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巴比特》是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的代表作,小说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现代社会中个人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束缚人的精神,扼杀人的本性,湮灭人的个性并阻碍个体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和追求,从而导致个人的反叛和抗争,但是最终叛逆者付出了代价。小说对个人与环境的矛盾与抗争主题的探讨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巴比特》 反叛 顺从 现代社会 悲剧

美国小说家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1922年出版的小说《巴比特》所塑造的美国商人形象巴比特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典型人物。巴比特(Babbitt)一词已进入中英文词典,巴比特式人物“指自满、庸俗,短视,守旧的中产阶级实业家或自由职业者”[1]。可见其人物之典型,刻画之生动,影响之广泛。《巴比特》主题深刻,反映了许多现实问题,例如:一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的虚伪庸俗,现代城市的兴起,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家庭关系等等。本文旨在通过对小说所反映的个人追求和现代都市生活之间的冲突的分析,挖掘其内在原因,探讨这一矛盾所导致的抗争与悲剧,从而引发我们对当今现代化和标准化社会中个人发展及人生意义的思考。

一、反叛还是顺从

乔治·福·巴比特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房地产经纪人。他所在的城市泽尼斯是一座典型的一战后发展起来的美国中西部城市。巴比特深谙生意之道,家境殷实,有三个孩子和一个贤惠的妻子。但是他却对衣食无忧、家庭和睦、平淡而有规律的生活产生了不满。人到中年,他却反叛了。巴比特开始了一系列无果而终的风流韵事,宣称自己在政治和宗教上是“自由主义者”,还和一群社会闲杂人等鬼混在一起。但是酒精麻醉不了他的精神,喧闹的聚会不能满足他的渴望,他仍旧感到缺少什么,仍然无法找回真正的自己。与此同时,因为他的“反叛行为”,巴比特被昔日的社交圈子所疏远,被舆论所非议和孤立,生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家庭出现了潜伏的危机,精神失去了寄托。在外界各方有形和无形的巨大压力下,他放弃了反叛,顺从了往日的生活模式,成为了那个社会所认定的模范公民“巴比特”。

巴比特对程式化的生活习以为常,但是他觉得生活中似乎缺少点儿什么,为了找到解脱和满足,他试图反叛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但是反叛行为不能解决他精神的空虚和心灵的渴望,所以他逃避城市生活、工作和家庭,企图诉诸于自然,可是最后险些众叛亲离,不得不放弃反叛,屈从于外界的压力和自身的无可奈何。巴比特最后的反叛失败首先是因为外界强大的控制力量。个人被包纳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显得渺小,个人的反抗是无力的。在现代化和标准化社会中,一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维方式都被某种力量连为一体,要求高度的集约化和统一化。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密不透风,个人想要“标新立异”,必然牵扯到很多复杂的人或物,所以不会被其所属的群体接受,只会被视为异类,因而要么遵循游戏规则成为群体意志的一部分,安享太平,要么有足够的胆识,充分的勇气和明确的意识,彻底地、艰苦地从旧的环境中挣脱出来。但是巴比特不具备这样的特点,他的模模糊糊的反叛只能是走向失败,他的“巴比特”特质决定了他最终的无奈和顺从。

二、巴比特反叛了什么

巴比特的人脉极广,但是只有保罗·里斯林一人是他真正的知心朋友。保罗是个惧内的老实人,有一天却向他那暴躁、专横、以欺负丈夫为乐的妻子开枪,因而被关进了监狱。从保罗判刑之后,巴比特也开始反叛。刘易斯传记权威马克·肖勒教授在为《巴比特》所著的编后记中指出:“正是这件事顿时让巴比特感到他的人生的空虚,觉察到他每天忙忙碌碌的生活毫无意义。”[2]他对自己当下的生活感到不满。巴比特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十分活跃,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律师,但是却最终进入了收入可观的房地产业。年轻时,保罗立志成为一名音乐家,但是却迫于父命接手了毛毡生意。巴比特对保罗非常了解,也相信保罗有成为小提琴演奏家、画家或作家的艺术气质。保罗自己也曾坦言:“我应该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但我现在是油毛毡贩子!”[3]即使是进入了不惑之年,保罗依然保留着对音乐和艺术的热爱,但是却只能暗暗压抑这种感情。保罗的妻子象征着生活中各方面的压迫,他向妻子开枪,宣告了他的反叛。他不再隐忍,他要抗争,要争取新的生活。但是保罗被关进了监狱,他的反叛以失败的悲剧结尾而告终。但是保罗像一根导火索,燃起了巴比特心中的反叛火花,巴比特紧随保罗向旧的一成不变的刻板生活发出了不和谐的反叛声音。

除了巴比特和保罗,书中还有一个人物也表现出了反叛色彩,他就是诗人朱姆·弗林克。弗林克以写专栏、广告和商业诗为生,进项颇丰。他的朋友弗吉尔·冈奇谈到他的时候说:“假如他(但丁)一本正经地搞实用文学。像朱姆一样,每天给机器辛迪加写一首诗,他准干不了!”[4]弗林克把写作当成生意,把诗歌当作商品,在商业社会中可谓是如鱼得水,风光无限。但是,一次醉酒后弗林克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是诗歌的叛徒。……你知道我原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诗人吗?我可以成为尤金·菲尔德或者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甚至史蒂文森。……我以前写的是什么?废话!口号诗。全是废话!”[5]原来人们眼中的成功诗人弗林克也背叛了对文学本真的崇拜和对诗歌的追求,他也是社会机器的牺牲品。如此看来人人都在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隐约或是有意识地隐埋了一个青春的最本来的梦想,但是却在现实社会的洪流中慢慢被冲刷成了另外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和社会之间,梦想和现实之间,自由理想和生计所迫之间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了个人的无奈和失望,引发了徒劳的反抗和注定要失败的叛逆。

三、矛盾的根源

个体在面对人生抉择时进退两难的窘境实则为标准化(standardization)的副产品。一战以后,美国进入了一个工业化、商业话和现代化飞速发展的时代,生活也随着社会的剧变而剧变。机器化大生产要求工业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也渗入到了社会生活中,生活方式被标准化,人的角色也被标准化了。标准化几乎成了时髦和文明的代名词。巴比特住在富人区“繁花高地”住宅区,那里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一个风格,现代生活设施和内部装修甚至家具也是大同小异,就连巴比特的闹钟也是“广告遍及全国、大批生产的闹钟里面最好的一种,带着全部现代化的配件,……巴比特觉得被这么一个豪华的装置闹醒也是值得骄傲的。……能表示一个人的身价。”[6]

泽尼斯市中心的景象和美国战后任何一个中等城市没有什么差别,不仅仅是城市和生活设施,就连艺术、思想、政治见解也被标准化了,社会认可的良好道德和成功人士的典范也成为了公式化的模型。公式化不可避免的要求顺从,或者说是“随流徇俗(conformity)”[7]泽尼斯作为中西部新兴城市的代表,以顺从作为其主要特征;所以“人人都认识到了顺从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商业文化向美国生活讨要的代价”[8]。“巴比特只不过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牺牲品,他的个性早已丧失殆尽。……因为任何一个富于个性的人,为了求生存,都不得不按照美国社会的模式随机应变,成为一个呆板迂腐的活物。这就是《巴比特》问世之后美国人所得到的最大启示”[9];“一个阶层的价值标准左右着其他人。如果有人想在这社会中生存下去,他就必须抛弃他原有的价值标准和处事态度,与大众的价值标准保持一致。……因为每个人都在这么做。不然的话,他就会受到孤立。”[10]巴比特最终向强大的外界力量和内心的空虚软弱屈服,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循规蹈矩的人(conformist)。奋起反叛的巴比特失败了,但是顺从规范的巴比特仍然没有找到问题的答案。从表面上来看,他自愿地顺应了社会设定给他的规范,接受了游戏规则,但是在内心深处,灵魂的空虚,对自由的渴望,对人生意义的徒劳追寻仍旧时刻萦绕在心头,折磨着他。小说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梦中的小仙女形象。“多年来,那个小仙女一直来找他。别人看到的只是乔治·巴比特,她看到的却是一个翩翩少年。”[11]小仙女象征着纯美的精神支柱,自由无忧的生活,人生的选择权利,个性的发展和无限的希望。即使是中年的庸俗商人巴比特仍旧像一个纯情少年一样,向往着诗意的、纯洁美好的、自在潇洒的生活。巴比特只是城市茫茫人海中无数孤寂的灵魂中的一个。但是小仙女只存在于飘渺的梦境里,现实社会不可能满足人们内心深处的精神需求。

既然都市生活令人窒息,巴比特和保罗就转向大自然寻求庇护和慰藉。在缅因的森林里,他们暂时得到了内心的宁静和满足。保罗出事后,巴比特独自一人再访缅因,希望在树木和湖泊中寻求心灵的安慰和终极的关怀,但是却事与愿违。于是他终于完全心灰意冷,踏上了返程的列车,决定彻底地向生活投降。返回自然实际上是重归纯洁的精神、传统的价值观和有意义的人生。梭罗在瓦尔登湖洗净铅华,融入自然,思考宇宙和人生。但是巴比特却不是梭罗,没有梭罗那样的价值观和社会环境。巴比特被铸就成城市人,他的被标准化了的现代都市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性格特点等与梭罗迥然不同;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和自然和谐共处、合为一体。他为城市而生,就注定了要面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一切困惑、矛盾、两难和悲剧性的无法抉择的抉择。巴比特是可悲的,也是无奈的。

四、悲剧的普遍性和现实意义

巴比特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保罗的、弗林克的和当时所有美国人的悲剧,同样还是新世纪世界上亿万个体的悲剧。人们接受了强大的现实,被现实打磨铸造成了非自我的人。《巴比特》的出版距今已近一个世纪,但是它仍然具有生动的普遍性和持久的现意义。意大利评论家Cesare Pavese说过:“巴比特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不想成为巴比特。”[12]小说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他们所面临的挑战与困惑,他们的所感所思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并不陌生,仿佛发生在此时此地。巴比特虚构的小说世界似乎就是今天你我所处的世界。巴比特和他的朋友们面对着现代化兴起时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非人化和个人身份的缺失;而在世界已成为一个村落的现代社会,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刘易斯没有给我们一个现成的答案。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作家既当诊断人又当疗伤者。在小说的结尾,作者留给了我们一线希望。巴比特对他叛逆的儿子说:“事实上我一辈子没有做成一件自己想做的事!我只是混日子,没有干出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你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且做了,使我暗暗高兴。那些人想威胁你,把你制服。让他们见鬼去吧!我支持你。……别被家里人吓倒。别被泽尼斯吓倒。也不要像我一样,自己被自己吓倒。好好干吧,老伙计!世界是你们的!”[13]所以我们也许可以保持希望,希望后来者不会面对个人追求和社会压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和明天仍旧可以享有田园的生活自由和本真的终极关怀。

(本文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科研项目“美国现代主义文学之生命观与宗教观初探”立项课题。)

注释:

[1]陆谷孙编:《英汉大词典》(第二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

[2][8]Lewis,Sinclair.Babbitt.ed.Mark Schorer.New York:the new American Library,Inc,1961.p322,p323.Mark Schorer系美国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其最知名的作品为辛克莱·刘易斯的传记Sinclair Lewis: An American Life(1961)。

[3][4][5][6][11][13][美]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王永年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第98页,第220页,第3页,第2页,第321页。

[7][9][美]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潘庆龄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第10-11页。

[10]李美华:《论辛克莱·刘易斯的<巴比特>对二十年代美国商业社会的抨击》,福建外语,1997年,第2期,第58-59页。

[12]Schorer,Mark.Sinclair Lewis: An American Life.New York:McGraw-Hill,1961.转引自谢田芳,《现代商业社会中人性的彷徨——解读<巴比特>中主人公形象的现实意义》,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332页。

(熊净雅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