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馨予

摘要：中国大陆学界展开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规模大、成果丰盛、影响巨大、参与学者众多。本文主要阐述了中国儒家传统和现代发展的关系，讲述了关于现代新儒学的概念界定和现代新儒学的主要特征。

关键词：儒家传统；现代发展；关系

从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大陆学界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这一研究的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影响之巨、参与学者之多,在海内外的新儒学研究史上,都是罕见的。

一、现代新儒学的概念

1. 关于现代新儒学的概念界定

何谓“现代新儒学”？学界的看法尽管不尽一致,但对其内涵可作如下理解:“这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之一,以援西学入儒为基本特征。一方面面向世界,吸纳、理解、转化西方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基于时代的要求,反省、充实、推进传统的儒家思想，从而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的理论形态中得到表现和发展。”它是对于“五四”激烈反传统的一种保守的回应,也是对于当时已在中国流传开来的科学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抗。

2. 现代新儒学的主要特征

其一,现代新儒家具有尊孔崇儒,以儒家学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干,以继承儒家道统,弘扬儒家学术为己任等儒家的一般特征。他们有感于儒学在近代的衰落,怀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强烈使命感,力图上承孔孟程朱陆王之“道统”,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使儒学在当今得到“第三期之发扬”(所谓“第三期”是针对“第一期”先秦儒学和“第二期”宋明新儒学而言的) 。

其二,现代新儒家共同的精神取向是尊崇宋明理学。他们所理解的儒学的基本精神,其实质就是宋明理学的精神,即以儒家心性之学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本源,强调以“内圣”驭“外王”,通过提高道德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同时,现代新儒学与宋明新儒学之同一个“新”字。

其三,现代新儒家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来吸收、融合和会通西方思想文化,寻求一条使传统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平稳道路。同时,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影响,提出了“返本开新”(所谓“返本”就是返传统儒学之本,所谓“开新”就是开当代科学民主之新)的思想纲领和“援西学入儒”、“儒化西洋文化”的口号。而且后来者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表现出了越来越开放的态度。

二、现代新儒学与现代化

1. 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要求的新儒学

早在一百多年前,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按其本来意义说,就是一次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运动。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就肯定了这一点,他说:“在三十年前,主张‘维新的人,即是当日主张现代化的人。”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只是当时的讨论大都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层面上兜圈子,很少涉及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主题。一直到30年代“现代化”一词逐渐在报刊上涌现,才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此后,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爆发,全民族的注意力转向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这一时代的主题,现代化这个重大的课题便被暂时搁置起来。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我们以苏联工业化模式为榜样,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按照苏联“重、轻、农”的模式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采取了大致相同的高投资比率,并且把绝大部分投资集中于大型工业项目。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高速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是成功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然而,由于这种发展战略造成了农轻重的投资比例严重失调，忽视了粮食和生活资料的生产,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全面的拨乱反正，制定了一条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中国人民又重新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及各种思潮也涌入中国,形成了一股“文化热”,中国人在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期望从西方的思想文化中吸取精神营养。无独有偶,在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思潮传入中国之时,现代新儒学思潮在中国大地再一次兴起。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复兴与现代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兴盛表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再认识,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进程所提出的内在要求。

2. 新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

现代新儒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面临迫切的现代化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它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既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又有一些消极作用。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其一，现代新儒家主张以中为本,反对全盘西化,强调坚持自尊自重的独立人格,确立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其二，现代新儒家主张“返本开新”,以中为本,融合中西,会通中外,试图用西方思想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开出科学民主之新；其三，现代新儒家重视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在整理、注释、阐发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但是,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产生的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流派,现代新儒学又具有消极作用。

首先,现代新儒学鼓吹的“儒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根本对立的。其次,中国当下迫切需要实现的是由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需要确立的是以技术理性和人本主义为内涵的现代文化精神，而新儒学可能与这种精神背道而驰。第三，现代新儒学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对立,因而不可能为现代化提出科学的思想。

新儒学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作用，说明二者之间决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针对这种关系，本文将着重谈以下三点：

第一,现代新儒学并不反对现代化。现代新儒家是作为西化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他们以民族文化的复兴为本，兼容并包西方文化之精华，坚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立场。

第二,现代新儒学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所选择的是“儒家资本主义”。在中国“五四”以来的思想史上,始终存在着三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推动的重要派别,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西化派、现代新儒家。这三个派别都主张中国要现代化,但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在实践探索中把‘中国特色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自由主义者主张照搬照抄西方经验,走西方工业文明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老路;现代新儒家则批判了‘现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口号,向往一条东方式工业文明即‘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三派分别代表着当今三种现代化模式的不同选择和冲突。

第三，现代新儒学无法克服儒学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内在矛盾。现代新儒学毫无疑问以正统儒学为本,而儒学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冲突。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念是贵义贱利、重道轻器,与之相关还有存理去欲、好古贱今、重农轻商、重国家轻个体等等。现代新儒学代表的是前现代文化精神,它所代表的传统主义行为模式,与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创造本性格格不入，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新儒学可能会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障碍。

因此，“企图保持儒学的基本价值观念不变,并从其核心‘内圣心性之学中疏导出现代意义的科学和民主来,这在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现代新儒家所立之‘本如果没有一个根本的转换，那么它就很难开出适应现代化需要之‘新来。”

之所以如此，根本上说，是由于新儒学自身的二重性所决定的。一方面，现代新儒学并不是同中国现代化全然逆向的精神力量,而是主张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并且有自己的现代化主张。另一方面，现代新儒学虽然同历史上的全盘西化派在反对社会主义、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在选择现代化道路的模式上,却不同于全盘西化派,而是表现出以中学为主体的新旧调和、中西结合、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二重性思想特征。正是这种二重性，造成了新儒学和中国现代化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关联。也正是这种二重性，既使得新儒学一方面可以和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接近，诚如有学者所言，“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主义负面效应的批判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现代新儒学之间具有某种契合性”，同时也可能使得它成为落后保守的标志。

参考文献：

[1]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社.1997.36.

[2]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04.

[3]田薇.后现代主义与新儒学、现代化及马克思哲学的关系.教学与研究.20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