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尊为“圣人”,《论语》是其思想的结晶,被奉为“经典”。“儒家”是一种学派,不同于西方以“圣经”为依归的基督教等宗教。“儒教”非教,“儒教”之“教”非“宗教”之“教”,乃“教化”之“教”,同时也具有“政教”之“教”的含义。“征圣”和“宗经”在现代社会仍然不可或缺,同时更应牢牢把握“非教”这一基本原则。

关键词:《论语》 孔子 儒家 《圣经》 基督教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尊为“圣人”,被历朝历代的圣君贤臣、文人墨客顶礼膜拜,对往古来今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根源上的影响,并成为足以面向世界的一枝民族奇葩。《论语》是孔子思想的结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因而《汉书·艺文志》被奉为“经典”的《论语》在“儒家是否是教”这一问题上毫无疑问且举足轻重的证据。

孔子所处的时代已有“儒家”这种说法,是“诸子百家”之一,主要宣扬经世致用的学说,教育弟子,试图为君王出谋划策。佛教传入中国后汉语里才出现了“宗教”这个概念。隋唐时期,儒、释、道并提,出现了“三教”之说。“儒学”指儒家学派的学说,早已出现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儒家”、“儒学”的定义在学界并未引起争端,“儒教”这一似乎沾染了宗教气息的词汇则在中外学者间掀起不小风浪。

《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说:“中国哲学家之中最有名的叫作孔子。……中国有学问的人非常之尊敬他,以致不敢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有异议,而且还以他的名义起的誓,随时准备全部实行,正如对待一个共同的主宰那样。……不仅哲学家作为一个阶级是如此,就是统治者在过去的时代里也给予他以一个人的最高敬意。然而,他却从未像神那样受到宗教式的崇拜。他们感激地承认他们都受益于他遗留下来的学说。”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说:“孔子为教主,为神明圣王,配天地,育万物,无人、无事、无义不围范于孔子大道中,乃所以为生民未有之大成至圣也!”陈独秀等人倡导“儒教非教”说;1978年底,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说;刘小枫在《儒教与民族国家》一书中把“儒教”看作以孔子为精神楷模,即教主,以历代儒生为教士,以《论语》和纬书为思想论说形式的宗教;日本金泽大学李庆教授认为“儒”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冢宰》:“四曰儒,以道得民。“可见‘儒的本意是社会有知识之人的一种,或可以说是‘术士,我们现在说的‘儒学、‘儒教的‘儒不是这样意义上来说的,而是指孔子所创立之学。”

人之苦痛归根有限,生存形式即生命的长度和宽度的有限,生存过程即吃、喝、玩、乐等享受的有限;自由翱翔的精神世界的无限终究是遥远和虚幻。宗教于是产生。关于宗教的定义,《辞海》定义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相信并崇拜超自然的神灵,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歪曲、虚幻的反映。”《辞源》定义为:“佛教以佛所说为教,佛弟子所说为宗,宗为教的分派,合称宗教,指佛教的教理。……现泛称对神道的信仰为宗教。”彼得·贝格尔说:“宗教是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又说:“在‘宗教体验中所遇到的神圣者,其本质特征之一就是相异性,它表现为一种与普通的、世俗的人类生命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相异性,正是宗教敬畏感的核心,神秘的畏惧感的核心,对那完全超越人的所有方面的东西的崇拜的核心。”

综上所述,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具有与生俱来的神秘性,与俗世产生不可逾越的界限。同时,教主具备凡人没有的超越性,而臣服于宗教、效忠于教主的教士拥有“信服”的基本品质。

本文通过对《论语》和《圣经》的文本比较,对“儒教”之存在提出质疑。必须强调本文“非教”之“非”并不是对宗教的非难和批判,仅表示对“儒教是一种宗教”这一命题的疑惑和追问。现论述如下。

无论以《圣经》为依归的基督教和肇始于《论语》的“儒教”在本质上有多么大的区别,作为统领人类思想和行为的法典的《圣经》和《论语》具有相同之处。两者都遵从“善”:基督教宣扬“爱”,儒家高举“仁”的旗帜。《论语》中“仁”共出现109次。除去《学而》“泛爱众,而亲仁”,《雍也》“井有仁焉”,《微子》“殷有三仁焉”中“仁”指“仁人”和《里仁》“观过,斯知仁矣”中“仁”通“人”四处外,其余105处皆作形容词讲,例如:《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颜渊》“克己复礼为仁”,《阳货》“能行五者(恭、宽、信、敏、惠)于天下为仁矣。”

同样,耶稣和孔子都被推崇为社会的先觉和人类精神的导师。“人类的思想和社会行为依循着特定的精神法则,这些精神法则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并往往凝聚为某些个体人格典范——精神楷模(孔子、摩西、苏格拉底、释迦摩尼、耶稣)。”

此外,类似于基督教和其它宗教,儒家也具有普世的美好愿望。它试图使人们通过内向的“学”和外向的“诲人”,让主体达到“温、良、恭、俭、让”,并成就“忠”、“孝”、“义”和“爱人”的客观世界。

但儒家毕竟不是宗教。首先,我们看看《圣经》和基督教的特质。

千百年前,神秘的几幕:

耶稣的生。耶稣是童女马利亚感怀神灵所生。犹太王希律听见几个博士即星象家说:“那生下来作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心里不安,因而杀尽了伯利恒城里和四境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孩,耶稣依靠主的指点逃生。耶稣多次显出神迹,他治好了瘸子、瞎子、哑巴、有残疾的和很多别的病人,依靠少量食物使四五千人吃饱,在海面上行走,死而复生等等。

耶稣的死。耶稣被捕、受审。按常例逾越节可以释放一个囚犯,众人却要求释放一个出名的囚犯巴拉巴,“都说‘把他(耶稣)钉十字架!”随后耶稣受到兵丁的戏弄,经过的人讥诮他,受刑时他的左右是两个强盗,他们也讥诮他,叫喊着神,耶稣死了。

《圣经》中上帝通过自己的独生子耶稣,作为沟通圣洁的神与陷入罪恶深渊的人之间的桥梁。上帝作为不在场的至高无上,使基督教具有了成为宗教的首要条件——神秘。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耶稣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不凭借耶稣,没有人能到上帝那里去,人与神之间产生了宗教必须的屏障。基督教宣扬“一切人都因信得救”,信奉与否决定了能否得到拯救。

耶稣是上帝派到人间拯救世人的,他传教的方式更进一步强化了宗教的神秘感。即针对具体事例进行分析、阐发教义,而话语权始终掌握在上帝手中,耶稣只是下一级的传道工具,他与人们的对话层面也不是平台,而是阶梯,人们成为再下一级,他们无法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指示,甚至很多时候他们领会不了耶稣的所作所为。耶稣的预言只有当成为现实时,才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耶稣的“十二门徒”,包括出卖耶稣的犹大和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都是福音的传播者,听到、看到并相信上帝的大众也成为《圣经》中传教的媒介。后来基督教有了专职的“传教士”,云游四海,宣扬神的爱。现代意义的基督教产生了不胜枚举的宗教副属品,教堂、教会和神父等。

《论语》是一部关于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并没有涉及孔子的身世,因而与生俱来的宗教神秘性也就无从谈起。但从《论语》中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孔子的身份并非神的传播者,也非天的代言人,虽然《论语》中17次提到“神”;19次提到天,其中3次指天空,16次指天神、天帝或者天理;3次提到天命。这都是受先秦神话和巫术影响的有其局限性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非系统的宗教观念。

《论语·为政》“五十而知天命”,孔子讲“天命”,却认为天命可知,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存在。而所谓“神”、“天”和“天命”可以用《论语》中仅提到1次的“天道”作解释。《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舆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处“不可得而闻”的“天道”又可结合《论语·雍也》:“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孔子对它们采取的是阙疑,存而不论的态度。此外,还有《述而》:“子不语怪,力,乱,神。”《子罕》“子罕言利舆命舆仁”。

对待未知,孔子也并非一贯保持中立,《论语·公冶长》“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棁,何如其知也?”“何如其知也?”——这个人的聪明怎么这样呢?这是一个反问句,并非疑问句。蔡是一种大龟,用于卜筮。孔子在此对臧文仲尽心侍奉这种用于卜筮的大龟的行为表示疑惑和怀疑。

王文元教授认为“孔子的言论中,最接近宗教的就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严格地说,这一理论在伦理学、社会学范畴之内,并不在宗教学范畴之内。孔子所说的‘终指的是父母生命之终,‘远指的是祖先——都没有超出世俗,没有涉及宗教的叩问。”

《论语》为语录体,解疑、释理的方式是引用语言,“子曰”的形式成为弟子和孔子直接沟通的明证,没有设置任何中介来造成俯视和仰望的地位、给与和施舍的身份。

《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孔子和弟子平等融洽的交流场面。孔子或许耳闻了弟子平日“不吾知也!”的抱怨,特意提供给他们一个畅所欲言的机会。子路不加思索地回答,孔子微微一笑。孔子问冉求他的看法,冉求答了。孔子又问公西赤,公西赤回答了。接下来孔子又问曾点,曾点回答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间:暮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踏青好时节;状态:身着清凉的春装,心与身同样清爽;人物:“我”和五六个成人,六七个孩子所代表的天下之英才或者现在和未来;地点:沂水和雩坛,圣洁之所;事件:洗洗澡、吹吹风、唱着歌回家。所有因素构成了人世美好的场景和心境。孔子长叹一声道:“吾与点也!”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都出来了,曾皙后走。面对曾皙提出的四个问题,孔子首先做了事实陈述,再进行分析答疑,最后谆谆教诲。这是善教者的执教方式,可谓“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不管孔子弟子的人数到底是多少,在《论语》中他们的身份都是受教者、是求知者,并非扮演着传教士的角色。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影响无需赘言。同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一种进程的事实不容忽视。人们求教于儒家学说首先是为了“修身”,是一种自省式的学习,更是为了以后的“立身”,并未承担传播媒介的功用。

基督教强调“信”,儒家强调“择善而从”。作为被崇拜者,施加给崇拜者的力量的大小不言自明。前者以宗教的权威发号施令,后者以人性的光辉散布德泽。

从“儒家”到“儒教”,原因多种多样。在知识文化领域,纬书是罪魁祸首;在思想政治领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儒家”之厄;董仲舒和朱熹改造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增添了神秘性以使其变成遵从“天子”、服务于政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近代爱国仁人鉴于“中华民族是没有信仰的民族”的言论,积极利用基督教等宗教的“救世说”装饰“儒家”。

孔庙祭祀始于东汉,所谓“儒教”的迷信色彩日趋浓厚。现代社会各地为了发展经济,不断发掘旅游资源,进而向老祖宗伸手,孔庙祭祀成为当今盛典,“儒教”地位一定程度上得到巩固。

总而言之,“儒家”到“儒教”乃是后世好事者为之,非关孔子也,非关《论语》也。

从《论语》来看,孔子是“宗师”,而非“教主”;《论语》是一部对为人处事原则进行言传身教的书。如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

儒教非教,“儒教”之“教”非“宗教”之“教”,乃“教化”之“教”。结合时代背景,其也具有“政教”之“教”的含义。对把“儒教”等同于基督教之宗教意义的看法,我们应保持孔子所说的“敬而远之”的态度。

毋庸置疑,孔子是圣人,《论语》是经典。作为“显学”和“正宗”的儒家学派应该得到相当的研究和重视。儒家的“人文关怀”更是现代社会和谐平稳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征圣”和“宗经”不可或缺,同时“非教”这一基本原则更应牢牢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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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芳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 65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