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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早期城乡关系思想探析

2009-05-31

江汉论坛 2009年12期
关键词:消除

徐 芹

摘要:列宁早期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基础上,探讨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城乡关系特别是城乡对立问题。列宁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城乡对立问题,同时它又能够为消除城乡对立创造条件,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又决定资本主义的俄国不能消除城乡对立。列宁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城乡关系问题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列宁早期;俄国资本主义;城乡对立;消除

中图分类号:A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12-0017-04

城乡关系问题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存在于一切阶级社会之中,它的重点在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和城乡融合问题。在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城乡关系的性质和表现也往往是不同的。正确分析和认识特定社会及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城乡关系问题,对于探索社会发展道路和制定社会发展策略有重要的意义。列宁自登上政治舞台就十分注重研究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以为落后的俄国寻找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① 19世纪末20世纪初,针对俄国当时呈现出来的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问题,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基础上,揭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在城乡对立问题上扮演的双重角色。

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城乡对立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城乡关系问题是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物,存在于一切阶级社会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形成了农业服从于工业,城市统治农村的对立局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俄国中的城乡矛盾和对立问题已经充分表现出来。列宁指出,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到处都有的旅伴,是所谓的“商业财富”比农业财富占优势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产生城乡对立问题。

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导致俄国工业与农业彻底分离——城乡对立的酝酿。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基础,资本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社会分工本身就包含加工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城市与农村的分离的过程,只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时期表现得很不明显。如,在前资本主义的俄国,工业与农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农村的手工业者往往同时又是农业生产者。而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萌芽和发展,工业与农业逐渐分离,以至变成两大独立的部门;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也逐渐与土地脱离关系,变成纯粹的工厂工人。列宁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时指出,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已经表现出来,只是还不明显,因为还有一部分在家里完成工作任务的家庭手工业者,他们能够抽出时间进行农业生产。而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阶段,工业与农业便彻底分离开来,因为“技术把工人束缚在一种专业上”,“一方面使他不适合于从事农业(体力孱弱等等),另一方面要求他不间断地和长期地从事一种手艺”②。显然,这为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之间的对立埋下了隐患。

第二,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吸引农民离开农业流向工业,离开农村流向城市——城乡对立的产生。由于俄国农奴制改革极不彻底,在资本主义渗透到俄国农业中时,从事农业生产的居民身受资本主义和农奴制残余的双重压迫和剥削,生活条件十分恶劣。19世纪8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发达的省份(如新罗西亚和伏尔加左岸的草原省份)和资本主义最不发达省份(如中部黑土地带)的商业性农业生产状况的资料显示:后者的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境况比前者的要低下和恶劣得多。列宁在研究上述状况后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在俄国也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即工业工人的境况比农业工人的境况要好些。“因此,人们从农业逃向工业,可是工业省份中不但没有人流向农业,甚至还流露出鄙视‘愚昧的农业工人的态度,把他们叫作‘牧人,‘哥萨克,‘种地人。”③由此可见,正是受资本主义发展对于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吸引,俄国居民离开农业流向工业。据欧俄50省的城市资料显示,在1885—1897年的11年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数目平均每年有20万人以上。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流向工业和城市的农民一般是比较优秀的劳动者。1894—1895年俄国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资料显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者在劳动生产率、纯收入、文化水平和识字率等方面都比兼营农业的手工业生产者高。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吸引俄国居民离开农业转向工业,意味着资本主义工业抢走了农村中的优秀劳动力,造成优者更优、差者更差,导致工业与农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对立起来。

第三,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俄国农村土地生产力受到掠夺——城乡对立的深化。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其发展的初期,都是建立在工业对农业的剥夺和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基础上的,因为发展资本主义工业的原始资本只能来自于农业。这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落后的俄国表现得尤为突出,沙皇政府为了扶植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不惜实行“饥饿输出”以获取工业发展的资金。所谓的“饥饿输出”就是以缴税为名剥夺农民的粮食(在很多时候是农民的口粮),并以低廉的价格供给国外市场,获取外汇,平衡国际收支。就连抱着改良思想的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者瓦·巴·沃龙佐夫也慨叹,俄国农民还要完成为支持俄国资本主义提供资金的重任。农民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努力耕作,但是由于他们的耕作技术落后和缺乏农业肥料,只能通过不断地消耗地力来获得产量不断减少的农产品。另外,在资本主义进入俄国农业发展的初期,资本家为了节约生产成本,不愿投入资本改良土地,往往采取短期经营行为,致使土地肥力大大下降。上述两种情况无疑是俄国农村土地生产力受掠夺的典型现象。列宁早期在文章中对这种由于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城乡对立现象进行了揭露,他说:“资本主义建立了大生产,产生了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土地的生产力受到掠夺。人口集中于城市,使土地无人耕种,并且造成了不正常的新陈代谢。土地的耕作没有得到改善,或者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④这就致使城乡矛盾加剧,城乡对立进一步深化。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消灭城乡对立创造条件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认为,城乡对立是个历史范畴,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最终消灭。⑤列宁在指出城市对立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的同时,肯定资本主义对于促进俄国农村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从而表达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为消除城乡对立创造条件的思想。

第一,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相接近的条件。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是必然的,那么怎样才能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从而使城乡关系得到改善呢?——“只有把居民吸引到城市去”。列宁指出:“如果城市必然使自己处于特权地位,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使农村居民摆脱孤立无援的地位。因此,最新理论在回答浪漫主义者的反动的怨言和牢骚时指出,正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接近才创造了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⑥这里,列宁明确指出消灭城乡对立的重要前提是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条件相接近。那么怎样才能使他们的生活条件相接近呢?——发展资本主义。19世纪90年代末,俄国著名的民粹主义者瓦·米海洛夫斯基否认马克思说过“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这样的话,并斥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用“蔑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态度”教育新的一代,从而否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步作用。针对此,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谈“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不是对其持蔑视态度,而是寻求摆脱这种状态的出路。他说:“学生们在谈到‘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的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摆脱这种处境开辟了怎样的出路。”⑦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为俄国农村摆脱愚昧状态开辟出路,从而使农村居民的生活与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相接近。

事实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使俄国农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愚昧落后的状态。前资本主义俄国的农民以村社为单位,长期厮守于土地,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不论在思想上、工作上还是生活方式上都秉承前辈遗留下来的传统,既保守又落后,并且对新事物持怀疑和排斥态度。资本主义进入俄国农业后,以商品经济和市场为纽带,将地方的一个个相互孤立的小市场连成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使农民越出村社与外界发生联系。并且,由于资本主义不断向纵深方向扩展和对自由劳动力的需求,有不少农民到工厂工作和外出做零工,且在各地区间流动。由此,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打破了旧俄国“村野的务农者过去同整个外界隔绝的状态”⑧。为此,列宁充分肯定了农奴制改革后的俄国所发生的居民群众生活条件的深刻改造过程,他认为这个过程第一次破坏了居民的定居生活和固定在一地的现象,造成了居民的流动,并使农业工作者和非农业工作者、农村工作者和城市工作者接近起来。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具体指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特别是机器大工业创造的三个使农业工人与工业工人相接近的条件,他说:“大机器工业在破坏宗法关系与小资产阶级关系时,另一方面却创造了使农业中的雇佣工人与工业中的雇佣工人相接近的条件:第一,大机器工业把最初在非农业中心所形成的工商业生活方式带到乡村中去;第二,大机器工业造成了人口的流动性以及雇佣农业工人与手工业工人的巨大市场;第三,大机器工业把机器应用于农业时,把具有最高生活水平的有技术的工业工人带到乡村。”⑨

第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未被正式列为城市的新工业中心的形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促进原有城市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还形成了许多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一些工业中心,如工厂村和工商业村。这两种工业中心都是资本主义由城市向乡村扩展形成的未被正式列为城市的新工业中心。这种新工业中心无疑是农村向城市过渡的中间形式,其发展对于改善农村的面貌,缩小与城市的差距有重要的意义。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资本家不满足于仅在大城市中心发展,在利润的驱使下,他们把工厂向俄国农村发展,最终形成了一个个工厂村和工商业村。这些工厂村把附近成千的农民聚集起来,把他们变成工厂工人,从而使他们得以摆脱各种农奴制残余的盘剥与束缚,摆脱昔日的定居和闭塞状态。19世纪末的俄国已经有了大量的工厂村和工商业村。据资料显示,在1879年至1890年期间的103个工业中心中,城市只占40个,其余63个均为工厂村和工商业村。在工厂村和工商业村里的居民的识字率通常比乡村中的高,他们的生活条件也比乡村农民的生活条件要好很多,因为工厂工资高于地主付给农民的工资,而且他们有人身自由,不像农民那样受地主的束缚。1893年,德国经济学家毕歇尔在他的《国民经济的发生》中指出,城市居民区与农村居民区的差别由于很多过渡区域的形成而正在消灭。列宁显然不会赞成这种夸大其词的观点,可他也肯定了这些新的工业中心的积极意义。在列宁看来,这些乡村工业中心的形成表明工厂工业“深入似乎与资本主义大企业世界隔绝的穷乡僻壤”⑩,它使“居民的流动代替了昔日的定居与闭塞状态而成为经济生活的必要条件”{11}。他还进一步指出:“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一切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引起了未被正式列为城市的新工业中心的形成。”{12}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引起新的工业中心的形成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不仅在俄国,在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都这样。

第三,俄国资本主义及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为农业发展提供现代科学手段。虽然长期以来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造成了俄国农村的贫穷落后和城乡对立关系的加强,但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促进俄国农业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列宁指出:“为了发展农业技术,城市资本主义可以提供一切现代科学手段……”{13}。首先,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能够生产和制造出现代化农业所需的农业机器。农业机器在农业中的应用和普及是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俄国工业发展水平与西欧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俄国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农业机器。但是这并不排除俄国资本主义大工业也能够生产一些农业机器(如铁犁、收割机、蒸汽脱粒机、风车等等),且随着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其提供农业机器的能力不断增强。如,1879年,俄国收割机的年产量约为780台;1893年,据统计全年共销售收割机7000-8000台,而在1894—1895年度,则大约达到27000台。在1895年,欧洲制造收割机的生产部门中最大的工厂——俄国塔夫利达省别尔江斯克城约·格里夫斯工厂共生产了4464台收割机。{14}这大大促进了收割机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和普及。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发达的运输技术,使农村居民享用城市文明成为可能。“在所有现代国家甚至在俄国,城市的发展要比农村快得多,城市是人民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是进步的主要动力。”{15}但是,怎样才能使农村享用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呢?发达的运输技术无疑是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19世纪末,俄国的铁路建设飞速发展,仅在世纪末的后十年就建成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当时,俄国的铁路长度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俄国的铁路网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深入到西伯利亚、南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等荒凉的地区,它把俄国繁华的和荒凉的、中心的和偏远的地区联接了起来。虽然这其中有沙皇政府出于政治和军事目的的投资,但是俄国大多铁路为私人所有,它离不开大资本家的经营。而且,资本家为了将工厂建在劳动力密集的乡村,也需要便捷的交通和发达的运输技术。可见,正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促使俄国的交通和运输发达起来。为此,列宁指出:“现在,已经有可能把电力输送到遥远的地方,运输技术已经非常发达,只须花较少的费用就能以每小时200多俄里的速度载运旅客,因此,要让大体上平均分布于全国各地的全体居民共同享用几世纪来在少数中心城市积聚起来的科学艺术宝藏,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困难了。”{16}

基于上述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对于消灭城乡对立的积极作用,列宁指出:“完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大城市的进步性,丝毫不妨碍我们把消灭城乡对立当作我们的理想”{17}。由于俄国农奴制改革得极不彻底,资本主义在俄国农业中缓慢发展,落后的农村与文明的城市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农村中还有3000万饥民,有4/5以上的农民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1907年,列宁在相关文章中指出:“无论在俄国地主土地占有制或农民份地占有制中,都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封建残余。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业中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农村中骇人听闻的落后状态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这种矛盾推动人们去进行最深入的资产阶级革命,去创造农业取得最迅速进步的条件。”{18}因此列宁认为,无论资本主义对俄国农业的改造过程在当时社会中的后果多么严重,然而阻止这个过程的后果会更严重,会使劳动人民陷入更加无望的绝境。在俄国当时社会中,进步活动只能力求减弱资本主义进步给人民带来的有害作用,提高人民的觉悟和增强人民进行集体自卫的能力。

三、资本主义的俄国不能消灭城乡对立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乡对立破坏了工农业间必要的适应和相互依存关系,随着资本主义转化为更高的形态,这种对立将会消失。那么所谓“更高的形态”是指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呢?列宁说:“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中城乡对立必然消灭”{19}。也就是说,消灭城乡对立不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列宁在肯定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消灭城乡对立的条件的同时,还分析了其在消灭城乡对立上的局限性,从而表达了资本主义的俄国不能消灭城乡对立的思想。

第一,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人为地扶持小农,使之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在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中,没有私有者,也没有阶级,更不会有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而在生产资料为私人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食利阶层,寄生于无产阶级等广大劳动者,他们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无产阶级为他们劳动,为他们创造社会财富。因此,不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人与人之间都不可能实现社会地位上的平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也不可能为全体居民共享。资本主义进入俄国农业后,俄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农业停滞落后的状态被打破,村社经济逐渐解体;城乡之间相互孤立的状态被打破,城乡发生联系并相互交流;愚昧无知的农民从地主的人身依附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等等。在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排挤下,小农业由于缺乏资金、技术和经营规模太小,在农村市场上不断受到大农业的排挤,以至于逐渐走向破产。完全破产的小生产者,往往会流向工业省份,到工厂里工作,因为工业工人的待遇比农业工人的待遇要好很多。但是俄国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需要有自由的劳动力,需要小生产者们为它们提供劳动力。因此,为了保住劳动力,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往往通过各种方法来人为地扶持小农,使之不完全破产。为此,列宁指出:“土地占有者和资本家往往用法律来人为地扶持小农。小农业在不再是大农业的竞争者,而成为大农业劳动力的供应者的时候,是可以得到巩固的。”{20}虽然得到巩固,但是它们也不可能有机会发展起来,只能为资本主义大农业所掌控。这些小农业主就处于死不了也长不大的境地,其生活条件也就不可能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其社会地位更不会改变,只能处于被剥削的地位。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整体利益来看,农业资本家“巩固”小农的行为显然是有害的,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的改善,进而不利于消除城乡对立。

第二,城市资本主义对农村的支援是自发的而不是有计划的,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面貌。当代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赛曾说:“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友好的和慈善的体制……它没有至高无上的目标,因为它是通过数以百万计的资本家追求利润的努力而运行的。”{21}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在资本家对利润的追逐下运行的,它的发展不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也不是为了未来的利益,它代表的仅仅是资本家的利益。同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作为人民经济、政治、精神生活的中心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它的发展虽然能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它不是有意识去发展农村经济的。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农村兴起的大量工厂村和工商业村,作为资本主义由城市向市郊和农村扩展的新兴工业中心,不是资本家为了发展俄国农村而有意建立的,而是资本家为了扩大经营规模、利用农村廉价的劳动力和相关生产原料以获取更多的利润才把工厂建立在这些地区的。此外,虽然城市资本主义能够自发地向农业提供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如通过科学技术改良农作物和牲畜的品种,生产人工肥料,制造农业机器等,但是由于俄国农村中的主要经营方式依然是个体的、分散的、农民的,没有足够的知识去消化先进的种植技术,没有足够的资金引进先进的农业机器,而且分散的经营模式也无法使用农业机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农作物和牲畜变得更加娇弱,更加难于照料;疫病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农村生产者的地位依旧。列宁很清楚俄国资本主义(城市)在发展农村经济作用方面的局限性,他指出:“为了发展农业技术,城市资本主义可以提供一切现代科学手段,但它却使生产者保留同以前一样的社会地位;城市资本主义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输入农村。”{22}为什么“生产者保留同以前一样的社会地位”,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广大劳动者只能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不可能与资产阶级平起平坐;为什么“不能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城市文化输入农村”,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为资本家私人占有,资本家想到的是攫取利润,而不是有意识地发展整个社会的经济。列宁的这段话无疑道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城乡对立的根本原因所在。

注释:

① 俞良早:《关于列宁社会政治观的若干问题》,《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3期。

②③⑧⑨⑩{11}{12}{14}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3、239、280、497、479、481、521、195页。

④ 《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7-98页。

⑤ 吴学凡:《马克思恩格斯消灭城乡差别思想及其现实意蕴》,《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⑥⑦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7、478页。

{13}{19}{20}{22}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6、125、81、126页。

{15}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8页。

{16}{17} 《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132页。

{18} 《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6页。

{21} [英]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汪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8页。

作者简介:徐芹,女,1985年生,江苏沭阳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46。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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