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

“青年的读者，有人告诉你，‘社会是万恶的，‘世上没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为翁先生就是一个极好的反证。”丁文江在谈到翁文灏时如是说。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字咏霓，号悫士。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享“中国近代地质学之父”隆誉。因历史的拨弄，翁氏无心插柳，却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长，1948年被新华社列为通缉的43名战犯之一。他眷念祖国，1951年由欧归来后，被新中国政府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翁文灏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研究、矿产开发，组织和推动民国时期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蒋介石欣赏他办事干练、清廉正直、人缘甚佳。毛泽东称许他有爱国之心。而史家认为，翁文灏从政是典型的科学家“错位”，贻给历史的是一纸辛酸。翁文灏的历史功过散见书林，多为人知。本文摭拾一些他的家庭琐事和己身杂屑，试图从细枝末节处，拼出其人生版图之一角。

石塘翁氏代有传人

翁文灏，生于钟鸣鼎食之家，浙江鄞县石塘翁氏之后。翁氏祖上初以务农为业，至翁文灏高祖始行商发迹，在杭、沪、津设有酒坊、酱坊、绸庄、大洋布店，以至银楼等，为“宁波帮”商界要角。祖父翁运高因家境殷实，易帜仕途。他才华卓著，雅好诗文，同治甲子年举人，授内阁中书。父翁传洙(1872—1961)虽天资不弱，喜琴棋书画，却无一精通，且不善理家。他买一艘洋式小火轮，居然无师自通，驶至上海游玩，玩腻了竟然无偿送给朋友。17岁乃父病殁，无人管束，始放浪形骸。他是长子，翁运高去世，析产时名下拥有20万两银子，上海的店铺每年还有几千元进项，本可衣食无忧，但禁不住他无度挥霍，渐家道中衰。更可悲的是他诗酒风流，在外暗筑香巢。原配夫人余宝玉(翁文灏生母)于绝望中悬梁自尽。时翁文灏6岁，与其妹由祖母代育。翌年叶秀芬女士进门，成为翁文灏的继母。

叶氏，浙江慈溪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幼时得诗书熏陶，知书识礼，通达贤惠。她视翁文灏兄妹为己出。翁本独子，生母去世后祖母过于溺爱，使其耽于嬉乐。叶氏除在生活上给予翁无微不至的关怀外，在学业上亦倍加督勉，生怕他步其父后尘，不仅为他延聘良师，还不惜辛苦“陪读”，晓以大义，期盼他肩当振兴家族的重任。翁文灏不负母望，13岁中秀才，23岁获博士学位，他之所以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好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继母的教诲。晚年翁文灏对继母的恩泽感戴不尽，作《感母》抒怀：“继母恩波盖世深，殷勤教导比甘霖。”

早婚，是旧时国人的传统。翁文灏亦然。1905年16岁正在读私塾的翁文灏，遵父母之命与同乡林韵秋小姐完婚。虽旧式婚姻，但夫妇相敬如宾。翁放洋时，妻已身怀六甲。林氏在家侍奉父母，哺育女儿。1910年浙江省因故断绝翁文灏的公费，学业难以为继。翁父潇洒，袖手不问。林韵秋毅然变卖自己的陪嫁首饰，供丈夫完成学业。翁获博士学位后归来，接受工商部矿政司聘书，与章鸿钊、丁文江一道筚路蓝缕，共同开创中国的地质事业。是时，翁已儿女成行，生活异常清苦，以致翁遭车祸生死未卜时，丁文江拟收其四子心钧为义子。在北京，“他和夫人住的是三间西厢房；三间里面有一间放着两个破书架子，一张小书桌，算是他的书房。”他常外出勘探，家全由夫人操持。夫人“性格倔强、正直，某些方面比丈夫还要勇敢、有决断。”子女的教育全由夫人承担，翁有时忙得连孩子们读几年级了都不清楚。夫人尚俭朴，有量人为出、记账的习惯。翁居官期间亦然。1951年翁归来3年多没有工作，经济拮据不堪。在此日坐愁城时，国家号召买建设公债，林还用牙缝中省下的钱以自己的名义买了200万元(旧币)。她教育子女“不要欺贫爱富，交朋友先要看他的言行”，“不要讲谎话，讲谎话对也是错，不讲谎话，错了也可原谅”，“要好好读书，有了学问本事，别人偷不去。钱总要用得光。人总要自己争气，不要依赖别人”……从操守、敬业、处事上培养子女的德行。翁文灏以诗告诫儿女：“一世真诚是母仪”。国民党达官贵人们得权势后，糟糠妻下堂，另寻新欢者多有，而翁文灏坚贞如一，与大他两岁的“黄脸婆”林韵秋相濡以沫一辈子，厮守终身。

翁文灏育有四子(心源、心瀚、心鹤、心钧)四女(慧娟、燕娟、幼娟、婵娟)。令他引为自豪的是次子心瀚(1917—1944)。在抗战全面爆发时，国民党达官贵人纷纷将子女送到国外做寓公，据美方资料，逃避兵役者有170人之多。而受家庭的影响，在“十万青年十万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口号下，翁心瀚自愿报考中央航空学校，1939年毕业后从戎。他曾两次赴新疆伊犁，接受苏联援助的战斗机，后驻防重庆，保卫陪都重庆的领空。当时日军制订“101号作战计划”后即出动100架飞机，轰炸重庆。我方所拥有的苏式E15和E16战斗机续航力弱，空留时间只有1小时，而敌机续航力达6小时之多。我方战机一升空必须与日机短兵相接，往往当战斗结束时，我机场跑道已被日军炸毁，只能择地追降。心瀚在此恶劣条件下英勇作战，击落敌轰炸机一架，记大功两次。翁文灏曾口占，“报国心忠追往哲，献身志切在今朝。”勉心瀚英勇杀敌报效国家。

中国空军在美国提供军援之后，得以重振雄风。1943年翁心瀚被派往印度，接受P36型战斗机训练，协助美军抗击日本侵略者，荣获嘉奖。

1944年2月，翁心瀚与周劲培小姐结婚。新婚燕尔，为照顾他，当时上级派其到运输大队服务，但他执意要上前线。他说：“在接受毕业证时，我就交出了遗嘱。我随时随地准备着死!”上级又派他去美国学习，他坚持等抗战胜利后再走。9月16日，上尉副中队长翁心瀚，率11架飞机飞赴广西执行任务。返航时他发现了敌人的炮兵阵地，率先只身独驾低空扫射，飞机受损，他在左腿中弹血流不止的危急情况下，指挥两架僚机平安降落，其余8架飞机也安全返回基地。而他在湘黔交界的十万大山中“机内罗盘被敌炮火击损”，油耗已尽，在三穗瓦寨乡迫降时机翼撞上山崖……心瀚为国捐躯，时年27岁，结婚仅仅半年。9月22日，《中央日报》报道了翁心瀚为国捐躯的壮举。翁文灏长歌当哭，“江山未复身先死，尔目难瞑血泪滔。”《大公报》发表对翁文灏的专访，其中言及“丧子之痛”时说：“(翁部长)没有叹息，甚至谈笑时全没有半点不自然”。当时国民党同僚中，陈布雷的3个儿子竞相报名参军，陈作诗为他们壮行被传为美谈。陈布雷获知翁丧子后写信慰问。据《团结报》1988年9月9日《翁文灏的一封亲笔信》披露，他当时对老友陈布雷袒露心曲时说：“弟勉公办事，视若处之泰然，实则衷心痛创，非可言语。吾国空军人员为数较少，死亡频仍精华垂尽，不特弟一家之苦，实亦可为大局忧也。”直至耄耋之年，他还作诗，怀念心瀚牺牲20周年。

另值得一书的是长子心源

(1912—1970)，毕业于交通大学。子承父业，他是中国第一个输油管道专家。1942年赴美学习油管运输工程，翌年10月发表论文《油管工程》，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后偕妻女定居玉门，设计并主持建造我国第一条输油管道。解放前夕，他任中国石油公司工程室主任，为保护上海高桥炼油厂及油库免遭国民党的破坏，做出重大贡献。解放后历任石油管理总局计划处长、石油部基建司总工程师、石油科技情报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翁心源是其父翁文灏归国的策划组织者，“文革”中自然在劫难逃。因1949年曾陪父亲去溪口见过蒋介石，被诬为潜伏的特务。因不堪忍受逼供、羞辱，为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于1970年在湖北潜江“五七干校”投水身亡。81岁的翁文灏作《悲怀》哀叹：“我今八十一犹偷活，哀动全家哭汝灵。”1978年11月，有关部门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93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统战部办公厅正式发文称：“翁心源同志可按党地下工作人员对待，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48年11月算起。”三子翁心鹤长期在无锡纺织厂工作，曾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子翁心钧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是上海工具厂高级工程师，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四个女儿中慧娟、燕娟在美国已去世。幼娟、婵娟定居大陆，也已去世。

次女燕娟，是翁文灏特别疼爱的。她向往革命，1935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军警打断多根肋骨，幸得胡适搭救，入院治疗。出院后她作《旭日起鸡图》示父，翁文灏为之题诗：“旭日起团圆，光辉色最妍。啼声惊活泼，舞羽展联翩。物尚应时醒，人须立志坚。前程看远大，努力若先鞭。”热情嘉许她的爱国热情。翁燕娟后来干脆放弃学业，投身救亡运动。

石塘翁氏，代有传人。有多人在翁文灏的影响或提携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步入科技领域，致力于科教救国。堂弟翁文波(1912—1995)，伦敦大学博士，地球物理学家，“中国地球物理勘探之父”，中科院院士。曾设计制造“重力探矿仪”，用于野外勘探，效果显著。1966年邢台地震，周恩来听取翁文波汇报后，要求他研究地震预报。1982年至1997年间，他预测240项自然灾害，准确率达80％，人称“当代预测宗师”。翁心植(翁文灏之侄)是工程院院士(医学内科)；翁心梓(翁文灏之侄)是美国冶金专家，他热衷乡梓教育，1941年在故乡创办中原小学。20世纪80年代回国，捐资续办。他们为翁氏家族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正气一生清风两袖

翁文灏一介书生，庙堂意识淡漠。他在日记中云：“余居北平垂二十年，殚心学术，不问政事。自度生平，向以学术工作为职志。”他的挚友丁文江有心栽花，一心想做“治世之能臣”而“花不发”；偏偏“无心插柳”的翁文灏，非但“柳发青”且枝繁叶茂，官至一品的行政院长。学者许纪霖说翁文灏从政是科学家的“错位”，十分精辟，又云翁氏“个人私德是无可挑剔”，亦是名副其实。

笔者之所以说他“正气一生”(非“身”)，那是指翁氏的刚正、清廉的浩然正气，贯穿他的一生。海外学成归来，英国人以丰酬请他出任湖北蒲圻煤矿总工程师。翁婉辞，坦言除专业不对口外，“我不愿去帮助外国人”。蒋介石对翁文灏确有知遇之恩，但翁在蒋的面前始终保有文人的骨气。1932年蒋介石首次召见他，表示愿花3天时间，听翁为他讲学说理。翁没有受宠若惊，在径直就国家建设方面的问题进言后，谈人才时以西方实例晓之以理。他说：“外侮迫切，爱国心同，故用人之际，应以保国兴国之目标，振发其志气，不宜过以政党之界线，限制其范围。”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未征得翁的同意便任命他为教育部部长，翁以“丁忧”(为继母奔丧)名义，通电请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参政了。他说：“因为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如果直接可以救国，当然应该奋勇地去做。万一没有这个机会和力量，至少更应尽力做我们分内的工作，不管成败利钝，我们将我们的工作做完了，总算尽了我们的心力。好像当义勇军的，把他的子弹放完了，就是死在沙场，也算尽了国民的责任。光荣虽有大小，意义差不多一样。”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时，老蒋利用他做“装饰品”也罢，做棋盘中一个横来直往的“车”也罢，客观上，翁的作为推动了民国战时经济的发展，壮大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是不争之实。面对日本的入侵，翁文灏发表《我们还有别的路吗》、《中国应如何应付当前的危机》等文章，尖锐地批评定都南京后的新政府的种种弊端，以“碧血终当尽薄责”的赤子之心，呼吁国民党当局立即取消党内小组织，将一切权力财力交给国家；当局要人在港沪等地所置的私产，应悉数自动变卖，移充军国要需或经营内地生产事业；厉行官吏就职时“不引用私人，不枉费公帑”的誓言而重其惩罚……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誓拼生命拯邦国，莫逐流波坠俗尘。”当然，这只是他书生报国的一厢情愿而已。

“官僚主义”、“惰废因循”、“浪费散漫”、“打太极拳”等，是国民党机关的恶习。调查统计局报表上闹出“黑龙江的荒地会比全省面积大，广东省的农夫比该省人口还多”的笑话；孔祥熙发牢骚要裁员减负，中央公务员30万人，而财政部占了16万，他却不动……面对这一堆积弊，翁文灏锐意改革。然而刚立马横刀，便遭到国民党各路权贵的一片责难。他在致胡适信中大叹苦经，又信誓旦旦：“弟的方针是?使自己吃苦，绝不牺牲公德!”他确能吃苦，成了事务主义者，行政院每天收文900件，发文500件，他必须埋首文山阅读、画圈、叙稿或撰文。他从不叫苦。立法委员毛某一语中的，称翁内阁只不过是“为蒋介石看大门!”在经济部长任上，横遭CC派的刁难指责与打击。抗战胜利接收敌产，全国大小官员如饿狼乘机中饱私囊，国人愤慨。作为全国事业单位接受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于1945年11月12日对北平记者发表谈话，指斥这种劣迹“坏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并疾呼“本人官可以不做，此若干坏事必加追究”。结果却只有哀叹“百无一用是书生”。抗战胜利后，翁文灏五递辞呈。因宋子文坚留不允，仍保留副院长名义。

1948年又一个阴差阳错，翁文灏重做冯妇，出任行政院长。那非他本意。“他(蒋)认为我向少系派关系”，适合出任此职，翁“坚未同意”。但蒋强人所难，“次日迳向立法院提任通过公开发表”。翁碍于情面，又“觉得事已至此，不敢坚持不受”，“答应暂为试任”。翁文灏这只鸭子，硬被老蒋赶上了架，并被储安平不幸言中：“谁上台谁就倒霉，谁来做谁就牺牲”。等待他的是厄运。面对不可逆转的经济危机，他听信财政部长王云五的“绝招”发行金圆券，以期挽狂澜于既倒。结果惹下大祸，激怒全国民众，翁

文灏内阁提出集体辞职。蒋介石却召见慰勉有加，劝其“忍辱负重，共赴时艰”。翁文灏已心寒，坚辞，不再去行政院办公。加之此时老友陈布雷自杀，更使他心如死灰。半个月内除吊唁陈布雷外，杜门谢客。蒋介石书亲笔信，令蒋经国亲送翁宅，恳切挽留，无果。迫于无奈，蒋介石接受了翁的辞呈。

蒋介石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上台，曾致电毛泽东表示倡议国共和解。李邀翁文灏“以相国之尊屈就秘书长”。翁出于有和谈做前提，国家统一在望，同意了。但到了和平协议签字的最后时限，李宗仁反悔拒签。翁文灏希望落空，毅然决然挂职赴港；继而辞去中国石油公司董事长一职，一身干净与国民党政权画上了句号。令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这6个月的行政院长，使他成为“罪大恶极，国人皆日可杀”的头等战犯。

“政者正也”，翁文灏如是说。

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时，朋友们反对声一片，唯胡适公开支持，还以丁文江的诗句：“寄语麻古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来勉励他。翁文灏出山“清”，前文已述，不赘。在山也清。早在20年代地质调查所岁月，中饭由家人送到所里，一堆素菜中夹着一两星薄肉片。丁文江笑话他吃白饭不吃菜要得软骨病。当时翁上有二老下有群小，生活相当困难。地质所同仁本相约不兼差。因所里长期欠薪，方有后来兼差一说。翁此时才在清华兼教授，不在所里支薪，“因为他要维持不能在两个机关拿全薪的原则”。文化教育基金会知翁生活困难，又常生病，聘他做研究教授，月薪600元，意在让他辞去清华的课。可翁却把600元的研究教授职辞了，改在地质所拿400元。丁文江埋怨他不必如此苛己。翁说：“月薪400元是我自己定的。因为我觉得调查所的同仁——尤其是新回来的留学生——常常嫌钱少。我自己的薪水少了，他们或者容易满意点。”这时，他官至财政总长的表兄李思浩拟请他当一名税务官，云：“这个差使，奉公守法的人一年有六七万的好处，你去一年，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再回来做科学研究工作不迟。”可翁的回答掷地有声：“谢谢你的好意，我的生活很简单，用不着许多钱的。”为给父亲祝五十大寿，遵父愿在北京置一房产，取名“朴庐”。几间朝阳的好房子让给老太爷及孙辈住，自己与夫人住朝北的厢房。1921年丁文江穷得熬不住去经营北票煤矿，翁当代理所长。那时实领经费是预算的1／3。翁精打细算，把行政人员减少到只有一个会计，一个庶务。秘书由自己充任，有时一个早上要写几十封信，写得手肿了都提不起来。一度自己领月薪200元，把剩下的钱全用在业务上。国民政府成立，地质所归农矿部管，他到南京去述职并申请经费。第一天机关无人接待，为给所里省钱，夜间露宿在南京鼓楼上，时值暑夏，喂了一夜的蚊子。那天正是他40岁生日，他以诗抒怀：“四十生辰在鼓楼，穷愁焦虑复踯躅。”地质所工作人员外出测绘地图，差旅费少到每日人均5元，职工先雇毛驴，后改用独轮车代步……连章鸿钊也辞职了。消息传出，中央大学和实业界以为翁也将另谋出路，纷纷相邀。但翁不为所动：“所景愈艰，则主管愈不应中途放弃，艰苦自勉，终可挽回。”他与全所同仁在如此艰难竭蹶中，锲而不舍地为国家勘探资源。今天我们倡言开发大西北，其实早在1924年翁文灏就发表《开发西北矿业计划》，无力践行罢了。

1920年12月甘肃发生8.5级大地震，死20余万人，瘟疫横行。翁文灏率农商、内政、交通、教育四部组成调查组赴灾区考察。其惨景“谈者色变”，余震不断，翁文灏把最危险的一条考察路线留给自己。他真的患上了软骨病，途中两腿浮肿，无法行走，无奈退了回来。

1930年，翁文灏继罗家伦为清华校长。按清华规矩，校长居甲所，每月免费供应两吨煤，家佣工资、电话费都由学校开支，还有小车。翁文灏一概谢绝，只在来回清华的路上用一辆洋车代步。他主持清华时间短暂，只3个月，但做了两件后来极有影响的事：一是推荐梅贻琦为校长。梅对清华极有建树，被誉为“清华之父”。二是破格招收了家境贫寒的吴晗，成就了一个历史学家。而且翁文灏“将担任清华代理校长应得薪金1800元原璧退还，捐做清华大学学生奖学金”。

翁文灏的律己是有名的。地质所岁月，他到煤矿去考察时，手提一只小板凳，坐着拉煤车便上矿去了。各方面对地质所的资助多起来时，因他身体太差，丁文江劝他买辆小汽车。翁不肯，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他始终坐一辆旧洋车。他私人外出一向坐二等车倒也罢，赴南京准备就职时也坐，采访记者是在二等车厢找到他的。所以丁文江常常取笑他：“我根本不相信吐上有圣人。若是有，你总要算一个。”1934年他与孙越崎共同整顿中福公司(中英合资)时，他大刀阔斧对原以“参政”、“咨议”、“顾问”名义支付的千薪一律停止。为倡廉洁，他左右开弓，既打击土豪劣绅，又限制洋人权利。他本人自定薪水150元。通过整顿，中福煤矿很快扭亏为盈。中英双方推举他为董事长。离任后公司赠他与孙越崎两人各2万元。孙询如何处理。翁即复电：“中福两公司惠赠，愧不敢收，如坚持赠予，须以半数分赠各职员，余下数目亦应候蒋介石核准。”1936年翁文灏与丁文江、曾世英共同捐出申报馆地图的部分稿费2500元给中国地质学会南京会所。金圆券发行时，他多次给次女燕娟写信，要求将家中的现洋最好完全捐给政府：“凡是我们能做于国有益的事，我们都应该做，所以捐现洋是当然应该的。”1938年为避日人战火，举家居重庆沙坪坝。贵为国府要员的翁文灏，住的是几间民房，常挨日机轰炸。他第一个抢救的是老父亲。当时政府倡导国人生产自救，国家对民企实施一定的奖励。据翁文灏四子翁心钧回忆，当时有一浙江籍妇女，在翁文灏主持的工矿调整处的帮助下开了家肥皂厂，销路奇好，那人为报恩多次送钱被拒，最后打听到翁的住址，专程送上一些金条。“父亲勃然大怒，觉得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拿起金条，扔到门外。”对方觉得尴尬万分，痛哭流涕。结果是夫人出来圆场，收了那人一箱肥皂了事。1944年2月，翁文灏的次子心瀚结婚。按规定那天沙坪坝应停电，电力部门属于资委会管辖，他们为成全新人喜事，更改了停电日期。翁文灏获知后，把负责人狠批了一顿。

翁文灏不仅严以律己，对部属也严格要求。为经济部立的部训是“公正、勤勉、清廉、进取”。他常告诫身边的同仁：“公以治事，诚以立身，公则不得营私，诚即必须务实!”基于此，于1943年起他自号“悫士”。悫者，诚实也。取《孔子家语》“弓调而知后劲，马服而后求良，士必悫而后智能，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迩”之意。

“问心自度无私欲”，翁文灏自谓清廉，世人也称许。储安平《评翁文灏内阁》，对翁“扭转乾坤”表示失望的同时，也写道：“翁文灏的廉洁是没

有问题的，他过去的作风，亦比较朴实。”与翁共事十多年的老同事关德懋对他的评价是：“翁文灏是一个有科学头脑，有中国读书人的修养，事亲以孝，律己以严，奉公守法的标准行政官。所以他历任行政院秘书长、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经济部长的时代，以廉能而有政绩著称。”关又说，他兼多职，“不但天经地义不兼薪，连用不着报销的机密费也向不轻于动用，遑论下腰包。”翁文灏能省则省，“近于吝啬”。公宴请客最多一席，每席法币12元。在南京最名贵的“明湖春”，每席50元。年度结余“缴存国库数目就相当可观”。翁文灏常对关说：“贪污固然可恨，浪费公币也同样要不得，政治清明要从庶务管理人手。”当时翁文灏家累较重，好在夫人善理财，抗战前物价涨幅不大，尚有结余。后物价飞涨，日益吃紧。1949年翁辞去石油公司董事长一职后，家中失去固定收入只有坐吃山空。他赴欧考察时得石油公司一笔赞助款，在海外滞留年余，回国所剩无几。50年代初他作诗遣闷：“藏书愧乏绛纱帐，旅食勉存嬗粥资。”他的穷，大概可以从他回国后，因交不起房租。4次迁居得到反证。清风两袖，想来不虚。

尺有所短厚道为本

翁文灏暮年反思，发出“问心自度无私欲，处世居然少有缘”的感叹。平心而论，翁氏在政界的朋友不多，除蒋介石外，大概就数陈布雷和蒋廷黻了。蒋廷黻是他的属僚兼同事，他赏识其为人与才干，向老蒋推荐的。翁与陈布雷同乡，陈的人格他尤为敬重，两人颇有共同语言。他俩对蒋介石都有传统的士大夫忠君情结。所不同的是翁较陈多一份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真诚。从传统意义上“好人”的角度，翁文灏待友是最“厚道”的。他1951年回国，到1954年年底才得到饭碗。“京邑闲居三年半”，大多是因不愿公开骂蒋，还蒋介石的人情账，所谓讲“厚道”。蒋介石用翁文灏“装门面”或“看大门”是事实，但蒋对翁厚爱有加也不能否认：武康车祸，蒋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翁得以新生。翁继母病故，蒋送奠仪。翁60岁生日，自己没有声张，照常上班。晚饭后，蒋介石夫妇突然而至，为其庆生。“知遇之恩”、“救命之恩”和蒋的“礼贤下士”使翁深铭五内，不能忘怀。归国前，翁就向大儿子心源表明：“返国后不愿做政治工作，如果强迫我做，只有自杀，了此残生。”(1951.8.19日记)所谓政治工作，大概就是奉命写作文(“认罪书”)吧。该文最难做的一段是“公开骂蒋介石”，他“颇感苦悲”，他认为如何杖责自己都可以，指责他人则“有失君子风度”。以致在初写的《悔过书》里，还出现“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的字样。他自然难以过关。在现实的屋檐下，3年之后他唯有“会逢沧海惊波涌，小草浮萍听变迁。”(《自跋认罪书》)于1954年岁末作对台广播讲话《劝告台湾旧人归来》，尽管或是一篇“集体创作”但他以被冷冻三年半的沉重代价，亦算对蒋讲“厚道”了。而早在1953年岁末，台湾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检察署”便对翁以“附匪叛国有据”下了通缉令，于更早的1951年6月已封存翁文灏在嘉义的全部财产。

翁文灏真正的朋友当是从政前的胡适、丁文江、赵亚曾等学界人物。

赵亚曾，北大毕业的优秀地质学家。1929年，30岁的赵亚曾在云南考察时披土匪枪杀。翁文灏痛心疾首，急电云南，“严查凶手，派兵妥护遗体到重庆”。他率同仁沉痛悼念，并在北京兵马司胡同地质调查所前院，为赵树一大理石碑，呈文国民政府褒扬赵亚曾并优抚恤。翁文灏自责，为此引咎请辞所长一职。

翁文灏对丁文江，那真是不是兄弟胜似手足。早期不说，且谈丁文江煤气中毒消息传来，翁文灏报告老蒋，蒋介石让翁乘他的专机带医护人员去营救。丁终不治，死于非命。他悲哀难抑，痛不欲生，“国士无双君已往，知心有几我何生。”一气作诗4首《追念丁在君》。翁在悼文中说：“我与在君先生相从20余年，承他待我如友，我心中实敬他为师。”他是丁文江遗嘱的执行人之一，据丁生前“死哪葬哪”的遗嘱，他亲赴长沙岳麓为其举行葬礼，筹募“丁文江先生纪念奖学金”。丁没有子女，身后萧条，翁为未亡人妥善安排生活，关怀备至。令人感慨万分的是，1951年翁文灏归来，居家时有“吊锅”之危，仍从牙缝中抠出钱来接济丁的遗孀。那时他系待罪之身，把款交钱昌照托转。笔者从《年谱》(李学通著)中获知，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他几乎每年春节都寄钱给丁夫人。每次百元，有时一年两次。76岁后还不时写诗、作文《怀旧友丁文江》、《关于丁文江》，重温丁著《徐霞客年谱序》等。待友至诚如此，非“厚道”不可形容。另附一笔，据关德懋说，翁的从政，是丁文江向蒋推荐的。聊备一说，有待考证。

翁文灏晚年门前冷落车马稀。据翁心钧说，直至翁逝世前20年，地质所除杨健钟外，几乎无人登门。

翁文灏与李四光的关系，有点“特殊”。

翁归国时，李为地质部长。他们本是同道，但在学术观点上有不同。翁对李始终是尊重的。1942年，翁文灏亲自把“丁文江先生纪念奖学金”授予李四光，并致辞曰：“地质科学在国内研究精神之提高，先生之力极大。”而鉴于当时形势，“早在翁文灏回国之前，他已用革命的名义，在地质学界进行声势浩大的批判，指责翁文灏、丁文江的学术是反动的；并且以此划线，表现积极的提拔重用，不愿批判的打击贬抑。”“翁文灏的功绩被一笔抹杀。”

尺有所短。尽管翁文灏“自问待人和平，对于公事职权以及私人交谊两皆尊重，但犹时感麻烦”。的确如此，翁文灏自身也有毛病。对翁文灏的脾气，傅斯年认为他“太坏”。老友胡适半真半假地在信中说翁：“待人和平，而御下稍嫌过严，不免以中世修土之道律己又律人。”“你的旧日部下同人，颇有出怨声者。”还说他“躬亲细事”。胡适并非胡说。钱昌照说“翁文灏是君子，最大的问题是气量小。”说“他是个可以做朋友的人，但思想不容易同人家见面，保护自己的地方太多。”老部下沈怡在称赞翁学问、道德、操守“实在令人尊重，只是他有一个缺点，即气度狭窄，疑心病重，而他的疑心并非别的，就是疑心人家瞧不起他”。而晚辈丁马肃认为他虽做了大官，“心中仍是赤子之心，容易信任别人。”说他在政海中是一个孤岛，没有基层。众人说法似乎不一，但也正常。有两件小事，倒真反映胡适所说“躬亲细事”和“律己又律人”。翁对部下管教极严，见厕所手纸太浪费，他在马桶上留条：“请节约用纸”。他自己每日上班早到、迟走，见上班时间办公室还有人未到，便在那人桌上留条：“翁文灏到，八点。”看似琐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不乏可爱。费正清说翁只“四英尺高，像螳螂那样清瘦”，但“具有一副极有活力、爱探询的相貌，像侏儒，却十分敏捷”。翁的四公子翁心钧也说，“对调查所的下属人员有时过于严厉，被他当众申斥过的不乏其人。”翁心钧又说，但他对事不对人，不因申斥过后就抱有成见。例如被他批评过的裴文中，后来做出成绩，翁就立即表彰、提升，为他申请巨额奖学金，送他出国深造。抗战时在重庆李春昱常去汇报工作，为所里经费不足常纠缠求助。翁大发脾气。隔壁的夫人与子女都听得清清楚楚，对翁这种批评人不留情面的作风，他们都甚为不满；而翁后来竞委任李为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翁心钧说“他对地质人员的关心与爱护的确胜过对自己的子女。”

1950年翁滞留法国时，美国雷诺公司曾约请他任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及矿业工程学会、机械工程学会欢迎他前往，并表示要开大会热烈欢迎。他一概谢绝，立意“愿以平民归祖国，不留异域作海鸥”。可见翁文灏的拳拳之心。他于1951年春寒料峭时归来。他的“迷途知返”除得益于长子心源的思想疏通、上下周旋外，帮助最大的当属老友邵力子、孙越崎。翁文灏赤子之心不泯，即在被“冷冻”时，还以化名作《北京市初期建设的要点》，为首都建设贡献才智。共产党对他也确实不薄。静等3年后，毛泽东接见他时说：“翁先生回来了，很好，很好!”这以后他被推为全国政协委员，有了相当不错的固定收入，月薪240元。分到宽敞的新住房，入了民革，当了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自惭余孽得优容”，积极为统一祖国、建设祖国建言献策，70岁还带病到西北考察。在遗嘱中教育子女永远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在私下的日记里，对“大跃进”、“红卫兵”的异常行为，也坦陈自己的看法。

“文革”劫难中，翁少不了被抄家、挂“大战犯翁文灏”的牌子。幸得周恩来的保护，免遭灭顶之灾。在“文革”中他写了700多份材料，坚持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不坑害他人，包括与他私交不好的人。

1971年1月20日，农历辛亥正月初一，翁文灏走完了他82载的风雨人生路。他留有一篇文情并茂且颇有时代色彩的遗嘱，并将他的工资、稿费、出售南京房产所得等全部积蓄6N元，大概相当于他为新中国工作15年工薪所得，悉数捐给了国家。

翁文灏尺有所短，但不失书生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