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涤

文化代表着民族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是现代化得以产生的重要精神源泉，也是现代化实现进程的重要象征，而包容中西的海派文化自然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代表之一。关于“海派”这一名称的来源说法很多，绘画与京剧无疑是最重要的源头，这两者本来都属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但在上海中西文明融合的环境下有了全新的发展，故而最能代表海派文化的现代化，也最能体现上海在中国城市现代化早期探索中的文化努力。

就绘画而言，江南地区在南宋之后几乎可说是书写了绝大部分的篇章。明清之后诸多以地域命名的画派实际都是江南州府甚至县域为中心的画派。这样的人才贮备在鸦片战争后移民上海，接触上海的国际化文化，自然会产生出高水准、深层次的中外文明交汇，从而推动城市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个过程，就在新型城市空间、新型产业以及新型教育三个方面引发了绘画的创新。

新城市空间与国画创新

外来文明带来上海城市空间环境的变化，弯曲、狭窄的河道与笔直的硬化路面并存，传统的木结构建筑与现代的砖石水泥建筑并存。在替代更新过程中，上海的城市道路和建筑呈现丰富的过渡形态，出现了融合中西特点的石库门、新式里弄等建筑形式。上海的老城厢虽然有大量明清江南民宅，但是清末民初已经开始城市更新，填平淤塞的河道，开拓马路，建设中西混合的楼房。诸如吴石仙这样的画家就生活在中西混合建筑群较多的老西门地区，他还参加了所在金家坊众多建筑和消防工程的修建工作。还有更多的画家虽然生活在老城厢，但是借助交通的便利，有机会到租界近距离感受西式的城市环境，比如海上画派前期的代表人物任伯年就曾到土山湾画馆访问朋友刘德斋，观察徐家汇周边的西式建筑群，了解西式绘画的方法。任伯年晚年也从老城厢搬迁到法租界的东兴圣街（今永胜路），那里正是中西混合街楼建筑云集之地。小桥流水、曲径通幽的传统园林也与开放、通透的现代公园共存于城市之中，它们都成为了画家日常游历的地方。在室内设计和布置方面，新的现代化舞台要求逼真写实的视觉效果，张聿光、熊松泉、谢之光等以西画写实手法绘制活动布景，营造出引人入胜的新空间环境。孙雪泥还担任过南京路上的大型游乐

场—新世界的经理，负责众多舞台场景的搭建和布景绘制项目。

由于新的空间形态，国画家们的創作在尺幅上更考虑现代空间的格局，趋向于方形，在色墨上更为浓重热烈具有装饰性，以符合室内环境。任伯年、吴石仙等画家参用西画的明暗手法渲染凹凸，其新奇的视觉效果深受大众喜爱。张聿光、熊松泉、孙雪泥虽以动物、花鸟、蔬果为表现对象，在保留笔墨趣味的基础上，强调了造型的准确性以及色彩的鲜活效果。他们的花鸟画接近任伯年，都以一种类似水彩画的方式进行了概括和渲染。海派绘画由此形成了生动自然、雅俗共赏的特点，具有鲜明的市民气息和时代特点。

新技术、新产业与国画创新

外来文明给近代上海发展带来新的技术和产业形态。现代印刷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绘画的应用面和表现空间。晚清石版印刷技术代替了传承近千年的雕版印刷技术成为上海出版业的主流。这一技术背景下产生了具有新闻性质的《点石斋画报》，其表现内容包括大量现代生活方式，大大超越了传统绘画题材。广东的高剑父、高奇峰兄弟在辛亥革命后寓居上海，创办了审美书馆以及刊载众多时事摄影的《真相画报》，郑曼陀、徐悲鸿等当时在沪画家成为这些出版机构的重要插图作者。由于注重时事，岭南画家的中国画用明暗表现写实的场景，表现飞机、大炮、桥梁、轮船等现代工业景观。在出版业从事教育插图的戈湘岚长于动物绘画，将西方的凹凸、光影技法融入传统动物的造型表现之中。月份牌画家谢之光、胡伯翔等以山水画为主的画家，在画风上注重山水、人物和建筑的结合，长于运用大写意笔墨进行表现，以大块的色墨概括物象。

从事过出版、广告、插图的美术家们在转向国画创作时更注重构思的新颖，题材内容的现代性。他们往往山水、花鸟和人物都能画，且相互渗透，注重表现新生活、新气象，在中国画与现实生活、与工艺美术相结合方面他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现代教育、现代观念与国画创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政体，外来的科学与民主观念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人们认识到西方写实美术具有理性的精神，有科学的观察方法，可以与中国画固有的诗意进行折衷。陶冷月不仅有文人画的底蕴，也接受过现代中小学的西画写生教育，他提出了中西折衷性质的“新中国画”。由于引入了西方的光影效果，又蕴含了中国的诗意，他的绘画得到了蔡元培等教育界人士的赞誉。陶冷月的新中国画在民国的高等院校中颇受欢迎，曾负责了暨南大学（当时位于上海真如）艺术学系的创建。

更多的现代美术教育家直接到海外留学、访学，欧洲、日本是其主要留学地，他们出国前多以上海为求学准备之地，回国后又以上海为美术教学之所。上海有着数量最多的美术院校，尤其以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中华艺术大学等私立院校为主体。这些院校大多以留学归国的西画家为主体，国画往往是后建的系科且规模较小，故而西画教师对于国画创作有较大的影响。刘海粟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主要创建者，也是现代艺术的主要提倡者，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次游历欧洲，考察西方美术。他在绘画上受到后印象派、野兽派的深刻影响，画风偏于现代。刘海粟早年的国画主要从石涛、八大入手，在画风上近于大写意，具有很强的表现性。晚年精力转向国画创作，创造泼彩泼墨画法，将西画中的表现性、创造性直接融入中国画之中。朱屺瞻出生于江苏太仓，那里有着深厚的文人山水画传统，后来又接受了西画教育日本深造。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转向国画创作，尤其是耄耋之后，衰年变法，将西画的重色与中国的重墨健笔融于一炉，作品尺幅巨大，气象万千。

林风眠早年留学法国，接触西方现代艺术。执掌国立艺术院（今中国美术学院）后积极介绍西方现代艺术，整理中国传统艺术，推行调和中西的艺术主张。林风眠的彩墨画以西方现代绘画诸如马蒂斯、莫迪里阿尼以及立体主义为造型和色彩基础，使用中国画的笔墨和纸张工具，从艺术语言上创造性地打通中西，发展出具有时代性的现代中国画。关良曾在日本留学，学习西画，回国后在上海美专、杭州国立艺专校等任教西画，也是现代画风的积极提倡者。他在国画上以戏曲人物为主，以现代的造型手法表现传统的人物服装，注重强调人物眼神和动态的刻画，赋予这一传统题材以新的意趣。

刘海粟、林风眠等西画出身的艺术家接受了外来的现代美术教育与观念，从事现代高等美术教育的探索和实践，他们的中西融合更具有现代意识和创新性，在20世纪留下了璀璨的光芒。他们虽然长期居住在上海，但是因为画风的新颖以及门生子弟的众多，其影响力远不止上海一地，在中国乃至华语世界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从最初的略参西画，到实用美术渗透下的新派画，再到以留学生为代表的引入现代艺术观念的水墨画、彩墨画，海派中国画逐步走出一条继承人类艺术优秀传统，融合发展，创新创造的独特道路。在海派绘画中，本土与外来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汇通、相互激发的，最终形成创新性的艺术形式和文化思想。海派中国画的创新性发展立足于中国市民生活，具有融汇外来文明的开放态度，其大胆、灵活进行艺术融合、创造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今天我们回溯海派绘画所走过的多元融合之路，有利于我们更自信、更坚定地的推动上海美术的现代化，推动海派文化的全球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