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辉

晚清时人笔记中常有诸如“翰林清苦”、“学博清寒”的记述，陆以湉《冷庐杂识》更记萧山学博作联自嘲日：“百无一事可言教；十有九分不像官。”此联十分形象地勾画了闲曹冷官的生存状态。

“闲曹冷官”这四个字，其实就是无助和无奈的真实写影。他们的生存状态与大众所熟知的官员形象相差甚远，被喻为“九分不像官”的原因便在于“闲”、“冷”所造成的压力：一是精神上的压力。位卑阶低，与理想相差甚远，同时所执掌的既不是人事，又不是财权，向来轻简得不足以令上司、同僚、下属重视，自然被人怠慢。二是生活的压力。所得俸禄，常是入不敷出，生计窘迫。

一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十八日，孔尚任踏上了由山东往京师任官的道路。这一年，他38岁。早春的风依旧凛冽，但孔尚任丝毫没有觉察到寒意，他的心，欢欣而忐忑。

前一年康熙帝南巡返京时路过山东，特意到曲阜祭孔，孔尚任以圣裔身份被推举为筵前讲经人员，因讲《大学》而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随后，他又兼任导游，引圣驾观览孔庙、孔林等圣迹。康熙皇帝非常满意，特旨令吏部破格任用。就这样，孔尚任由一个乡村秀才平步青云成了国子监博士。

对孔尚任而言，这简直就是意想不到的人生大事。他在《出山异数记》中全面记述了康熙祭孔的过程，并用“犬马图报，期诸没齿”等字眼表达了自己无比感激的心情，对康熙三次问到他的年龄更是感到无上的荣光，因此又写道：“霁堂陛之威严，等君臣于父子。一日之间，三问臣年，真不世之遭逢也。”

一想到这些快意事，孔尚任不由得再次挥起马鞭，疾驰而去。于是，喜悦遍洒于路，直到京城。

进京后，孔尚任人国子监士，从此开始了官宦生涯。二月，往礼部充眷录官。此际，他用感激和自豪的语调急迫地向友人诉说道：“殷勤劳帝简，仿佛记臣名。草茅逢盛事，归说有余荣。”

初做官的滋味是兴奋的，兴奋得脚步都在生风，走几步，就整一整朝服，不时地将顶戴摘下，掸一掸尘土。可是，这一腔兴奋没有持续多久，就迅速地冷却了下来，几道忧愁上了眉头，并于诗中透露心底之烦苦：“花事今如许，愁须向镜探。茶叶分冷署，诗社聚闲官。到纸风流尽，随班札数难。何时开锁院，惭愧一毡寒。”

这究竟是何故?原因在于署闲官冷。

国子监博士的职司只在教授生徒，考校儒学著述，这与孔尚任之初的愿望相差太远了。数年前，纵是因落第而结庐隐居时，他念念不忘的都是“不负今日苍生之望”，更何况他总自负地认为自己“于天下必有利”，要为国家建功立业。

孔尚任的入仕，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政治因素。他是孔门后裔，又系康熙帝的亲擢，这一点，意义非凡。本来作为例监，不能正常地升转，但康熙帝赞他“克副朕衷”，于是得以不拘定例，从优额外授为国子监博士，而他精湛的经义讲座，更让满汉子弟数百人啧啧不已，“传为盛事”。

这些因素的存在，兼之他心底念念不忘康熙帝“记得臣名”，让他觉得前景光明，飞黄腾达在即，而不是在这闲署中做个闲散冷官。此外，由于已人中年而犹未有所建树，他对功业的期冀和追求无比强烈，甚至表现得很热切。

然而，现实所能带给他的只是一方可供品茗谈诗的桌几，几卷味如嚼蜡的文稿，数十个懵懵懂懂的儒生。清寂的官署、渺茫的仕途、空落的心情，让他心中五味杂陈，秋风拂过，又平添了几分思乡的愁绪。

在《孔尚任年谱》中，对他当年到次年七月的记述只有寥寥数事：“正月十八日，被召进京。二十八日，入国子监，为博士。二月初七日，入礼闱，充眷录官。撤棘，于国子监开坛讲经。”

“次年，春至夏，在北京，官国子监博士。”

如果单从年谱的记述来看，由讲经至次年夏月，前后一年余，孔尚任在国子监博士的任上并不曾再接受任何重要的职事。我们无法探求他当年从事的种种，但至少可以确认他诗中透露的只以烹茶论诗打发时日是事实。他曾自诩“不世之遭逢”的余荣并不曾一直追随着他，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渐而冷却、风干，最终化作纸笺上的墨迹，书箧底的残卷。相反，更多的则是进与退的困扰。

不知多少个夜晚，当年隐居的故地石门山旧景撞入梦怀，令他冷汗涔涔，于是反思自己“尽典郭田”纳捐入监与隐居石门二者的孰是孰非，福兮祸兮。仕途的艰虞，使得他再度认定自己的行径是“支离可笑”之举，最终开始自诘：“石门有灵，其绝我耶?其招我耶?”

由自诩过渡为白省、自嘲、自诘，他开始对现实表现得无奈与失落，这令他满心的苦楚化作满腹的牢骚，满面的憔悴变为满纸的愁病。

这种消极的状态实在不利于孔尚任在仕途上的进取，幸而次年七月，他被派往淮扬治水，一去便是四年。治水结束后，他再度回到国子监，潜心于《小忽雷》传奇的整理和写作，他郁结的心情，在传奇的叙述中得以舒展解放。

其实，得感激国子监之任的清冷，正是如此，孔尚任才能从容创作。仕途困顿带给他的磨砺和积淀令其作品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否则，清廷只会是多一位匍匐、拜倒在权门下的俗吏，而我们的文化史上却将缺席一位杰出的剧作家。

孔尚任在国子监任上所表现出来的烦苦，很大程度上是志向不得伸而引发的。他愿做犬马，以效报答，可此刻的朝廷并不需要他去负荷，更不需要他去驰骋。这种矛盾纠结着，令他不适。但这些只归于精神领域，这一阶段，他在生活上并没有太多的负担与艰难，也不曾有过穷乏的感慨。

史载，入京次年盛夏，孔尚任迁进了宣武门外海波巷的新居，新居环境清幽，庭院畅阔，他可借庭院中树的浓荫消暑，优哉地享受着茶香，行吟小院黄昏之句。

可以想见，孔尚任所承受的，不是为生计所迫的压力，只是不得志的精神煎熬。而其他闲曹冷官的生存状态，则断然没有他那样的轻松。

二

清人窦镇在《师竹庐随笔》中记京师谚语日：“上街三厌物，妇人、骆驼和翰林。”之所以将这三类并称厌物，全因其步履缓慢，有碍身后之人前进，有急事者莫不耽误。

可是，谁又能理解翰林们的苦处呢?乾隆、嘉庆年间，翰林至清苦。因官冷署闲，翰林们出门皆步行，从无自备车马者，混迹在闹衢中偏又迈着个官步，慢腾腾、晃悠悠，自然引来赶路人的不满。

遭人讥骂算不得什么，钱塘人吴锡麒官国子监祭酒，居京师时，尝与友人书道：“大抵生平好做冷人，天故以冷待之。破帐纸窗，索索然若时有西风吹到，不自知砭肌消骨也。”

“好做冷人”是不善或者说是不屑、不甘于奔走逢迎。不阿不媚、不跑不送，自然得不到上司、大僚的举荐和眷顾，官职迁转的机会也就少之又少，只能将冷官进行到底了。于是，“品望日高，生计日薄”，做官终于做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

清时更有以小说形式来游戏冷官的作品，《谐铎》书中“森罗殿点鬼”一章便假口森罗王对

偷生阳世的饿鬼们进行惩处：“轻者降作冷官，使冻饿终身，还其本相可也。”冻饿终身是饿鬼的本相，也是冷官的本相。

更可悲的是，有的官员只能以典当维持生计。某翰林院修撰曾经口占一诗：“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家中灶台是冰凉的，米缸是见底的，所有都可以裁减，一日两餐总是不能废的，面对着嗷嗷待哺的幼儿，无奈之下，只能典衣当书以应，那挟着衣物而行的背影在夕阳下孤单而嶙峋。讨价还价一番后，米终于有了。入夜，在昏昏的灯前，望着孩子们囫囵而尽，心生凄楚。

不独如此，甚至于王公及闲散宗室，因不许任外官，不许经商，只能仰赖朝廷的俸饷为生，生活状态极为苦寒。官员多是步行到署衙办公，京城多风沙，因恐尘土沾染官帽，常常以红布罩住，捧在手中而行。更有冷署的堂官每遇朝祭时，因官袍已破败不堪穿，居然用纸糊一件，绘上图案，套在身上以应付。家境再贫穷的，则只能在公务之余，为人挑水谋食了。(清何德明《春明梦录》)

国子监祭酒的官阶是从四品，翰林院修撰从六品，翰林院编修正七品，翰林院检讨、国子监博士从七品。这些虽系中、下级官员，但无论如何，始终与我们印象中的官员生活相差甚远。匪夷所思，但事实的确如此。

国子监诸官只是负声望，实际上他们只是冷官，“甲第纷纷厌粱肉”，而他们却是“广文先生饭不足”；翰林虽清贵，但是诸如修撰、编修、检讨之类却极为清苦。清道光年间，居官翰林院者多达一百四五十人，岂能个个显达!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在翰林院检讨任上的曾国藩在家书中称：“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帐，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六月初七日)

其后，又写道：“男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今年尚可勉强支持，至明年更难筹画。”(八月初三)

“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十二月二十一日)

翰林院检讨的正俸包括俸银45两，俸米22石5斗，兼之恩俸，总计约合银170余两。这笔钱，是他全年的正常收入，而一年的开支呢?曾国藩家书中曾记有京师房租一事，称移居绳匠胡同北头路东，“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钱”。仅此一项，一年便需耗费240两银子。而“室家赖之、亲友赖之，仆从赖之”，“又以奉上司，以迎宾客”，“又有不可计度之需。计其所费，何止一端”(清梁章钜《退庵随笔》)。

怎样才能将生计维持下去呢?除了体面的升迁或者实惠的外放(这可能已经脱离闲冷状态)，更多的则是寄望于三年一度的放差。

三

放差分为三类：学差、试差、房差。三种放差亦有优劣之分、腴瘠之别、远近之殊、繁简之异，其中以学差最优。

清时于各省设学政衙门，作为管理地方教育事业的最高机构，而学政则为一省教育之最高首长，多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属官员充任，在任学政期间，不论官阶大小，均与督抚平行，且督抚不能干涉其事务。

外放学差最吸引人的自然是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每年仅养廉银便有数千两的进项，高者6000余两，最次者也有1600余两。较之任京官时的俸禄，已是十倍、百倍的增加。任满后，大省的学政可余白银三四万两，小省的也足有一万两以上。

不单经济上的回报优厚，政治上的待遇除了与督抚平行且不受钳制外，由于职掌各府、州岁试、科试及童生试，考核生员学业等项，故而三年内需两次巡回。出行照例驰驿，幕友、书役更是庞大到百余人之多，一路浩浩荡荡，极是风光。沿途全是欢声笑语、谀词媚言，所需供给尽取于诸州县。忆起做冷官的种种，骄矜之态有之，感慨之叹亦有之。

次者便是试差了。试差为出任各省乡试主考，亦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部属官员充任。然而此差甚是劳苦，远的省需来回颠簸四个多月，近的也需十余日，且往往冒暑疾行，睛雨不间。到省即闭人闱中，埋头阅卷，一月后放榜，已然累得精疲力竭。但无论如何，试差终归有所收获，“主考一次可得数千金，最苦如广西，却只九百金”。

最次者，则为房差。任房考官的收入全赖门生的贽敬，其收入的多寡也随门生的贫富而转移，通常在300两银子上下。

冷官们寄望于三年一度的放差，但失望的又有多少呢?

全国设学政不过22人，正、副主考亦不过40余人。未能放差的众多冷官们除了艳羡，也只能感叹时运不佳。《官场现形记》即生动地刻画了试差落拓的面目：

新中举的赵温赴京头一桩事便是拜谒他的座师、省乡试的主考吴翰林。到了吴府门口，递上手本，奉上二两银子的贽见后，却久久未得召见。“这些当穷京官的人，好容易熬到三年放了一趟差，原指望多收几个财主门生，好把旧欠还清”。吴翰林听说这个门生奉上的只是区区二两银子的贽见，一骨碌从床上跳下，“心内好像失落掉一件东西似的，面色登时改变起来……便气得不可开交了，嘴里一片声嚷：‘退还给他，我不等他这二两银子买米下锅!回头叫他不要来见我!说着赌气仍旧爬上床去睡了”。

这虽系小说家言，却也折射出了穷京官的生存状态。无论我们怎么定义这个形象，是贪婪、堕落，还是可耻，终究还是要还原一个真实：可悲。

至于房差，到了晚清，因国事纷乱，兼与太平军战事不休，学、试二差的额外收入便大幅度缩水，“每乡会同考，门生执贽者，不过二金四金”，实在少之又少，冷官们都视其为畏途。这还不算，甚至还有倒贴的可能性。清人笔记中载，某翰林任房考官时，因阅卷力有不支，便将批注选落卷子的事务交由家丁代办。谁知家丁玩忽职守，竟然在卷子上贴了“火腿一只”。落第的举子便持着卷子径直寻到翰林家中，厉声质问。翰林无奈，只能道：“若打官司，你也不忍；若论赔偿，这样的事，怎么赔得起?我是个穷翰林，你也知道，我厩中只有骡子一只，你牵走就是了!”举子也只能长叹一声，牵骡而去。

总之，学差极难得，试差极辛苦，房差极清淡。就算终于争取了，如果心有不甘，贪念太炽的话，甚至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但是，放差终究是体面尊崇的，故而放差者归来后，所获虽有殊异，却也意足心满，并不太过计较。

四

除了谋求放差一途，冷官们还以形形色色的方式来解决生计问题。曾国藩的家书中就清晰地记述着缓解这些压力的办法——举债或收受馈送，并在信中称：“借钱之难，京城与家乡相仿，但不勒迫耳。”

但生活得继续，他必须为之。除此之外，曾国藩还在信中专门提及等待炭资以勉强支持一事。

道光、咸丰朝之前，外官馈送京官，例有三项：冰敬、炭敬和别敬。同年、同乡之间多团拜一项，但到了同治以后，除了军机处有冰敬外，其余则只有炭敬。

炭敬之初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来区分，8

两至300两不等，京官谓“炭敬常丰”。可这一项馈送发展下去，却只有达官贵人方能享有，于是普通京官只余一项可以进账。后来别敬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每封10两银子改为6两，再其后“公行贿赂，专重权贵”，冷署闲官们便再难得到炭敬了。

如果将馈送定义为陋规的话，那么毕竟还有遮遮掩掩的成分，如送炭敬，外封上并不写具体数字，而是题上“梅花诗或数十韵代之”，八韵、十韵分别代表8两、10两或数十两不一，至于40两称“四十贤人”，300两则为“毛诗一部”，而“千佛名经”诸类则实实在在是千金的馈送了。因为馈送算得上是不便启齿的“儒雅”行径，那么，收受馈受也就坦然了许多，况且这能缓解他的拮据。

所以，曾国藩在信中很直白地表达了对外官所馈送炭资的无比期冀。后来，知道此项收入因其阶卑官冷而落空时，则表现得极度失望和无奈。

曾国藩的生存状况，其实就是所有冷官们的写照。像这般困顿的生活一直到三年后他授了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才得以改观，次年更寄银400两回家，馈赠亲戚。

在曾国藩的家信中，我们除了梳理出他初授翰林院检讨时生活的清苦外，也读出是职的闲冷。他每每于家书中絮絮叨念的，不是九弟读书有进展，便是勉弟进德修业，甚至琐碎到买漆难辨真假、家中熏有腊肉、腊鱼诸类。而做了翰林院侍讲后，顿时事务繁忙，于是“先服补药”，应酬更是日不暇给，终至“面胖而润”。

苦捱了三年，终于否极泰来，虽算不得显贵，却已摆脱了窘困。但大多数的冷官，并没有曾国藩的际遇。

为了能获得外官的别敬，一些穷困的京官甚至于百般奔走，堆笑乞讨。他们“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而宴乐，冀获微润”(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谓“微润”，对于这些冷官们可能已是不菲，至少可以解燃眉之急，缓一缓生计的压力。而“动色相告”、“曲计攀援”诸词，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冷官逐利的卑琐，但同时又令人嗟叹不已。

李慈铭是以一种悲悯的心态来记述冷官们的种种，然而事实上，更多人对待冷官则是面堆笑容，心生厌恶。时人张集馨尝记：“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遏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甚至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是以外官以进京为畏途，而京官总以外官为封殖。”

外官们对于冷官的乞讨可谓不厌其烦，却畏其无赖，虽怒亦只能“小加点染”。于是张集馨几番离京赴任，“留别”之金皆在万两以上。

除了举债和收受馈送，也有令人觉得温和的方式。嘉庆十九年(1814年)，初授翰林院编修的林则徐自述其在京生活：“愚初作翰林时，即有家眷，在京一年俭用，约以五百金为度。编修俸银、俸米及馆上月费，合计将及二百，寻常笔圣中亦有所得，能觅一馆地贴补，则又觉从容矣。”在予友人信中则称“现就一教书馆地”，以做家教来弥补经济的不足。除此之外，尚代人撰、缮折子、书信来补贴用度，并接受了张师诚的接济。

我们读到这一段文字后，我们心底或许会升起一股暖意，却无从知道林则徐们在种种陋规面前是否独善其身，但无论如何，这种方式令我们感受着清贫而自尊的可贵。

除了令人可敬的方式外，也还有一些行径实在有辱斯文、有违法纪，如撞骗、讹诈、索贿，有些甚至以“撞骗为生涯”。

这就是众多冷官们的生存状态。

除了在解决生计方面有着迥然不一的形式，冷官们对待现状的态度，也有着天壤之别，其中不乏积极地以正当或非正当的办法去改变现状之人，但更多的，不是以苦捱漫熬的形式来结束他的闲、冷，便是终其一生在清寂中度过。还有一些，则表现得更是超脱了，不慕荣进，不羡富贵，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闲冷：“俸薄俭常足，官卑廉自尊。”“耐得冷官是佳事”，但与清寒结伴一生，将人的欲望不断压缩、降低，道德不断地提升，终究比较困难。

做官并不等于发财，黄宗羲在《原臣》中更是将其上升到“为天下，为万民”的高度，对于做官的道德规范方面，它甚至要求摒绝利欲，两袖清风。官员的清浊之别，客观上说，是制度所造成的，制度的疏漏和缺陷是官员腐败的根源。所以，有条件贪污的往往是掌控着资源并据以资源分配权力的大小官员，而鲜有冷官。

嘉庆朝，君臣同持一种观点：贪酷者少而萎靡者多。它的本意是斥责官员们的无所作为，这虽是实情，但他们似乎忘记了探寻原委。这个现象反映出的恰恰是权力的过度集中，集中在某个行业、某个部门甚至于是某个人。这部分人“饮血肥皮肤”，以至于“举手一掷，则费中人十家之产”。所以，官员们倾力追逐州、县长官或河、漕、盐官等实缺、肥缺，甚至于有手段的典史吐露心声说：“(典史)做顺手了，纵是给个状元做，却也不要。”

事实上，权力和利益的不均衡、不公平分配才是造成萎靡者多的本因。这种不公平是制度使然，更是人为造成。那么，诸多的冷官们，既自觉不甘，又无力拨正。功同赏异劳臣疑，最终大多沦为疲玩者。

于是，沉浮在宦海间的冷官们，在饱尝炎凉、消磨完热情以后，泰然地在山水间、诗酒中寻求人生的另一种满足，又或者在挣扎一番后渐渐地消沉。

编辑／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