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娥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政治哲学是马克思思想研究中重要的理论主题之一,马克思对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与政治理想的关注贯穿其所有文本之中。学界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往往侧重于部分经典著作,较少将青年马克思创作的报刊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其内蕴的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从类型学的角度出发,以理论与现实的黏合度为标准,马克思的文本可以被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文本”为基本完成的、成型的“成熟性文本”,“第二类文本”是服务于理论研究的各 种摘录、笔记和手稿,“第三类文本”是指直接以现实为导向、与现实连接最紧密的报刊文本,而“第四类文本”则是马克思与他人的往来书信[1]。马克思四类文本的作用各不相同,“第一类文本”主要反映的是马克思思想的形成与阐明过程,“第二类文本”是思想生成的“有计划的准备”过程,而“第三类文本”则是对现实问题的直接回应,它们与“第四类文本”一起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文本依据。以书信为主的“第四类文本”由于在理论阐释的系统性与思想传播的影响力层面相对有限,因而本文重点将青年马克思的“第三类文本”与其他文本类型进行了并置性研究。文本类型的差异造就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关注对象、关注方式以及最终理论呈现的不同,在比较视野中考察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挖掘其内在独特性,有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为完整呈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脉络提供新视角。

一、“第三类文本”与“第一类文本”相比:思想内容的时效性

马克思的“第一类文本”主要涵括大部头或完整的、成本的著作,这类文本的完成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以及大量的知识积累,如马克思曾为写作《资本论》耗费二十余年,直至去世仍未完成。与“第三类文本”相比,马克思在“第一类文本”中对政治哲学思想的阐述更为系统,在缜密的思想论证中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其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内核。但是,时间和精力耗费巨大决定了“第一类文本”中的政治哲学思想总是相对滞后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常常表现为理论上的“后知后觉”,且有时因无法顺利出版使其社会效应被削弱而无法对当时处于政治事件中心的人们给予理论指导。与“第一类文本”不同的是,“第三类文本”由于其载体——报刊的特殊性,其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正在发生的社会政治事件作出理论回应,决定了其政治哲学思想内容的时效性,因而常常表现为社会政治事件的“理论在场”。

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内容的时效性与报刊追求时效的本质特征密不可分。马克思认为,“如同生活本身一样,报刊总是常变常新,永远也不会老成持重”[2]352,它是人民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马克思在1859年2月写信催促恩格斯尽快写一本“小册子”, 即《波河与莱茵河》,认为这类小册子同“报纸文章是一样的。不能耽误时间。根据同样的理由,为了能够立即取得效果,我认为你不要超过四五个印张(如果这样的篇幅是必要的话)”[3]。根据马克思的研判,报刊最大的特点在于“常变常新”,并对社会动态做出及时、准确的理论反应,时间成本与其价值构成反比,花费的时间越长其新闻价值则会越低。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时,恩格斯为英国的《派尔-麦尔新闻》写作了59篇有关战争的短评,他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谈道:“现在,丧失时机对这类文章来说是致命的。”[4]列宁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看法,“报纸要是落后,就会毁灭”,报纸“应该走在大家前头”“还应当展开论战”“单调和迟误都是与报刊工作不相容的”[5]。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报刊文章的认知来看,时效性构成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内容创作的主要动因。

正是对时效性的追逐,青年马克思在“第三类文本”中关注的都是当时引起轰动的社会政治事件,并从哲学上对这些社会政治事件进行了理论上的阐明。在法律层面,马克思批判新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还涉及如汉诺威国王颁布的“1833年宪法”“离婚法草案”等在内的诸多法律问题;在政治制度层面,他抨击封建等级制、区乡制度改革问题等,深刻揭露了特权阶层对人民权益的践踏;在社会思潮层面,马克思驳斥克利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魏特林带有粗鄙平均主义性质的空想共产主义,以及德国小资产阶级不彻底的民主主义等,有效廓清了人民大众的思想迷雾;在社会问题层面,马克思通过披露摩泽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状况表达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肯定了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民群众阶级意识的觉醒。青年马克思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广泛关注,促使其将哲学作为思想武器去解剖现实,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贫苦大众发声,不断刺破统治阶级的谎言,避免其落入统治阶层以及小资产阶级设置的思想陷阱里。

在对所处时代热点问题的即时回应中,青年马克思的报刊文本呈现出主题庞杂、内容分散的特质,致使以政治哲学为关键词寻找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存在困难。英国学者大卫·利奥波德认为,“政治、现代性和人性之间的关系”构成青年马克思早期文本的思想主线,而马克思发表的新闻文章的焦点由于缺乏对现代国家的关注,对我们正确理解当代国家的性质并无裨益,因而是“狭隘的和有局限的”[6]。在利奥波德看来,无论是对新闻出版自由、林木盗窃法,还是对离婚法草案等问题的讨论,马克思均未跳出普鲁士政府对莱茵省地区统治的窠臼,从根本上而言,他所探讨的仍然是政治落后的封建国家,这种国家统治形式与当代国家迥乎不同,故这一时期的报刊文章对探讨当代国家的发展借鉴意义不足。

利奥波德对马克思早期文本思想主线的界定有一定合理性,但将是否有利于理解当代国家的性质作为判断早期报刊文本价值的依据似乎略显强人所难。首先,“第三类文本”与“第一类文本”在写作动机上的最大区别在于,理论著作总是按照一定的主题、遵循一定的主线来谋篇布局的,因而往往呈现出主题明确、内容聚焦的特征。但是报刊这种特殊的文本类型决定了它无法像大部头著作一样围绕特定的主线展开翔实的论证,其与受众的接受程度以及兴趣点并不相容,而题材的选择、主线的清晰程度不应成为判断文本价值的首要标准,其所传达的思想深度和产生的理论与社会效应更能充分彰显其内蕴的政治哲学思想的丰富价值。其次,任何文本创作本身都是当时时代的反映,带有浓厚的时代烙印,马克思生长于政治制度落 后的德国,他不可能跳脱出当时的时代环境创作出符合现代国家性质的文本,并提供解决现代国家“病症”的诊疗方案。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类文本,青年马克思的新闻文本由于报刊这一载体的特殊性,“时效性”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它必须更加迅速地反映当时、当地最为重大且必要的事情,而普鲁士政府的封建统治正是那一时期最显著的时代特征。如果仅以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关注对象的时代局限性来判定其所达到的价值高度,实则陷入舍本逐末的认识泥淖,忽视了这一时期政治哲学思想本身及其分析方法所具备的时代穿透性。因此,从对当代国家性质的理解出发指称马克思早期的“第三类文本”存在缺陷或局限显然说服力不够。

青年马克思在“第三类文本”中表达了其对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理想的孜孜追寻,这些珍贵的思想瑰宝虽然诞生于19世纪,但对今天人们认识自由、国家以及共产主义的本质依然具有启发意义。政治价值是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从将自由视为理性“赐予的自然礼物”[2]163到“自由是人的本质”[2]164,从探寻政治自由到经济自由再到人的全面自由,都表明随着不断地卷入现实社会政治斗争中,马克思对政治价值的认知也相应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将合乎理性的法律视为自由的“圣经”与平等的捍卫者,认识到现实的法律实则已经沦为自由的破坏者与特权的“保护神”,一针见血地揭穿了各种“虚假自由”的神秘面纱,找寻到了实现真正自由的现实路径。政治制度批判构成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他在“第三类文本”中展开了以“国家批判”为中心的政治制度批判,这一批判主要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即宗教问题、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马克思认为,哲学比宗教更具有关心国家事务的权利,而国家只有挣脱宗教的束缚才能实现自身[2]223。通过揭露宗教的现实根基,使国家摆脱了宗教的控制,马克思将批判的矛头从虚幻的宗教形式转向了国家制度本身;通过翻转黑格尔理性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挖掘政治解放的限度确立了真正的人的解放;通过揭示私有财产对国家伦理的僭越,指出社会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于国家,而只有国家被彻底废除才能真正消灭社会问题。政治理想作为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旨趣,集中展现了他搭建理想社会雏形的不懈努力。在“第三类文本”中,青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选择性批判,对革命民主主义经历了从信奉到背离的过程;在回答“往何处去”的时代之问的过程中,构建了理想社会的未来蓝图,阐明了无产阶级将在哲学武器的引导下完成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面对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与质疑,澄清了各种误解与歪曲,指出共产主义并非“爱的呓语”[7]8,共产主义者不需要与“政府联合”[7]207,且权利平等在共产主义社会真实存在而非“幻想”。我们对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价值的评判,理应挖掘其穿越时代的思想洞察力与方法论价值,盲目地拘泥于部分结论,反而容易陷入本末倒置的思想境地之中。

二、“第三类文本”与“第二类文本”相比:传播对象的广泛性

马克思的“第二类文本”是其计划“自己弄清问题”所作的摘录、笔记以及部分未完成的手稿,这类文本是马克思为了展开深入研究而做的准备工作,其写作初衷并非为了传播以产生社会影响。而青年马克思的“第三类文本”以报刊为媒介,充分利用其独立性、互补性、通俗性与获取便利性的特征,使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人民之中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形成了思想交互效益,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与日趋成熟。

一方面,马克思立足于报刊的四重特性,推动其政治哲学思想迅速扩散,有效弥补了“第二类文本”在社会传播效应方面的不足。首先,马克思利用报刊的独立性特征,在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之下,旗帜鲜明地抨击了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向大众传达了不同于官方的声音。青年马克思并不听从官方意见的支配,始终致力于用哲学剖析人民关注的政治问题,如新闻出版自由、捡拾枯枝的权利、犹太人的解放以及私有制的消灭等问题。契合人民心声的政治哲学思想在人民之中得到了迅速传播,而人民的理论需求也成为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主题。在《莱茵报》全文刊登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之后,马克思指出,独立性是报刊存在的前提,而“如果没有这种独立性,即使欺骗、撒谎和有害意图的倾向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高尚的、忠诚的、庄重而坦率的思想也更不可能在报纸上出现并站住脚了”[2]319。在1843年同科隆市民大会上100名市民联合签署的《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中,马克思与其他市民一致认为,《莱茵报》虽然只是当时琳琅满目的报刊中的一员,但查封《莱茵报》也会使全国的所有报刊丧失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不仅是一切道义关系的基础,而且为了对真正的国家事务进行有原则的讨论,它是完全必要的,缺少了它,无论是真正的天才,还是性格坚强的人都无法从事政治著述”[2]950。具有独立性的人民报刊能够体现真正的道德精神,并散发出“玫瑰的芬芳”,始终遵循自身内在规律的支配从而有效挣脱任何外在规定的使命制约。其次,马克思利用不同报刊之间的内容互补性,阐发了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不同类型的报刊关注的议题迥然有别:有的关注政治学,有的关注政治实践;有的关注新思想,有的关注新事实。例如,在马克思看来,被普鲁士政府查禁的《莱比锡总汇报》主要关注的是政治事实,而《莱茵报》则侧重于传达政治思想。事实与思想之间并非互相排斥、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互不相同却又互相补充,能够从不同方面丰富人们的政治生活,唤起人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青年马克思利用报刊互补性的特征,在不同的报刊上发表了适应不同受众需求的文章,从而扩大了其政治哲学思想的受众范围。再次,为了适应人民的阅读需求与理解能力,青年马克思在其政治哲学思想的阐释中更加注重表达的通俗性,避免由于内容过于深奥晦涩致使普通民众存在阅读障碍。马克思通过报刊将其政治哲学思想渗透至人民之中,揭露了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揭穿了私有制奴役人民的现实伪装,促使人民在反思现实政治问题的过程中迅速觉醒,从而为其共产主义政治理想的实现奠定了群众基础。最后,报刊具有获取与携带的便利性,裨益于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短时间内的大范围传播。与“第二类文本”相比,报刊由于成本低、易于携带,适应了人民碎片化阅读、及时获取消息的需求。以《莱茵报》和《前进报》为例,马克思在《莱茵报》发表了至少34篇文章,抨击了普鲁士的封建专制制度,唤醒了民众的反抗意识。《莱茵报》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及捍卫民主的决心,使其迅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订阅量从1842年8月的885份激增至1843年的3000份。《前进报》每周出版两次,到1844年底,订阅用户已经超过800位,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力,恩格斯甚至称其为“共产主义报纸”[8]。青年马克思报刊文章的传播数量以及恩格斯的评价表明,其政治哲学思想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人民了解其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窗口。

另一方面,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推动其政治哲学思想在与大众的理论交互与思想回响中日臻丰富与 完善。笔记、摘录以及手稿一类的文本反映了马克思个人思想纠葛中的有意识的主体自觉,它在理论的碰撞与反思中逐渐萌生新的思想,但其同现实的持续互动以及与时代人民的直接思想交锋尚不充分。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当编辑、为《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以及《北极星报》等撰稿的过程中,其遭遇的现实问题以及政治哲学思想得到的即时反馈,潜移默化中形塑了他对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以及政治理想的认知,也逐渐改变了其理论研究的方向。面对《莱茵报》时期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马克思意识到思辨理性解释现实问题的逻辑匮乏,转而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去,不断夯实其政治哲学思想“大厦”的经济学基础;而在与卢格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价值效用的争论中,青年马克思愈发认识到社会革命的重要性,也一步一步搭建起以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为目标实现全人类解放的政治理想。由此可见,同文献阅读与自主研究相比,无法调和的现实矛盾致使理论解释陷入困境以及与错误思潮的观点交锋构成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演进的外驱力,也是青年马克思运用其政治哲学思想解决现实难题的有益尝试。

青年马克思的“第三类文本”与其传播对象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马克思通过报刊将其政治哲学思想传递给人民,而人民关心的核心问题则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关注的核心议题,它反过来作用于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主题的确定以及内容的形成。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决定了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动态性,这是专门论述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的笔记、摘录抑或手稿并不具备的独特性。

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的广泛传播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政治制度的走向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始终坚持报刊的人民性,在针砭时弊中启发民智,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空间,为人民洞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进而唤醒民众的意识觉醒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而大众对自由、平等的新政治制度的渴望,催生了反抗现有制度的主体自觉,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崩落与解体,加快了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他以报刊为理论阵地,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以唤醒人们的革命意识,为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提供方向指引。这种对现实社会政治变迁产生的直接影响力充分诠释了马克思追求“改变世界”政治哲学建构的理论初衷,发挥了笔记、摘录、手稿等“第二类文本”无法实现的社会导向功能。在深入探究马克思政治哲学生成脉络与历史影响的过程中,既要充分肯定“第二类文本”在马克思政治哲学运演中扮演的思想准备角色,也不能忽视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由于广泛传播而发挥的推进思想演变、促进社会变革的双重效用。在犹太人的血统和德国公民的身份之间,在时代的呼唤和旧制度的羁绊之间,在虚幻的理性天国与现实的物质利益之间,马克思的思想几经涤荡,极大地开拓了马克思的视野,淬炼了马克思的逻辑,使马克思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拥抱现实的重要意义。马克思与现实的持续互动,使他不断萌生新思想,又将这些思想以报刊为媒介向社会传播。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马克思逐渐意识到德国古典理性国家观的虚妄,意识到政治解放不过是解放道路上的驿站,进而在脑海中燃烧起人类解放的熊熊之火——这也成为其为之奋斗终生的目标。

三、“第三类文本”在马克思政治哲学整体思想中的地位

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的政治哲学 思想在思想内容、传播对象以及话语形式上有其与众不同之处,但报刊文章本身在时效性与系统性、广泛性与深刻性、论辩性与明晰性之间很难达到完全的平衡,致使其政治哲学思想仍有局限。在审视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的价值之时,我们不应过分夸大其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与历史地位。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整体思想中,这类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确立的时代特性,印证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形成的现实动因,并丰富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传播的社会效应。

其一,彰显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确立的时代特性。首先,“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主题的确立与时代境遇密不可分。“人类解放”作为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主题虽然在《德法年鉴》时期才被正式提出,但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内在渴求是贯彻始终的,因为人的被压迫状态始终存在,因而他对自由的渴望、对解放的渴求都为其政治哲学思想主题的确立埋下了伏笔。其次,“第三类文本”中政治哲学分析方法的转换与时代境遇密不可分。在“第三类文本”中,青年马克思解构现实政治问题所选择的分析方法发生了从主要依靠哲学分析向以经济学分析为主的致思逻辑转换。《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以“理性”为分析工具来搭建其政治哲学雏形,这与当时作为普鲁士“国家哲学”的黑格尔哲学密不可分。到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时期,“理性”已完全让位于新的分析范式——政治经济学,青年马克思正是借助这一分析框架揭开了笼罩在私有制之上的“神秘面纱”,明确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马克思曾经想顺应“时代要求”出版一个综合性的、持续性的期刊,并将政治经济学问题置于首要位置。虽然这一出版计划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并未实现,但从马克思的研究构想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此刻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一方面是自身研究兴趣的映射,另一方面却是当时时代问题的投影。再次,“第三类文本”中政治理想实现途径的优化与时代境遇密不可分。青年马克思追求人类解放的政治理想一直存在,但他对于如何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看法在不同时期却存在差异。《莱茵报》时期,他渴望改革现实国家以适应理性的发展要求,其对社会的变革仍具有不彻底性。当马克思从德国前往法国之后,他便从追求国家的改良转换为彻底消灭国家,主张以无产阶级为主力推翻一切奴役人、剥削人的政治制度,从而实现人类的解放。青年马克思对于其政治理想实现途径的认知变化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时代的变化促使其逐渐明确了共产主义理想实现的现实路径。

其二,证实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形成的现实动因。青年马克思的“第三类文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理论创作与现实政治问题的双向互动,为探究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与发生逻辑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而在该类文本中,《莱茵报》是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萌生的起点,也是整个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开端。马克思在参与《莱茵报》的过程中,第一次遭遇到了现实的社会与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对其头脑中固有的知识体系造成了猛烈冲击,使他逐渐意识到思辨哲学解释现实的无力,萌生了寻找其他知识以解决现实问题的主体自觉。《莱茵报》被查封之后,马克思带着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退回“书斋”,并摘录了大量文献,形成了“克罗茨纳赫笔记”。这种“困惑”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理性国家与现实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二是理想的国家形式何以实现的问题;三是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9]。这三个问题本身并非 毫无关联的独立存在,相反,它们之间紧密相连,反映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形成的现实动因、发展路径以及最终指向问题,正是这三个问题构筑了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乃至整个政治哲学思想的初步轮廓。通过潜入现实政治生活的深处,马克思豁然发现自己脑海中建构的理性国家与现实的普鲁士政权统治显得格格不入,现实的普鲁士政权处处背离理性国家的建构原则。在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并不断深入现实生活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潜藏于政治假象背后的经济问题,于是认识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以解决自身“困惑”的重要性,而解开“困惑”以寻找到理性国家与现实国家之间裂隙答案的最终旨趣正是在于促进理想国家形式的实现。这种理想的国家形式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流变性存在,它在马克思不断消灭自身“困惑”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其具体轮廓并变得愈发清晰起来。马克思对财产关系与政治问题的内在关联、特权与阶级的产生以及国家与法的问题的探讨实质上都是“物质利益问题”在他头脑中产生的理论回响,他此刻所做的摘录表明国家与法的问题是其思考的中心议题,因为现实的法律不再是公平与正义的捍卫者,而成了特权阶层的“保护神”,探寻这一异化现象的根源便成了他此刻进行广泛阅读与思考渴望找到的答案。对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形成产生影响的报刊并不局限于《莱茵报》,其后他所接触并参与的每一份报纸,如《德法年鉴》《前进报》《北极星报》以及《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等,都使其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愈发深刻,促使其政治哲学思想不断地走向深入,最终实现了质的飞跃。正如东德学者I·陶贝特所说,“开始政治新闻活动,直接参加政治论战,就是马克思自觉企求的、给以论证和加以实践的哲学和政治的结合”[10]。在马克思围绕报刊开展活动并逐渐确立其政治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他开创了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将“拜物教”概念引入哲学,虽然这一概念并非马克思最早提出,但他却用其进行哲学分析,决定性地改变了该词的使用方式[11];第一次提出“国家的消亡”“废除私有财产”“无产阶级”等观点[12]。正是在不断接触现实政治问题、参与现实斗争的过程中,尤其是受《莱茵报》时期遭遇的“物质利益问题”的推动,青年马克思扬弃了思辨哲学的影响,确立了以实践为核心的致思之路,建构起了其政治哲学“大厦”的基石。

其三,丰富了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传播的社会效应。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社会效应的产生依托于马克思的所有文本,不同类型的文本产生的社会效应不尽相同,这与其接受主体的差异密切相关。在马克思的四类文本中,相对而言,“第一、二类文本”的受众主要为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人;“第三类文本”面向的主要是普通民众;而“第四类文本”一般拥有明确的受众,其面向的是某一个或某几个确定的个体。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受众的广泛性与独特性决定了其政治哲学思想传播的社会效应是整个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传播社会效应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政治哲学思想社会效应产生的起点。虽然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传播主要与“第一类文本”“第二类文本”密不可分,但在马克思的青年时期,很多蕴含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文本在当时并未公之于世,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等,因而这一时期其政治哲学思想传播的社会效应几乎完全依赖于“第三类文本”的社会传播。马克思选择报刊作为其政治哲学思想传播的载体,与报刊充当社会舆论引导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密切相关。正是基于对报刊功能的深刻认知,青年马克思十分重视用报刊去抨击社会的非正义以及澄清人们的思想误区,使 报刊成为社会斗争的重要舆论阵地与思想媒介。例如,为了表示对向政府告密行为的愤懑,他在1843年写给尤利乌斯·福禄培尔的信中曾说:“如果你们的瑞士人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那么我就不仅要在《改革报》、《国民报》、《和平民主日报》、《世纪报》、《信使报》、《新闻报》、《喧声报》、《商业报》和《独立评论》上,而且还要在《泰晤士报》上,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还可以用法文写成小册子来抨击他们。”[13]报刊是制造社会舆论的工具,是人民的“英勇喉舌”,是政府当局的监督者,其思想的传播具有广泛的社会效应,在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传播中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第三类文本”由于篇幅短小和更偏重论战、宣讲式的体裁和文风,经常性地被研究者们所忽视或遗忘。但这样的忽视对于研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而言可能是一种缺憾:从占有材料的完整性上来看,缺乏对马克思“第三类文本”的剖析无法系统地把握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无法展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政治哲学的思想成长脉络;从政治哲学自身的属性来看,作为一门以“爱智慧”为名的学科,政治哲学不应该缺失实践之维。在马克思看来,政治哲学应当关注和联系现实世界,将思辨的智慧与现实世界相联系,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对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研究,如果缺乏了对其“第三类文本”的占有和把握,就难以触及其政治哲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实践性意蕴。马克思的思想创见并非静坐于书斋产生的学问,而是关注现实并发脉于实践的思想结晶。他一生虽不致力于创设一种异质于传统政治哲学的新理论形态,却将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了现实的政治实践之中,实现了对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颠覆。

四、结语

青年马克思“第三类文本”中的政治哲学思想与其他类文本相比,具有思想内容的时效性、传播对象的广泛性与话语形式的论辩性等独特的价值特征,在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第三类文本”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虽不成熟但充满天才思想的青年马克思形象,呈现了马克思关于实现人类解放,进入共产主义的初步理论创想。对“第三类文本”的探究,将为完整描绘马克思的人格肖像,溯源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初始状态提供思想资源,抑或拓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路径,启发更多的研究者继续深入挖掘“第三类文本”蕴藏的思想资源,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整体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