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存梁季江陵萧绎集团的骈文作品，基本上都是施用于庙堂之上的政治性公牍文，与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关系密切。这些骈文采用了具有文学性的书写方式，极富抒情色彩和形象化特征，讲究艺术技巧，艺术风格多样。梁季江陵骈文力图通过具有审美意蕴的文学性书写来达到政治实用目的，体现了骈文应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融通。

关键词：梁季；江陵；政治骈文；文学书写

作者简介：钟涛，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24）

梁代文章创作宏富，就数量来说，居南朝之冠。这些文章中骈文的数量，尚未有精确的统计，但应当不在少数。本论文将关注点放在梁季江陵，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限制，冀以筛选出具体明确的研究对象。而梁季江陵的骈文写作，几乎全是围绕当时政坛大事，与当时国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将骈文的政治功能和文学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①本论文试图结合梁季江陵骈文的写作背景、目的和内容，分析这些骈文的文学书写形式，并以此为案例，探讨骈文的应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融通。

一

“梁季之祸，巨寇凭垒”②。梁代末年社会动荡，从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之乱至梁敬帝太平二年（557）十月陈霸先代梁，持续了近十年。湘东王萧绎早在普通七年（526），就曾出任荆州刺史，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控制长江中上游。太清元年（547）再次出镇江陵，随后京师很快陷于政治动荡，江陵暂时成为一片安定之地。在后来的政治争斗中，萧绎剿灭了侯景的叛乱，萧誉、萧詧、萧续、萧纪等先后败亡，萧绎正式称帝。太清二年至承圣三年（554），正是由于萧绎的号召力和政治地位，江陵逐渐成为士人的归属和集中地，仅承圣三年江陵陷落时被西魏掠至长安的士人就有数十人。著名文人如庾信、王褒等都曾先后是江陵萧绎文人集团的一员。江陵文人集团既包括萧绎及一直追随在他左右的文人，也包括如庾信这样侯景之乱后从建康等地逃归江陵的文人，以及如沈炯这样曾在王僧辩幕府的文人。梁季江陵政治骈文指的是太清二年至承圣三年（554）江陵萧绎集团所作与当时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骈文。另外，徐陵等人虽不是江陵文人集团的一员，但其在邺中所上的《劝进梁元帝表》，与江陵政治密切相关，也可算是江陵政治骈文的一部分。粗略统计，今存太清二年至承圣三年（554）江陵萧绎集团所作文章约三十余题，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当时重大政治活动的产物。据严可均所辑《全梁文》和《全陈文》，剔除其中残存的散体或骈体残句，比较完整的骈文约二十余篇。这些骈文在清人李兆洛《骈体文钞》中选有五篇，即：萧绎《次建业诏》（《将归建业先遣军东下诏》）、《课耕令》（《耕种令》），沈炯《劝进梁元帝第二表》、《劝进梁元帝第三表》，徐陵《劝进梁元帝表》。这五篇分列于“诏书”、“教令”、“劝进”三类，均属“庙堂之制，奏进之篇”③。其余《骈体文钞》未录之文，性质亦相近，均为施用于庙堂之上的政治性骈体公牍文。

这些政治骈文最集中的主题，就是劝进萧绎和萧绎的答劝进。劝进和答劝进，是魏晋南北朝政治中十分普遍的现象，但萧绎在江陵登基之前，由于他的处境特殊，政治形势复杂而微妙，这些劝进文和答劝进文的立意角度和写作方式，也就呈现出与一般易代之际禅授劝进文字不同的特点。

在这些劝进表中，以大宝元年十一月南平王萧恪等人所上为最早。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陷京师，五月，梁武帝萧衍崩，侯景立萧纲为帝。朝廷陷贼，萧氏诸王却忙于内斗。这年六月开始，萧绎先后征讨河东王萧誉、岳阳王萧詧。第二年朝廷改元大宝，而“世祖犹称太清四年”④。萧绎以诸藩王之首自居，而对身处侯景控制的新帝萧纲，则是观望的态度。在这种背景下，萧恪等人上表，冀萧绎“进位相国，总百揆，竹使符一，别准恒仪。仗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辂而定社稷”⑤。萧绎答表中虽称“鲸鲵未翦，寤寐痛心”，“率此小宰，弘斯大德”，“瞻言前典，再怀哽恧”⑥，但还是接受了劝进，进位相国。

大宝二年十月简文帝萧纲被害后，政治情势与大宝元年已有所不同。沈炯为王僧辩所拟的三劝进表，劝进的目的和立论的角度都集中在早登大位，国不可一日无主上。大宝二年冬十月，萧纲为侯景所害，王僧辩等上表劝进，以为“黔首岂可少选无君，宗祀岂可一日无主”⑦，萧绎答表则以侯景未灭相推辞。同年十一月，王僧辩又奉表以“赤县无主，百灵耸动”相劝，以为“国耻家怨，计期就雪，社稷不坠，繄在圣明。今也何时，而申帝启之避，凶危若此，方陈泰伯之辞”⑧，萧绎仍未欲即位，答表称“孤遭家多难，大耻未雪，国贼则蚩尤弗剪，同姓则有扈不宾，卧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应宝历，何以嗣龙图。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来议也”⑨。大宝三年三月，侯景之乱得平，王僧辩等再次奉表劝进。萧绎答以“淮海长鲸，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未全革面”⑩。侯景虽灭，他登上帝位的障碍还有兄弟子侄。就在同月，在萧绎的授意下，豫章嗣王萧栋，及其二弟桥、樛被害。同年四月武陵王萧纪在蜀称帝，改号天正元年。萧绎遣使拜谒陵莹，修复社庙，但对群臣的拜表上尊号，仍固让不受。聘魏使徐陵于邺中上表劝进：

伏愿陛下因百姓之心，拯万邦之命。岂可逡巡固让，方求石户之农；高谢君临，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见圣人之不仁。率士翘翘，苍生何望！昔苏季、张仪，违乡负俗，尚复招三方以事赵，请六国以尊秦。况臣等显奉皇华，亲承朝命，珪璋特达，通聘河阳，貂珥雍容，寻盟漳水，加牢贬馆，随势污隆，瞻望乡关，诚均休戚。但轻生不造，命与时乖。忝一介之行人，同三危之远摈。承闲内殿，事绝耿弇之恩；封奏边城，私等刘琨之哭。11

萧绎是否有表答徐陵不得而知。这之后，王公卿士复劝上尊号，萧绎谦让未许，表三上，乃从之。

萧绎在梁末宗室诸王中，最具实力和声望，在侯景之乱中又身处江陵，占有地理和政治上的优势，成为稳定动荡局势的希望，故而“四方表劝，前后相属”12。两晋之际，在中原抗敌的刘琨，遣温峤等向司马睿上表劝进，表文慷慨陈词，激昂恳切，忠心报国、决意复仇之情贯穿全文，被认为是 “正大光明，固是伟作”，“诚心所及，乃为高文”13，“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14。梁季动荡的政治形势，与西晋末年颇有相似之处，萧绎在外敌入侵、诸王争权的政治斗争中，相对说来也是众望所归。劝进萧绎，与一般易代之际，强臣掌国的情势下，其僚属群下在“九赐”、“禅让”的过程中，上表劝进，为改朝换代做舆论准备还是有所不同。今存的劝进萧绎诸文，虽然也旨在显示他上合天意、下称民望，但并不以歌功颂德为主，而是以时事之艰、国家之需相劝。不以表功业、述祥瑞为中心，而是陈述时事，强调危急存亡之秋，颇有家国危亡之叹。萧绎禀性猜忌，喜矫饰，又暗藏私心。他对群下的反复劝进，一直以谦退答之。固然，把持朝政的重臣在夺取皇权之前，接受劝进时都有这种装模作样的套路，但在萧绎这里也不完全是一种礼节性的虚伪应答，而是具有其现实的政治考量。太清二年侯景之乱后，萧绎无论是坐观国祸还是发兵勤王，翦除兄弟还是消灭子侄，最终目的都是为自己登基扫除障碍。到他觉得障碍尽除，可以称帝时，才接受劝进称帝。但此时梁州、益州已并入西魏，襄阳也在西魏控制之中，江陵形势十分孤立。江陵城陷落，萧绎被俘遇害的命运已不可避免。联系这些历史背景来看大宝年间的江陵政局和劝进、答劝进诸文，真有“文章可觇世运”之感。15

除了劝进与答劝进，今存的其他江陵骈文，也主要是出于萧绎之手的诏令。驰檄遣军，即位改元，劝农课耕，褒赠功臣，围绕的都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与劝进表令一样，都是政治公牍文。这些作品，对我们理解政治活动中的文学性写作，理解骈文与政治的关系，政治骈文具有的文学特征等，都具有典型性和启发意义。

二

梁季江陵政治骈文的文学性书写，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这些文章采用骈辞俪句这种独具特点的文章艺术形式。刘勰认为对偶句的产生，源于自然：“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逢然成对”16，在日常语言和一般文章写作中，对偶的使用，也十分常见。但骈文主要由对偶句构成，对句是文章结构主体和基本形态，骈文中对句的使用不仅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是一种有意识的整体性的文学语言选择。这种文学语言选择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效果，使实用文章的功能在具有文学性的审美视域中展开和实现。

梁季江陵政治骈文都是为特定政治目的写作，有直接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功能。这种在一定政治语境下的文章写作，不是文学行为，而是政治行为，必然受到政治语境的制约。散文和骈文都能恰当得体地表达政治内容，不过，骈文对偶精工，整齐和谐，典雅庄重，读起来正气凛然，语句本身就给人极大的权威性感觉，十分适合写作政治仪式性很强的庙堂文章。尤其是江陵文章主要是劝进和答劝进文，以及诏令之类，这类重大政治场合使用的文章，诉说的权威性和传播的感染力是作者首先要考虑的，自然十分重视文章的修饰性，文章风格以庄重得体，典雅雍容为宗。江陵政治文书不但普遍使用对句结构文章，而且这些对句结撰精心，十分具有表现力和艺术效果。如沈炯《劝进梁元帝第二表》开篇云：

紫宸旷位，赤县无主，百灵耸动，万国回皇。虽醉醒相扶，同归景亳，式歌且诵，总赴唐郊，犹惧陛下俯首潸然，让德不嗣。传车在道，方慎宋昌之谋；法驾已陈，尚杜耿纯之劝。岳牧翘首，天民累息。17

《劝进梁元帝第二表》写于梁简文帝被害后，这段文字就是说天下无主，萧绎是众望所归，劝其不要推辞帝位，但这层意思，通过对偶和用典，以骈文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将直白的政治诉求，变成了蕴含深厚文化积淀的文学表述，赋予了审美色彩，可以说是政治功能的一种文学具现。全段两两相对，反复渲染。不仅言对精巧，事对也很允当，如以商末景亳之命大会和唐尧时百姓盛世而歌两典相对，表明萧绎继位是秉承天意民意，又以宋昌倡立汉文帝和耿纯劝刘秀称帝两事相对，劝说萧绎不要推辞。十分切合表文主旨，高古典雅，韵味实足。

在魏晋南北朝整个文章创作领域高度骈俪化的背景之下，具有庙堂之制，奏进之篇性质的梁季江陵政治文章，采用骈体的形式写作，既满足政治公牍文的功能需要，也符合时代的文学审美思潮。而自六朝朝廷政治公牍文书多用骈体以后，一直到清末甚至民初，朝廷和政府的重要公牍文书，也都常采用骈体这种具有文学性的表达形式。

三

梁季江陵政治骈文采用了一种具有文学性的书写方式，还不仅仅是因为它使用了骈辞俪句，具有骈体文的外在形式特征，而且它在更深层次和文学用语言来塑造形象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具有内在相通之处。文学以语言文字为媒介和手段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通过审美形式发挥其多方面的社会作用。审美性并不是江陵政治骈文创作的目的和价值所在，但这些文章的作者，为实现其应用价值，采用了文学审美的形式写作，力图通过具有审美性的文章艺术来达到政治公牍文的实用目的。

刘勰认为表“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骋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18。章表之文，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说理陈事为用，但仍然要附乎性情，经纬情辞，文为情使。刘勰的这个看法，标明在古代“杂文学”的观念之下，公牍应用文，也具有文学性的要求。梁季政治骈文中大多表现出强烈而真切的情感精神，这是其具有文学意义的重要方面。如沈炯的《劝进梁元帝第二表》中有云：

日者，公卿失驭，祸缠霄极，侯景凭陵，奸臣互起，率戎伐颖，无处不然，劝明诛晋，侧足皆尔。刁斗夜鸣，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顾衔悲；凉州义徒，东望殒涕，惵惵黔首，将欲安归！陛下英略纬天，沉明内断，横剑泣血，枕戈尝胆，农山圮下之策，金匮玉鼎之谋，莫不定算扆帷，决胜千里。击灵鼍之鼓，而建翠华之旗，驱六州之兵，而总九伯之伐，四方虽虞，一战以霸。斩其鲸鲵，既章大戮，何校灭耳，莫匪奸回，史不绝书，府无虚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兰，敌国降城，和如亲戚，九服同谋，百道俱进，国耻家怨，计期就雪，社稷不坠，翙在圣明。今也何时，而申帝启之避，凶危若此，方陈泰伯之辞。国有具臣，谁敢奉诏。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万国之欢心，万国岂可无君，高祖岂可废祀。即日五星夜聚，八风通吹，云烟纷郁，日月光华，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飞舻巨舰，竟水浮川；铁马银鞍，陵山跨谷。英杰接踵，忠勇相顾，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报主。莫不覆盾衔威，提斧击众，风飞电耀、志灭凶丑。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广发明诏，师出以名，五行夕返，六军晓进，便当尽司寇之威，穷蚩尤之伐，执石赵而求玺，斩姚秦而取钟，修扫茔陵，奉迎宗庙。陛下岂得不仰存国计，俯从民请。19

沈炯虽是为王僧辩代言，但书写的既有个体体验，也有时代共同情感。将侯景之祸中士人的悲惨彷徨，无所依归之情，写得很真实。对萧绎才略功业虽有夸大之辞，也在属臣的情理之中。行文的基调则显得情感浓烈，声情勃发，激越恳切。以陈达情事为目的上表，如诸葛亮《出师表》、李密《陈情表》之类，是臣子个体向皇上表明心迹，个性化私人性特色明显，虽为应用文，却在一定程度能自抒胸臆。劝进表之类，往往是代百官立言，个人色彩要淡得多，抒发情感也往往会比较程式化。但沈炯亲历梁季动乱，“遭乱执节，濒死幸生。梁元进讨，贼景东奔，可冀苟安，犹不免杀妻子、屠昆季，非张俭之亡命，类李陵之无家，悲哉一生，不复望振”20。进表时沈炯身处王僧辩军中，忧虑国家无主，在为国家宗庙计的宏大叙事中，融入了时代的痛苦和自身的忧国忧民之情，故而表文写得“悲深迫蹙甚于越石”21。张溥说他“劝进三表，长声慷慨，绝近刘越石；陈情辛宛，又有李令伯风”22。正是看到其骈体公文具有的强烈抒情特征。具有个性化特征的抒情，并不是公牍应用文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文学抒情手段的借用。

江陵政治骈文中的许多作品，都突破了公牍文以实用为尚的局限，注重形象化描写，这也是其文学性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萧绎《耕种令》：

军国多虞，戎旃未静，青领虽炽，黔首宜安。时惟星鸟，表年祥于东秩；春纪宿龙，歌岁取于南畯。况三农务业，尚看夭桃敷水；四人有令，犹及落杏飞花。化俗移风，常在所急；劝耕且战，弥须自许。岂直燕垂寒谷，积黍自温，宁可堕此玄苗，坐飡红粒，不植燕颔，空候蝉鸣。可悉深耕穊种，安堵复业，无弃民力，并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23

令文为劝农而作。文中直白的说理议论之句并不多，而颇有叙述描写之辞。谭献评其“华辞尚以意运”24。齐梁公牍文中，常用如“夭桃敷水”，“落杏飞花”这类十分形象的描写性“华辞”。同为劝农的王融《天监九年策秀才文》中，“将使杏花菖叶，耕获不愆；清甽泠风，述遵无废”就一向为人所称道。梁季政治骈文的形象性，不只是体现在这种对自然风光的描写，而是文章整体给人形象生动之感。如前文所引沈炯《劝进梁元帝第二表》中一大段都有这个特点。再如萧绎《驰檄告四方》中写己方军势之盛：

雷震风骇，直指建业。按剑而叱，江水为之倒流；抽戈而挥，皎日为之退舍。方驾长驱，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挟辀曳牛之侣，拔距磔石之夫，骑则逐日追风，弓则吟猿落雁。捧昆仑而压卵，倾渤海而灌荧。如驷马之载鸿毛，若奔牛之触鲁缟。以此众战，谁能御之！25

夸张性的描写，十分生动形象。今存梁季江陵骈文的作者，大多同时也是诗人和赋家，他们将诗的抒情特点和赋的描写手法融入政治骈文的写作中，使这些公牍应用文也有了审美意义和文学价值。

四

梁季江陵骈文的文学性书写，还表现在其他一些艺术技巧的运用上。许槤评萧绎《答王僧辩等劝进令》（《答群下劝进令》）说：“元帝性好矫饰……狡人好语，固不足信……引古立案，构思精而撰语峭。”26许槤对文章的内容和表达的情感持否定态度，但他从修辞、构思、用语等方面概括出的艺术特点，却可以说在梁季政治骈文写作中具有共性。“引古立案”，指的是使典用事，具有比喻与象征的作用，是一种曲折的文学表达方式。古人所谓构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谋篇布局，而涉及创作过程中所进行的思维活动，许槤所谓“构思精”，既是篇章的精心结撰布局，也有文学性的艺术构思之意。“撰语峭”是许槤对萧绎《答王僧辩等劝进令》语言风格特征的概括。梁季政治骈文语言风格或峭拔、或高朗、或隽逸、或华赡……，虽各有不同，但大都有不同于一般非文学文献的语言特点，体现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和不同于日常语言的陌生化艺术效果。如《答王僧辩等劝进令》：

孤以不德，天降之灾，枕戈饮胆，扣心泣血。风树之酷，万始不追；霜露之哀，百忧总萃。甫闻伯升之祸，弥切仲谋之悲。若封豕既歼，长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轨，继子臧之高让，岂资秋亭之坛，安事繁阳之石。侯景，项籍也；萧栋，殷辛也。赤泉未赏，刘邦尚曰汉王；白旗弗悬，周发犹称太子。飞龙之位，孰谓可跻；附凤之徒，既闻来议。群公卿士，其谕孤之志，无忽！27

这是萧纲被侯景所害后，王僧辩等奉表劝进，萧绎的答辞。萧绎在之前出于私心，救援京师建康未尽全力，忍看父兄身陷贼手，先后遇害。此刻虽仍有政治权势的考量，但他心中的悲痛应是真实的。他抒写自己听闻简文帝遇害后的悲痛，用了汉光武帝刘秀之兄刘伯升和吴大帝孙权之兄孙策遇害事；表达自己谦退之心，则用吴公子季札及曹国子臧让国的故事。将侯景比作项羽，萧栋比作商纣王；自比尚称汉王的刘邦和还没伐商的姬发，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目标。除这些明显引古的事典外，截取旧典语词亦复不少。萧绎构思的精妙在于将复杂的心情和政治的考量算计，如剥笋抽丝，层层写出。文辞顿挫宕荡，简劲峭拔。无论其情之真伪，都不能不承认其具有精微之思，渊雅之辞，情旨内包，秀采外溢。

梁季江陵的骈文存世虽不多，但却很典型地折射了大多数骈文（不包括赋）的创作性质。28骈文与诗、赋等文学文体不同，大多具有应用文性质，而非纯粹的文学写作，但即便应用在政治场合，具有最直接实用目的的公牍文，也是采用了一种文学书写方式。优秀的骈文，不同于一般文献，而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它们不仅具有实用功能，更具有审美特征。骈文应用文固然多数不是纯粹的审美文学作品，但骈体公私文牍往往在应用性和审美性的两极之间取其中，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因而大多也不是只有实用功能，也具有审美功能。

注释：

①有学者认为中唐韩愈革新骈体文，提倡古文，主要目的是通过文体的变革，改变思想领域的混乱局面，重新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我们认为骈文也具有政治功能和教化作用，并未脱离儒家的政治美学范畴。参莫山洪《论中唐骈散相争与韩愈的“破骈为散”》，《中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②④⑤⑦⑧11121719姚思濂：《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36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8页，第120页，第131页，第121页，第119页，第120页。

③13152124李兆洛：《骈体文钞》，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12页，第239页，第243页，第242页，第152页。

⑥⑨⑩23252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均引自第3041页。

141618刘勰、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07页，第588页，第409页。

2022张溥、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37页，第337页。

26许槤：《六朝文絜》卷二，《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11页。

28赋与文有依附和交叉关系，但却是独立文体。参考孙福轩《赋学与诗文理论互渗论》，《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