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玉启, 赵 磊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田野工作法是民族学、人类学较为推崇的研究方法,旨在从阡陌纵横的田野工作中获取资料、激发灵感,提升调查研究的实效性。将田野工作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突显深邃学理与社会关切的统一,引导研究人员穿梭于理论与实践之中,弥补纯粹理论钻研和建构的缺憾,助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本文在借鉴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辩证分析田野工作法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效度和限度,廓清研究中的方法误区,克服“镜像思维”的认知偏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守正创新。

一、问题焦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经验获取方式

经验,无论作为动词还是名词,都是认识主体在实践中产生的亲历体验或得出的认识,实践是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序言中写道,“这本书里所叙述的,就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1]看到、听到离不开进入现场的实地调研,只有置身真实情境中持续“看”和“听”,才能从观察、聆听、搜集到的事实性资料中抽离出经验,这种经验既包括朴素的直观感觉,也包括对事物、现象背后逻辑链条的粗浅认识,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鲜活的素材。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经验的价值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彰显,呈现出“一静一动”的两种片面性经验研究观,钳制了调查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助力作用。

1.思想政治教育静态学科研究观远离经验现场

思想政治教育静态学科研究观(见图1)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看作由不同知识板块“并列”组成的理论体系,如学科范畴、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等。基于此种观点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聚焦于进行区辨学理概念、明辨本源问题的理论推演,专注从“论”出发展开终结式理论归纳,将抽象性、总括性的理论建构作为学科研究的基本范式。

图1 单向上升逻辑

静态学科研究观对待经验,呈现出远离和腾挪两种错误倾向。之所以远离经验,是因静态学科研究观深耕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大厦的系统构建,对学科外部的其它系统或社会大系统关注不足;在研究方法上,有的研究人员将科学抽象法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主导方法,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学“不是思辨的产物,也不是推理的结果,而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丰富实践经验材料进行分析和抽象的结果”[2],导致理论大厦沦为缺乏现实根基的“空中楼阁”,一旦经历实践风雨便摇摇欲坠。与远离相对应的另一种态度是腾挪。此类研究者倾向于对他者既有经验的照抄照搬、直接套用,忽视走进经验现场,简单粗暴地用前人已有经验进行理论论证;在研究方法上,依然侧重教条式的理论演绎,对现实问题关注缺位以致形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怪相”,必然减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实践价值。理论看似美轮美奂却难以找到实践根源和社会受体,难以助力理论创新,致使理论研究渐渐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

2.思想政治教育动态学科研究观侧重小循环管窥经验

思想政治教育动态学科研究观(见图2)把研究看作周而复始的逻辑循环。根据起点和终点差异,循环可分为学科“大循环”和“小循环”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常见的动态学科研究观所秉承的是“小循环”逻辑。此种“小循环”以某种理论为出发点,通过经验来验证并进一步发展深化理论,最终回归理论本身,具有不可规避的相对性缺陷。

图2 小循环逻辑

“小循环”处理经验的常见方式是管窥。“管窥”一词出自《庄子·秋水》,“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比喻见闻狭隘或观点偏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理论积淀、眼界视域、情感偏移等因素直接影响经验获取的完整性、客观性,研究过程一旦受到先在的主观因素影响,必然催生出研究“管界”,即经验收获环节的人为边界,涵盖理论边界、地域边界、问题边界等。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基于自身偏好去筛选、摘取、剪切经验,与个体偏好无关的经验和问题被自然屏蔽或迅速祛除,问题根系、不同问题之间的耦合被遮蔽甚至漠视。这种研究范式常见于一些研究人员简单移植国外或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嫁接、堆砌到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处理中,比如把哈贝马斯的理论架构生搬硬套于思想政治教育经验,致使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变成了孤立的工具理性、教育内容和教育语言问题,但这三个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分析随着哈贝马斯理论的未曾言明而戛然而止,哈贝马斯理论的边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边界,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问题群从它们原来所处的生活情境中被人为剪裁并机械嵌套于哈贝马斯理论模型中,沦为其理论附庸。习近平指出:“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有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它们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3]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之所以出现“直接拿来为我所用”的畸形现象,根源在于未依托“大循环”逻辑,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多样化经验进行全盘总结和消化吸收,“过早将研究重点集中到以对话和规范化为主要表现的‘小循环’中”[4]。

二、守正创新:田野工作法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可能性”澄明

促进学科的创新发展,关键在于把握经验的完整性意蕴并加以正确对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目前存在的两种错误经验获取观阻滞了这一进程的发展。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必须及时转换、调整并更新经验获取方式,系统完备地汲取和利用鲜活经验。田野工作法具有亲入基层触摸事实性资料,帮助研究者原原本本地掌握原始材料的显著优势,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所要求的全面占有经验具有较高的适配度,为其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提供了现实可能。

1.田野工作法具有面向整体的经验视域

田野工作法成为现代人类学的科学方法最早可上溯至马凌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开创的“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法。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马凌诺斯基奠立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法的基本准则,“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使用一些特殊方法来搜集、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5]。这些准则后来转化为当代人类学界普遍遵循的规则,如“选择特定的社区”“一年以上的现场调查”“掌握当地语言”“先从本土的观点参与体验,后达成客观认识”[6]等,之所以设置种种调查准则,并非为了给田野调查工作蓄意设限、增大难度,而是为了更直观更精准地还原当时当地的大致景象。

“面向事实本身”和“在整体中看事件”是田野工作法的两个主要特征。“面向事实本身”,指在认知方法上将自观和他观融合,一方面摆脱调查者的“他者”身份带来的调研障碍,以便能够准确反映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便于调查者利用自身理论基础描绘和解释经验图景,如此结合“才会分析出表层现象后面的深层结构,才会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出来”[7]。“在整体中看事件”即宏观调查和微观调查融通,“他必须首先探知部落生活的骨架,这一理想迫使我们必须把全面调查作为第一要着”[8],只有高度熟稔总体环境,其中发生的个别事件才会呈现出非肢解断裂的完整意义;同时,随着“微型调查”的深度推进与彼此接洽,宏观性认识逐渐呈现。所以,“只有点面的有机结合,才能对文化进行整合。”[9]

2.田野工作法蕴含的大循环逻辑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和理论的良性互动

田野工作法有其自身的大循环逻辑(见图3),即“田野(经验世界)—理论—田野(经验世界)”,以田野调查中“地毯式”搜寻的经验资料为始基,在扎根田野的调查访谈中发现隐没的真问题,经由实践与科学的思维方法高效解决问题,将问题分析结果凝练升华到理论层面,再返回田野工作中检验、修正和完善,如此循环往复。比如,费孝通“五访江村”和林耀华“三上凉山”都是大循环的经典案例,循着“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10]的思路,契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逻辑理路。这种大循环的本质是实践批判,这种批判并非颠覆性的彻底否定,而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既有抛弃又有保留,是“自觉的、理性的、辩证的分析、取舍乃至重构”,“是对认识和实践的偏差的揭示和校正”[11]。

图3 大循环逻辑

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这种实践批判通过三个环节推动学科研究的纵深发展。一是以经验抓取为对象的批判,走入田野后追踪求索特定现象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具有变动性,调查过程不一定都能沿着预设轨道运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要善于依据客观事实的变化,对抓取经验的实践活动展开“刀刃向内”的自我批判,“实践的自我批判和据此进行的实践调整,是实现合理的实践目的的内在保证”[12],必须在批判审思的基础上适时纠偏和调节经验抓取活动,确保田野调查过程吻合实际。二是以经验景观为手段的批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在扎实的田野工作中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实践经验,构成了一派壮阔的经验景观,持有此种经验景观与理论前见比肩对话,促成对理论前见的验证、超越和创新。三是以经验运用为目标的批判,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借助实践与科学的思维方法将所得经验上升为理论后,又再度置身田野工作中,以所得理论为“药方”帮助调查对象诊治病情、寻找病因,对症开方寻求破解之道,达到对理论真伪的反复检验,确保理论的融贯性和有效性。上述三个环节并非孤立存在、各自为政,而是彼此衔接、相辅相成,以实践中的经验抓取为对象的批判是前提,从根本上决定后续两类批判能否顺利进行;以经验景观为手段的批判是中介,制约着理论发展和创新的程度;以经验运用为目标的批判是重点,旨在达成理论对现实的改造、实践对理论的反哺,这是实践和理论双向互动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3]的生动例证。

3.田野工作法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具有解释力

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和提升党工作能力的“基本功”。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田野工作法就是调查研究的一种特色方法。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田野工作法的贯彻应用,炮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开田野工作之先河,为答复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备诘难,亲赴湖南开展考察工作并撰著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有力驳斥了当时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指责污蔑,指明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方向,助力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堪称田野调查的经典作品。此后,毛泽东又通过田野工作法精心撰写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等光辉著作,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4]这一为人们所耳熟能详的箴言,批驳了红军队伍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唯心主义等错误思想。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也十分重视田野工作法的价值作用,其持续运用过程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大踏步向前发展。

习近平身体力行,带头践行田野工作法,为全党上下树立了亮丽标杆,极大助推了新时代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比如,为深入了解贫困群众的具体情况,习近平“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况,面对面同贫困群众聊家常、算细账”[15],实地考察困难群众的经济条件、思想状态、心理状况,靶向性提出和“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16]的政策,既有的放矢解决了物质贫瘠的问题,也创造性解决了精神贫乏的问题,提升了贫困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不失为田野工作法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运用的光辉创举。可见,田野工作法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重要法宝,具有极强的理论阐释力和现实注解力。

三、有效运行:田野工作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的系统展开

田野工作法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既沿袭于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史,又深植于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客观现实;既展现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特色,遵循田野工作法的一般准则,又因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科学性需要,体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特殊性。田野工作法的介入及系统展开有益于实现学科互鉴的效能最大化,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方法体系,推动学科理论的簇新发展。

1.做好进入田野前的充分准备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在踏进田野“下马看花”前,必须做好充足准备。一是课题选择。选定有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课题是田野工作有序进行的前提,此课题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进入田野的调查目的,成为田野调查聚焦的基本主题。课题的选择应当切实可行,为研究者力所能及。有的思想政治教育课题虽然价值重大,但囿于调查者素质能力、支撑田野工作法开展的外在条件、调查对象配合度等主客观因素制约难以实行,比如经费缺乏、调研对象蓄意隐匿自身的政治思想信息等,决定了“这种课题的调查只能‘忍痛割爱’,或者‘从长计议’。力所不及的课题在调查中是不会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17]二是文献准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在开展“眼睛向下”的实地调查前,应当根据研究需要仔细查阅众多关于调查地点和调查主题的文献资料,如地方志、地方档案、已有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等,确保对本次调查的相关材料了如指掌、烂熟于心;必须熟悉将要背负行囊所赶赴的田野的大体状况,包括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礼仪禁忌等,做到“在进入调查区以前,就已‘入乡问俗’。”[18]三是物资储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下沉田野,必然需要一段时间的停留与走访,必要的物资储备至关重要。地图、摄影设备、录音笔、测绘工具、记录表格、身份证件、生活用品等都应事先准备妥当,以防不时之需。四是调查提纲。预先设计的调查访谈提纲是调查目标、任务、内容的细化,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拟定的“工作计划”,又是信息记载的“备忘录”,举足轻重但也要注意提纲使用的方式方法。一旦研究者走出书斋、迈进田野后,丰富的直接和间接信息促使“田野”自身的经验逻辑不断延伸、经验图景逐渐呈现,研究者的认知也随之变化或延展,所以“调查者不准备纲目性提纲不行,但千万不要被提纲所束缚”。[19]

2.综合运用田野工作法的具体方法

田野工作法是由多种方法子集按照一定方式排列组合而成的方法系统,各种具体方法相互补充、交织相促,较为直观地描绘出田野工作法作用发挥的现实图谱。本部分以文化认同研究为例,探索田野工作法的具体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高效应用。

一是观察与参与观察。观察侧重将自身剥离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之外,以局外人、旁观者的第三方的视角全程式参与,更能显现“旁观者清”的特质。参与观察侧重将自身融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通过切身参与研究对象的生产生活、日常交往等,努力发掘“当地人”思维中的“文化地图”,凭借“主体”+“客体”的双重身份尽可能完整、准确地搜集调查资料,这种方式相对而言运用范围更广。在参与观察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既要将自然地貌、人文建筑、承载文化信息的物件等静态物尽收眼底,也要时刻留意被观察对象的言语行为、仪式活动、神态、日常生活和工作等,便于梳理挖掘各种离散信息背后的文化认同心理。如有学者在裕固族祭祀鄂博的仪式研究中,参与观察围绕插幡杆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包括活动开展前家族成员的商讨、策划和祭祀用品的准备,活动进行中的幡杆选择、攥心羊、煮羊、祭祀祈福,并以“局中人”的身份现场倾听人们的言语表达、体悟男女老幼在活动中的心情,发现幡杆作为一种符号在裕固族中的文化中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即“幡杆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呈现了家庭中全部成员对它的寄托,承载着家庭规范的完整性,众多的幡杆聚集在一起把整个社会中的每个家庭连接在一起,共同的根基和相互协作的规范使得人们的意愿达到一致”[20],每个家庭应有的道德责任也在插幡杆仪式中得到发扬和传承,“按照时序重复举行的仪式上所展示的一切行为和道德秩序也向非仪式的行为和心理不断渗透”[21]。

二是个别访谈。个别访谈是田野工作法中获取直接资料的主要方式之一,通过长时间、多频次、有计划的深度访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能够摸清调查对象的思想品德情况,抓住其思想中的突出问题并缕析复杂成因,前瞻性预测调查对象的思想和行为发展趋向。仍以上述研究为例,在研究裕固族对春节仪式与秩序的认同中,通过对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不同口述作比较,研究人员勾画出裕固族春节的历史变迁,厘清裕固族对春节仪式与秩序认同的思想变化,展现出生产方式、历史事件等因素对认同的影响,揭示出裕固族春节内在秩序意蕴的逐渐减弱和情感内涵的渐次增强。对个人的深度访谈是对过往的时代和生活的间接感触,也是沟通过去、直面当下、感悟壮丽延绵的历史文化图景的关键途径,它使得对文化认同的研究愈加贴近生活,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宏大叙事和微观阐释的上下通达和相互照应。

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谈法是田野工作法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最为普遍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有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等方法。无论哪一种具体方法,其单一使用都有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只有综合运用才能优势互补、弥合不足,发挥最大功效。

3.实地调查的记录和调查报告

田野工作的调查结果需要及时、详细、准确地加以记录,不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本人的喜恶、偏好为遴选标准,确保思想政治教育田野调查的数据、资料、结果具有充实性和严整性。

一是注意调查记录方式。田野工作法的记录形式通常有影视记录、录音记录和文字记录等,记录效果直接关系到研究成果的质量水平。思想政治教育田野调查离不开影视记录,一段好的视频、一张好的照片记载的信息更为鲜活形象,可以凭借可观可感的灵动形式涌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或研究对象的情感世界,引发思想共鸣和心理共情,其价值往往胜过平平无奇的文字叙述;在拍摄照片及录制视频时不仅要聚焦调查主题所规定的内容,也应涵盖调研对象工作生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对于某些重要内容,要从不同角度多拍摄,有的要拍摄细部的特写”[22]。录音是思想政治教育田野调查中的常用方法,声音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不经意间流露出调研对象对事物的情感态度,是调研对象思想深处的语言表达,因其难以复制而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所以一些录音材料常常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事实上,文字记录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田野调查中必须使用的方法,包含笔记、实录、讲述记录、调查日记四种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在着手文字记录时,“必须原原本本地记录,不能随意改动,更不能添枝加叶。可以用笔记大意,采用整理录音的方法。”[23]

二是撰写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开展长期田野工作的智慧结晶,撰写调查报告是田野工作法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最后一公里”。调查报告详尽叙述了田野工作法运用的具体内容,凝聚了调查研究的成果和精华,兼备资料参考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调查报告“正文以叙述和分析调查材料为主,调查者的观点寓于材料的运用及分析之中”[24],既避免了理论空洞无物的窠臼又超出了纯叙事的经验主义弊端,真正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置于完整且丰富的经验认知基础上,促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研究与整个社会大系统相呼应。

四、系统优化:田野工作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的限度与突破

田野工作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旨在使相关研究回归学科本真,让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富有生活气息,打破单向度学理研究可能坠入的“闭门造车”困境。但田野工作法强调实地考察和现场调研,其使用过程无疑会受到惯习定势、时空局限、研究区隔等因素的牵制,迫切需要对其进行优化,突破田野工作法应用限度,发挥田野工作法之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宝贵价值。

1.惯习定势与突破

贺雪峰在《在野之学》中将经验质感称为“惯习”[25]。作为经验质感的“惯习”是被调研区域自有结构在意识上的反映,是研究者通过长时间浸泡在被调研区域中,不断对其中生活和生产经验进行积累和感悟,以实现对被调研区域自在图景及其逻辑链条的澄明。“惯习”一经形成便会在相应研究中释放力量,表现为敏锐的抓取问题和还原问题所依托的场景,“形成理解经验的敏感性,就有将现象还原的能力,就可以在研究中较为正确地提出问题,就可以从复杂现象中较为精准地抓住关键,……”[26]。

田野工作法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中形成的“惯习”作为一种模式定势,具有不易改变的稳定性特质,也即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基于先前的知识储备和经验准备,容易在田野工作中形成认识的心理范式或思维定式,按照一套相对固定的程序去知觉对象,不善于实事求是地灵活变通。“惯习”虽然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快速觉察调研对象的思想特点、道德问题,但极易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中套上习惯框架的顽固枷锁,削弱对新事物的敏锐度和捕捉力,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要么难以抓捕新问题、新现象,要么将之纳入前经验的解释范畴,这与“知觉定势”非常相似。“惯习”的出现并非田野工作法自身的弊病,而是由于大循环中的某一次单项循环可能引发认知迟滞于实际的现象。彻底打破这一“惯习”带来的认识弊端,亟待走入对同一事物研究的大循环中,历经反反复复的多次单项循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27],“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28],从变动不居的实践中源源不断地获取新信息、掌握新情况,持续推动实践发展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因为“从经验中产生并不断获得经验滋养的理论,就会具有无比丰富性与可能性。”[29]

2.时空局限与突破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田野工作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具有时间和空间的双重限制。从时间上看,田野工作法重在置身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当下所处的生活情境,主要研究植根经验所得的问题并据此建构相应理论,在时间视野中缺乏未来的逻辑向度,难以预演未来社会的活泼经验、展开面向未来的理论建构。按照时间序列和发展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可以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近期目标具有关怀当下的现实性,如帮助教育对象解决目前的种种思想困惑,引导其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现实问题等,能在短期内快速完成。中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则具有超越当下经验和体验的特点,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都是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的合力指向,彰显现实性与科学性的统一、长期性与阶段性的融合,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预判。田野工作法过多依赖实践中萃取的新鲜经验,导致其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推进中显示出乏力感,亟需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学理逻辑对田野工作法进行补充。

从空间上看,田野工作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也具有地域局限。田野工作法是基于特定区域展开的实地考察,不同地域孕育的事物及文化结构决定了各地经验的差异性,“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必然导致不同地区社会科学研究首先只能是地区性的或地方性的,……”[30],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当然不能奠立于个性经验基础上,必须冲破具体经验的束缚,从多重个性体验、大量特殊经验中总结抽引出共性、普遍化的理论体系。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既要审慎选择有代表性的田野点,能够扑下身子,又要擅长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群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田野研究,确保田野经验的获取不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以逾越具体地域经验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创新可能造成的障碍。

3.研究区隔与突破

“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31]这意味着充裕的时间保障是田野工作法介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核心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需要拥有大块自由时间开展田野调查,全方位搜罗碎片材料、巧妙采集零散信息。由于田野工作法的大循环逻辑不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现实问题的动态演变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必须反复地深入到经验与实践中去,不断提出问题,打破旧常识,建立新常识,再打破再建立,在扩展中深化对经验的认识”[32],在反复进出田野的进程中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奋力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进步。频繁往返于田野意味着调研周期的时间耗损较长,能否产生预期成果也难以预料,有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面对错综繁杂的经验事实,会因理不清头绪而丧失信心,浅尝辄止、走马观花后又重返理论沉潜的研究道路上。以高校为例,在当前的教学制度和体系之下,教师的有限时间被数次分割,科研时间和教学时间交叉混杂,以至于较难进行系统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田野调查,更难以实施跨区域协同调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对经验摄取不足,甚至有脱离经验陷入纯思辨窠臼的风险。为此,应当积极探索改革教学科研制度,确保教师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群体拥有连续、整块的研究时间,以便在时间安排上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田野调查的基本要求。

注 释

① 贺雪峰在《在野之学》一书中提出社会学研究中“经验—理论—经验”大循环和“理论—经验—理论”小循环两种学术创新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