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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圣叹:风流终随哭庙去

2009-06-02如果石絮

百家讲坛 2009年9期
关键词:士子金圣叹巡抚

如果石絮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24岁的顺治帝因患天花猝然驾崩,遗诏由8岁的儿子玄烨继位,并诏令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同辅政。

顺治是满族建立政权以来第一个晏驾的皇帝,为了借此树立威信,四位大臣决定大操大办丧事。为此,特降谕规定,京师文武百官俱缟素入朝,朝夕哭临;地方各省的长官应带领各州、府、县等部属到郊外跪迎皇帝遗像置人公廨,尔后在巡抚大堂停灵三日,全省大小官员都要前来行礼跪拜。

是年二月初一日,哀诏递至江苏,巡抚朱国治为表忠心,在巡抚大堂设灵,下令全省7府68州、县的文武官员全部前来哭临三日,同时禁止本省百姓结婚宴乐,禁止集会结社。

时苏州县令任维初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监守自盗,而且所盗的竟然是用以赈灾的常平仓的钱粮,影响极为恶劣,有人说:“自明太祖立法至我朝定鼎以来,未有如维初之监守自盗者也。”

任维初的恶行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让当地的文人士子感到强烈震惊,他们决定承担起士人为世道良心的重任,为民请命,向上级检举揭发知县的恶行,但多次行动均难挡其贪暴气焰,百般无奈之下,他们希望借由哭临将任维初的罪行上达天听。

当时苏州有一个传统,士子们有不平之事得不到申明时,就写出讨伐文章,到位于苏州东郊的夫子文庙,撕裂儒冠,对着孔子像哭诉。人们把这种行为称为“哭庙”。

于是,哭临的最后一天,即二月初四,百余士子来到文庙,宣读完哭庙文,对着孔子的牌位恸哭一番,而后撕裂儒冠,表示要与任维初斗争到底。随后,士子们起身从文庙赶赴巡抚大堂。一路上,大家高呼口号,散发揭帖,百姓闻知消息,纷纷加入进来,群情激愤,呼声震天。

诸生和百姓浩浩荡荡地来到府堂,跪在地上,向巡抚朱国治递呈揭帖,哭诉任维初的恶行。朱国治没有料到在大庭广众之下会发生这种事情,便以“哭祭先帝,灵堂之上不容喧闹、容日后处理”为由,拒绝接受揭帖,让诸生和百姓尽快散去,敢有闹事者以亵渎先帝之罪严惩。诸生依然跪地不起,坚称务必将贪官捉拿方才散去。

朱国治见情势要失去控制,饬令卫军将人群轰散赶走,捉拿11位领头士子,为了显示秉公执法,将知县任维初和仓总吴之行也一并拘系,委派道臣王纪负责审讯此案。

很快案件真相大白:县令任维初素性贪酷,杖毙欠赋百姓、盗卖国库米粮,士子和百姓忍无可忍,才哭庙诉讼。王纪召来任维初,让他交代赃银去向。任维初惧怕刑罚落在自己身上,于是交代自己之所以胆敢盗卖常平仓的救灾米粮,是因为巡抚朱国治索贿,而自己初上任囊中羞涩,无从得银,万不得已才冒死盗粮。

王纪急忙将审讯结果报告给朱国治,为了先发制人,朱治国连忙赶写了一份奏疏呈报朝廷,奏疏完全掩盖了事情真相,将任维初等人的罪行摆脱得一干二净,把诸生的哭庙归结为居心险恶的谋反行为。

以索尼为首的四大臣见了奏疏果然大怒:诸生竟然惊动先帝灵位,抵抗新朝,士风如此刁顽,必须彻查。当即派刑部右侍郎尼满、侍郎叶民等四名大员即日南下,专权负责审理此案。

四月初八日,在案犯、会审官聚齐之后,“哭庙案”进行了第一次审讯。因案件丝毫没有沿着自己设想的方向发展,巡抚朱国治心急如焚,决定在二审开始前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追查哭庙的幕后策划人,并将目光锁定在苏州名士顾予咸身上。

顾予咸,顺治四年进士,时任吏部外郎,文才颇佳,喜欢结交儒生,很有尊望。“哭庙案”发后,王纪调查案情,曾向顾予咸询问对任维初的看法。顾予成说:“任知县似不可使知牧民之责矣。”意思是说,任维初似乎不具备任知县的能力。朱国治调查到顾予咸的这些言行,又联想到他在士子间的地位,认为顾予咸肯定是“哭庙案”的幕后指使,决定将其逮系入狱,押解江宁候审。

此外,朱国治还陆续抓了与顾予成交往密切的五名士子,一并押解江宁。一切准备就绪,四月十三日,第二次审讯开始。未想,诸生在堂上言辞一致,否认顾予成参与“哭庙案”,一致说他既没有草拟揭帖,也没有策划哭庙,甚至没有人和他谈及此事。二审无果而终。

没过几天,朱国治又将目光转向了另外一个人——府学教授程邑。作为苏州文士的长官,他应该有珍贵的内幕消息,朱国治决心从他身上找出突破口。

朱国治开门见山地命令程邑:你既然在弹劾的奏疏中说当时有“号哭者数千人”,那就请你一一列出他们的名字,否则就告你诬告罪。程邑没想到堂堂巡抚会出此损招,正在懊恼之际,他的一个好友——钱中谐赶来见他。钱中谐知道朱国治无非是要攀扯出几个大人物,于是让他列出两名苏州名士,敷衍塞责,以拯救吴中士子。

程邑首先想起了丁子伟,接着又想到了金圣叹。金圣叹在当地乃至更广阔的地区都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几乎家喻户晓、众所周知,朱国治很是满意,遂派人火速去苏州捕拿此二人。

金圣叹(1608~1661),原名采,字若采,人清后改名人瑞,字圣叹,吴县人,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他自幼聪睿,博闻强记,十岁时人私塾,习读四书五经,只几天就厌倦烦躁,对同学说:“不知习此者何为也?”他甚至还把被人顶礼膜拜的五经斥为糟粕,而对“稗官野史,无所不窥”。他从小就体现出离经叛道的意识,对传统礼俗不屑一顾,对万千士子皓首穷经的科考,也敢调侃戏谑,视如儿戏。一次参加科考,考试题目是《如此则心动否?》金圣叹全然不顾八股文章的起承转合,也不顾礼教宣扬的男女大妨,写道:“倘有万两黄金放在眼前,又有绝色佳人,试问动心否乎?答:动,动,动,动……”一连写了39个“动”字。

金圣叹经常讽刺考官、游戏科场,当然不能金榜题名,有时候不小心考中,他也不去报到,接着再考,考了又不去。后来,迫于家中的压力,他冒用“张人瑞”的名字考上了秀才,此后再也不去考试,终其一生一天官也没有做过。

有人问他“圣叹”二字何意?他说:“《论语》中载,孔子问几个弟子的志向,独有曾点说他愿意超然世外,优游林中。孔子喟然感叹说,自己与曾点的志趣相同。我的志趣也与孔圣人相同,故而取字‘圣叹。”

金圣叹嗜好饮酒,不拘小节,“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处,又好酒,日辄为酒人邀去”。有时接连喝上三四夜,醉得不省人事。他还“不事生产,不修边幅,仙仙然有出尘之致”。又喜欢交友,其朋友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他性情好时,谁都能与之相处融洽。遇到酒鬼,就狂饮一气,遇到诗人就拣词弄句,遇到剑客就耍弄枪刀,遇到棋客就下上几盘,遇上道士则仙风道骨,遇上和尚就念经弄佛,遇上辩士则巧舌如簧,遇上老人则淡定超然,遇上孩童就又哭又笑。他还写了人生中的3 3个“不亦快哉”,把自己生活中一些令他开心的琐事写下来,其率性而为的脾性跃然纸上。

令人惊讶的是,金圣叹还肆无忌惮地与女道

士、尼姑交往,完全不顾世人的感受,他甚至还跑到道观,明目张胆地在女道士房里睡午觉。反对他的人,抓住此事,肆意诋毁,说他“尝奸有服之夫人”“诱美少年为生徒”,还编排了金圣叹的许多邪淫故事。

加之他恃才放旷,行为乖张,常常不顾情面,讽刺、挖苦他人,史书称他“生而颖异,倜傥不羁”、“性放诞,出词罔忌”,结果自然是“遇贵人嘻笑怒骂以为快,故及于祸”。

金圣叹更受人关注的是他的著述。他对传统经典乏有兴趣,而非常欣赏流传民间的作品。他读《水浒传》时仅11岁,就为书中人物、情节痴迷,日夜读书不辍。他将自己最喜爱的《水浒传》《西厢记》《离骚》《史记》《左传》《庄子》和杜诗称为“七才子书”,并打算在有生之年将诸才子书评点一遍。

评点是中国文学批评的特有形式。金圣叹将评点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从他对《水浒传》《西厢记》的评点来看,除了评点人物、情节和技巧外,他还倾注了个人对现实、人生、社会的看法,饱含了他的真实情感和豪迈气概。

当时看来,《水浒传》是一部鼓吹农民犯上作乱的禁书。金圣叹却将之与正统文学的《史记》、杜诗、《离骚》相提并论,说这是古今第一好书,极力称赞。更重要的是,金圣叹在评点中表明了“乱自上作”和“民重君轻”的思想,认为官逼民反,正是统治者的暴虐导致了百姓铤而走险。对那些只知道阿谀奉承、催征赋税、鱼肉百姓的官僚进行了一针见血的批评:“关节,则知通也;权要,则知跪也;催科,则知加耗也;对簿,则知罚赎也……其所不知者,诚一无所知,乃其所知者,且无一而不知也。一无所知,仅不可以为官,若无一不知,不且俨然为盗乎哉?”将官与盗等同观之,把古今官吏骂了个狗血喷头。

从此出发,金圣叹认为水浒英雄被招安后惨遭屠戮的结局太过悲惨,从而将《水浒传*腰斩:把71回之后梁山好汉受招安、征方腊的内容删掉,改到忠义堂大聚义结束,又增加了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部被诛杀的情节。这样一改,《水浒传》增添了浓郁的英雄和悲剧色彩,成了一部控诉当权者、抒写英雄失路的悲愤之书。这个评点本假托施耐庵的名义在贯华堂刊刻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一时洛阳纸贵,“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金圣叹也因此名扬天下,并从中赚足了银子。

当然,金圣叹的做法也遭到了主流文化代表者的抵制与狂批。他们展开了对金圣叹的轮番进攻,谩骂羞辱,恐吓诱惑,无所不用。金圣叹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又开始评点《西厢记》。

《西厢记》与《水浒传》一样被视为禁书,金圣叹却对它大加褒扬,将之与《史记》并称,肯定了《西厢记》的思想性,声称:“有人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坠拔舌地狱。”他把正常的情爱和情欲视为至善至美,认为《西厢记》“乃是天地妙文”。

金圣叹的才情和笔力令人叹为观止,评论精辟独到,引起了士子、百姓的喜爱,其声望在士子中极为尊隆。梁启超敬仰金圣叹的文学才华,说:“余于金圣叹有三恨矣:一恨圣叹不生于今日,俾得西哲诸书,得见近时世界之现状,则不知圣叹又作何等感想;二恨圣叹未曾自作一小说,倘有之,必能与《水浒》、《西厢》相埒;三恨《红楼梦》、《茶花女》二书出现太迟,未能得圣叹先生之批评。”

金圣叹的声名甚至还传到了远在京城的顺治帝耳中,说:“(他的评论)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

不过,“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其中以归庄最为代表,为打倒金圣叹,他专门写了篇《诛邪鬼》。归庄咬牙切齿,不仅把金圣叹的才华贬得一无是处,更攻击其品德败坏,死了也会成为恶鬼害人。更令人惊讶的是,归庄性情狂狷,有时游览景致、凭吊古迹也会突然当众号啕大哭,率性而行。如此性情中人,还不能理解金圣叹的所为,可见金圣叹之另类无人可及。

金圣叹离经叛道,与正统背道而驰。不杀之,他的著作不灭就不足以平民愤。而且借此“哭庙案”杀他,也算是“哭庙案”的意外收获——捞了条大鱼。

于是,金圣叹不得不死。

金圣叹于四月二十七日被押解到江宁,三审随即开庭。

尽管史料记载不一,但更多的人倾向于他确实参加了哭庙,还撰写哭庙文并跪进揭帖。金圣叹在被捕后并没有为自己作很多的辩解。

三审开始后,朱国治故伎重演,首先给金圣叹、丁子伟一顿酷刑,金圣叹或许想起顺治帝对自己的青睐,而如今这位知音已经魂归九天,在悲愤中他开口呼喊了两声“先帝”。四位承审官员大怒,叱责道:“今上初即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圣躬耶?”叫人另外掌嘴二十,直打得金圣叹满口鲜血,无法言语。三审再次陷入僵局。这样,“哭庙案”三审无果,不能结案,无法奏禀,只能等待。

此时,一直在寻找机会的两江总督朗廷佐也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见尼满、叶民等四位钦差对此案已经很不耐烦,于是就从中煽风点火,以稳定江南大局为由说服尼满等人,由会审团下达了“哭庙一案,今后不得更有攀招”的谕令。

巡抚朱国治上奏时,在奏疏中列出了金圣叹们的供词:“姚刚、丁子伟、金圣叹称:‘鸣钟击鼓,伊等亦说在倪用宾家聚会。…这是“哭庙案”中唯一的供词。供词中没有说“聚会”的内容,但它具有广泛的外延和内涵,让人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聚众谋划”。

朱国治对此案的定性是“聚众倡乱”,必须从重从严处治。

一切都顺理成章。

六月二十日,辅政四大臣代表年幼的皇帝对“哭庙案”、“通海案”和其他几个案件一并下了谕旨:“谋反大逆,不分首从,皆斩,家产籍没,妻子流徒。”这等于认同了朱国治给“哭庙案”的定性:谋逆!

其实,促使朝廷四大臣作此极刑判决的,是正在江南进行的“奏销案”。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赋税过重,百姓已经被榨干了油水,只有当地的缙绅还可能存有积蓄。于是,巡抚朱国治将目标对准了衣冠楚楚的乡绅。他向朝廷上疏奏请,希望得到朝廷的支持。

是年三月初九日,四辅政通过户部降谕:“近观直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嗣后著该督抚责令道府州县各官立行严饬,严加稽察,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地方官不行察报,该督抚严察一并题参重处。”

有了圣旨撑腰,朱国治经过详细勘察,给朝廷上了一封奏表,表中详细列出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和溧阳四府一县中没有缴完钱粮的绅衿,共计13517名。奏销大案时间长、空间广,直到“哭庙案”执行后还在攀扯,其地域也超出了本省。但它的发生无疑对哭庙等案的判决起了激发、膨化的作用。

接到圣旨后,朱国治欣喜若狂,立即赶回苏州,亲自带领兵丁去抄那些犯人的家产,大发横财,并着手操办行刑事宜。

1661年七月十三日,午时三刻,监斩官朱国治迫不及待地下令行刑。顷刻间,刑场上头颅遍地乱滚,满目血腥。

一代才子金圣叹也就此殒命。

百姓敬重金圣叹的才华,悲慨他的惨死,演绎了许多金圣叹临刑前大义凛然的表现。

有人说,金圣叹在被杀当日,给妻子写了遗书,托狱卒转交。狱卒担心信中有不法之语,将信交给了狱官。狱官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憾矣。”狱官不禁哑然失笑,说:“金先生死且侮人。”

行刑之后,根据判决,七月十八日,金圣叹、丁子伟等士子凡五六岁以上的家属都被押解流放到东北的荒凉之地宁古塔,家产籍没。一时间,哀号痛哭之声闻于数里。闻者寒心,无不斥骂巡抚心肠狠毒。

“哭庙案”后,百姓痛惜金圣叹惨死,于是就编排了一首民谣抒发压抑愤懑的心情:“天呀天,圣叹杀头真是冤,今日圣叹国治杀,他年国治定被国贼歼。”

没想到,这首民谣竟一语成谶。巡抚朱国治因激起民愤,被调任云南巡抚。12年后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谋反,因朱国治克扣军粮,将士愤恨,将其诛杀。朱国治跋扈一生,最后竟落得“骸骨无一存者”,也算是应了恶有恶报的古训。

哭庙一案,完全是因皇权制度、官僚腐坏锻炼而成的惨狱。综观整个案件,本是诸生哭庙发起,只要承审官稍有一丝良知,查明情况,依律惩处凶手并非难事,却因为他们的刚愎凶残导致18名士子惨罹极刑。以金圣叹为首的文人儒生,在遍目黑暗之中能谈笑自若、坚贞不屈地抗争,甚至不惜抛弃生命。他们的死或许挽救不了水深火热中的百姓,也很难带来某些变革,但他们秉承并坚持士人的操守、责任,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毕竟在中国“士”的史册上,集体与贪官污吏抗争,并付出了鲜血与头颅代价的只有“哭庙案”这一次。作为一个“士”,金圣叹们自觉挺身为百姓代言,反抗贪官,解民倒悬,自觉将“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和兼济天下的志向付诸行动,已经成为士人品格的一面镜子。

正如清人顾公燮在《丹午笔记·哭庙异闻》中凭吊18位诸生时所说:“观澜侠骨世无双,哭庙焉知遂杀身纵酒著书金圣叹,才名千古不沉沦。”

编辑/赵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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