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睿

摘要:诗歌自译是指诗人自己翻译自己的诗作,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由于诗歌自译者少,作品更少,该领域长期被研究者冷落,成为学术界的冷门和死角。尽管是一种非常规形式的翻译,诗歌自译对于翻译原则﹑译者任务﹑译诗技巧等常规性的翻译研究却有十分重要的参照意义。本文以英汉诗歌自译为研究对象,纵览该领域在我国的演变,评介重要自译诗人及其自译作品,审视现状,总结特点,展望未来,肯定了该学科的发展潜力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英汉诗歌自译;现状;参照意义;

自译是指译者自己翻译自己的作品,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活动”(岳志华,2008:53)。由于自译实践的局限性(只有少数精通至少两种语言的作家兼译者从事自译活动)和特殊性(译者在自译活动中有作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使得自译研究成了翻译研究中鲜有人涉足的冷门和死角。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外学者至今尚无关于自译研究的学术专著,笔者手头能获取的有关自译研究的资料也仅限于散见于国内外部分学术刊物的零散文章。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全球化的影响和外语教学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将成为“双语者”甚至“多语者”,自译活动规模的扩大和自译实践的繁荣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作为一种早已存在,但长期被忽视的特殊翻译现象,今天的自译理当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诗歌自译,顾名思义,是指诗人自己翻译自己的诗作。尽管我们无法考证诗歌自译出现的具体年代,但诗歌自译早已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塞缪尔·贝克特到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自泰戈尔到卞之琳,从欧洲到美洲,自印度到中国,无论从时间跨度还是空间分布来看,世界各地诗人们的自译诗作都早已亮相诗坛,成为诗作中一道别样的风景。但正如上文所述,学术界对自译现象缺乏关注,因而对于诗歌自译这一独特自译现象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从目前国内的资料看来,我国诗歌自译研究者关注的主要对象就是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及其自译诗集《吉檀迦利》和我国著名诗人卞之琳及其发表在英国书报上的十几篇自译诗。

英汉诗歌自译,毫无疑问,理应成为我们中国研究者瞩目的焦点。然而遗憾的是,即使在英汉诗歌自译日益兴盛的今天,我国翻译研究者对英汉诗歌自译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种情况与英汉诗歌自译实践从零星出现到逐步发展的现状是很不相称的。从卞之琳到欧阳昱,再到今天活跃在互联网各个论坛上佚名的诗歌自译者,自译诗歌亮丽的身影已赫然展现在海内外诗坛上。

基于自译研究相对荒芜的现状并针对上述我国译界在自译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选择英汉诗歌自译为切入口和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其现状的调查和解析,透视这种最富弹性和活力的自译现象。

谈到英汉诗歌自译,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该领域中两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卞之琳和欧阳昱。

卞之琳是英汉诗歌自译的先驱。他的自译诗歌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出现在了英国的文学杂志上。值得注意的是,卞之琳时代的英汉诗歌自译几乎都是从汉语到英语—用中文作诗,再译介到英文。“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曾在其选编的1947版当代中国诗选的短序中提到,他十分感谢卞之琳和余铭传两人自己把诗作译成了英文(白塔,2006:25)”。据此我们不难推断,卞之琳﹑与其同时代的余铭传,乃至中国当时为数不多的其他诗歌自译者,都是先用汉语创作,再将作品翻译介绍到英语世界。从上世纪初直至七八十年代,这一定势几乎完全主宰着中国的诗歌自译者,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才得以改观。细究起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带来的英语强势地位: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译成英文,接触更广泛的读者群,获得世界的认可。我们不妨以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自译诗集《吉檀迦利》为例:岳志华在一篇谈诗歌自译的文章中写到:“虽然诗人本人(指泰戈尔)并没有说出自己自译的原因,但在一本自传性质的书中,他曾明确表示:‘年轻的孟加拉国国文尚不发达,影响尚不深广。在另一篇文章中,泰戈尔提到同时代的一位印度诗人也曾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并期望‘在外国人中收集荣誉”(岳志华,2008:55)。

澳籍华人诗人欧阳昱代表着当代英汉诗歌自译的新发展,其译作充分体现了该领域由单一走向多元,由贫乏走向繁荣的新趋势。较之卞之琳的诗歌自译,欧阳昱的自译作品更加丰富,数量多,题材广,译法灵活多样,堪称新时代英汉诗歌自译的典范。欧阳昱的英汉诗歌自译有以下特点:量多,面广,英汉互译水平高。首先,和卞之琳相比,欧阳昱的诗歌自译作品数量更多:卞诗只有区区十六首被自译成英文,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止2009年,欧阳昱已有近四十首诗歌自译作品问世,且这个数量还在与日俱增。其次,欧阳昱的诗歌自译题材广泛,风格迥异。而卞之琳自译的诗歌几乎都是同一时期,类似题材的作品:如入选2002年版《卞之琳文集》的《春城》、《段章》、《音尘》三首英译诗的原文写于同一时期,英译的无题之三、四、五体例类似。再次,欧阳昱的诗歌自译属于英汉互译,既有传统的用汉语写就、译成英语的作品,也有原文本身就是英文,后又被译成中文的作品。相比卞之琳只从汉语到英语的单向自译,欧阳昱的双向译作至少说明了以下问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汉语地位不断提高,影响力越来越大,汉语读者成为诗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译成汉语的诗歌能大大提升原作者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知名度。相比单语诗人卞之琳,双语诗人欧阳昱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此时,在欧阳昱眼里,用汉语作诗还是用英语作诗,只成了一个“何种心境”的问题。当被外刊编辑问及何时用汉语写诗,何时用英语写诗时,欧阳昱回答:“对我而言,用汉语写诗还是用英语写诗真的没有太大区别。两种语言我都完全可以熟练使用,不过我想某些主题或事物用中文(或英文)写作更自在,更贴切。另外我想这也取决于心境,取决于当时我是英文心境还是汉语心境。就语言本身而言,有些事物实在只能用汉语(或英语)表达”(Ouyang Yu, 2007:242)。

尽管有种种差别,卞之琳和欧阳昱的诗歌自译都具备了英汉诗歌自译的最典型特征。

第一,译文不拘泥于原文,译笔大胆。自译者兼具作者和译者的双重身份,同一般译者相比,他们对原文的理解更加深刻,对读者受众的心理把握更加准确,因此在翻译时,他们常常大胆地“修改”原作。举个例子:卞之琳把自己的几首“无题”诗都自译成了“有题”:《无题》三译成了The Doormat and the Blotting Paper,《无题》四译成了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a Running Account,《无题》五则译成了The Lovers Logic(卞之琳,1979:120—122)。而在欧阳昱的自译诗歌《小镇风情》中,原文“团团的蒲扇在黄昏的街头”在自译者笔下变成了“The fat fan in the dusky street”,而译文“almost unmarried girls”则来自原文的“假姑娘”(Ouyang Yu, 2004:32)。笔者分析,这种“变译”手法频频出现在自译实践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译者在翻译自己的作品时有强烈的“二度创作”的欲望,希望借翻译之机完善作品,在另一种语言中重塑自我。此时,他们并不把翻译看作一种单纯的意义重复,也不像普通译者时刻受“忠实”﹑“信”等翻译原则的束缚。诗歌的语言弹性最大,张力最强,诗歌自译者与其说是在“翻译”,不如说是在“创译”—边翻译边创造新的诗意。二是自译者在翻译时,仅受自己和读者世界交互作用的影响,可以对读者的期待视野给予更多更细致的关注,因而译笔也较灵活。在有些人眼里,译诗根本就不可能。罗伯特·弗洛斯特(Robert Frost)曾说:“诗就是翻译中失掉的东西”(Louis Untermeyer, 1964:18),足见译诗之不易。而诗歌自译者却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但如此,他们还力求通过翻译赋予诗歌新的艺术生命。例如在谈到诗歌自译时,欧阳昱说自己的感觉就是“创作中丢失,翻译中复得”(Ouyang Yu, 2003:6)。

第二,自译诗歌虽译文自由大胆,译笔富于创新,但原作的诗风格调却在译作中都得以保留。换言之,无论在中文里还是在英文中,作者的嬉笑怒骂或是婉约豪放,都未作更改。举个例子:尽管在字面意思上有所出入,但欧阳昱泼辣犀利,一针见血的诗风,无论在其自译的汉诗还是英诗中,都是与原作相差无几的。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培根说:“风格就是诗人本身”。一个诗人的风格总是变化不大的。

纵观我国半个多世纪的诗歌自译,总的来说,这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兴领域。当前我国的英汉诗歌自译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高水平诗歌自译者不多,成品少,且译者大都随性而译,作品缺乏体系,不成规模。例如2002年出版的《卞之琳文集》号称“国内目前最好最全的卞之琳作品集”(白塔,2006:24)。其中收录了卞之琳自己翻译的12首诗的英文:包括著名的《断章》﹑《春城》﹑《第一盏灯》﹑《候鸟问题》等。笔者发现,卞之琳之所以选择这十二诗自译,背后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可能只是出于兴趣。这十二首诗是诗人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手法迥异,并不成体系。同样,欧阳昱在同笔者谈到自译诗歌的选择时,也坦陈:“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图,兴之所至罢了。”直到现在,这种“游击”式的自译态度仍是中国诗歌自译者的主流心态。而散兵游勇的自译者和不成体系的自译作品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该领域发展缓慢,学术影响力微弱。

二,高水平诗歌自译者少,研究诗歌自译的人更少:尽管是新兴领域,国外翻译研究者已经开始涉足诗歌自译,然而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除了几篇关注某几个诗歌自译者(如卞之琳,泰戈尔)翻译技巧的论文,基本上别无他物。事实是:虽然英汉诗歌自译是一种非常规模式的翻译,但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它对翻译原则﹑译者任务﹑译诗技巧等常规性的翻译问题,都有十分重要的参照和借鉴意义,理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

三,随着外语教学的深入和国民外语水平的提高,普通诗歌自译者开始崭露头角,特别是随着网络这个大众发表平台的普及,非专业的诗歌自译者和作品越来越多。例如在搜狐社区和“我的部落”博客群中,笔者就欣喜地发现了韩家华和Crossbabel两位普通作者自写自译的诗歌。

综上所述,我国的英汉诗歌自译尽管在高水平创作和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来说,自译作品和相应研究成果缺乏仍然是制约该领域发展的瓶颈。与之相反的,在互联网和电子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大众的诗歌自译作品却在论坛﹑博客等网络媒体上生根﹑发芽。民众的热爱昭示着诗歌自译朝气蓬勃的明天,也激励着英汉诗歌自译者和研究者们为该领域的发展不懈奋斗。

参考文献:

[1] 岳志华、霍俊明. 自译:一种特殊形态的翻译—泰戈尔诗歌自译辨析[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08(06)。

[2] 北塔. 卞之琳诗歌的英文自译[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05)。

[3] 卞之琳. 雕虫纪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 Ouyang Yu. New and Selected Poems[M]. Australia: Salt Publishing. 2004.

[5].Louis Untermeyer. Modern American Poetry[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Howe, 1964.

[6] Ouyang Yu. Translating Myself, Recreating Myself[J]. Five Bells, Spring, 2003.

[7] Ouyang Yu. Bias: Offensively Chinese/Australian[M]. Otherland Publishing, 2007.

注:(本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校级课题,青年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