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开

农耕千载，勾勒出它绵长坎坷的年轮；田亩阡陌，刻下它生存繁衍的印痕。历史把一个沉甸甸的数字交给了今天，我国现13亿人口中近9亿是农村人口。农民之多像一个重重的秤砣，压在中国这杆秤上。20世纪有两个最伟大的中国人，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他们讲了同一句话：中国的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

中国现有的耕地需要多少劳动力耕作呢?“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回答：1.5亿足矣。超出1.5亿农民种地，劳动力的投入产出就是负值。在中国农村人力资源绝对过剩、无限供给的负效应困局中，我们搜寻和倾听真理的声音——“农民进城，工业下乡”，这是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出的一贴药方。撕开城乡二元结构的口子，让剥离出土地的农民收获“铁杆庄稼”，让工业反哺农业，唯有如此优化资源配置，才能在希望的田野之外辟出另一条“扶犁铧破土，愿苍生饱暖”之途。

攀上脚手架是又一种劳动音符，红黄绿蓝的安全帽是会动的花朵，高楼封顶是农民工收获的季节，想不到咱庄稼汉站在了一座城市的头顶。这是自1984年中央颁布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务工以来，所有城里人都看得见的风景。没有发出春天的请柬，乡下人就春潮般地顺着闪亮的铁轨进城了。随之，城市的GDP一路飘红。然而，长高的城市很少将农民工的贡献叠加在统计数字中。

古希腊哲学先贤赫拉克利特有言：“一切皆流。”比起走西口，比起闯关东，比起下南洋，此一番“流”是中国人力资源迁徙的历史中最波澜壮阔的潮涌——这是2.3亿人横撇竖捺的涌动啊!让世界无数政治家、经济学家备感头疼的农民出路问题，在中国仅一个大禹治水般地疏流就透出亮色了。调查显示，截止到2008年1月，全国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8‰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60‰农民洗脚上田，扔锄务工所带来的实惠不言而喻。

当下，社会学家推出一个新词汇，叫“第二代突围”，意指40岁左右的以满足充当廉价劳动力的第一代农民工正在退潮，以留在城市发展和自己创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崛起。一茬庄稼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家乡好不回头，心比城墙高。在遭遇挫折时，他们总是以“外部不公”为归因，而他们的父兄则多以“自身素质与能力差”为归因。第二代农民工的参照系是“与城市比”，而第一代农民工的参照系是“与家乡比”。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是在城市的入口处打转转，那么，第二代农民工就已经突进到城市的纵深处。

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这是人力

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这是人力资源存量加上人力资源增量构成的庞大群体所发出的求变信号。即使是非敏感人士也能感到这是一个命运交响的重大民生信号：农民工——新市民，不论是人文关怀还是制度保障，城市以及它所仰仗的政府是否“欠准备”，或正在准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