政治家，他暗自盘算：自己手中只控制有南郡的江陵、夷陵和江南的几个县，若要是真跟刘备动起武来，甚至连回军东归的路都极有可能被断掉!

所以，正当刘备到京口求见孙权时，他给孙权写了一封信，汇报这件事的应对方略：“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

在极力反对出借荆州的信中，周瑜苦口婆心地说：“今猥割土地，以资业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场，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三国志周瑜传》)他希望孙权用羁縻手段困住刘备，让他与关羽、张飞分开，再由自己挟主帅之威，将这二人驱上战场，那么，这件事或许就能搞定了。

但孙权考虑到刘备还有可供驱策的用处，另外他也担心周瑜的这套方法根本不起作用，贸然行事反倒伤了双方的和气，所以没有采纳周瑜的计谋。

建安十五年，周瑜专门回了一趟京城，向孙权提出“得蜀而并张鲁”的战略计划，请求西取益州，进窥汉中。他打算邀刘备一同前往，一旦打下刘璋的益州与张鲁的汉中后，便让刘备固守这两处地方。到那时，再与孙权合兵一处攻夺襄阳，如此东西并举，以图曹操。这样东吴便不仅可独占荆州八郡之地，甚至还可北伐宛、洛，问鼎中原。

孙权采纳了这个方案，周瑜也返回江陵指挥部队整治行装，不料走到巴丘(今岳阳)竞一病不起，含恨去世，年仅36岁。

周瑜临终之前，给孙权写了最后一道奏疏，除了对形势的分析、对国事的建议外，最为重要的是举荐了自己身后职务的接替人。他含泪写道：“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

孙权详加审度，知道这是此间唯一正确的选择，于是一概照准。随后，孙权接受了鲁肃的谏劝将南郡出“借”给刘备。

孙权最终同意将江陵借让与刘备，是在当时曹操从东、西两方大军压境的情况下采用的权宜之计。换句话说，关于出借荆州一事，也是他最终做出的无奈抉择。只有这样，他才能将刘备推至与曹操对抗的第一线，使自己避免在南郡所处的被动地位，全力防卫东翼合肥一线。

刘备能审时度势，趁机而作，这是其之所以顺利“借荆州”的基本保证，而孙权能够采纳周瑜临终遗言及鲁肃的劝谏，实际上也反映出了他不为一时一事得失所囿的雄才大略。正因为如此，才使得孙、刘联盟继续维护并延续下去，三国鼎立局面也才得以最终形成。

时移势易东吴占宜都

建安二十年，刘备已经夺得益州，由此取得全据长江上中游的优越地位。位居下游的孙权一向主张“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三国志·鲁肃传》)，如今看刘备对自己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他无法忍受这一局面，于次年派诸葛瑾去讨要荆州。

可是，这时坐镇荆州的关羽根本不买账，孙权恼羞成怒，一面派大军向江南长沙、零陵、桂阳等三郡发动进攻，一面派鲁肃率军万人屯兵巴丘以抵御关羽，而他自己则坐镇陆口亲临一线指挥，打算诉诸武力夺取江陵。

刘备接到警报，迅速作出反应，亲自率领五万人马从益州顺江东下，赶回荆州，并在公安设下大本营。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

恰巧此时，曹操进攻汉中(今陕西汉中东)，刘备怕益州有失，便遗使向孙权请和，孙权许诺。于是，双方订立湘水盟约——以湘水为界划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等三郡归孙权，南郡、武陵、零陵等三郡归刘备。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一向主张联刘抗曹的鲁肃病卒，孙权以吕蒙代统其众，坐镇陆口。吕蒙认为关羽“居国上流，其势难久”(《三国志·吕蒙传》)，建议孙权尽早谋取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五月，刘备占领汉中，又遣军攻占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等地，声势其盛。当年七月，关羽留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率大军向曹魏樊城、襄阳方向发动进攻。

吕蒙见有可乘之机，便向孙权提出了一整套夺取荆州的作战方案。孙权认为，经过了将近十年的巩固和发展已有能力夺取荆州，于是及时采纳了吕蒙的方案。

此时，正好在樊城前线的关羽因军粮不济，强行夺取了孙权在湘水关戍的存米，此举不啻火上浇油，促使孙权立刻进兵偷袭荆州。由孙权委派的前军主帅吕蒙亲自带领主力偷袭江陵，而另由偏将军右都督陆逊率领的一彪人马则绕开江陵，直接捣向当年由刘备设置的宜都。

此间，由于接替张飞为宜都太守的樊友毫无戒备，一见东吴大军骤至，就弃城逃窜，所以陆逊没有费多大力气，便轻而易举地掐断了关羽与益州大本营的联系，同时也扼住了他的最后一线生机。

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关羽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十二月，与其子关平等人皆被吴将马忠俘虏，后被孙权杀掉。

战争结束后，孙权论功行赏，当下便任陆逊为宜都太守、拜抚边将军、封华亭侯，坐镇此处。

陆逊权衡形势，认识到，从此以后，孙、刘两家为荆州的归属难免一战；而要想保有荆州，必定要以宜都为防御重点。于是，他一改此前荆州重南郡、南郡重江陵的惯例，着重致力于搞好宜都的边防建设，尤其是花大力气掌控好这一带的蛮人部族。由此，他找孙权“请金银铜印，以假授初附”，逐一招降该郡各地的蛮族头领，让他们真心诚意地归附过来，以巩固东吴对这一地区的统治。

陆逊的这一番功夫即刻就收到了显著的成效：蜀汉章武二年(222年)正月，刘备率军四万进军秭归，然后“自江南缘山载岭，军于夷道褫亭”，夹长江两岸驻扎，沿途立营数十屯。陆逊据险扼守，两军僵持数月，难解难分，以致刘备军锐气尽失。此时，陆逊又使出了“火烧连营”的毒招，将刘备杀得狼狈逃窜，到白帝城托孤去了。

编辑／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