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卫卫,张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杨凌 712100

当前,我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也处于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期。这一时期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各个领域,为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振兴[1]。立足新时代的国情农情社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业农村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建设,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此后连续四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要求推进数字乡村建设[2]。2021年中央网信办和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编写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针对县级层面的数字乡村建设实践设计出总体框架[3]。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数字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其治理成效关乎乡村振兴的实现、影响着数字强国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步伐。基于政策倾向性、实践导向性和数字乡村治理的重要性,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加快推进数字乡村治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构建灵活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推进数字乡村治理创新探索,如北京市南口镇“晓村务”、广东省阳江市“智慧乡村+村务管理”、江苏省宜兴市张渚镇善卷村“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五四村“数字乡村一张图”等。但是在治理过程中也出现数字化形式主义、数字化“隐形工作”、数字化关系疏离等多重困境[4],阻碍了数字乡村战略实施进程。为推进乡村现代化发展,2022年颁布的《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动员社会组织聚焦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打造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公益品牌。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社会工作需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中国战略的实施。对此,社会工作可以通过驻村引领和扎根社区的工作模式[5],发挥引导者、协调者、教育者和资源链接者等角色作用,以链接数字技术资源、搭建政社沟通桥梁、传递价值关怀等方式推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面向、数字服务对等治理和数字温度可持续性治理。

一、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的价值意蕴

数字乡村是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现代化转型的关键,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6]。社会工作自身作为回应社会问题和助人自助的应用性学科,应关注社会变革和民生福祉[7],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力量,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为数字乡村治理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数字乡村治理的发展。

1.完善数字治理体系

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承担着向社会提供服务的责任,在数字乡村治理中可协助政府顺利开展工作,加强与村民之间的联系,改进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优化乡村治理体系。其一,协助政府加强基层组织数字化建设。社会工作者可帮助政府利用互联网搭建与乡村各主体的沟通桥梁,以线上线下治理、优惠政策、特色项目等方式吸引村民、社会组织和市场主体参与乡村建设,打造公共服务参与平台,促进政府与乡村各主体之间的有效衔接和沟通协作,推进乡村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其二,协助政府提升数字乡村治理能力。通过村庄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信息平台的共建共享,加强村与村之间的联络,避免乡镇之间职责相近、职责交叉和资源浪费,规范村与村之间组织工作事务,加强村与村之间的交流和联结进而协同提升数字乡村治理能力。其三,协助政府提升数字乡村治理效能。社会工作者通过入户调查等方式,将村民的情况进行数字化入档管理,将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残疾人、脱贫户等情况进行整理归类,根据村民的个别情况、集体需求进行精细化、网格化管理服务,释放数字技术活力,可有效对接村民的生产生活需要,推进农村服务精细化、精准化和高效化。

2.构建协同共治联合网络

在传统的乡村治理中,乡村资源利用权力和公共事务治理权力基本由乡村领导和乡村精英掌握,普通农民只是乡村治理的客体[8],致使乡村治理出现政社互动失衡的现象。针对数字乡村治理中主体能动性弱化问题,社会工作可通过对主体赋能和赋权的方式促进协同治理合力的形成。其一,聚焦优势,挖掘村民的主体性意识。社会工作者可联合乡镇干部策划和开展“建言献策”“我向书记说句话”“我乡村,我参与”等活动,培养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者可与政府部门相互沟通,精准对接村民所关注的日常要点,开发“村概况”“村事务”“村商务”“村服务”等便民利民的线上平台,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便利,促进政府与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其二,发展思维,培育村民的数字素养。具备相应的数字素养是村民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前提,也是数字乡村治理长久发展的基础。对此,社会工作者可扮演教育者的角色,通过个案帮扶、小组活动、社区宣传等方式,联合乡村干部在农闲时期举办“晚间课堂”,进行党史党课、村务线上平台、农业课程、基础信息知识、生活知识等内容的学习,培养现代化农民,拉近村民与数字之间的距离,使其切身感受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重要性和意义。其三,协助政府,激活各方主体参与动力。数字乡村治理不是政府的“独角戏”,需要各方主体共同参与,社会工作可协助政府通过政策激励、网上服务型政府建设、培育本土人才和引进乡村人才队伍等方式,鼓励乡土人才、乡村组织、社会团体、地方高校等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治理中,群策群力、集中民智发挥各方主体的独特优势。

3.重塑共同在场时空场域

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数字技术将乡村治理的在场空间延伸到虚拟网络的数字空间,为外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可能。对此,社会工作可协助政府利用好数字资源,构建乡村治理的网络结构,使外出流动的村民能够回归到乡村治理体系之中。一方面,协助服务型政府建设。社会工作者可着力于发挥信息技术的扩散效应,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完善的基层政务信息平台,促进村务、财务等信息在网上公开,使村民能够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了解村中事务。与此同时,可引导乡村基层干部和村民进行同步在线交流,如通过微信、QQ等软件进行事务的公告、办理和交流,进一步拓宽乡村治理的渠道。另一方面,重塑良好干群关系。社会工作者可通过互联网将乡村基层干部与村民联系在一起共同参与乡村事务,使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乡村之间、村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加深村民之间熟人联络,打破时空限制带来的壁垒。政府与村民的融合治理能够推动政府的决策更易于被村民接受,增加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沟通,维持良好的公共秩序。

4.畅通双向信息互动渠道

从本质上看,数字渗透到乡村治理之中并不是基层村民自发形成的,而是行政干预的结果,这就可能使得数字渗透难以根植于农民的实际生活场景之中,出现信息不对等、公共服务供给错位和治理效果差的现象。对此,社会工作可发挥沟通者和协调者的作用,搭建政府和村民之间的沟通桥梁。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协助政府通过调研、入户访问、村民反馈等方式精准识别村民生产生活需要,合理利用数字技术对村民的需求及时反馈、及时响应、及时供给,将公共服务与村民需求精准有效对接。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可协助村民适应数字治理,利用村务平台来获取信息和反馈意见,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上传到平台,使政府听得到村民的心声。社会工作者连接政府和村民,畅通政府和村民的互动渠道,实现信息对等,可促进政府和村民之间的共生互促和均衡互动,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增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5.活化数字包容治理理念

数字赋能背后隐藏着数字负能的一面,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也会带来“数字鸿沟”问题,由于不会使用网络技术或者缺乏网络工具,一些老人和妇女等数字弱势群体被排斥在数字乡村治理之外,成为数字乡村治理的边缘群体。社会工作的存在是对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面对乡村中被数字排斥在外的数字弱势群体,社会工作者需秉持“助人自助”的理念,链接社会资源,活化数字包容治理理念,帮助数字弱势群体回归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其一,扮演教育者的角色,通过小组和社区活动协助老年人和妇女在闲暇时间学习通用的网络知识,反复进行练习,克服技术恐惧症,掌握基本的网络操作技能,鼓励相互之间进行帮扶,促进数字融入。其二,扮演倡导者的角色,引导政府在乡村数字治理中关注数字弱势群体,从老年人和妇女的生活场景出发,放大字体和开发简易模式等,便于其操作。其三,建立支持系统,促进家庭成员对其关爱和帮扶,鼓励他们学习新事物、新知识。同时注重社会联动,促进社会层面的代际和谐、长幼共融,鼓励年轻一代对其进行数字反哺,促进政府、家庭、社会等共同参与,关爱和包容数字弱势群体,注重数字治理理念下的价值关怀。

二、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的三维逻辑

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应基于“技术-生活-情怀”三维架构,遵循技术下沉、生活导向和情怀嵌入三个方面的实践逻辑。首先,社会工作通过推动数字技术下沉,完善数字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面向;其次,社会工作以生活为导向,助推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使数字技术赋能适应乡村治理的场景;再次,社会工作通过情怀嵌入,结合乡土特征,推进有温度的数字乡村治理。社会工作通过技术下沉、生活导向、情怀嵌入促进数字要素和乡村治理之间相互适应和整合。

1.乡村治理数字化面向的技术下沉逻辑

当前,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化工作,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相结合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举措。基于此,社会工作可以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拓展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推动数字技术下沉,促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其一,社会工作者链接资源促进数字资源的完善。数字乡村治理离不开数字工具的使用,在数字下乡的过程中,一些农村存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和数字工具缺乏等数字资源“结构洞”问题,硬件层面的缺乏会限制数字化乡村治理的发展。对此,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政府与运营商进行合作,以政策和奖励等方式引导运营商参与数字乡村基础建设,促进农村信息传输系统的建设和网络设施的普及,加快农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其二,社会工作者发挥教育者的作用,提升村民的数字意识。数字乡村治理的发展是一个长久的过程,需乡村治理主体的协同参与,对此主体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能力。社会工作者联合政府开办“晚间课堂”或“智慧课堂”,对结课的村民进行奖励,并通过树立先进模范的方式带动村民在闲暇时间学习数字知识,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和数字识别能力,使村民知悉数字技术并认识到其重要性,助力数字乡村常态化发展。其三,社会工作者协助政府提升数字乡村治理能力。社会工作者可协助政府完善农村基础信息平台,推动村务、财务网上公开,畅通社情民意,同时加快“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形成“最多办一次”“不见面审批”“数据多跑路”等便捷模式,提高村民办事便捷程度,释放数字化普惠效应。

2.数字服务对等治理情景的生活导向逻辑

数字技术应用需要尊重乡村社会发展规律,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落地和适应乡村社会的治理方式[9]。社会工作应以介入村民日常生活为导向,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与乡村生活场景相匹配,遵循乡村发展规律,着力解决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其一,搭建桥梁,促进政府与村民之间的沟通。在数字化治理中政府存在治理公共服务供给错位的现象,对此社会工作者可以协助政府打通与村民之间的交流渠道,建立信息交流平台,使政府听取村民的意见和需求,及时对平台上村民反馈的信息进行回应和处理,使双方信息对等,进而促进治理目标与村民的需求相耦合。其二,挖掘潜能,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入户访问等方式,了解村民的需求和问题并将其反馈给地方政府,同时向村民讲解如何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政府表达需求和意见,鼓励村民以村务平台为依托参与村中事务。例如,贵州省开发“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平台”,将村民、政府、市场等主体共同纳入乡村治理体系,促进多元主体对乡村事务的协同治理。其三,聚焦优势,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常态化。社会工作者可联合乡村干部开展智慧课堂,帮助村民树立数字意识,促进数字化与本土生活相适应,对村民进行数字教育,以村务、福利政策、优惠项目、农业等为主题,传授相关知识和技能,提升村民的数字素养,增强其数字识别能力,帮其树立数字战略思维,着力弥补“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常态化发展。

3.数字温度可持续性治理的情怀嵌入逻辑

数字乡村治理运用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情境之中,可推动数字理性和乡土特征相结合,发挥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和普惠效应,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但是,数字乡村治理不仅是数字理性和数字逻辑的嵌入,还要破解数字乡村的破坏性现代化难题,因地制宜保障数字乡村治理的适应性,回归乡土,保障数字乡村治理的价值性[10],注重数字化的情感交往和熟人机制的情感联络,发展有温度的数字嵌入。作为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服务提供者,社会工作者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提供有温度的社会服务。其一,在工作中贯穿数字包容理念。数字乡村治理嵌入乡村生活延伸了乡村治理边界,为外出流动人员远程参与村中事务提供了可能,但是面对乡村中“老人+小孩+妇女”或“老人”的现实场景,这些数字弱势群体处于数字网络的边缘,成了数字乡村治理中的沉默者,造成数字关系的疏离。社会工作者可协助数字弱势群体增强数字使用能力,以家庭支持、社会志愿者参与和政府帮扶等方式,对数字弱势群体进行帮扶并给予关爱,营造包容性的数字乡村治理氛围,促使数字弱势群体回归到数字乡村治理体系中。其二,促进数字红利共享。社会工作者可协同基层政府连接市场资源促进农村信息技术建设,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使村民能够有条件使用数字网络。与此同时,可推动政府的治理决策与村民的需求有机衔接,畅通双向反馈机制,通达社情民意,提供村民需要的服务,使村民享受到数字网络带来的普惠效应。其三,推动乡村优秀文化融入。在乡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传统的价值标准被打破,传统文化的生命力逐渐丧失[11]。社会工作者可协助基层政府以村庄特色文化为前提,举办优秀传统文化活动,利用数字技术使这些文化保留特色的同时进行创新,吸引年轻村民的参与,促进公共精神的建立,提升其对村庄文化的认同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使数字网络成为有温度的乡村治理助推器,增强村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获得感。

三、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的具体路径

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是技术赋能下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国家政策为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提供了重要支撑。为更加有效地发挥社会工作的社会服务功能,其有效介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聚焦内生动力,提升村民数字素养

在数字乡村治理中,村民需发挥主观能动性,推进数字乡村治理“造血式”发展。社会工作应重视挖掘人的潜能并发挥其主体性作用以促进问题解决,聚焦村民的内生动力,推动数字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其一,培育村民的主人翁意识。社会工作者应识别村中有威信、有一定知识基础、有主观意愿的村民,带动他们和村干部一起参与村中事务和活动,进而示范和引领其他村民参与数字乡村治理,以“干部带头干+积极村民跟着干+其他村民一起干”“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的方式,使村民在参与村庄事务中认识到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表达自身的合理诉求,推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对等,进而增强其参与感和获得感。其二,提升村民的数字意识。数字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社会工作者应协助政府充分利用村庄的“云喇叭”“智慧服务平台”“千里眼”等数字网络设备传达优惠政策和提供便民服务,以实干的方式让村民切身感受到数字乡村治理的重要性和意义,增强村民数字应用的适应性。其三,培养村民的数字素养。应鼓励和带动村民学习数字知识和数字网络技能操作,培育信息时代新农民参与数字乡村治理的能力,以“线上+线下”的方式使其知悉并参与村中事务,进而对政府的治理决策提出自己的需求和意见,推动数字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

2.挖掘基础优势,推进资源要素衔接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推进数字乡村治理进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只有配套设施广泛就位,才能为数字乡村建设巩固基础[12]。然而,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不仅需要硬件设施的硬加持,还需要数字治理能力和数字治理安全等软治理方面的推动。基于此,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资源链接的方式推动乡村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同时协助政府有效使用数字技术培养村民数字识别能力。其一,社会工作者应挖掘乡村自身基础条件的优势,通过和乡镇工作人员的走访、观察、访问、查资料等方式找寻村庄中可利用、可盘活的资源和欠缺的资源情况,以政府带头、社工参与的方式,通过优惠政策或互惠项目吸引电信、联通、移动等运营商合作和市场资源的参与,为乡村治理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加快农村宽带通信网、移动互联网、电信基础设施和农村地区传统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建设,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提升乡村网络设施水平。其二,社会工作者应协助政府进行“互联网+”服务的发展,运用好智慧平台,开发“特色板块”“便民板块”“文娱板块”等有针对性内容,推进服务供给、决策与村民的日常生活有机衔接,充分利用数字网络技术和设备以减少数字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推动乡村服务网上办、马上办、少跑快办,提高村民办事便捷程度。其三,社会工作者应联合其他主体进行数字网络技术安全知识宣传和教育,通过会议、横幅、标语、电子通信工具等方式对村民进行网络安全知识教育,提高村民网络安全意识和网络风险辨别能力,维护村民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安全。

3.提升数字适应能力,实现技术和乡村治理的耦合

数字下乡是指数字技术应用和乡村治理相结合,在数字下乡过程中应考虑村民能动性、村民日常生活情境和乡村传统治理方式等多方面因素,使数字技术应用与乡村治理相适应。其一,挖掘乡村社会潜力和优势,通过政府引导、家庭参与、社会联合帮扶等方式,形成相互支持网络,鼓励和带动村民积极主动地进行数字网络技术知识的学习和操作,减少对网络技术的排斥心理。同时,应引导村民在乡村治理事务中感受数字网络技术带来的红利,从而拉近村民与数字网络技术之间的距离。其二,协助政府以“电脑屏+手机屏+电视屏”方式来进行“晒权”,将村务、便民服务、财务、党务等以“互联网+”的方式公开,使村民能够时时、处处监督、知悉、参与村中事务,使用互联网表达自身的合理诉求,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参与政府治理并及时反馈问题。同时,应倾听村民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和问题,并将其收集、整理、反馈给政府部门,协助政府获得多元信息,使其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决策更加切合村民的日常生活。其三,协助政府推动传统治理方式与数字化治理方式相结合,不能“一刀切”,只重视和依赖数字技术的使用,进而陷入“技术陷阱”,应尊重乡村的发展规律和人文情怀,将数字治理与村庄文化、风俗、民风等相结合,保留乡村治理特色,使村民更易于接受数字化乡村治理的模式。

4.搭建数字平台,释放技术普惠效应

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本质在于数据资源共享与价值再造,应充分利用已有信息服务与信息共享数据平台,进行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共享[13]。关注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和数字技术成果的共享,是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其一,搭建政府、村民、乡村组织等主体之间的沟通桥梁,以线上线下会议、文体活动、智慧课堂等方式,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增强政府之外其他主体的“发声”,推进数字乡村治理高效发展。其二,协助政府进行村与村之间数字网络技术应用的联系和交流,依托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以走访、参观学习、共同策划等方式,推进村与村之间数字资源的共享开放、有效整合,避免资源的重复和浪费;利用村与村之间现有的数字资源交流和共享,相互学习和交流,协同参与数字乡村治理,释放数字红利。其三,协助政府运用数字技术构建公共信息交流平台,利用好虚拟空间,将不在同一属地空间的村民联系起来,以微视频、云喇叭喊话、“雪亮工程”、集体活动等方式,唤起村民对村庄的回忆和印象,记住乡愁,加强村民之间的联络和对村庄的认同感,在共同治理中享受数字网络技术应用带来的普惠效应。

5.价值关怀导向,增进村民认同感归属感

数字网络技术在与乡村发展规律相适应时,不能只存在于数字理性和数字逻辑的简单运用中,而忽视了乡村中熟人机制和乡土情感因素,应遵循“情感逻辑”和培养情感共同体[14],注重数字网络技术有温度的发展,以契合乡土情感联结的需要。社会工作的介入具体表现为:其一,协助政府和村民利用好数字网络技术加强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络,通过线上平台将村民所关心的村务、农业、财务、优惠政策等进行定期公布和更新,以“线上秒办理+线下一站式服务”的双线办理方式对村民的需求和问题及时做出回应,并利用“虚拟空间+属地空间”密切与村民之间的联系,凝聚公共精神,提升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其二,促进家庭、政府、社会等支持网络的建立,联合高校、企业、志愿者共同组织活动来促进数字弱势群体回归到数字乡村治理体系之中,弥补“数字鸿沟”短板,营造相互关爱和支持的氛围,拉近人与人、人与数字之间的距离。其三,协助政府利用数字网络技术促进乡土文化和道德的发展,发挥村规民约、可信承诺、信任机制等非正式制度在数字乡村治理中的无形力量[15],形成良好的乡风和道德风尚,浸润村民的内心。调研发现,富平县东华街道将“茶话会”“秧歌锣鼓”“一日捐”“五好家庭”“趣味运动会”等丰富多彩的村集体活动,以智慧平台、公众号、微信等方式与外出务工的村民进行互动,既潜在无形地宣传了尊老爱幼、互助友善等传统美德,也加强了村庄与村民之间的联结,进而提升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结论与展望

数字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立足新时代国情农情,实现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应紧紧抓住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社会工作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利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巧助推数字技术与乡村生产生活场景相耦合,从而发挥数字技术的扩散效应、溢出效应和普惠效应,推进数字乡村治理常态化发展。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有助于加快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升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是一个全新的研究命题,该主题的研究仍可从三个方面继续深化:一是社会工作者自身数字素养提升问题的研究。数字乡村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运行体系,不仅需要面对多元的乡村治理场景,也需要面对复杂的数字技术应用,这就对社会工作者自身的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社会工作参与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研究。数字乡村治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碎片化”问题,如何推进社会工作参与到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研究仍需关注。三是社会工作参与数字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研究。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较少基于“村域”视角,即未通过典型个案研究探讨出可借鉴的创新治理模式。作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提供者,社会工作在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社会工作介入数字乡村治理能够推动数字网络技术更好与乡村治理相结合,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