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元

一

贞观年间，一日唐太宗与侍臣、学士泛舟春苑池，水中忽现不知名的奇鸟，自在地游动、嬉戏。太宗一时兴致大发，令众臣作诗咏之，并急召当时以丹青技艺而驰名的阎立本绘其形貌。诏令一下，阁中传呼：“请画师阎立本。”

当听到阁中称呼自己为“画师”时，阎立本不禁感到十分难堪，自尊心严重受挫。

他的难堪是有着历史根源的。

虽然有不少文学家、绘画理论家给予绘画充分的赞誉，如陆机在《文赋》中云：“丹青之兴，比雅颂之述作，美大业之馨香。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唐代著名美术评论家、理论家张彦远亦云：“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而实际情形却是，从事丹青之技者(即画师、画工)在三教九流中位列中九流的第五等，排在僧、道、农、评书、医、卜筮、棋(棋师)者之后，地位极其卑贱，而绘画之技则被称为“贱役”。

丹青者的地位低下，源于古代文人崇尚“重道轻器”的思想。孔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绘画作为一门技艺，一直被看作是政治或宗教的附庸，世人对此多持不屑乃至鄙视的态度。魏晋南北朝时，连年战乱导致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汉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受到普遍怀疑。一些落魄的文人士大夫开始寄情于山水之中，托物言志，谈玄论道，潜心书画，人的主体意识觉醒，文、论、画也开始产生独立的艺术自觉，文人在此时正式登上绘画的舞台。

然而，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标准的实践者与维护者，士大夫们一方面热衷于绘画，同时又强调自己有别于职业画师的文人身份，于是，在当时的画论中出现了“士体”(即文人所作，受到肯定和推崇)和“匠体”(纯粹“百工”所作的画，受到鄙视和轻贱)的分别。只有“不近师匠，全范士体”(彦惊《后画录》)的画作，才被当时的评论家们称为上品。而当时所谓的“士体”，也大多以画家的身份、地位论定。

奉诏作画时，阎立本已经身为主爵郎中(今组织部的司长)，正五品官，更有着天然的心理优越感——他出身于贵族官宦家庭，其父阎毗北周时为驸马，入隋后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可以说，他的背景、身份、地位比位列中九流的低贱画师不知高出多少，又怎能与其相提并论?!

更何况当时百官云集，更有妃嫔、宫女随侍在侧，当着众人的面，传召的阁中直呼自己为画师，不知惹来多少人的掩嘴窃笑与鄙夷的目光，这又怎能不令怀有优越心理的阎立本感到羞惭与难堪?!

然而，难堪归难堪，皇命不得不从。

当天，阎立本“奔走流汗，俯伏池侧，手挥丹粉，瞻望座宾，不胜愧赧”(《旧唐书》)。回到家后，他心中仍愤恨不已，训诫儿子说：“吾少好读书属词，今独以丹青见知，躬厮役之务，辱莫大焉，尔宜深戒，勿习此艺。”

其子有没有牢记训诫我们不得而知，然而，阎立本对于丹青之技“终不能舍”。在近五十年的为官生涯中，他一直都在丹青与政治的天平中摇摆不定，深陷尴尬和苦恼之中不能自拔。

二

爱因斯坦有句名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科学研究表明，兴趣不仅对学习有着神奇的内驱动作用，更能变无效为有效，化低效为高效，大多数人都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优先注意心驰神往并进而进行积极的探索。

阎立本之所以对丹青终不能合，“性之所好”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隋唐嘉话》中载，痴迷于绘画的阎立本曾慕名到荆州一睹南朝画家张僧繇的真迹，初一眼望去，他草率地下了结论，说：“定虚得名耳。”第二天忍不住又去观看，说：“犹是近代佳手。”语气已有所改变。第三天再去，他赞叹道：“名下定无虚士。”于是“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除了兴趣使然，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丹青让他在唐初士大夫中脱颖而出，并间接为他带来了仕途上的显达。

阎立本出身的贵族家庭还是一个艺术世家。其父“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隋书》)，并以擅长建筑工程而著称，隋文帝和隋炀帝均爱其才艺。而其兄阎立德亦长于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并在开国之初负责皇室所用服饰的设计工作，新、旧唐书上都说他“所造衮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成依典式，时人称之”，后官至工部尚书。与父兄因才艺技能而驰名官场一样，秉承家学的阎立本也是靠着自身杰出的绘画才能和技艺逐步得到皇帝的赞赏，从而在仕途中一帆风顺、步步高升。

然而，这种靠丹青、技艺博出位，而不是靠政绩显达的仕途升迁，也注定了阎立本不能得到世人的欣赏与认可，以致日后身为一朝宰相的他，在正史中却只有寥寥数笔的记述。而在为数不多的记载中，史官们大书特书的也不是他为官任上的政绩，而是他在贞观年间的受辱事件，字里行间更流露出不屑与蔑视。

阎立本在正史中最早的一次“露面”，是在《旧唐书·褚亮传》中。史载，武德九年(626年)，为了彰显“十八学士”们的功绩，李世民“寻遣图其状貌，题其名字、爵里，乃命(褚)亮为之像赞，号《十八学士写真图》(又称《秦府十八学士图》)，藏之书府，以彰礼贤之重也”。

而未写明的“图其状貌”之人，就是阎立本，当时他在秦王府中任库直(王府属官，有才者充任)一职。

接到任命后，阎立本立即穷尽巧思，挥纤毫之笔，展方寸之能，所绘人物无不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给李世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深受赞誉。而在此之前，虽然阎立本自认为“文辞不减侪辈”，但在卧虎藏龙、人才济济的秦王府中，却根本没有任何崭露头角的机会。因为在当时，备受李世民器重和恩宠的是著名的“十八学士”。

在入唐前，“十八学士”中的大部分人就已经是名重四方、誉倾一时的知名人物，其中以文学著称于世的有虞世南、蔡允恭、褚亮、薛收、薛元敬、许敬宗等人；以学术名重一时的有孔颖达、陆德明、盖文达、颜相时、姚思廉、李守素等人；而房玄龄、杜如晦、李玄道、苏世长、于志宁、苏勖等人则各以其长擅名一时。人唐后，“十八学士”成为秦王李世民的御用智囊团，不仅辅佐他荡平天下，夺取储君之位，更开创了贞观之治，对唐代政治影响深远。

正因为“十八学士”们的光环太过于耀眼和璀璨，功勋太过于卓著和显赫，以至于阎立本的政治才能完全被湮没。直到雄才大略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即位为帝，并创造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盛世之后，阎立本才终于凭借一技之长脱颖而出，迎来了绘画与政治上的春天。

三

贞观之治时期的唐朝，政治清明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富庶，对外交流频繁，文化繁荣开放，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璀璨夺目的时期。也就在这一时期，中国绘画逐步走向成熟，不论是反映贵族和城乡生活，还是描绘道释形象和宗教题材，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因为唐代帝王皆重视绘画“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大力提倡书画，所以，皇家贵族对

美术的需要急剧增加。为了将盛世繁华景象托之丹青，供人膜拜，更为了让自己的文治武功彪炳史册，爱好收藏书法、名画的唐太宗招纳了一大批画家，进行重大政治题材的绘制。

这一政治需求为阎立本提供了一个发挥自身特长的绝佳舞台。因工于写真，尤其擅长故事画，阎立本遂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备受太宗器重。每当发生重大的政治活动时，唐太宗就命他照实描绘，留作史实。于是，阎立本凭借手中的生花妙笔，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了一笔笔浓墨重彩的记录：

史载，贞观三年(629年)，东谢蛮(今四川彭水县)首领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以金银络颈，身披毛帔，韦皮行媵而著履”(《唐律疏议》)。时任中书侍郎的颜师古见其服饰怪异，便向唐太宗建议道：“昔周武王时，天下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书其事为《王会篇》。今万国来朝，至于此辈章服，实可图写，今请撰为《王会图》。”(《旧唐书·东谢蛮》)于是，阎立本奉召作《王会图》，以记其盛，并歌颂唐王朝的强大及与边远民族政权的友好往来。又作《职贡图》，描绘当时“万国来庭”、“百蛮朝贡”的情景，人物“尽该毫末，倍得人情”(李嗣真《续画品录》)。

贞观十五年，吐蕃松赞干布派特使禄东赞来到长安向唐宗室求亲，阎立本根据这一重大事件，创作完成《步辇图》，画面和谐、恬静的气氛充分展现了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的友好情景。

不单异国来朝，太宗诏之画外国图，阎立本还奉召创作了大量含有政治性的人物肖像画。贞观十七年，唐太宗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当时已有数位辞世，活着的也多已老迈)，命阎立本绘制长孙无忌、魏微、房玄龄、杜如晦等24功臣像于凌烟阁，皆真人大小，名臣魏徵敢于直谏，阎立本画《魏徵进谏图》，歌颂了唐太宗善于听取臣下意见的美德；为鉴戒执政者，所谓“见善足以戒恶，见恶足以思贤”，阎立本创作《历代帝王图》，不仅成功地刻画了帝王们的个人性格，而且通过细节表现了他们的政治作为的评价。

除此之外，名寺落成，阎立本奉召绘《孔雀明王像》、《维摩像》、《观音感应像》等道释人物画；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召之绘《王右军像》，甚至连虢王元凤(太宗之弟)弯弓射杀苍虎，也召之写貌以旌雄勇……

总而言之，阎立本的作品多取材于当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侧重描绘著名历史人物，用以警示后人，弘扬治国安邦之大业。因其画作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意义，所以与同代其他人物画家主要服务于宗教的倾向有着明显的区别。

史载，阎立本每一次奉召创作皆受到人们的赞赏，其中《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完成后，太宗赞叹不已，并亲自为画面人物写了赞语。而诗人杜甫在《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曾咏及凌烟阁肖像：“良将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问大羽箭。褒公(秦琼)鄂公(尉迟恭)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可知阎立本之作，神乎其技。

因为阎立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表现力，设色古雅、沉着而又有变化，人物的精神状态刻画细致，且都超过了前朝的水平，所以时人誉之为“丹青神化”。在朱景玄所著的《唐朝名画录》中，共收录了125位画家，按照“神妙能逸”分为四品，阎立本位列“神品下”第一人，仅次于吴道子和周昉。而晚唐著名美术评论家张彦远则评价道：“阎(立本)则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该备，万象不失。”

绘画技艺得到世人好评的同时，阎立本也稳步升迁，在贞观年间迁为刑部侍郎；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时任工部尚书的阎立德殁，阎立本由将作大匠迁升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年)，被擢升为右相，封博陵县男。至此，阎立本达到了仕途生涯中的巅峰，风头一时无二。

然而，与位极人臣的风光相携而来的，还有咀嚼不尽的苦涩与难言的尴尬。

四

当初在春苑池受辱之后，阎立本曾痛心疾首地表示不再执丹青之笔，然而，一来丹青确实乃他性之所好，本性难移；二来，其丹青之誉已盛名在外，皇命之下又岂能违抗?于是，他便一直以所绘制的是特殊的政治题材，且工于“士体”，而自身又为贵族士大夫的理由，不断地安慰自己、说服自己。对于奉召作画，“虽被訾屈，亦不能罢也”(《新唐书》)，且每一次都用尽巧思，竭尽毕生功力。

在手执纤毫，恣意描摹的同时，阎立本也没有忘记作为一个文人的最高理想——经邦济世、辅国安民。擢升为右相后，阎立本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其间，他曾积极地参与政事、建言献策。

当时，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先后去世，唐蕃和好的局面结束，唐、蕃持续数百年的征战拉开了序幕。从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开始，吐蕃就不断进攻吐谷浑。663年，吐蕃破其国，吐谷浑首领诺曷钵率残部奔凉州。吐蕃占领青海后，除了在外交上要求所谓“和亲”和唐廷承认其占领吐谷浑的合理化外，还不断兴兵攻唐。

总章二年(669年)九月，唐高宗下诏令，迁移吐谷浑部落到凉州南山，并召集宰相姜恪、阎立本、将军契苾、何力等商议是否要主动出击征讨吐蕃。对于商议的结果，《资治通鉴》中记载：“议者恐吐蕃侵暴，使不能自存，欲先发兵击吐蕃。右相阎立本以为去岁饥歉，未可兴师。”

事实证明，虽然因国家发生饥荒不该轻易用兵，但吐蕃以吐谷浑故地为基地，不断侵扰唐朝边境，其所造成的杀伤和破坏以及出动边军抵御的消耗同样巨大。而且吐谷浑旧部仍在唐凉州境内，任由盟友土地被占领，大唐威信丧失不说，还必然导致其他各边动乱。

然而，阎立本的建议虽然缺乏全面的战略考虑，但也并非没有道理。

第一，松赞干布死后，因其嫡子早死，便立其孙为赞普。因为赞普年纪幼小，所以政事皆决于相国禄东赞。禄东赞此人明达有才识，行兵有法，“吐蕃所以强大，威服氐、羌，皆其谋也”(《资治通鉴》)。虽然高宗一朝在战略上有失误，战术上有不足，但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败多胜少也可以想象。

第二，在668年，即商议出击吐蕃的前一年，唐朝劳师动众，刚刚平定高丽，再加上京师长安及崤山以东、江淮流域因大旱发生严重饥荒，百姓苦不堪言。阎立本为百姓疾苦着想，从而阻止用兵的赤诚之心可以想见。

第三，当时的左相姜恪虽然赞同出兵，但却以吐谷浑刚刚战败，吐蕃负胜，以衰气拒胜兵，战必不胜为由，建议“王师亟助之(吐谷浑)，使国幸存，后且徐图可也”(《新唐书·吐蕃》)。从侧面亦可见，当时立即发兵征讨吐蕃不一定为上上之策。

阎立本致力于经邦济世、辅国安民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政见的不同，却让他在朝堂之中颇受排挤，而对丹青这一“贱役”的痴迷，又使得众臣工从心底里对他“敬”而远之，认定他的步步高升，不过是凭借不人流的末技而飞黄腾达罢了。于是，在丹青之誉的璀璨光环下，在世：人带有有色眼镜的审视中，阎立本的政治才干

就像一面蒙尘的镜子，一件压箱底的旧衣，几乎完全被人所略。

对于他与姜恪对掌枢密一事，《旧唐书》评价说：“恪既历任将军，立功塞外；立本唯善于图画，非宰辅之器。故时人以《千字文》为语日：‘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通典》更是不客气地指出：“立本无他才识，时以善画称之。”而《大唐新语》则以他的经历告诫后人：“以末技进身者，可为炯戒。”

在这些带有讽刺和挖苦的文字记载中，我们不难想见阎立本当时的尴尬处境。

那么，阎立本难道真的无宰辅之器，除了善画之外，无他才识吗?

五

在中国历史上，阎氏父子三人在营造学上的地位，堪与文学史上苏氏三父子相媲美。他们都以擅长工艺以及建筑工程而著称，阎父曾为将作少监，组织实施工部下达的兴作营造计划；阎立德为工部尚书，“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泽之政令”，“经营兴造之众务，凡城池之修建、土木之缮茸、工匠之程式，成经度之”(《大唐六典·尚书工部》)；而阎立本在接替兄长的职位之前，任将作大匠之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总四署三监百工之官署，以供其职事”。正因为阎立本才能出众，所以成为继兄长之后成为工部尚书一职的不二人选，并在任上做得如鱼得水。

阎立本的才华，从绘画的传神到宫殿的营造，陵墓的设计，可谓无所不包。

唐代昭陵为唐太宗李世民墓，是我国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一座，也是唐代具有代表性的一座帝王陵墓，而这项工程正是出自阎氏兄弟的精心设计。

工程的平面布局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昭陵四周的建筑据宋敏求《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周围12里。”而陵墓内部据《旧五代史·温韬传》中载，“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诗人杜甫曾作《重经昭陵》诗，诗云：“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从中亦可看出其规模的宏大，装潢的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

除了是一位全能艺术家，阎立本还颇有识人之才。《旧唐书》中记载，神探狄仁杰通过明经科考及第后，出任汴州判佐，后来被吏诬告。当时，时任工部尚书的阎立本为河南道黜陟使，受理讯问。他不仅查清了事情的真相，而且慧眼识珠，认定狄仁杰是一个德才兼备的难得人物，并称赞他说：“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后来，阎立本还特别推荐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

所以，说“立本无他才识”，很明显有着嫉妒和偏见的成分在内。

在古代人的观念意识中，任你再怎么神乎其技，作画始终只不过是一种较“德之糟粕”，“文之毫末”更为等而下之的余兴。因此，虽然阎立本有济世之心、应务之才，但只因为他“驰誉丹青”，兼具供人玩好的、低贱的画家身份，于是便有损世人眼中弘扬大道的儒家人格理想，失去了经邦济世、辅国安民的资格，即所谓“并非宰相器”，而阎立本原本想在左手政治、右手丹青中寻找平衡，二者兼得的希望也彻底破灭。

正因为背负着“御用画师”的难堪身份，所以，即使阎立本位居右相，仕途荣显，也永远难以摆脱为丹青之名所累的尴尬。世人的非议，精神上的折磨，让阎立本备受打击，痛苦不堪。咸亨四年(673年)，居相位不到五年，他便郁郁而终。

对画家持轻蔑态度，将绘画视为贱役，并非自唐代开始，更非唐代所独有。即使在宋代文人画正式登台亮相、入缵大统之后，画家的地位虽有所改变，但仍没有太大的提高。史载，宋时著名山水画家李成之子李在峟为开封府尹，因羞愧于其父之画作外流，于是“重金求之，以晦其迹”。可见，绘画为贱役的观念根深蒂固。

明代戏曲、散曲作家李日华曾在《墨君题语》中写下这样一段无奈之语：“士人以文章德叉为贵，若技艺，多一不如少一。不惟受役，兼自损品……余尝谓王摩诘(王维)玉琢才情，若非是吟得数首诗，则琵琶伶人，水墨画匠而已。”把此言套用在阎立本身上，那么我们不妨可以理解为，除去“右相”的虚头衔，阎立本不过是工笔画匠而已。

编辑／赵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