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曦

摘要：荆江堤防是江汉平原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屏障。东晋所筑江陵金堤，本为沿江陵城西北至城东南的一段护城堤；宋代以降，“金堤”在空间与性质上发生演变，逐渐成为环江陵城堤防、进而成为荆江北岸堤防的代称。这一巨大变化既是宋代以来政治格局的演变、江汉平原的开发进程不断深入以及自然环境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本区的环境演变受到了以堤防建设为核心的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江陵“金堤”；江汉平原；人地关系；演变；宋代以降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8-0064-08

一、问题之提出

流经江汉平原的长江干流主要为荆江河段。荆江，西起今湖北省枝城，东至湖南省城陵矶，全长约340公里，以湖北公安县藕池口为界，以上称“上荆江”，以下为“下荆江”。对于江汉平原这个地势低洼的水乡而言，堤防尤其是荆江堤防，是江汉平原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屏障，古人即称：“地在泽国，农田以堤为命。”

长久以来，人们皆以东晋永和年间(345-356)桓温任荆州刺史时修筑的金堤作为荆江堤防的开端。这一说法源于《水经注》卷34《江水篇》的记载：“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造，遵善于防工，使人打鼓，远听之，知地势高下，依傍创筑，略无差矣。”

在宋代的志书中，仅《太平寰宇记》有“江堤”条，但该条并未转引《水经注》的相关记载，而是记述了南朝梁荆州刺史萧儋冒雨筑江堤一事，作为本县有江堤之证。《舆地纪胜》虽有“金堤”条，却仅节录《水经注》原文，未将金堤称为“江堤”。宋代以后，明确将金堤与“江堤”联系在一起的，是明万历《湖广总志》，该书将金堤置于“川江堤防考略”之首。

清朝初年，顺治《江陵志余》“金堤”条在转述了上引《水经注》文后，称：“五代高氏亦尝修筑，厥后江势改徙，堤迁于外，而看花台一带数十百里犹存故迹，土人呼为‘高王古堤焉。”按：看花台即豫章台，在沙市以北的豫章冈东南(参见附图)，换言之，五代修筑的“金堤”遗迹被清人指在江陵城东南、沙市以北。

与顺治《江陵志余》相比，乾隆《荆州府志》的记载进一步发生变化。乾隆《荆州府志》卷16《江防》“金堤”条云：“《水经注》：‘江陵城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按：灵溪在城西，见《山川》、‘桓温令陈遵造，遵善于防工，使人打鼓，远听之，知地势高下，依傍创筑，略无差失。《宋史·张孝祥传》：‘孝祥知荆南，筑寸金堤，自是荆州无水患。按：金堤即江北岸长堤。”

在嘉庆《重修一统志》里，金堤被指为江陵城东南二十里的黄潭堤(以下作“黄潭堤”说)，而且“金堤”条下，东晋桓温令陈遵筑金堤、南朝梁萧儋雨中筑堤、五代荆南高氏修筑金堤等三事并举。

光绪时，《荆州万城堤志》卷3《建置》“万城堤”条则将江陵城西六十里的万城堤指为东晋金堤(以下作“万城堤”说)；同书同卷“金堤”条复按云：“《水经注》：灵溪，水无泉源，上承散水，合成大溪，南流注江云云。疑即马山迤西诸湖。今保障垸上有灵溪湖，讹为菱芰湖，又讹为菱角湖、宁国湖。”

针对清初以来的不同说法，光绪《续修江陵县志》一方面主“万城堤”说，另一方面仍存疑惑：“按：《荆州记》云：‘灵溪在县西，大城西九里；《通志》云：‘金堤在东南二十里，即黄潭堤，其说不一。今考二处，皆无灵溪之名。读《万城堤志》，疑即马山迤西诸湖，今保障垸上有灵溪湖，理或然也。然前《志》云：‘即江北岸长堤，意金堤为长堤之总名耳，故系于此。”

桓温修筑金堤，当与其永和八年(352)“还江陵，始营城府”有关。其时，江陵为东晋政权之“重镇”，地位显要，修筑金堤保护新城实属必然。而至清代，“金堤”已由东晋时缘江陵城修筑的一段堤防，经由宋代的寸金堤变成了整个荆江北岸堤防的代称。清代之“金堤”，无论是在保护的范围、还是在修筑的意义上都远远超出了东晋金堤，并为日后以至今天荆江大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是在“江北岸长堤”的保护下。江汉平原经历了从沼泽洼地到良田沃野，农业经济快速上升的巨大发展。

那么，上引宋代以来关于东晋金堤的记载何以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这一变化说明了什么?东晋金堤在哪里?其走向如何?本文试图梳理“金堤”的发展脉络，探讨“金堤”变迁的原因，以进一步理解历史时期江汉平原开发进程中人地关系的演变与特点。

二、《水经注》有关江陵附近堤防的记载

后人对于《水经注》卷34涉及金堤的记载歧见丛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与金堤密切相关的灵溪、龙陂、诸堤之地望以及金堤走向等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分歧。

1、关于灵溪与龙陂

晋宋间人庾仲雍称，灵溪在大城(即江陵城)西九里，后人多引其说。那么，灵溪源于何处?

《水经注》卷34《江水篇》称：“江水又东迳燕尾洲北，合灵溪水，水无泉源，上承散水，合承大溪，南流注江。”根据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之《江陵县图》、乾隆《江陵县志》之《江陵县捕厅图》和《江陵县阖邑全图》、光绪《续修江陵县志》之《江陵县捕汛图》等，并结合明清志书“山川”部分的记载，可知江陵城西北、东北和北部分布着龙山、八岭山、纪山、马山、东山、西山、岳山等，灵溪既是承散水而成的一条河流，当是汇聚了县西北与北部众山之水，源于城西北。

灵溪的走向如何?关于此点，庾仲雍没有进一步说明，而《水经注》提供了线索。《水经注》卷28《沔水篇》云：

江陵西北有纪南城……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名曰子胥渎，盖吴师入郢所开也，谓之西京湖。又东北出城西(东)南，注于龙陂。陂，古天井水也，广圆二百余步，在灵溪东，江堤内……陂水又迳郢城南，东北流谓之扬水。又东北，路白湖水注之。湖在大港北，港南日中湖，南堤下曰昏官湖，三湖合为一水。东通荒谷，荒谷东岸有冶父城……春夏水盛，则南通大江，否则南迄江堤，北迳方城西，方城即南蛮府也。又北与三湖会。故盛弘之曰：南蛮府东有三湖，源同一水，盖徙治西府也。宋元嘉中，通路白湖，下注扬水，以广运漕。扬水又东历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余，广圆二里……西岸有天井台，因基旧堤，临际水湄，游憩之佳处也。扬水又东北流，东得赤湖水口，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来会同……扬水又东入华容县，有灵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扬水又东北，与柞溪水合，水出江陵县北。盖诸池散流，成所会合，积以成川……柞溪又东注船官湖，湖水又东北入女观湖，湖水又东入于扬水。扬水又北迳竟陵县西……

引文两处提及灵溪，其中一处在龙陂以西、纪南城以南，流经江陵城北(参见附图)；另一处在华容县，为“灵港”之误。

《水经注》卷34《江水篇》复称：“江水又东迳燕尾洲北，合灵溪水……洲上有奉城，故江

津长所治……亦日江津戍也。戍南对马头岸。”马头岸，在长江南岸，与沙市相对；由于与马头岸相对的江津戍在燕尾洲上，则燕尾洲约在与沙市相对的河道中，即在江陵城东南。据此，灵溪约在江陵城东南即今沙市附近入江，而不在江陵县西入江。

此外，龙陂的方位可以帮助判定灵溪的走向。上引《水经注·沔水篇》称，子胥渎“东北流入城……又东北出城西南，注于龙陂”，但子胥渎自纪南城西南、东北向流入城，再东北向出城，其间流向未有变化，难以再从城西南流出，原文明显有误。子胥渎或者“东北出城，东南注于龙陂”，或者“东北出城东南，注于龙陂”。因此，龙陂当在纪南城以东，江陵城以北。一些相关记载可以佐证，如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卷6《荆州府·关梁》“龙陂桥”条记：桥在县北十五里，原为木桥，因龙陂河“当众流冲，势甚汹涌”，遂改石桥。顺治《江陵志余·志水泉》“龙陂桥”条亦称：桥在“城北十五里，北上孔道也。桥当众水之冲，江陵八柜此其一。”

既然龙陂在江陵城以北，又“在灵溪东，江堤内”，则江陵城北有灵溪流经，且有江堤。

上述可见，灵溪自县西北合众散水后，东南向流经江陵城西北、城北、城东、城东南，在江陵城以东二十里的沙市附近入江。

2、江堤、南堤及旧堤

上引《水经注·沔水篇》中，四处提及堤防(见笔者所加重点号处)：

一是龙陂附近之“江堤”。龙陂在江陵城北，灵溪自城西北沿城北而流。故此“江堤”当在城西北，主要防御沮漳河(详见下文)及城西北众水。

二是昏官湖所临之“南堤”。据《沔水篇》，龙陂水过郢城南东北流，称为扬水，扬水又东北流经路白湖，路白湖与中湖、“南堤”下的昏官湖相通，合为一水，复东通荒谷水。又据《后汉书》卷22《郡国志》所引《荆州记》：“县东三里余有三湖，湖东有水，名苌谷”，则三湖在郢城南，江陵城东。

此外，荒谷水在三湖之东。平时南抵“江堤”，当春夏水盛时，荒谷水则逾过“江堤”，南通大江，此“江堤”距江不远，在江陵城东南，这是引文提到的第三处堤防。由于昏官湖在江陵城东，湖东的荒谷水当更偏向城南，则此“江堤”在“南堤”的东南方向。“南堤”既在“江堤”西北，为何又称为“南堤”?“南堤”之“南”是相对于何处而言?从《沔水篇》的记载来看，“南堤”当位于郢城东南与大港之南，约在江陵城东南方向，堤名之“南”可能是相对于郢城、大港、或江陵城而言。

引文提到的第四处堤防为“旧堤”。据引文，扬水与三湖相会后东流经过天井，天井“广圆二里，其深不测”，天井西岸的天井台基于“旧堤”之上。天井，在江陵县东二十里，“旧堤”位于江陵城东二十里附近，显然不是江堤。这种临于堤边、“深不可测”的天井在成因上与河堤决口湖类似，由堤防溃口冲刷而成，一般面积不大，湖水却很深。虽为旧堤，但它的存在却反映出在《水经注》成书以前江陵城东北一带确实存在着水患，而且水患还比较严重。

若将“南堤”与“旧堤”的方位联系起来考察，可以看到两者在江陵城东或东北。为了阻遏城东与东北的来水而建，并非长江堤防。

南北朝时期，为防御江陵城北来水的堤防还见于《周书》、《北史》、《资治通鉴》等记载。

《资治通鉴》卷170“陈纪太建二年(570)七月”条记，陈将章昭达“决龙川宁朔堤，引水灌江陵。”胡三省注云：“《水经注》：纪南城西南有赤坂冈，冈下有渎水，东北流入城，又东北出城西(东)南，注于龙陂。陂，在灵溪东，江堤内，水至渊深，有龙见于其中，故曰龙陂。宁朔，《周书·陆腾传》作‘宁邦。”据此，龙川即龙陂，则龙川宁朔堤在城北。决宁朔堤灌江陵城，足见龙陂一带水量充沛，前引嘉靖《湖广图经志书》“龙陂桥”条亦称龙陂河一带水势汹涌，与此相合，于该处筑堤实属必要。

《周书》有类似记载。据是书卷28《陆腾传》：天和四年(569)，“陈人又决龙川宁邦堤，引水灌江陵城。腾亲率将士战于西堤，破之……”同书卷44《李迁哲传》亦云：“陈人又因水泛长，坏龙川宁朔堤，引水灌城……迁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陆腾复破之于西堤，陈人乃遁。”《北史》卷28《陆俟传》所记略同。《李迁哲传》中，李迁哲在水灌江陵城后，首先堵塞的是“北堤”。由此，江陵城北筑有“北堤”。城北需要宁朔堤与“北堤”的双重保护，足见来水的威胁颇大。同时，上引资料皆提及北周将领陆腾率兵与陈军战于“西堤”，“西堤”当在城西，与城北的“北堤”以及大约在城东南的“南堤”有着方位上的联系。此外，《沔水篇》两次出现的“江堤”分别在江陵城西北和江陵城东南，这两处“江堤”与“西堤”、“北堤”、“南堤”当为同一堤防的不同组成部分，缘城西北至城东南防护江陵城。

值得注意的是，该段护城堤不仅为防御城西北至城东南一带的来水而筑，而且它还是江陵抵挡北来之敌的重要防线，此即修筑该堤的主要原因。

3、东晋金堤与《水经注·沔水篇》之“江堤”

人们以东晋金堤为荆江堤防的开端，主要基于上引《水经注》之《沔水篇》与《江水篇》的相关内容，并辅以前引庾仲雍“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盛弘之《荆州记》“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等记载。但已如上述，灵溪源于县西北，东南向流经江陵城北、城东至城东南，于江陵城以东约二十里处入江；《江水篇》所称灵溪“南流注江”，其实是灵溪经过城北、东南向流入江，其会江处在江陵城东南的燕尾洲北即沙市附近，灵溪戍也大致与燕尾洲相对。《沔水篇》所见之“江堤”则筑于城西北与城东南，未有沿城西南向城东南修筑的证据。那么，包括了这两段“江堤”、“南堤”以及同时代文献所见的“北堤”、“西堤”在内的缘城堤防是否即为东晋金堤?

《水经注》中，东晋金堤仅在卷34《江水篇》出现了一次，但方位、走向均不明确；而卷28《沔水篇》虽两次提到“江堤”，却未将它们与金堤联系，仅提及与金堤有关的灵溪。就现有资料来看，南北朝时，如果东晋金堤尚存的话，那么，它是始于江陵城西北的灵溪附近、沿江陵城北至城东南的护城堤防(参见附图)，并非以御江为主要目的。

但是，作为护城堤，金堤的西北段与东南段为何又称为“江堤”?原因在于：首先，江陵城西一带的堤防不仅要防范汛期盛涨的沮漳河水，还要防御荆江的倒灌顶托，江河交汇对城西与城北地区威胁颇大。沮、漳二水为半山地河流，上游属鄂西山地，中下游为山地向江汉平原过渡的低山丘陵地带。二水于当阳市境内汇流，称为沮漳河：由于沮、漳河流域地形为西北高、东南低，有利于偏东和偏南气流的侵入和抬升，汛期多暴雨。历史上沮漳河的入江口曾数次迁移。汉代及其以前，漳水于江陵入扬水，东注江陵东北的沔水；汉末至六朝，漳水已不入扬水，而是与沮水合流后于枝江县入江。宋代，沮漳河仍于枝江县入江。大约在明代，沮漳河下游分两支分别于枝江县、江陵县入江，万历二十五年(1597)后两支入江的情形复改为“径从江陵入

期，为抵御金兵，刘甲、吴猎、赵方、孟珙等人先后于城北复筑北海及增修三海八柜，从城西、城北、城东三面拱卫江陵，体现了这一战略转变。但江陵城保护工程的屡兴屡废，使得城北与城东的河湖水系几番变迁。

宋元之际，元军攻下江陵，原有的护城堤防体系随即被废除。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即南宋德事占元年)，廉希宪决去原三海之地，得良田数万亩。此后，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元明清时期江陵城北再没有修筑过此类军事工程。

在城南，明中叶以后，寸金堤亦开始衰败。嘉靖三十九年(1560)，大水决堤，寸金堤“日渐颓圮”；乾隆五十三年(1788)，洪水冲溃了江堤与江陵城，寸金堤渐遭废弃，光绪时仅略存遗址。

与宋代以降江陵护城堤防变化、衰退相伴随的，是荆江、汉水堤防建设的大发展。宋代，江汉平原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堤防建设，南宋时，自江陵至汉阳，“江南江北两岸合修之堤何啻千里?”明清时期，荆江两岸堤防更是显著发展，至明万历年间(1573-1619)，荆江北岸的江陵、监利二县已沿岸筑堤四万九千余丈，南岸的枝江、松滋、公安、石首四县共筑江堤五万四千余丈；并建立了多项修防制度。清乾隆年间(1736-1795)，相关志书详细记录了荆江沿岸各段堤防与相当数量的月堤的修防情况，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前述以“江北岸长堤”取代无法确指的东晋金堤的变化。明清时期荆江堤防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江陵抵御洪水的能力，并导致城南护城堤的功用逐渐减弱以至衰退。与此同时，汉水中下游的堤防建设亦有了长足发展，汉水水患对江陵城北、城东地区的影响大为减轻，加之战乱的威胁不复存在，城北护城堤的作用亦逐渐失去。

综上所述，东晋至两宋，江陵的护城堤防逐渐从城西北至城东南一带，发展到城西南至城东南一线；至迟在南宋，东晋金堤在空间上出现了由江陵城的一段护城堤向整个环城堤防扩展的变化。南宋张孝祥称江陵城西南有“金堤”、清初顺治《江陵志余》以沙市以北的“高王古堤”为“金堤”，其实都是将“金堤”作为江陵护城堤防的代称，并非实指东晋金堤。在堤防快速发展的清乾隆年间，“金堤”更是成为了荆江北岸堤防的代称，完成了空间与性质上的转移。

四、结语

宋代以前，有关江陵堤防的记载很少。东晋至南宋间江陵护城堤的修筑，一方面与时局的演变以及江陵城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在荆江、汉水堤防体系形成之前，护城堤对江陵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这与汉水中下游堤防的初期发展有相似之处。

宋代是本区堤防发展的重要时期。该时期人口的增多、农田的垦辟、城镇的成长等，都促使了堤防的明显增长，堤防的修筑和治水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开发，并逐渐向湖区低地扩展。在宋代本区的堤防修筑中，以荆江堤防的发展最为明显。荆江河道素以摆动大、险段多、防御难著称，历史上因溃堤导致的巨大灾害不胜枚举，因此，在各类河湖、城池堤防修筑中，荆江堤防的难度最大，而宋代恰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加快了江汉平原的开发步伐。

明清时期，荆江堤防体系形成并得到发展，这不仅奠定了今北岸荆江大堤与南岸长江干堤的格局，还极大促进了湖区垸田的开发，以垸田为代表的水利田大量出现，农业产量大幅度提高，过去的沮沼之地变成了鱼米之乡，江汉平原的地理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上述经济成就，皆与荆江堤防以及其它堤防的严密保护密不可分。宋代以降本区的环境演变受到了以堤防建设为核心的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金堤”在空间与性质上的变迁，既是这种影响的反映，也是宋代以来政治格局演变、江汉平原开发进程的不断深入以及自然环境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责任编辑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