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妍

[摘 要] 尽管毛姆有敏锐的判断力和真诚的同情心，但他对真实的中国还是有所隔膜，因而，他描绘的中国形象是一幅误读之图。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在汉唐盛世，他来到中国寻觅的是中国古代的荣光，昔日的绚丽，他对远古的中国充满神往，对现实与未来的中国漠视无睹。他笔下的中国形象有东方主义的色彩。

[关键词] 毛姆；在中国屏风上；异国形象；文化误读；东方主义

20世纪英国文学变化的重要特色之一,正是对异域文化(东方文化) 有选择的接纳,毛姆也不例外。文化隔阂的破除在于相互了解,达到相互了解在于缩短交往距离。于是,毛姆写完《人性的枷锁》后,开始了广泛的旅行,足迹遍及全球,在积累丰富见闻和创作素材的同时,也试图近距离的了解异域文化。1919 年,毛姆到中国游历了四个月，之后创作了这本散文集《在中国的屏风上》。在这部由58篇长短不一的文章连缀而成的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里，毛姆不是道听途说，但走马观花确又难免雾中看花，正如他自己意识到的：“你所见似乎千篇一律，因为不管怎样，在异乡人眼里，每个中国城镇都大同小异。”

一、异国形象与文化误读

从一个国家的文化视野来看待异国形象，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体察和认识，属于异质文化交流的范

畴。但在吸收、借鉴异质文化、同质文化进行交流时，总要在自身文化最本质的特征下进行。因而文化交流对异国形象的误读不可分割。

关于误读的探讨已有很多，文学研究早已超越了误读是错误解读这一粗浅认识，把误读和创新联系在一起。布鲁姆认为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在这里我们所说的对异国形象的误读是指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在理解和借鉴异国文化时出现的某些认识上的错位、理解上的偏差、评价上的倾向性，以及视自己需要的文化选择、改造和接受。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富有创造意义的。

因此尽管毛姆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真诚的同情心，但他对真实的中国还是有所隔膜的，因而，他描绘的中国形象是一幅误读之图。当毛姆在一家旅馆看到有个官员同苦力坐在一起喝茶聊天时，大为感动，觉得“这似乎就是真正的民主”。他进而推论，东方人的这种平等观念既不同于欧洲人，也有别于美洲人，在他们看来，职位和财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地位的尊卑完全是偶然的，并不妨碍人的交往。这就显示出异国形象构建中的乌托邦气味来了。

也许是由于这种难以消解的隔膜，不通中文、只是到此一游的毛姆书中笔墨多半落在了在华洋人身上，如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商人、海员等。个中情由他在《山城》一文中作了说明：但这些人对你来说毕竟是陌生的，正如你对他们也是陌生的一样。你没有线索可以破解她们的神秘。他们即使与你有诸多的相似也帮不上你多大的忙。

异国形象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的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形象因为是他者的形象，故而是一种文化事实；此外，我们说的也是文化的集体形象。它应被当作一个客体、一个人类学实践来研究。异国形象也可以说出关于自身文化（“注视者”文化）有时很难设想、假设、承认的东西。

“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他者形象无可避免的表现为对他者的否定，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因此，《在中国的屏风上》无疑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副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但对毛姆和他的英国读者来说，这一异国形象呈现的既是特定时代的中国的现实，也是毛姆作为一个“观光者”个人及英国读者集体的想象物。

二、中国形象的东方主义色彩

张隆溪在《非我的神话》中说道，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形象，代表了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念，这不同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坏。在不同时期，中国、印度、非洲和中东都起过对称西方的作用，或者是作为理想化的乌托邦、诱人和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或者作为永远停滞、精神上盲目无知的国土。

毛姆心目中的中国在汉唐盛世，他来到中国寻觅的是中国古代的荣光，昔日的绚丽，他对远古的中国充满神往，对现实与未来的中国漠视无睹。因此在反映他中国文化观的重要作品《在中国屏风上》，我们看到在当时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上，最让毛姆感兴趣的是那暮色里消失的东方神秘与奥妙，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汉宫魏阙，是唐风宋采。在他笔下，中国现代性的一面被抹去了，“中国令他想起了欧洲曾经有过的田园生活，想起了自己的青春岁月”。

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一针见血地剖析了西方对东方的偏见和幻想，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 异国情调， 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 非凡的经历。毛姆也正是带着东方主义的心理定式来品味中国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古朴典致的开场。你进得城来，街道是商店鳞次栉比的狭窄，木雕的铺面，精美的格状结构，金碧辉煌。精雕细镂的雕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衰落的繁华。发暗的橱窗里出售各式神秘莫测的东方奇珍。一位博学的通儒，为了礼尚往来，不得不去回拜一位朋友。并和那位朋友互质得体的心仪已久的应酬，共同伤感时风不在的唐风宋采……

毛姆到中国是来寻觅古风远韵的，他看中的是历史的中国，对刚刚过去、改变中国历史的五四运动，几乎没有什么热情，从他和那位文雅、忧郁的内阁部长的谈话，我们可以窥见毛姆的内心。一种文化，最古老的世界知名文化被粗暴地扫荡，从欧美留学归国的学生们，正在把这种自古以来一代传一代几点起来的东西无情的践踏掉，但却拿不出东西来代替。他们不爱自己的国家，既不对它信仰，也不对它尊敬。一座座的庙宇遭到信士和僧侣们的糟踏，让她们衰败以至坍塌，到现在它们的美除了在人们的记忆什么也没有了。在这里，毛姆的确对中国古老文明惨遭践踏感到痛心，但他的这种心态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反映了毛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另一面，毛姆缅怀的实际上是那个古典、想象的中国。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也包含了一种强烈的猎奇心理。这种把他民族当作一个无法和自己相提并论、不能同自己平起平坐的他者，除满足自己的浪漫猎奇、供自己役使之外别无其他权力的心态，是“一种典型的东方主义心态”。

这种东方主义心态在毛姆作品中还表现为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种族优越感。毛姆将中国的苦力称为“负重的兽”。毛姆笔下苦力们是一幅很有趣的图画，当他看见一个跟着一个一溜上路的苦力，每人每人肩上一条扁担，两头各挂一大捆东西，他觉得这构成一种令人惬意的图景。这里,毛姆是一个看客，中国苦力则是被观看者。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道：“东方被观看，……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东方被描述成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毛姆不是把中国苦力当作一个同他一样的人，而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欣赏其中的“趣味”，并感到很惬意，这不能不说明他自身的一种优越感。

三、毛姆殖民者身份以及他笔下中国形象的反殖民倾向

20世纪的中国是最积贫积弱的年代，毛姆时代的西方人在意识中已经固定化了一种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的形象，这形象存在于西方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左右着人们不经意的、流行的观点或者所谓的常识：中国人千人一面，他们呆滞、麻木，愚钝，冷酷残暴，拖着猪尾巴一样的辫子，穿着蓝布袍，密密麻麻，如蓝色蚁群一般。但毛姆笔下的中国形象，有别于以往的一般经验。

对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中国劳动人民，毛姆倾注了同情和怜悯，他把静谧优美的语言献给了中国最普通平凡的芸芸众生。毛姆在游记中表现出对中国劳苦大众的同情,更将矛头指向了直接导致中国文明衰弱、人民受难的殖民政策以及殖民者,对他们进行了嘲讽。而对那些在华的国际友人,毛姆则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赞美之情。

毛姆是个有反种族歧视和反殖民扩张倾向的作家，对英国发动不道德的殖民战争,毛姆持批判和讽刺态度，这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多少有些不同。这种倾向使他不同于其他在中国的英国商人、殖民者，毛姆到中国是为着自己独特的心灵寻求，而不是获取财富利益，他不需要寻找那些殖民主义政策的“ 合法理由”，因此能较为客观地观照中国人的性格特征。

但作为大英帝国的来客，骨子里面居高临下的态度无法避免，毛姆尽管颠覆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人形象的丑化，但似乎也无法全然挣脱西方话语之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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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姜智芹：文学想象与文化利用[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0]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s Books, 1979:40.

作者简介：杜妍（1983—），女，四川泸州人，现系四川大学文新学院07届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