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玉

摘 要:作为当代著名作家,铁凝在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中不仅从审丑的美学角度对人性进行深入的探索,还自觉地从性别立场出发,以冷静的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对男性阉割性格的揭示,对女性卑鄙变态个性的暴露以及对女性参与历史失败的描述,来揭示无孔不入的男权文化使女性走入宿命的怪圈,遭受到严重的毒害,并以此来解构男权中心意识,达到文化反思的目的。

关键词:铁凝 《玫瑰门》 男权文化 女性意识 文化反思

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一直以男性为主体,是男性书写的历史,女性则处于“失语”状态。直到五四新文学时期提出妇女解放的口号,才使女性渐渐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她们要求进步,要求自由,努力摆脱锁住自我的层层枷锁。但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是男权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绝对地位,造就了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性别秩序:“女性要温良恭俭,要誓守贞节从一而终;女性要以父以夫以子为中心,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需求;要三从四德,要做贤妻良母。”[1]在这种羁范模式下,女性是也只能是男性的附属品。更为可悲的是,在长时间男权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女性逐渐把那些封建的男权文化内化成为女性的自觉追求与自我束缚,使其在她们的潜意识里扎根生长。女性写作仍然被男性意识形态规范下的话语系统笼罩,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传入,女作家们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和高涨,她们对男权文化进行反思,挑战男性霸权的压迫,揭示女性困窘的生存状态与传统封建文化及社会性别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林丹娅也提出:“女性主义书写是对男性文化中心进行反动的思维效果。”[2]在这种土壤的培育下,作者的《玫瑰门》问世了。这是一部男权文化的抗争史,铁凝以自己独特的观照方式,破解了长久以来由男权中心文化构造的诸多神话,颠覆了男性中心社会建构的政治﹑历史﹑道德等方面的理念,对男权中心意识进行了解构。

一、被阉割的男性

《玫瑰门》以北京的响勺胡同为背景,讲述了三代女人:祖系(外婆)—母系(舅妈)—孙系(苏眉),在荒谬而残酷的文革时代,心灵遭受扭曲,人格遭受异化,彼此间既相依为命﹑又互相为仇的故事。这是一部以女性血缘为主脉构建小说框架的作品,描绘了一个充满力量的母系社会。过往的历史,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阳刚谱系的书写史,女性一直处在历史文化的边缘位置,她们的历史无从展现。铁凝在《玫瑰门》中通过对女性血缘的重新梳理,用女性书写的方式震动了男性话语的中心位置,试图找寻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

在小说里面,相对于女性形象的生动丰富,男性形象就显得很少很单薄,而且大多面目模糊,甚至无法让人留下印象。他们非死即病,挑起生存重担、支撑家庭就靠婆媳外孙女等几位女性。在恶劣的环境中,她们顽强地扭曲着、斗争着、生活着。司猗纹在五四新思潮的冲击下,与革命者华致远相恋;在封建家长的压力下嫁给庄绍俭,婚后忍受着丈夫的漠视以及性虐待;解放后,她审时度势,主动走进劳动人民的队伍中,试图从家庭妇女的框架中站出来。在文革中积极参加运动,费尽心机希望获得社会的认同。但这一切行为都遭到无情的否定,人性也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发生扭曲,她变态地生活着,成为一朵既虐人又自虐的“恶之花”。竹西是一个生命力强悍恣肆的女性,却不幸嫁给体格和性情都十分孱弱的庄坦。但她仍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庄坦死后,她越过一切世俗的樊篱跟大旗在一起。而当她发现与大旗无法进行沟通,没有共同语言后,毅然选择了离婚,并且在离婚后去找她一直深爱着的叶龙北。苏眉,一个渴望自由成长的女孩,却在不断的惊吓中一天天长大成人:文革的残忍、婆婆的冷酷、人性的丑陋,这一切使她的心灵受到戕害和打击。但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苏眉仍然执著而顽强地生活着。

这是一个女人的世界,男性仅作为一个影子存在,而且还受到作者无情的嘲讽。她在庄坦出场时,对其外貌作这样的描写:“他那颗大而沉重的头就难以被那根纤细的缺钙的颈骨所支撑,这使他的头看上去有一种倾斜感。颈下是一幅窄而薄的肩,两条乏力的胳膊就悬挂在那里。腰倒是一杆正常人的腰,不粗也不细,但当需要它扭动时却又缺少必要的灵便。”[3]男性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的高大完美形象已经消失,拥有如此孱弱身躯的庄坦又如何能成为家庭的支柱?而铁凝对他最大的讽刺是那与生俱来的打嗝的毛病,这使他在性爱过程中变得弱势。在一次做爱过程中,庄坦因听见达先生被人殴打时发出的一声骇人的惨叫而停止打嗝后,他的性能力也随之消失。妻子竹西得不到属于她的那份快乐后,只能在每晚床上捕鼠的游戏中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庄坦长时间遭受到来自妻子的冷漠与蔑视,最后在身心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心脏病发离开人世。把打嗝与男性功能连在一起,是对男性最无情的讽刺。

除此之外,男性在小说中也成为了最不负责任的符号代表。庄绍俭吃喝嫖赌,靠家产度日。庄家衰败后,他也没尽过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成年混迹于妓院,还把性病传染给司猗纹。叶龙北虽然以男性英雄的形象出场,但他一生周旋在三个女性之间。他把责任分给了玉秀,把肉欲分给了竹西,把精神分给了苏眉,这也显示了他人格的分裂。即使是华致远也应遭到批判、司猗纹将她最初的美好理想全部托付给他,但他却在一夜风流之后毫不负责任地一走了之。

过去那些伟岸坚硬的男性已不复存在,他们不再是女性的一片天,不能让女性依附。铁凝通过对男性的阉割,对母系族谱地纵向涉及,使男性从中心退居到边缘,并以此来颠覆男性中心文化。

二、丑陋的母性

几千年来,母亲在人们的心中一直是个高尚善良,勤劳俭朴,无私奉献的天使形象,人们争相歌颂、赞美母亲的真善美。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冰心更是把“光辉圣洁的母爱”这一主题发挥到了极致。

到了20世纪60年代,随着第二次世界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许多女性知识分子对传统母亲形象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认识到这种天使般的毫无原则的母性,其实是对男权世界的一种诠释,是以女性意识的丧失为代价的。无瑕、无私、无欲的母性,承载着传统性别文化的内涵,是被男性霸权所制造出来的伪女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卢宾认为:“恋母情结”是“人类性别化”的关键,要推翻男权的性别制度,必须“解决文化的恋母情结”。[4]于是,传统文化中的母亲形象被颠覆,不再意味着无私、神圣,她们从男性精心编织的性别神话中逃离出来。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司猗纹一改传统文本中温柔慈祥的母亲形象,摇身一变成为了面目狰狞的施虐者。她生于官宦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知书达理。学生时代受到五四精神的感染,与革命进步青年华致远相恋,追求婚姻恋爱自由。但最终没有成为心爱的人的妻子,在父母的压力下成为庄家的大少奶奶。婚后,由于自身的“不洁”,丈夫弃家外出寻欢作乐,她毫无怨言地努力扮演着贤妻良母的角色。她竭尽所能的帮助庄家摆脱经济困境,但仍然得不到丈夫及其家人的尊重甚至谅解。中年时遇到男子朱吉开,想要追求幸福时又遭到庄绍俭的阻挠,最终两个男人先后死去。进入新社会,她放下庄家大少奶奶的架子,主动与人民融为一体,却因出身问题而被人拒之门外。文革开始后,她主动献出自己的房子、家具,讨好罗大妈,使尽一切手段,却最终没能成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员。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她的欲望不能通过正常方式实现,司猗纹的内心开始扭曲变形,人格遭受异化。她疯狂而变态的对周围的人进行窥探、压迫、摧残。她把第一个攻击对象锁定为庄老太爷。几经沉沦的庄家,是依靠司猗纹不断拿娘家的钱来支撑。庄老太爷出于男性可怜的自尊,在日记中不停地咒骂着能干的司猗纹。尊严的丧失、性欲的压抑促使她以性为武器报复那无能的公公。她一丝不挂的站在瞧不起她的公公的面前。她的乱伦行为使庄老太爷受到极度惊吓,并从此丧失了维护男权正统的话语权。她洞察女性一切的秘密,热衷于对女性的把玩、控制与统治,让人感到可怕。她偷听儿子与儿媳的床事,对于儿子的性无能,她抱持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儿子死后,她又费尽心机的窥视竹西和大旗的奸情。孙女眉眉在胡同里受到流氓的性骚扰后,她不但没有抚慰少女受伤害的心灵,还以此为把柄要挟、控制眉眉。当她发现眉眉长得越来越像年轻时的自己时,就开始试图改造和占有眉眉。直到孙女眉眉长大成人后,她还不断骚扰、窥探和跟踪眉眉。通过偷窥,她获得了某种心理优势,并试图通过这些来把握别人的命运。

从司猗纹的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到传统文化中母亲的伟大、无私、奉献等美好品德,她对儿子媳妇外孙女不仅没有舐犊深情,甚至还嫉妒和破坏他们的幸福生活,将自己的不幸转嫁给他们。在她的身上,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一个自私、变态的恶母形象。铁凝使女性从自然母性的光环笼罩中走出,通过暴露女性的卑鄙、丑陋来撕裂男性苦心经营的性别制度,让女性作为个体重新回到人的审视范围之内,也使女性更全面地认识自己,提高自己的主体意识。母亲形象的颠覆是对男性中心文化的一次有力的讨伐。

三、身体与性的书写

“女为悦己者容”,这像是一个魔咒,几千年来紧紧地跟随着女性。它让女性相信男性才是女性美的主动欣赏对象,相信自己身体的所有权是属于男性的。她们时刻都要经受男性目光的打量检阅,并且不能以自己的眼光看待自己的身体。这一个个理念是男权中心文化的产物,它们让女性抗拒着自己的身体,抹煞它的存在。但正视躯体是使女性性别意识觉醒的先决条件,应当让女性认识到它们的美。

铁凝在《玫瑰门》中对女性躯体进行了毫不隐晦的赞美。通过年幼女孩苏眉的视角,以独特的比喻手法,展示出了舅妈竹西出浴时健美的躯体:“乳房,当宝妹把它当奶吃时,它像是一个仅有奶水的婴儿离不开的器皿。可现在它远远不是,它是球,是两个自己跳跃着又引逗你去跳跃的球。舅妈举起胳膊擦背时那球便不断的跳跃;臀部,当舅妈坐着马扎抱宝妹时它们不过是人身上为了坐而生就的两块厚垫子。现在它们不再是为了坐而生,那本是引逗你内心发颤的两团按捺不住的生命。舅妈每扭动一次身子那生命就发出一次按捺不住的呼号。脖子和肩你以为就是一根直棍接着一根横棍吗?那些衔接本身就流泻着使人难以理解的线。那是声音是优美的声音,你想看不如说是想听。”[5]这是一个动感健康,充满生命力的女性躯体。它唤起了一个小女孩对自己肉体的觉醒,使她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涌动。它是如此美丽,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男权文化下对女性躯体的物化:一个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女性的躯体不仅要受到别人的尊重,更应受到自己的尊重,女性要懂得欣赏自己,并且要敢于正视自己的躯体。竹西出浴时,“就那么随便地把自己的身体转向眉眉,那么随意地对着眉眉为自己做着一切善后工作。她一面用干毛巾擦拭全身,一面沉稳、从容地转动身体,于是身体的所有部位便在眉眉的眼前展示。”[6]这一系列沉稳从容的动作,充分展示了女性对自己躯体的尊重。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尊重与生俱来的各种需求,才能获得人格上的独立。这些都透露着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对传统的以男权为主宰的男性社会的反叛。

铁凝不仅赞美女性的身体之美,还以空前的胆识切入女性原欲世界,表现女性肉体的觉醒。长期以来,由于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制约,性爱成为一个禁忌,人们谈性色变。但性爱,其实是一种普遍的存在,就像饮食一样不可缺少。英国作家劳伦斯就认为:“如果精神和肉体不能谐和,如果他们没有自然的平衡和自然的相互尊敬,生命是难堪的。”[7]

司猗纹曾经为了爱情委身于初恋情人华致远,但在母亲临终的请求下不得不嫁给庄绍俭。浓重的封建庸俗意识促使庄绍俭无法接受司猗纹。他认为她是一个不洁的女人。于是在新婚之夜,司猗纹被他在如昼的灯光下剥得精光,对她的身体进行肆意践踏与折磨。司猗纹受到沉重的父权制构筑的贞洁牌坊的压制,使她在婚后的生活中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她没有诉说不幸的权力。庄绍俭只想到妻子的“不洁”,却想不到自己的“不洁”。他终年流连于妓院,甚至在新婚之夜便抛下新婚妻子去了“漪春院”。男人与女人从来就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界。这是个男权中心意识的世界,它给了男人充分的自由,可以花天酒地,风流潇洒。而女人应该安守妇道,努力做好本份工作,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别人的唾弃,遗臭万年。“三从四德”、“七出”、“缠足”是对女性的最大不公,它控诉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司猗纹的不洁,使她得不到正常的性生活。为了挽回丈夫的心,她不远千里亲自去扬州,却遭受了庄绍俭无情的嘲讽,还染上了性病。性压抑以及难言的疾患促使她进行报复。在一个明月清风的夜晚,她“强奸”了她的公公,得到了扭曲的变态的满足。司猗纹由于性爱缺失而导致的生命压抑,使她的心灵发生畸变。在她后来的岁月中养成窥视与跟踪两性交往、压抑身边其她女性性觉醒和成长的习惯。这让人们意识到女性并不是传统观念中认为的只是帮助男性延续种族的生育工具。

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像男性一样拥有性的欲望。这是人的一种天赋,也是人的一种权力。竹西的一生就在不停地追求灵与肉的结合。对于庄坦的打嗝的毛病,她一开始是厌恶的,但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她忍受并鼓励着庄坦。在庄坦死后,她在性欲望的驱使下,诱惑了比她小很多岁的大旗。发现与大旗有语言隔膜后,又去找她一直深爱着的叶龙北。这些都改变了在性生活中男性主动索取,女性被动给予的模式。肉体的觉醒是女性对自我真身的发现,它撕破了男性精心打造的谎言。女性是个独立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意识与欲望,不再是男性的附属品。

四、性别与社会的重构

在男权社会统治的漫长时期里,女性逐渐形成“爱情和婚姻就是女人的一切”这样一种观念。她们把全部生命寄托在爱情和婚姻上,使其成为她们的重要生活领域。一旦爱情和婚姻破灭,生命也就没有意义了。男性则相反,他们生活的中心在外部世界,在追求事业的“功成名就”上,爱情和婚姻只是他们生活的一小部分。

姑爸,曾经拥有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时代。她有着乌黑的大辫子,丰满的胸脯,不胖不瘦的身材,不长不短的脖子,不粗不细的腰,不宽不窄的鼻子。她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充满着想象,并虔诚地进行祈祷。但婚礼中新郎的逃走打碎了姑爸的梦想,也改变了姑爸今后的命运。新婚三天后,“她披头散发地被抬下汽车抬进家门抬进她做姑娘时的闺房。”[8]在短暂的三天的婚姻生活中,姑爸遭遇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于她在回娘家躺了数日之后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她的父亲向全家宣布更改姓名为“姑爸”。随后更是有意地从外观和生活方式上修改自己的性别特征。她梳起小分头,穿着对襟男式制服,手托烟袋,抠着胸,脚踩平底鞋迈着四方步。但无论外表和行为方式怎么修饰,都掩盖不了她拥有一个女性躯体的事实。当这个真实的躯体受到人为刻意地压抑时,她的人格便会受到异化。姑爸爱上了给别人挖耳屎这个变态的行为,并通过这一行为,获得身心的满足和身份上的确认。她养了一只名叫“大黄”的公猫,将自己所有的情感倾泻在它身上。这一切变态都是由于姑爸把生命的全部意义局限在爱情和婚姻上。不幸的婚姻导致她丧失以女性身份活下去的勇气。

司猗纹也遭到了同样的不幸。她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在家长的压制下,嫁入庄家。在那里,她全部的青春和激情被囚禁,但她并没有像姑爸那样自怨自艾地生活着。她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和社会权力,处处努力着不被新时代抛弃。在庄家经济衰败的时候,司猗纹主动拿出从娘家分到的钱,支撑着庄家。但她的能力不仅没有得到公公的赞赏,还遭到了他的咒骂,并企图在现实中挽回男性的尊严和权力。当司猗纹洞察这一切后,她用乱伦的方式掌握住家庭的大权,将庄家的命运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上。步入中年以后,她通过偷窥别人的生活:如大旗送东西给苏眉,竹西与大旗的私通,苏眉与叶龙北的约会等,达到她控制家庭的欲望。

女性作为人,她们的生活观念除了家庭生活、情感生活,还应包括更为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但由于传统男权文化的束缚,妇女基本上没有参与社会的机会。即使她做出种种努力,最终还是被社会拒绝。当新中国解放后,她洞察先机,主动抛弃庄家大少奶奶的身份,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劳动,糊纸盒、砸鞋帮、当老妈子、做教师,努力与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然而一个做过大少奶奶的人是很难被当时的社会接纳的。她只能回到家,从前是什么现在还是什么。但她并没有放弃走入社会,她在等待时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又有了一次机会。当她发现大字报点名没有她的份,抄家庄家也不在范围后,她主动给红卫兵小将写信,恳切要求他们在方便的时间来响勺胡同没收她的几间房子和她的祖上不劳而获的财物。她希望得到别人的注意,得到政治社会和革命群众的认同。为此,她改变生活习惯,讨好罗大妈。利用大旗与竹西的奸情,牵制罗大妈。她使出各种手段,包括牺牲身边的亲人。但即使她做出种种努力,最终还是被社会拒绝。她只能成为一个“家庭妇女”。就像小说中描述的那样:“她从前是一个家庭妇女,现在是一个妇女在家庭中。”[9]司猗纹一生的经历是对男权文化统治的不满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