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标准都不可能走向永远。从2001年正式出发的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究竟能够走多远，人们能够接受的程度有多少，她具有多大的相对稳定性，我们不妨作以简单的探问。

一、以往的“标准”走了有多远

历史多曲折。语文教学大纲也随之发生着变化，折射出每个大纲产生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背景，有人把它概括为七次比较大的变迁，①比如1956年颁布的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1963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1978年颁布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1986年颁布的《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1992年以后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2000年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等。平均不到十年就颁布一个新的，最短的间隔是七年，最长的也只有十五年。伴随着“三反五反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和世纪末社会转型等，语文教学大纲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变迁，她就像一个历史的晴雨表，记录了新中国历史的曲折与沧桑。

认识有多远，大纲走多远。为什么“短命”的语文教学大纲走不远呢？这固然有历史的问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低级到高级、由感性到理性、由粗糙到精致的发展规律，也是左右大纲“寿命”的重要原因。1956年颁布的教学大纲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人们认识到我国传统的教育、教学经验远远满足不了基本建设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借鉴苏联的教育模式成为大纲制定的主要依据，实行语言和文学的分科教学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1958年以后，不少地方把语文课教成了政治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笑声满食堂》等紧跟当时形势、内容空洞的课文进了课堂，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忧虑。于是，从1959年到1961年，语文教育领域展开了一场“文道关系”的争论，由此形成了语文学科具有工具性、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教育要符合语文学科的特点等原则性的认识，成为制订1963年教学大纲的重要指导思想。1978年颁布的大纲是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里拨乱反正走出来的，而1986年以后颁布的大纲，则是在素质教育、人文教育、创新教育、素养养成等认识的不断发展中形成的。语文教学大纲就像一节车厢，永远跟着车头向前奔跑。

二、被质疑得“遍体鳞伤”的新课标

从性质到理念的质疑。新课标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高度概括了语文课程的性质，对语文教育界“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做了一个总结，新课标的制定者们也很有信心地说：“我们相信，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可以成为人们的共识。”②但是，人们还是对此提出了不同程度的质疑，比如钱梦龙先生在《为语文教学招“魂”》（《中学语文教学》200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语文课程的性质，本来也是清楚的：工具性。但近年来出现了不少反对意见，于是一下子涌出了许多“性”，诸如“实践性”、“社会性”、“语言性”、“文学性”、“审美性”、“人文性”等，时至今日，似乎再谈“工具性”，便是落伍了。他不认为语文课程必须定性，指出“工具性”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有其历史背景，今天再要坚持并无必要。

从目标到实施的质疑。高中新课标在第二部分《课程目标》中，不仅以必修课的形式对“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而且以选修课的形式，要求学生在“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等专门领域，都要有所涉猎。洪镇涛先生在《高中语文新课标离我们究竟有多远？》（《语文教学通讯》2005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他的质疑：高中语文教育仍属基础教育范畴，并非专业教育，在这些专门领域里要求学生既要掌握相关知识，阅读大量（或相当艰深）的作品，还要有相当的评价能力和创作能力，这样的要求，即使是专门研习语言文学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也是很难办到的，何况针对的还是处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高中生呢？显然，新课标完全忽视了高中语文的根本属性——基础性，竟然把培养专门人才的任务加之于高中语文，这是高中语文无力承担也是不应当承担的。对于课程目标的实施，新课标也做出了详细的建议，但是，以往大纲中常见的“训练”一词，却只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出现了一次：“语文教学要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训练，给学生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高中标准中则一次也没有出现，于是，引出了不少老师的疑惑（魏本亚，《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的几个焦点问题》，《中小学教材教学》2004年第11期）：语文教育不要训练了，语文课怎么教啊？对实施建议质疑的声音还有很多方面，比如陈黎明先生在《对〈语文课程标准〉的检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在《实施建议》部分首先提出了九条“教材编写建议”，但这九条建议大都属于宏观的原则方面,大都没有真正结合语文课程实际,大都可以用于其他课程,因此显得比较空泛,缺乏可操作性,教材编写者很难凭此建构教材的型式。

三、新课标究竟能够走多远

语文教育转型期有多长，新课标就可能走多远。应该说，语文课程标准的诞生是社会转型带动语文教育转型的必然结果。从20世纪末期开始，人类社会的又一次重大转型开始启动了，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教育首当其冲地引起公众的极大关注。要求语文教育转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甚至引爆了世纪末的一场关于语文教育何去何从的大讨论。通过讨论，人们认识到社会需求与语文教学模式之间的矛盾，认识到社会观念的发展与语文学科定性之间的矛盾，也认识到语文教育实践与语文教育理念之间的矛盾，语文教育转型已经迫在眉睫。但是，转型不是一件说转就转的事情，语文教育的转型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比如“思想准备、理论建设还不够充分”、“办学条件与新课程的要求距离较大”、“许多教师对于新课程感到不能适应”、“学生、教师和家长对新课程心存疑虑”等，③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它们将拉长语文教育的转型过程，使转型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新课标的制定者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当前的语文教育转型尚处于起步阶段，转型的道路将是漫长的，也许是充满了曲折和风险，因为语文教育问题原本复杂，而我们原有的教育基础又十分薄弱。”④他们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新课标是转型的需要，必然打上“转型”的烙印，带有实验、探索的性质，被质疑得“遍体鳞伤”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随着转型期的结束，新课标也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被修订的或更新的标准所取代，而停止自己前行的脚步。

注释：

①王柏勋等，《中学语文教学大纲50年的变迁》，《语文教学通讯》，2000年，第18期

②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3页，第188页

③④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88～189页

（冉正宝广东省梅州嘉应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