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

自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一个世纪以来，苏俄前后共有四人获此殊荣：1933年得主蒲宁；1958年得主帕斯捷尔纳克；1965年得主肖洛霍夫；1970年得主索尔仁尼琴(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虽也是俄裔，但因于1977年已加入美国国籍，是以美国作家身份被授奖，故不列入此文叙述之内)。同为世界公认的大师，在苏俄却遭遇到天壤之别的命运，对他们四人略作比较，对每一个写作者不无启迪。

蒲宁：妈妈，你真的那么嫌弃自己的孩子吗?

1933年，蒲宁成为第一个为俄罗斯文学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然而，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一直到蒲宁获得诺贝尔奖，在苏维埃的读者中，他不仅谈不上享有如前辈巨匠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传奇的盛名，甚至没有比他出道晚的作家诸如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小托尔斯泰等人作品所引起的轰动效应。直到1965年苏联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蒲宁文集》九卷集，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序言中说：“……要么我们把蒲宁这个在政治思想上堕落到腐朽的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白俄分子拒之门外，同时摈弃由他的才华创造的一切美的东西；要么提取其中一切成为我们民族文化、我们俄罗斯文学的财富的精华，抛弃他不再是一位艺术家以后所说所写的一切阴暗、自私、反人道主义的糟粕。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而选择已经作出：我们理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蒲宁的惊人的诗才上。”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话，代表了当时主流话语为蒲宁的定位。蒲宁成为一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被“批判性接受”的作家。

蒲宁可以说是俄罗斯文学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他17岁开始给报纸写诗就显示出少见的才华，1901年凭诗集《落叶》获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1909年被授予皇家科学院名誉院士。一向不轻易夸赞人的契诃夫对蒲宁十分赏识，认为蒲宁的中短篇小说“不是以外在的趣味性、离奇性和人物的明显特殊来取悦读者，而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似乎极其平常的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从这些我们看到过许多次，但是从来也没有留心，也不觉得稀奇的日常现象中，发掘出令人深思的哲理。”当年就有文学评论家称：蒲宁是得契诃夫小说风格真传的第一人。高尔基更是对蒲宁的才华给予极高的评价。高尔基无论在书面上还是口头上，一直把蒲宁的名字归入俄罗斯文坛巨匠的行列，在与青年作家的谈话中，总是孜孜不倦地教导他们向蒲宁学习。高尔基很喜欢蒲宁这个人，虽然他认为蒲宁有“贵族老爷的神经衰弱症”，不善于把自己的才能用到“该用的地方”去。高尔基在给蒲宁的信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含蓄的温情和感人至深的钦佩态度，他甚至愿意把他在艺术界的泰斗位置谦让给蒲宁。1916年高尔基在给蒲宁的信中写道：“您可知道，发表您的诗歌和散文对《编年史》和我都是一桩喜事。这不是一句空话。我爱您，请别见笑。我喜欢读您写的东西，想到您，谈论您，在我这纷扰困顿的生涯中，您也许是，甚至肯定是最好的、最有意义的。对我来说，您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当代第一诗人。”

就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却因为他的观点和立场而遭到苏维埃文学史的故意遮蔽。用伟人阶级分析的观点看：“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蒲宁1870年诞生于俄国中部福洛涅茨一个破落的贵族世家。蒲宁从家族的传说、《宗谱》、文学作品中得知自己家族过去的兴旺显赫。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出生在一个古老的贵族世家，这个家族给了俄罗斯不少活跃于政界和艺术界的显要人物，尤其出名的是上个世纪初的两位诗人：安娜·蒲宁和瓦西里·茹可夫斯基。”蒲宁认为：伟大的俄罗斯文学是贵族阶级的旗帜，体现着贵族阶级的文化和贵族阶级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作用。蒲宁对所谓的“可怕的”“下层”社会抱着高傲的疏远态度，“有些像没落的小贵族，越穷越自尊”(特瓦尔多夫斯基语)。但是，蒲宁与那个时期的许多贵族文学家如托尔斯泰一样，出于那颗高尚的同情怜悯之心，在作品中描写到农村庄稼人的时候，总是用真诚真实的笔调描绘那些一贫如洗、走投无路、饥肠辘辘、被有权有势者欺压的人群。蒲宁表现1905年革命前后农村变化的小说《乡村》一发表，瓦·沃洛夫斯基对其评价就很高，不仅认为这是一部“有才气的作品”，而且认为“写得很有现实主义的力量。”1970年，阿·尼诺夫在《文学问题》和《涅瓦》上发表了两篇论述蒲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基本上都是论述和分析《乡村》的，认为蒲宁在《乡村》中所描绘的革命前后的一般生活情景，“具有高度艺术的和历史的真实性。”用巴拉什金的观点评价：“整个俄罗斯就像个大乡村，这样一来，蒲宁笔下野蛮贫困的《乡村》中的种种惨状，就成为俄罗斯的一个缩影。”“这部作品是蒲宁的诗才在现实生活发生巨大转折关头，最大限度接近现实的标志。”蒲宁因其遵循真实的现实主义手法，使他一出道就赢得了“一个诚实作家”的声誉。

蒲宁文学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1920年。十月革命使得贵族出身的蒲宁持一种拒斥和疑惧的态度。他在1917年至1919年问的日记《该死的岁月》中，记载了自己的所见所闻。这些日记后来被官方称为：“在这里作者根本抛弃了艺术的语言、严格的现实主义、写作的真实性和尊严，只留下一个受到革命风暴袭击、在物质生活上感到相当不便的困苦的皇家科学院名誉院士先生的刻骨仇恨。”自此，蒲宁尊重真实的“现实主义”和革命后的“粉饰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与新政权的裂痕已无法弥合。1920年，红军部队攻陷了敖德萨，蒲宁只得乘船逃离俄国，先是流亡巴尔干半岛，后定居法国。犹如一棵大树的连根移植，蒲宁在获得自由天空的同时，却失去了吸取养分的土壤。他的创作才能不可避免地日渐衰竭枯萎了。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把他侨居国外时期写的作品拿来逐一阅读，就不可能不产生一个印象：虽然写得颇具匠心，但这些作品过去已经看到过了，作者似乎是从记忆中掏出一些先前没有用尽的细节，有些简直可以说是旧话重提。”这成为一个时代对作家造成的悲剧。从此，蒲宁成为一个无身份无国籍的“浮萍”。

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这样评价蒲宁：“他继承了俄罗斯19世纪以来的光荣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至于他那周密、逼真的写实主义笔调，更是独一无二。对于像他这样一位富有抒情气质的作家，他的词句毫无夸张矫饰；平实的风格、朴素的语言，使他的作品显得更诚实动人。即使通过翻译，读来令人如饮醇酒。这些才能都是他突出而神秘的天才所致，而使他的文学作品给人留下精美的印象。”

苏维埃对蒲宁的获奖是这样定调的：“1933年授予蒲宁诺贝尔奖，同样无助于这位作家的名字在他的祖国传

扬，因为这种做法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至于蒲宁作品的艺术价值，在此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就在蒲宁获诺贝尔奖当年11月的《文学报》上，爱伦堡发表文章攻击蒲宁：“有这样的空气，在其中鸟儿窒息和花草枯萎，这是外国的空气。蒲宁依旧在发歇斯底里……”

于是，这样一个为国争得荣誉的作家，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在瑞典皇家音乐宫的授奖仪式上，却经历了尴尬的一幕：当年的苏联驻法大使拒绝出席授奖仪式，而在授奖的庄严会场，竟然史无前例地没有悬挂得奖人所属国家的国旗。蒲宁虽然“发自内心地感谢这片土地赋予他如此绚丽的才华”，“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爱这片土地爱得心痛”，但由于蒲宁“自绝于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人民”已被取消了苏联国籍，而虽然他加入了法国国籍，但他毕竟是用俄文写作，而且按诺贝尔奖的授奖词，蒲宁是一个俄罗斯色彩非常浓郁的民族作家。这样一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失去国籍失去身份，浪迹天涯有国难归的流亡作家，叫人欷觑地想起日本电影《人性的证明》上那句撼人心魄的台词：“妈妈，你真的那么嫌弃自己的孩子吗?”

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蒲宁也曾产生叶落归根回归祖国的念头。然而，据西蒙诺夫的日记回忆：1945年，爱伦堡和西蒙诺夫访问欧洲。在苏联大使馆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为斯大林干杯，而蒲宁却端坐不动。蒲宁对斯大林始终持批判态度。后来很快发生了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批判，使蒲宁更断了回国的念头。这个叛逆者至死也没能回到俄罗斯这片土地，只能孤独凄惨地于1953年客死他乡。

知识分子的职能就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进行自我批判，就是对不完美的现实挑鼻子挑眼挑毛病。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是叮在社会肌体上的牛虻。可以说，蒲宁不仅是在艺术上继承了俄罗斯传统，在思想上也与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先驱们一脉相承。

帕斯捷尔纳克：我仅仅是迫使全世界为俄罗斯哭泣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在《赫鲁晓夫下台内幕及晚年生活》一书中，曾回忆到赫鲁晓夫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的态度。谢尔盖常会带一些“地下手抄本”给父亲看，那时，有许多官方不让出版的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莫斯科广为流传。所以当年作为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新世界》主编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才向赫鲁晓夫建议：“靠接吻是不能够生孩子的。取消对文艺作品的书刊检查吧!如果手抄本遍地都是，那是再糟糕不过的了!”谢尔盖在回忆录中记载道：“有一次搞到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父亲读了很久：铅字很小，字迹不清，纸又薄得几乎跟卷烟纸一样。有一次散步的时候，父亲对我说，我们不该禁这本书的。当时我本该亲自读读，书中没有一点反苏的东西。”

帕斯捷尔纳克从1948年开始，用了8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对苏联十月革命深沉思考的长篇巨作《日瓦格医生》。帕斯捷尔纳克的书写成后，首先把手稿寄给《新世界》，这是苏联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可见他当时并不认为这本书有什么问题。可是，《新世界》编辑部把手稿退给帕斯捷尔纳克，并附了一封由当年苏联作协领导西蒙诺夫、费定等人签发的严厉谴责的信：“你的小说精神是仇恨社会主义……小说中表明作者的一系列反动观点，即对我国的看法，首先是对十月革命之后头10年的看法，说明十月革命是个错误，支持十月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一场无可挽回的灾难，而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这无异于当头一棒，打得帕斯捷尔纳克晕头转向。1956年6月，帕斯捷尔纳克把手稿交给意大利共产党员费尔特里内利，希望在西方出版。但3个月后，帕斯捷尔纳克又有些后怕，因为当时苏联的背景，这种把书交给西方出版的现象，被看做是在“为敌人提供反苏的炮弹”。在意识形态严重对立的冷战时期，“西方即敌人”的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在这一背景下，意共领导人和苏联驻意大利使馆都向费尔特里内利施加压力，试图阻挠该书的出版。但费尔特里内利顶住压力，请人以最快的速度译成意大利文，当年11月就在米兰出版了。此书一经问世，马上引起轰动。意大利《现代》杂志主编认为，“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概括一个如此广阔的、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期”。英国作家格林把《日瓦格医生》称为“一部不朽的史诗”，并说“《日瓦格医生》的出版使阳光穿透了云层”。美国著名的苏联问题研究者斯洛宁则宣称“帕斯捷尔纳克的这本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的出版是文学界的头等大事。”两年后，瑞典文学院宣布将195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

西方的热捧使苏联当局大为恼火。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著名评论家萨拉夫斯基的文章：《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文章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协会宣布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会籍。后来成为克格勃主席、当时是共青团第一书记的谢米恰斯内表现得尤为极端。

据i身寸尔盖回忆：谢米恰斯内是反帕斯捷尔纳克最积极的斗士。他在共青团成立4l周年的大会上说：既然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如此不满，尽可以离开苏联到“资本主义乐园”去。并强烈要求政府褫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权。此后，就发生了学生集队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住宅闹事，投掷石头，砸烂门窗的事情，而国家安全部门对这些暴力行为持一种纵容态度，认为是帕斯捷尔纳克“咎由自取”，“激起民愤”。谢尔盖的回忆里还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与酣米恰斯内关系紧密的阿朱别依(赫鲁晓夫的女婿)回到家，给大家带来一句新俏皮话：“现在有个说法，叫莫斯科有三个不幸：拉克、‘斯巴达克、帕斯捷尔纳克。”“拉克”为音译，意指癌症；“斯巴达克”指一支足球队，那时正如中国足球队经历了“8.19”黑色星期五。

由此可见，当年帕斯捷尔纳克所遭受的压力。

1958年的冬天，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真是“霜刀雪剑严相逼”。那几天莫斯科电台充斥着社会各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的声浪。有的声讨者还向当权者献计：“既然外国人那么喜欢帕斯捷尔纳克，那么干脆把他逐出国门好了。”正是迫于国内的巨大压力，帕斯捷尔纳克12月29日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回顾当年帕斯捷尔纳克致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电文，真是耐人寻味而又意味深长：“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希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经过半年的心灵煎熬，帕斯捷尔纳克写下《诺贝尔文学奖》一诗：“我算完了，就像被围猎的野兽。／自有光明与自由的所在，／可紧跟我的却

的特例。

肖洛霍夫1905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哥萨克家庭。由于战争，他13岁被迫中断学业，当了苏联红军的一名办事员，参加过剿匪，这些经历都为肖洛霍夫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在肖洛霍夫身上体现着少见的创作天赋，22岁即发表了后来获诺贝尔奖的重要作品《静静的顿河》第一部。然而好事多磨，《静静的顿河》第一部出版后，肖洛霍夫遭遇了与他的同伴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相似的命运。马上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当年许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抨击小说歪曲了国内战争，偏离了苏联的革命文艺路线。只是由于得到了高尔基的鼎力支持，小说才得以出版。但到第四部出版时，苏联评论界再次产生激烈的争论，有许多“上纲上线”的批判意见，甚至斯大林也指出小说有“非苏维埃倾向”。

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里描写了阿克西尼娅死亡的场面，写得既触目惊心又令人深思：阿克西尼娅是葛利高里的挚爱，当她在一阵乱枪中饮弹猝死，连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葛利高里的怀抱里时，肖洛霍夫有这样一段描述：葛利高里抬起脑袋，他看见“自己头顶上是一片黑色的天空和一轮耀眼的黑色的太阳。”它让我想到那句名言：“因为追求光明，却让太阳灼瞎了眼睛。”这对于肖洛霍夫的命运而言，是一个象征还是一个谶言?

面对同伴类似的遭遇，肖洛霍夫表现出“过人的聪明”，他以某种妥协，避免着与当权者的正面冲突。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我们好比是两条有各自特殊方程式的曲线。在某一点上可能接近和重合，甚至可以有共同的切线，共同的等数，但是它们初始的原型不可避免地会很快地把它们引向不同的方向。”肖洛霍夫走上了一条与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截然不同的道路。就是遭到斯大林责难的《静静的顿河》，最终几经波折，能于194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金奖一等奖，从中也可见肖洛霍夫的“太极功夫”。

苏俄文史学者提出有“两个肖洛霍夫”的观点。一个是作品中所显现的肖洛霍夫；一个是苏联文坛上所表现的肖洛霍夫。一个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拥护者，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事业摇旗呐喊，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肖洛霍夫；一个是进入自己文学世界，作为民众疾苦的呼吁者，求真求善的寻道者的肖洛霍夫。

与作品中展现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心灵深处对人性的崇高敬意”(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授奖词评价)截然不同，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坛留下许多劣迹：

肖洛霍夫攻击索尔仁尼琴说：“这是个疯子，不是作家，是个反苏的诽谤者。”当索尔仁尼琴的《第一圈》、《癌病房》在国外发表后，肖洛霍夫在一次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上，公然指责索尔仁尼琴是“吃着苏联面包，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子服务，并且通过秘密的途径把作品送到西方的人”，他指出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作家们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当政者要对两位作家达尼哀尔和辛雅夫斯基(笔名阿尔夏克、杰尔茨)进行公开审判，理由是他们用笔名在国外发表了作品。这次公开审判激怒了许多作家，62名作家联名发表抗议信。许多人要求旁听，不能旁听的就坐在法院门口抗议。而时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三大上却说：“这两个黑心的坏小子要是落到难忘的20年代就好了，那时并不按刑法典严格划分的条款判决，而是遵从‘革命的法治意识判决，哎呀，这两个变身有术的妖怪恐怕不会判得这么轻。”并且直言不讳地干脆要求“枪毙这两个败类”。这里真用得上中国曹植的一句诗：“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对肖洛霍夫的卖身投靠，84岁的著名老作家茹可夫斯基的女儿、诗人利季娅愤然写信给肖洛霍夫说：“您和我们大家都同样清楚地知道，俄国诗人始终是站在被压迫的人民一边的。您的发言把您置身于俄国传统之外。可惜我们不能惩罚您；不过您已经受到足够的惩罚了，罚您多年来创作力枯竭。”

国外的媒体甚至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提出：对于这种违背诺贝尔本意，丧失一个作家人格的获奖者，能不能向他追回诺贝尔奖金。

从斯大林时代过来的人，对肖洛霍夫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理解。他们用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罗亭》中主人公罗亭的一句话：“有多少次我从孩子般的冲动变成驽马般的麻木……有多少次我像雄鹰般展翅飞翔，搏击长空，到头来却像一只碎了壳的蜗牛爬回原地!”

杜勃罗留波夫曾为俄罗斯作家笔下塑造的“多余人”形象定义为：“一群退出战斗的妥协者”，并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他们“否定了跟压迫着他们的环境做残酷斗争的必要”，“走进了一座郁苍茂密、人所不知的森林里”，他们攀缘上树原本是想寻找一条新路，但上树之后，“不再去探索道路，只顾贪吃果子”。肖洛霍夫用自己的生命轨迹，为俄罗斯文学史勾勒出一个活生生的“多余人”形象。

对于肖洛霍夫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公论。我们换个角度看，似乎可以说，肖洛霍夫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作家。他成为莱蒙托夫笔下《当代英雄》中的皮却林，反映了他“过人聪明”的生存策略，“过人才华”的写作分寸。同时，既成为他的成功，也成为他的败笔。

索尔仁尼琴：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说“不”

索尔仁尼琴出生于苏联北高加索。卫国战争期间，他应征入伍，两次荣立战功，被提升为大尉炮兵连长。1945年2月就在战争即将结束之时，索尔仁尼琴在东普鲁士前线被捕，原因是他在与老同学的通信中批评了斯大林，内务人民委员部以“进行反苏宣传和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处他8年劳改。刑满释放后又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这段劳改和流放的苦难经历，为索尔仁尼琴以后创作《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等传世之作，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生活素材。索尔仁尼琴在回答记者问到创作动机时回答说：“朋友们一个个弃世而去，而自己却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既然如此，就有义务让人们、让世界了解一切，了解自己。”在索尔仁尼琴身上，他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他在劳改营期间就立下誓言：一定要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记载下来告诉人们。为了那些不能够活着回到人世间的无数生命，他觉得自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代言者。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素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伊凡·杰尼素维奇的一天》得以出版。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随着苏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索尔仁尼琴遭到公开批判。他的作品在苏联境内也遭到封杀。此后，因《第一圈》、《癌病房》在西方发表，就像当年火箭般地被吸收进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索尔仁尼琴又被闪电般地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次都没有通过作家本

人。索尔仁尼琴在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时说：“我不能用几十万几百万同胞的苦难和生命，仅仅为了换取一个作家的头衔。”“这一生我都感受到自己是从下跪的状态渐渐直起腰来，我是由被迫缄默到逐步自由自在说话的。”索尔仁尼琴跪久了，要挺起腰杆，活动活动膝盖骨，成为一个直立的人。

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授奖词)而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但是索尔仁尼琴没能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随之而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反是：传讯、逮捕、流放……

索尔仁尼琴在致苏联作家协会的公开信上说：“请你们擦拭一下刻度盘吧!你们的表落后于时代了。快撩开昂贵而沉重的帷幔吧，你们甚至还没有发觉外面已经破晓。”；其中还有这样一句话：“一群瞎子为另一群瞎子担当向导!”后来索尔仁尼琴的这句话成为经典名言，被许多西方著名媒体所引用。

索尔仁尼琴还说：“公开性，真诚和全面的公开性，这是任何社会健康的首要条件，我们的社会亦然。谁如果不希望我们的国家具有公开性，那么他们对于祖国就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一己私利。如果有谁不希望祖国具有公开性，那他们就是不希望祖国冶愈病症，而是想要病人膏盲，无可救药。”

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苏尔科夫这样对比地评价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对于我们来说，索尔仁尼琴的创作比帕斯捷尔纳克更加可怕：帕斯捷尔纳克是个脱离生活的人，而索尔仁尼琴的气质具有动态性、战斗性、思想性，这是一个有思想的人。”

1974年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并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索尔仁尼琴“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索尔仁尼琴到西方后，仍然保持了一个“批判者”的角色。

1976年初，索尔仁尼琴应邀到英国访问，在几次讲话中都是持批判口吻，因此而引起舆论界的不满。英国评论家发表文章和索尔仁尼琴争辩。

后来索尔仁尼琴在美国定居，美国政府对他礼遇有加，但他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时，题目却叫《分裂的世界》。他对西方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了抨击。他指出西方的物质丰富妨碍了精神的自由发展，他认为东方的精神世界要更丰富些。他说：“我不能够把你们的社会作为改造我们社会的理想加以推荐。”“人的性格在西方弱化了，而在东方得到了强化。我们经历了精神上的锻炼，这种锻炼比西方的经验要强得多。复杂的和令人窒息的压抑生活培养了更坚强、更深刻、更有趣味的性格，这是安逸的西方所难以企及的。”他批评了西方的人道主义，批评了西方的舆论、大众传播媒体无孔不入、干涉私人生活等现象。索尔仁尼琴的哈佛大学讲话，在西方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可以说遭到围攻。美国的报纸称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头”。

1994年，首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迎接索尔仁尼琴回国，他仍保持着一个“批判者”的本色。他公开贬斥新权贵，批评民主派，也批评共产党。当戈尔巴乔夫要为《古拉格群岛》给索尔仁尼琴颁奖时，他拒绝了。他说：“我不能因为一本用几百万人的血写成的书而获得个人荣誉。”当叶利钦在他80岁生日要颁发给他圣安德烈勋章时，他

又一次断然拒绝了，称他“不能从一个将俄国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

俄罗斯人评价索尔仁尼琴时有这样一段话：“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仍然是昨天的那个索尔仁尼琴。”高尔基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说‘不!”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个永远说“不”的现行制度的叛逆者。

1911年，普列汉诺夫回眸沙皇专制血腥统治的俄罗斯文坛，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一切历史，自然包括文学史，都可称为一片大坟场——其间，死者多于生者。”

一手狼牙棒、一手胡萝卜的政治手腕，使一批人不幸“夭折”，使一批人滋润地“活着”。不断“死”去的人，增加着这个大坟场的死寂；活着的人醉生梦死形同行尸走肉，也使这个死寂愈加阴森。生者与死者，殊途而同归，犹如古希腊哲人欧里庇得斯的名句：“或许谁都知道：生就是死，而死就是生。”

然而在这一片死寂中，俄罗斯文学毕竟时有强音发出：普希金在《纪念碑》一诗中呼喊：“不，我不会死亡——我的灵魂在圣洁的诗歌中，将比我的灰烬活得更久长。”俄罗斯一批不屈的反叛者，用自己不朽的作品耸立起一座座灵魂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