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双

(中央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1)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1]近年来,尽管历史虚无主义已被整体遏制,但它仍未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不断变换出场方式,在图像叙事的“包装”下呈现出全新样态,更具迷惑性和隐秘性。历史虚无主义隐匿于图像叙事背后,实施虚无历史之行径,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给予相应的对策进行纠治。

一、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生成基础

图像叙事因其直观性、通俗性、生动性等特征而拥有广泛的受众,历史虚无主义在图像叙事的“包装”下,以崭新的样态出现在各个领域。要想遏制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发展泛滥,必须要考察其生成基础。

1.利用图像建构的信息场域编制叙事内容

图像的本质是信息。信息同物质、能源同等重要,共同构成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三大基本资源。信息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精神世界普遍存在的一切物质和事物的属性。从广义上讲,信息就是人类自然存在和社会活动所传递的符号。信息借助不同形式的数据载体,如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形成传播链,扩大传播范围。所以说,图像是经由不同信息有机结合后形成的结果,这意味着图像不是信息的机械组成,而是经过加工后被赋予一定意义的信息呈现。质言之,图像的价值不在于图像本身,而在于图像背后的意义性内容。作为历史虚无主义的图像叙事同样具有“意义”,但这种“意义”并不表现在指导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相反异化为通过“精心设计”的图像叙事去误导人、支配人。

图像具有历史性,同一图像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会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在人类社会早期,图像主要发挥的是替代功能,通过图像描绘事物发生的过程,记录现实生活。随着人们对图像认识的深入,图像的象征、隐喻和暗示功能日益凸显。在当代,图像被赋予更多元的功能,以满足不同的目的和情境需要。以W.J.T米歇尔(W.J.T.Mitchell)为代表的当代图像学研究,开始探讨图像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图像的内涵和形式被拓展。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历史虚无主义图像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符号,具备图像的意识形态属性。

图像通过信息交流产生独特的“场”效应。首先,图像能够直接唤醒受众的情绪反应或触动某种情感。当图像与受众一旦建立联系,大脑就会出现本能、直观、感性的反应,且此过程是无意识发生的,这就是图像的“生物场”效应。图像的“生物场”效应通过画面、音效、动作等元素刺激人的感官,目的是要在人的大脑中留存印象。印象留存程度的高低,受图像题材的新颖、色彩的对比以及组合方式的变换等因素制约。当图像与人们熟知的形态形成巨大矛盾或强烈反差时,更容易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其次,图像的“心理场”效应能够强化信息传播的效果。信息传播需要向纵深发展,就不能仅停留在感官刺激层面,而需要在理解层面引发受众心理共鸣,产生心理震撼力。人有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人的需求的满足是产生心理震撼力的关键所在。人需求的层次和被满足的程度越高,信息传递越能够从感官刺激层面上升到理性认知层面。

2.利用“小叙事”消解宏大叙事方式

以图像表意历来是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自人类开始使用图像符号进行表达、记录时,图像叙事就已经存在了。我国最早的图像符号可追溯到旧石器时期,具有独立叙事意义的岩画也可追溯到6000多年前,岩画图像叙事体现早期人类的质朴意识。可以说,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图像历史孕生了丰富的图像叙事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图像叙事所表征的是非线性、直观化和解构化的叙事内容,它消解了宏大叙事的结构链条,以精简短小、个性化表达、即时迅速的传播优势,吸引大量用户在碎片时间参与。数字时代的图像叙事倾向小叙事,微信、微博等媒体在大众碎片化的时间中孕生了“微视野”“微生产”“微表达”,人们随时随地就能接收“微内容”。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类交流、生产和消费的工具变得微型化、非物质化,并不再局限于固定的场所。”[2]

小叙事具有特殊的规定性。一是小叙事在总体性语境中寻找微观视野。小叙事并非不关照总体性,而是着眼于微观视野,以具体、细微的特定现象为切入口,大体呈现出与先入为主的宏大历史观念相抵的现象。从方法论上讲,宏大叙事主要通过思辨路径,小叙事更多依托生活经验。那些原本既定的历史观念,受到某些不确定因素影响后被抑止,这无疑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提供更多可乘之机。二是小叙事具有局部性知识特征。小叙事通过选取某一特定视角和历史片段,来透视历史问题或纵观历史进程。聚焦局部性知识的认知理路类似于小题大做,即从多元化视角审视同一景观,通过多元视界融合认知全景。相较于宏大叙事,更能发挥引人入胜的作用。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错误地理解和运用视角主义,它从一个视角而非不同视角把握全景,这种审视全景的唯一视角显然是具有局限性的。三是小叙事易淡化历史意识。小叙事为思考、理解和解释历史提供了更多叙事选择,在补充、拓展和丰富叙事方式的同时,也可能在叙事过程中暗中作祟,使客观史实受到质疑和挑战。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利用小叙事的弊端,企图遮蔽历史真相、开历史的倒车,为错误历史观的滋生提供可能性。

3.利用图像叙事的空间时间化本质虚构叙事语境

图像的表意是空间性。所谓图像的空间性,就是图像存在的特定空间,如二维空间、三维空间。从物理学视角看,任何事物都不能脱离空间而存在,图像同样具有空间性。此外,图像也隐含时间性。图像的时间性是指图像的生成、存在、传播与消费,需要在一定的时间流中完成。图像的时间性只能靠图像本身来验证。人类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图像表征时间性,因为图像能够作为事物存在的意义载体。摄影大师布勒松认为,摄影是感官和精神的瞬间运作,将世界万物以视觉语言传译出来。例如,照片可以将某一时空中所发生的场景保存在图像中,即以二维空间的形式定格了时间,使历时性的时间与共时性的空间同时存在。

图像叙事融合了图像的空间性与时间性。图像是以空间性方式存在的“时间切片”。图像的时间性可以通过图像叙事来验证。图像在叙事过程中,完成信息交换、意义建构,实现空间的时间化,即空间意义的时间性流动。事实上,图像叙事兼具空间性和时间性,具有时空共在的属性。图像叙事以时空交错的形式,使空间意义与时间意义交叉重叠,完成图像叙事的全过程。图像叙事总在特定的时空和特殊的语境中发生,有其自身的空间范畴与时间脉络,而非游离在人类认知领域之外的“自在之物”。

同样地,历史虚无主义以图像叙事作为存在方式和意义表征手段,图像叙事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视觉化的叙事手段。历史虚无主义利用图像叙事的空间时间化本质,与虚假或碎片化的图像相勾连,剥离同一历史语境下的空间与时间,创设一个不真实、非连续性的时空幻境,将历史事件孤立地悬置起来,进行歪曲解读。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这样写道:“一件历史事件不能从它的背景下孤立出来,正如葱不能从它的外皮下脱离出来一样,因为一件事的本身就是许多背景的组合,其中没有一件将会再度发生。”[3]脱离时代背景的存在,必然生发歧义。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便是去语境化的实然存在,割裂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历史条件,以抽象、静止、形而上的眼光看待历史,违背了辩证法联系与发展相统一的规定。

二、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现实境遇

随着我国加速向数字时代转型,数字技术已全面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受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影响,数字空间中的信息传播主体、传播向度、传播方式等发生重大改变。在这一背景下,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借助数字空间、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得以生存、孵化、繁衍,以更加多元的方式渗透于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对此,要全面审视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新境遇,进一步廓清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迷雾。

1.数字空间: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生存场域

伴随信息社会的发展,人类正从物理空间迁徙到数字空间。数字空间是通过数字化建构的空间,信息在其中以任意形式流动,再通过文字、声音、影像等可感知的媒体重新构成一个整体。从互联网到元宇宙,数字空间的扩张使信息传递呈现“去中心化”趋势,社会信息流动系统不再通过媒介组织设置议题得以运行,信息壁垒被打破,任何个体或群体都能成为社会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或接收者。

数字空间作为族群交往空间的扩张,超越了物理空间的时空限制,推动族群间的信息交流。数字空间中的交往活动不受等级和社会关系的限制,在淡化个体身份的情况下,形成了更具有主动性和参与性的交往活动。与传统媒介塑造的族群身份不同的是,数字空间中的族群具有更多媒介表达权,但由于各族群成员文化背景、认知水平和价值立场的不同,在对待议题和事件的态度上会存在差异,甚至可能发生言语、暴力冲突。数字空间中的信息量庞大,受众很难辨别其中信息的真伪,在族群认同、族群聚合的影响下,将一些未经考证且动机不纯的错误信息大肆传播,形成带有明显倾向性的群体性话语和理论。这些错误信息经由非理性传播,极易造成族群内成员情绪相互感染,进而产生盲从、偏激的行为。

数字时代的低门槛传播环境,使传播者和接收者实现身份的自由切换。在物理空间中,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传播和影响范围有限。而数字空间为大众参与叙事活动提供了多种便捷渠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虚拟身份,散播历史虚无主义图像信息,或引诱他人代为“发声”。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在数字空间不但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找到了新的“生长点”,制造和衍生出适合数字化生存的新样态,对受众进行隐蔽性、持续性、广泛性的意识形态渗透。一些受众由于缺乏政治判断力和鉴别力,将错误的历史信息不加思考、鉴别地加以点赞和转发,无意识地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帮凶”。此外,数字空间中的“幕后推手”雇佣大批“水军”,故意制造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舆论导向,使负面评论在短时间内刷屏,扰乱或遮蔽受众既有的认知,将其引入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圈套”。

2.数据资源: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信息来源

数字时代具有数据流量大、开放性强等特点,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在数字时代也拥有更多的传播渠道、更新的传播方式以及更强的传播能力。

数据资源作为数字时代的信息构成,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新元素。在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过程中,无论是要素互动还是力量聚合,数据资源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是数据资源的海量性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拓展了信息源。数字空间充斥了海量数据资源,数据资源经过信息制造者、推广者的加工,形成热门的社会议题并持续发酵。随着数据资源朝向某一社会议题汇聚,势必会引起受众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一定的心理和情感共鸣。社会议题所传递的思想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地赋予受众,形成具有吸附力和整合力的舆论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以“一图胜千文”的叙事表达抢占数据资源,在“流量至上”的导向下,编造出“博人眼球”的图像制品,通过吸引用户关注,提升自身的曝光度,来扩大影响范围。二是数据资源的快速更新推动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不断演化。数字时代的信息呈现“井喷式”增长,铺天盖地的信息在数字空间中真假难辨、鱼龙混杂。这些虚假信息一经发酵,极易造成负面效应的积累,信息井喷带来的信源机遇变为潜在的信源危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混入海量信息潮中,若不加以甄别,就会被大量误传,挤占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三是数据资源的流动性使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实现跨区域传播。基于数字空间的存在,数据资源实现了全球共享,西方反华势力通过抢夺数据资源实施意识形态渗透,刻意植入一些虚无历史的元素,以污蔑、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歪曲、抹黑中国历史。此外,境外势力还会扶持西方舆论的代理人,特别是通过一些网络大V和意见领袖,借价值观多元化之名传播错误思潮,提供嵌入西方意识形态的精神消费品,推销资本主义的民主价值观,宣扬普世价值,让笼罩于其中的受众不自觉地接受和认同西方意识形态。

进入数字时代,数据资源取代物质能源成为重塑社会结构的基本力量,数字技术使“商品拜物教”转向“数据拜物教”,数据资源在社会运行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在庞杂的数据资源中占领“先机”,以制造“奇闻异事”来博取受众关注,为自身生存创造有利条件。

3.数字技术: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赋能方式

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的“共谋”下,图像叙事在数字技术加持下被异化,僭越理性边界,联袂催生出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体。

数字技术本身具备意识形态属性。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功能。“这种意识形态属于已确立的社会机构,它是该机构继续运转的必要条件,是其合理性的组成部分。”[4]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技术所具备的意识形态功能,不同于传统的直接借助国家暴力机器为强制手段的政治意识形态,它是通过科学精神、技术理性潜移默化地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虚假的意识形态已经很难发挥控制作用,因此意识形态必须采取技术手段和技术操作规则使其科学化、技术化,以此控制受众的思想意识。这就使数字技术成为承载意识形态手段的同时,也将数字技术的作用推向极端,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使人类陷入生存危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他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5]数字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但是人类所追求的自由解放并未实现。数字技术本应作为工具和手段造福于人类,如今却成为目的本身,使人沦为数字技术的奴隶。人为技术所奴役,使人的精神世界愈发空虚,丧失生存意义,陷入精神困境。正如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提出的一种与人性不相容的“病态社会”,即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透过数字技术异化的现象可以看出,由数字技术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恰好成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转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通过技术意识形态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控制话语权。

另外,数字技术在研发过程中无法规避研发主体价值意图的植入。正是这种先验的意识形态立场的存在,使数字技术能够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选择。特别是作为垄断数字技术的数字寡头,在数字资本的运作下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建构起“数字想象共同体”,[6]抽离社会成员对国家和民族的记忆,以支流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三、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表征样态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7]历史不容改变,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被肆意抹黑、戏说恶搞、故意炒作,严重影响了受众的思想认知与价值判断,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风险与挑战。

1.以“局部拔高、片面美化”为表征的“碎片样态”

在数字时代,图像正以几何数递增的趋势挤占数字空间,图像的暴增使人们选择或接收图像成为一种负担,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图像的碎片化生产、传播及呈现。碎片化的图像叙事消解了历史的宏大叙事结构,但又无法为人们提供新的叙事指向,导致历史走向虚无主义的陷阱。

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碎片化符合个性化族群的心理需要。碎片化体现了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的特质,它不再是后现代主义关于主体离散的危言耸听,而是社会信息被肢解割裂的实然存在。信息碎片化与数字技术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节奏密切相关。如果人们在短期内接收的信息量超过认知负荷,就会造成信息梳理障碍,引发信息焦虑。迈克尔·海姆(Michael R. Heim)指出:“信息狂侵蚀了我们我们对于意义的容纳能力……我们逐渐习惯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对知识后面那智慧的感悟。”[8]为缓解信息焦虑,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产生了“速食化”需求,碎片化的图像叙事恰好符合当下受众的阅读习惯,又满足其猎奇心理。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以拾取历史碎片展开叙事,将历史作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恶意裁剪、嫁接和拼凑,遮蔽历史全貌。

碎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忽视了对历史整体性的把握。历史是一个整体,不仅表现为历史本身的系统性,还表现为历史意识的连贯性。一方面,历史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整体性过程。另一方面,历史意识的连贯性意味着在认识论上对历史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和解读。历史细节纷繁复杂,如果刻意美化某一历史现象,甚至为了吸引流量故意标新立异,就会陷入以偏概全、盲人摸象的境地,历史的整体性与连续性也将荡然无存。

2.以“感官刺激、集群欢腾”为表征的“文化镜像”

数字时代的人的交往可以实现虚拟化,在虚拟世界中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狂欢”。“狂欢”是后现代主义自我建构的趋势之一,涵盖了后现代主义的模糊性、肢解性、无原则性等特征。“狂欢理论”的提出者巴赫金(M.M. Bakhtin)认为“狂欢”代表粗鄙戏谑的广场形式。数字时代的信息传播格局逐渐去中心化,任何人都可以参与信息的生产、传播和消费。

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折射出全民狂欢的文化镜像。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依托大众娱乐文化,将历史炮制成“笑料”,以满足大众精神欲望释放和发泄的需求。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通过大众娱乐文化消遣严肃历史,使广大民众获得短暂性精神满足后,侵蚀其历史认知,虚无其历史记忆。如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说:“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9]人对娱乐文化的狂热追求,造成了人自身隐形的文化退化,使人的文化需求停滞于获得即时性感官刺激的娱乐文化。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就是通过娱乐至死的文化让真正的文化精神枯萎,使文化成为“一座监狱”“一场滑稽戏”,不断腐蚀人的思想意识,控制人的精神世界。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10]

数字时代大众文化的过度娱乐化成功开辟了遗忘、消解历史的“空场”。在这一空场中,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以虚构历史、篡改历史、拼接历史等手段,对历史进行“肢解”“塑造”,这不仅是对历史史实的重构,也是对叙事方式的精心挑选。简言之,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通过对历史本体的解构和方法的逆反,实现其消解历史记忆的目的。

3.以“算法推荐、私人订制”为表征的“舆论陷阱”

算法,即一系列指令。算法的核心就是按照设定程序运行以期获得理想结果的一套指令。[11]算法推荐是根据用户喜好、习惯和行为,提供个性化、精准化信息服务的现代技术。各数字平台根据算法推荐模型,将贴文分发到相同标签的“兴趣气泡”中,以制造同质化信息,助长话题热度。算法推荐技术根据用户画像精准推送特定语意维度的信息,使受众思想意识逐渐陷入“孤岛”,形成“信息茧房”,加剧舆论失焦。

“信息茧房”制造信息传播壁垒,固化思想认知。“信息茧房”的形成与算法推荐技术密切相关。一旦人对信息作出选择并产生固定偏好,大数据就会对人的感性化选择加以强化,形成“信息呈现—诱导选择—反复推送”的“回音室效应”。这意味着受众所接触到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是经过美化、包装后的内容,看似理性、中立的话语,实则隐藏“话语圈套”,以达到误导舆论、歪曲事实、污名历史的目的。例如,美国政府和政客反复炒作我国“人权、自由”问题,设置相关议题控制国际社会舆论走向,臆造大量虚假信息进行恶意传播,使大量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民众被错误言论所欺骗,转发扩散虚假信息,甚至成为热点新闻被置于聚光灯下,形成“确认偏见”和“筑茧效应”。

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以“个人门户”为导向,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将各类信息精准传递给相应个体或群体,这种信息的“私人订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信息的价值赋予,降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力。由于算法推荐技术擅长对意识形态内容进行智能化分类和推送,所以它经常被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工具,具备判断、筛选、分配的自主权,容易导致算法独裁。一旦主流意识形态被算法推荐技术囿于“信息孤岛”之中,受众便会接受其他意识形态渗透,造成价值分化。

四、数字时代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纠治进路

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异化”的产物,试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习近平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12]为此,社会各部门应协同发力,构建完善的综合治理体系。

1.正本清源: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筑思想根基

为维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须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守住红色地带。“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13]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博弈使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变得异常激烈。红色地带是代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要牢牢守住。对于红色地带,社会各界要积极宣传党的理论和主张,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加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导致人们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数字技术层面,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工具理性已经深刻的影响了人们的价值选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如果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就会去占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引领多元社会思潮的前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当前,面对数字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局面,统一思想、汇聚力量的任务更加艰难。为此,党的理论、文化、宣传等部门应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宣传,加快建设多层次、立体化的宣传教育平台,实现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方法和渠道多样化,全方位增强社会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以及情感认同。其次,推进数字媒体深度融合,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提供新生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丰富的思想资源,数字媒体可以针对受众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不同特点实施分级、分类、分众传递,有针对性地开展靶向宣传教育。最后,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机制。各级党组织要将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落到实处,切不能走过场、走形式,压实宣传教育工作责任,以防在宣传教育中出现偏离党的要求的现象,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果忽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所起的思想引领作用,就容易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无所适从,难以认清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危害性。

2.固本培元:掌握社会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净化舆论环境

舆论导向是指舆论对社会和公众生活所产生具有方向性引领的影响,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舆论引导处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是促使思想舆论从灰色地带向红色地带转化的重要方式。灰色地带是处于红色地带与黑色地带之间的地带,处于此地带的受众思想观念模糊不清、态度立场摇摆不定。为使灰色地带不断向红色地带靠拢,并转化为红色地带,就要在舆论引导过程中遵循“时、度、效”原则,切实提高舆论引导质量和水平。

时,即把握舆论引导的时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往往以极其隐秘的方式存在,一经发酵便迅速充斥整个数字空间。因此,主流媒体在舆论引导过程中,要做到第一时间发现舆情、研判舆情,让权威信息的发布走在错误舆论生成之前,并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在舆论引导中先定基调,将侵蚀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负面舆论扼杀在“摇篮”中,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度,即把握舆论引导的力度。舆论引导要有深度,不要搞成堆砌式宣传。增强舆论引导的权威性,需以理服人,避免空洞的理论说教,更不能以势压人。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碎片化、娱乐化的呈现方式,这正好契合现代人对于信息接收的需要。因此,舆论媒体应通过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论来揭开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神秘面纱”,深刻剖析其唯心主义的本质,引导人们认清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真实面目。效,即注重舆论引导的效果。舆论引导的有效性要看能否赢得受众的认同、能否凝聚社会共识。舆论媒体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了解人民关切和人民之需,真正化解现实矛盾,才能发挥舆论引导的正向效果。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赢得舆论斗争主动权以及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国迈入数字时代,随着数字技术和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社会舆论争夺战更加激烈,一些西方势力更是利用舆论加紧对我国进行围堵、遏制和渗透。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守正创新,既毫不动摇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又不断改进、完善舆论宣传的体制机制,提升舆论引导工作的水平。

3.多管齐下:构建立体化治理格局,凝聚治理合力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搭载图像叙事甚嚣尘上,经常活跃在攻击抹黑社会主义、生产负面舆论的黑色地带,黑色地带本身意味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加之存在于其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无时无刻不传递错误观点和负向效应,决不能低估或轻视黑色地带的舆论能量。

对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批判不能仅停留在学术层面,要揭露其背后隐藏的政治意图。意识形态领域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不良社会思潮暗流涌动,威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对此我们要敢于发声、敢于亮剑。一是开展线下社会实践活动。各级宣传、教育部门要积极组织开展面向全社会的系列庆祝或纪念活动和群众性主题教育,引导人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14]自觉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和国家观,在全社会营造知史爱国、知史爱党的良好氛围。二是创新线上情境体验模式。例如,基于数字技术制作而成的红色文化漫游场景,红色云游博物馆、“信仰的味道”气味电影、裸眼3D技术展现的党徽等,受众可以通过外接设备进行交互操作,利用穿戴设备进行全方位感知漫游,在数字空间实现沉浸式体验。这种线上情境体验模式既节约了现场参观的经济成本,又突破了资源地域限制的困局,以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吸引大量受众,有效实现红色文化的传播。三是发挥法律法规的约束和惩治功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决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应尊重历史规律、正确认识历史史实、客观评价历史现象和人物,加大对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惩处力度,建构科学、合理、完善的法治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党和国家先后出台《民法总则》《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地回击了虚无、错位历史的恶劣行径,汇聚起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图像叙事的法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