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宁

摘 要:在晚唐大动荡的时代,内容虚泛的骈文重新泛滥,文风日趋绮靡。在此背景中,司空图作为一代末世名臣,以其卓越的文学修养,提出了全美的为文观。其为文观的理论核心是文章要讲求言之有物,风雅兴寄,缘情而发,有文质兼备之美。

关键词:司空图 为文观 雅实 兴寄 缘情 语言美

晚唐社会发生着一系列巨大的变动。唐末幼主相继继位、宦官专权、藩镇拥兵逞武、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在文学方面,重视雕绣藻绘但内容虚泛的骈文重新泛滥,而文风总的倾向日益绮靡。司空图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大动荡的时代。

司空图在河中乃至朝廷都颇有文名,还有很多奉敕之作,这些作品多应诏而作,除了驰骋文采,并无特殊之处。但他的为文观是深受古文运动精神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文曰:“其文尚有唐代旧格,无五季猥杂之习。”[1](P2027)通过对《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的文本阅读,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对其为文观的理论主张进行论述和概括。

一、主张论文言之有物,为现实社会生活服务

最能反映司空图为文观的两篇文章是《注〈愍征赋〉述》和《注〈愍征赋〉后述》。《愍征赋》已散佚,但从司空图对其的评价中,仍可对司空图为文观的理论核心作出概括和总结。

在《注〈愍征赋〉后述》中,司空图写道:“武宣之间籍显地者,虽无如梁、韩数公以雅实自认,而能振拔后进,然士大夫宴游之倦,犹或时道文学,以佽助执事者。而卢君尚以馋摈,致愤于累千百言,亦犹虎之饵毒,蛟之饮镞,其作也,虽震邱林、鼓溟涨,不能快其咆怒之气。”[2](P202)批评时文的“侈其虚而歉其实”[3](P202)。要特别指出的是,司空图在此处提出古文运动过程中梁肃和韩愈为文是有其理论意义的。也可以反映出司空图对于古文运动在精神实质上的继承。

大历八年(773)前后,梁肃秉承其师独孤及的为文观,再次提出文本于道说。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其曰:“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其后作者,理胜则文薄,文胜则理消,理消则言愈繁,繁则乱矣。文薄则意愈巧,巧则弱矣。故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4](P220)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梁肃的为文观是要求文以传道,风雅充实,文采与义理兼备,并且还要加倍重视“辞”与“文气”的作用。这种独到的见解,推动了文学更有效的发挥其社会功用。此全美的为文观,在日后为司空图所继承。

而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也是以“志道”、“明道”和反对形式主义为基石的。重新提倡儒家道统,是中唐知识分子希冀“复兴”国家的一条道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而在晚唐动乱的大背景下,司空图对于古文运动理论精神的继承,多源于其对于唐王朝的救国之心和人民疾苦的关怀。《〈疑经〉后述》中,他就指出写作此文是“因激刚肠”、“盖急于时病”。其作《移雨神》就是带有责问讽刺性质的杂文。在晚唐大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面对连年的天灾和农民沉重的赋税徭役,一介儒生发出了“天不可终谩,民不可久侮”的呼号,这既是其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怀,也反映了对统治现状的强烈不满,也可以感觉到司空图对唐王朝命运的担扰和忧虑。从《与惠生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司空图认为文章和治国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他认为为文要以考辨时弊、反映现实为要务,不应空泛无物,进而提出了“必先存质以究实,镇服而劝用”的主张[5](P208)。

二、主张论文要讲求风雅兴寄,言近意远

司空图《注〈愍征赋〉述》言:“《愍征》则会昌中进士卢献卿著明所作。”[6](P318)卢献卿并未及第,但唐代对于参加过进士考试的人,都习惯称为“进士”。卢献卿因遭人毁谤而出仕无门,这一点可以从唐人诗词中得到印证,如皮日休《伤卢献秀才》:“只为白衣声过重,且非青汉路难通。”[7](P7067)在《注〈愍征赋〉后述》中司空图也提到:“而卢君尚以谗摈,致愤于累千百言。”[8](P202)所以《愍征赋》当为卢献卿抒发悲怨愤慨之作,而且颇得骚赋创作上风雅兴寄的精髓。从《注〈愍征赋〉述》中“而妬沮扬蛾,妖轻笑凤,惜岁华之易晚,嗟桂魄之衍期,旧国蝉催,萦盈別怨,芳时雁度,浩荡羁愁,嗟去郢以抽毫,怅征秦而寓旨”[9](P318)的描述,可见其内容寄寓了蹉跎岁月的无奈哀叹,身遭毁谤、壮志难酬的悲怨和羁旅漂泊的孤寂哀愁,而全文的重点则在“愍”字上,体现了其思想感情之雅正。

据孟棨《本事诗·征咎第六》:“范阳卢献卿……作《愍征赋》数千言,时人以为庾子山《哀江南》之亚。今谏议大夫司空图为注之。”[10](P203)庾信晚年所作《哀江南赋》展现了梁朝由盛而亡的历史画卷,以苍凉老成、沉郁激昂的格调,叙述国家兴亡的过程,人民颠沛流离的生活,抒发了自己面对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情景复杂沉痛的情感。用典多出于史传,繁而不滞,自然恰切,声调和美圆融,光英朗练。细读司空图二述,由此可知《愍征赋》对《哀江南赋》的继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为悲怨的传统;二为遒逸绮丽的风格。这种将浑厚情感与绮丽辞采自然地融于作品的创作,使文章具有感人的神韵,体现了风雅兴寄的传统。

《〈愍征赋〉述》曰:“昔两汉辨骚……将研旨远之机,已尽汲深之力。”[11] (P318)而《注〈愍征赋〉后述》又提到“方外之致”[12](P202),这都说明司空图不但在诗论中主张“三外说”,在为文观上也同样提出“风雅兴寄”、“方外之致”的理论主张,认为文章要有包孕性,言尽意远,涵咏蕴藉,情韵深厚。

三、主张论文缘情而作,情兼雅怨

随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刘勰早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就已指出“立文之本源”,即“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13](P455)。其后沈约也在《宋书·谢灵运传论》写到:“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 [14](P161)在《〈擢英集〉述》中,司空图写道:“夫著言纪事,在演致于全篇。赋象缘情,或标工于偶句。……诚欲兼搜于笔海,亦当间掇于兰丛。人不陋今,才惟振滞。韵笙簧于骚雅,资粉泽于风流。”由此论述可知,司空图是继承了这一文学创作观念的,认为“笔海”之中,“赋象缘情”的作品也值得品味。《擢英集》今已散佚,从司空图的论述中,笔者认为此处的“笔海”应针对骈文而言,而这样的作品“韵笙簧于骚雅”是可以“发愤以抒情”的。

《注〈愍征赋〉述》中,可以看出司空图对于文章缘情而作的认识。其文曰:“观其才情旎旖也……斯盖缘情纷状,触兴冥搜,回景物之盛衰,制人臣之哀乐,穷微尽美,□古排今。”[15](P318)《注〈愍征赋〉述》明确地从才情、雅调、壮观、寓词、变态等五方面具体分析了的一篇作品。在他看来,这篇作品之所以具有全美的艺术效果,源于卢献卿是缘情而作,而就情感倾向来说,也确实是情兼雅怨的。从中也可看出他对于古文运动中“不平则鸣”理论的继承。

对于文章创作“缘情纷状,触兴冥搜”,司空图是持肯定态度的。他把这一诗学理论引入文章创作,至少在赋体文学的创作上,强化了文体的艺术本质,深入到文章创作的艺术根源。作为一位高超的文学艺术鉴赏家,司空图敏锐的捕捉到骈文作品的生命力所在,提出了他关于文章“缘情而作”的观点,而就其情感基调来说,则是倾向于情兼雅怨。

四、主张论文辞采华茂、文质兼备

汉魏六朝唐代骈体文学盛行,从总体上衡量作品文学性的普遍标准,即看其是否具有语言之美,即对辞藻、对偶、用典、声韵等运用如何。在文章方面,骈文在唐代社会、政治界一直占据优势,魏晋南北朝崇尚骈体文学语言美的标准尺度,可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不过从《〈擢英集〉述》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司空图是反对过分运用语言技巧的藻饰绮靡、有文无实的文风。其曰:“耻发誉于雕虫,肯争英于墨客……涵经天纬地之源,胸襟万象;骄晤月吟风之态,嵩华一毫。”[16](P312)这反映了司空图即重视文章语言的艺术感染力,又不主张因辞害意,堆砌辞藻,过分最求语言的技巧而妨碍思想感情表达的理论主张。

综上所述,司空图的为文观的理论核心是文章要讲求言之有物,风雅兴寄,缘情而发,有文质兼备之美。作品应该情感真挚充沛饱满,抒写自我真情实感,既要有现实的意义和思想内容,又要善于运用文学语言的各种艺术修辞技巧,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把崇实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有机地融为一体,创作出具有全备之美的文章。在骈体文学绮靡空泛之风大行其道的晚唐,司空图关于文章创作的观点可谓匡救时弊的一副良方,不过其终敌不过唐王朝的覆灭,而湮没在历史的年轮中,但是司空图为文观中传达出来的对美的文学的追求,千载之下还是可为后学所认同与称道。

注释:

[1]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2][3][5][6][8][9][10][11][12][15][16]祖保泉,陶天礼:《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罗宗强:《古代文学思想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

[13]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4]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杨宁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7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