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凯

天津博物馆“近代天津”陈列的一角，有一被保护在玻璃罩内的横式长方形石碑，纵69厘米，横135厘米，名《林君兴学碑记》。碑文楷书640字，端庄秀美，雄伟厚重，它不但是对《碑记》主人林君的纪念，也已成为一件书法文物。只是《碑记》主人林君，至今罕为人知。

一语双关的“学校林立”之说

林君即林墨青，名兆翰，又字伯嘿，晚年号更生，天津人，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其父从事盐业，林18岁丧父，22岁丧母，此后便独立持家，侍奉庶母，继承父业，在盐商界经营谋生。

林墨青自幼潜心读书，好学上进，光绪十三年(1887年)25岁的他，考入天津县为附生，因学识文章出类拔萃，深受总教官赏识。近朱者赤，林墨青受环境熏陶，对教育颇为留心，渐渐树立起以兴学育才为己任的思想。

林墨青生活的大环境是日趋衰败的清王朝，在列强入侵下，中国屡遭劫掠，割地赔款，遂更加贫弱，国将不国。1900年，庚子事发，八国联军破城，居民纷纷外逃，唯林执意不肯离家，目睹洋鬼子种种恶行，愤而与洋兵抗争，竟遭掌掴，被视为奇耻大辱。1901年，朝廷迫于列强压力，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由此，更加重了林的忡忡忧心，使其兴学救亡的志向愈加坚定。

恰于此时，著名教育家严修从贵州学政卸任返津，正积极倡办新式学堂，也是历史的机缘，林墨青与长他两岁的严氏，结成志同道合的兴学挚友。林先随严氏创办“冬寄学社”、“严氏小社”；1902年，又联合商界士绅王竹林等创建民立第一小学堂，次年再建民立第二小学堂。一时兴学之风日盛，遂有“借庙(亦称废庙)兴学”之举，即利用分布城区的众多庙宇，变拜祀神佛的迷信场所为传播近代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式学堂。在不长的时间里，便建立起民立小学两处，官立小学13处。

林墨青认为良好的家庭教育，在于贤妻良母，如是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又利用尼姑庵庙，创建女子小学堂11处，并亲任总董。津门近代公、私立小学堂由此发轫。此外，林还改良私塾百余所，建立简易师范、体操音乐传习所各一处。以致当年有一语双关的“学校林立”之说，即新式学堂如丛林般涌现，又隐喻这些学堂为林墨青一手操办建成。

为此，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林呈朝廷请奖，授以内阁中书衔。严修称林“志趣高远”，更有诗相赠，日“津庠半是旧祠庵，开创经营兴未酣”并注：“津邑设学，君实创始，最初十六处，皆君一手规划，商借祠宇，用力尤多。”

在兴学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甚至还遭到抵制，这是可以想象的。在社会新旧转型的时代，千百年形成的旧思想、旧习惯，不是一时能消除的，而新思想、新理念，也不是所有人在短时间内可以接受的。如《碑记》所言“僧寮道观，一见君则惴惴以为大祸将至”，皆因庙产改变用途，僧人道士失去香火收入，心生恐惧转而怨恨。民众中更有因庙宇改办学堂，以为会触犯神佛，进而滋生恐遭“报应”的担心。加之学堂课本更新，一时难以适应，使有些家长对子女入学持观望态度，如此等等。林墨青则坦然应对，不避嫌怨，知难而进，对民众多方宣传，耐心说服劝导。毕竟新生事物有其强大的生命力，经一段时间，局面便有了改变。

当年，另有一客观条件促林事成，也不容忽视。1902年，袁世凯奉调来津主政，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积极推行朝廷“新政”，热心兴学。如1903年，准由运署拨款，首建城隍庙官立小学堂，袁为学堂题写匾额，开学之日还亲往祝贺，并向严修、林墨青等各一揖致谢。

欲改良国政，必基之于社会教育

在此期间，林氏又深感学校教育仍有局限，挽救国家危亡，提高民众素质不全是正规学堂的责任；且因国家一次次遭受列强洗劫，背负巨额赔款，财政十分困难，而社会上还有着庞大的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男女失学贫儿”和成年群体，更需要社会教育来补救。虽然清末已有为解决贫民子弟生计的学堂工场、半日学堂工场出现，但数量极少。辛亥革命后，极有见识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他提出在教育部的机构设置上于普通、专门二司之外，另设一个社会教育司，使社会教育在行政体制上有了自己的正式位置。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提议，于1915年，在天津成立了社会教育办事处，任命巡按使公署教育顾问林墨青为总董。从此，林氏几乎把全部精力，专心致志地投入了社会教育，从而成为他献身教育事业的一个新起点。林深知宣传舆论的重要，遂又创办了《社会教育星期报》，使天津的社会教育不但有了办事机构，更有了自己的舆论阵地。《社会教育星期报》的发刊词称：“欲改良国政，必先之以改良风俗，欲改良风俗，必基之于社会教育。”办报宗旨是“培养旧有道德，增进普通知识，筹划平民生计，矫正不良风气”，旗帜鲜明地为自己定位。

社会教育办事处在林墨青主持下，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除接手已有的4个宣讲所，继续安排宣讲演说外，根据它1917年刊印的《报告》所列“已办及续办各事项”看，社会教育办事处的工作内容十分丰富。包括：(1)男露天学校13处，女露天学校4处，每处各五六十人，均为“失学之男女贫儿”，以每日一小时学习“修身、国文、算术、游戏、体操、唱歌”。(2)半日学校两处，上下午各一班，各3小时，每班60人，“专收贫寒子弟，不取学费，不拘年岁”。(3)夜间学校两班，各60人，以书算为主兼及道德，使“学习生计两不相误”。(4)游行演说会，面向市民大众“以培养道德，增进普通知识为宗旨”，建立东、西、南、北、中五路游行演说队伍，开展街头宣讲。(5)武士会共两班，各三五十人，以“锻炼国民体魄”为宗旨，主要是推广“中华固有武术”(6)音乐练习所30人，每周一、三、五晚活动。(7)艺剧研究社，研讨艺剧的改良。(8)天然戏(指无布景的戏剧)演习所。(9)盲生词曲传习所。(10)通俗教育讲演练习所。(11)注音字母传习所4处，共500余人。(12)改良年画。(13)维持国货“详其本国制造物名”，“印之成书”，“尤注重男女学生，以养成爱国之习惯”。(14)祀孔筹备乐器。(15)调查日本社会教育。

《报告》还列有“筹划事项”，即设立“模范村”；筹办“青年团”；半日学校“加添(图画、手工、纸工)职业”；设儿童图书馆；添设普通图书馆及巡回书库。办事处还编印了一些传统文化的书籍出版，如《朱子治家格言释义》、《古乐谱》、《鼓谱》、《文庙圣迹图》等。

纵观社会教育办事处的各项活动，它以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的理念为核心，坚守传统道德，总体上不固执守旧，并能巧妙地运用儒学，联系现实做宣传。如在一期《星期报》封面刊登一对联，选《孟子》“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为上联，下联对以当代理念的“人人心其心，事其事，而国家强”，十分贴切。

林墨青主持社会教育办事处时，正处于“五四运动”萌发期，它既有主张吸收近代文明，移风易俗，与新文化运动相一致的方面，但又反对“一天一个新学说，一天一个新运动”，使社会失序，认为在新风纪成功前，“千万不要专门破坏旧风纪”，否则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这场新文化运动，反而强化了林墨青等人，保存传统道德的理念和实践。如1920年，他又创办了“四书补修班”；1922年更在天津举办了有五六百人参加的祭孔典礼；转年又成立了“文庙岁修办事处”，林墨青出任“永久主任”，并募得4万余元的捐款支持。

诚如《碑记》所言，林墨青为教育事业奔走，“虽至猥屑身贬，抑而不辞，盖劳心瘁神，视兹事若性命者达三十年，至是而君已颓然老矣”。是为对林氏呕心沥血，献身教育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