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侯一凡

郑州轻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共同富裕集中体现了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对公平正义和物阜民丰的美好夙愿,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因此,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立足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的历史起点,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缘起、历史演进与鲜明特征,有助于回答新时代我国为什么要实现共同富裕、要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要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缘起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价值理念,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实践。19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深刻揭示了社会贫富差距与阶级对立的根源,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0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列宁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俄国反贫困实践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富裕思想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大势的共同富裕道路。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

大同思想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自古以来对中华民族产生着深刻影响。《礼记·礼运》将大同社会描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75。概而言之,大同社会包含经济、政治、思想道德、社会治理四个方面内涵。在经济方面,大同社会追求物质财富上“不必藏于己”[2]75,社会物质财富由全体成员共享;强调“力,不必为己”[2]75的劳动观念,有能力者尽其所能奉献社会,而不是为己谋私;倡导幼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社会保障制度,各个年龄阶段的社会成员能各司其职、各守其分。在政治方面,大同社会强调“选贤举能”,在人才的遴选中要注重客观性和前瞻性。在思想道德方面,大同社会强调“天下为公”,即人们在思想上要摒除私心,一心为公。在社会治理方面,大同社会追求人人生活幸福、道德高尚,社会和谐和睦,没有违法犯罪之事。

《礼记·礼运》将大同社会视为理想社会的最高形态,展示了受压迫人民对财产公有、丰衣足食、权利平等、天下太平的向往:“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是谓小康。”[2]77中国古代先贤所向往的小康社会内涵丰富。在经济方面,小康社会在所有制关系上强调“货力为己”[2]77;在分配上,强调“以功为己”[2]77。在政治方面,小康社会强调以礼为纲常,将“礼”作为国家治理和人才选拔的最高道德标准。在思想道德方面,小康社会要求社会成员服从“礼”的制约,以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3]的理想社会。在社会治理方面,小康社会希望统治者以仁政治理国家,这是一种维稳的思想,并不能实现社会的安定,统治者需要“刑仁讲让,示民有常”[2]78。

2.马克思的共同富裕思想

消除工人阶级的贫困、实现人的解放、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主题。马克思之前的思想家也对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亚当·斯密认为,贫困问题会在社会财富的积累下得到彻底解决;西斯蒙第认为,贫困只是社会发展过程必然经历的分娩时的阵痛[4];卢梭认为,防止财富分配不公的方法“不是剥夺富人手中的财产,而是用各种手段防止他们聚集财产”[5];蒲鲁东主张把资本真正归结为纯粹的交换,从而使资本作为权力消失[6]。但这些反贫困路径都未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根源——资本,因此无法彻底解决贫困问题,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

马克思对贫困问题的思考没有停留在现象表面,而是深入至其产生的起源、机制与规律问题,以私有财产的运动为切入点,将反对贫困聚焦于反对私有财产,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即“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7]。早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开始聚焦现实利益问题,指出《关于林木盗窃案的辩论》中存在的物质利益困惑,即市民社会通过法律将贫苦阶级的传统习惯变成了有产阶级的特权,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不过是维护富人的工具,穷人的存在不过是“市民社会的一种习惯”[8]。随后,马克思通过对宗教的批判将贫困问题拉回到现实世界,将贫困问题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从而揭示出现代性贫困的根源不是宗教、政治,而是源自于私有财产,即资本的运动导致现代性贫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工人阶级通过异化劳动不断生产自身的物质贫穷和思想贫瘠,同时生产出“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9]165。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剖析了资本导致无产阶级“永恒贫穷”的根源,指出“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10],必然造成无产阶级愈加贫困的现实,加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统治、为资本增殖提供“合法性”保护的工具,不可能满足无产阶级追求共同富裕的需求。

马克思还深刻阐明了对私有财产运动的扬弃是反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首先,反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当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都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9]527,因此,必须利用、约束、引导资本,创造庞大的社会财富,为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其次,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本质决定了“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11],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形态,终将被更高级的文明形态所取代,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再次,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是对资本逻辑的超越。马克思指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不再是以资本为导向的扩大再生产,而是以人为导向的“所有人的富裕”[12]。劳动者既是生产活动的参与者,又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拥有者,在物质实践活动中创造“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13],同时“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4],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3.列宁的共同富裕思想

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大影响。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首先完成了理论形态付诸国家建设的实践场域转换。列宁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并指导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其一,提高物质生产力是解决贫困的根本出路。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苏联面对国内反动派势力蠢蠢欲动和严酷的国际环境,迫切需要建立发达的工业体系,加速社会主义建设。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2%。列宁认为,“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15]500,将农民基本生活的需要提到首要位置,不断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他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16]16,“谁若认为把农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那他简直是不动脑筋,只会空谈”[15]500,只有不断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才能为苏联的工业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二,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关于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生产实践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列宁指出,“在这个新的、美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工作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16]391。与此同时,列宁也指出,社会主义阶段全体人民的富裕程度必然会出现差异性,在生产力水平尚未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无法实现完全的平等与公平,但在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每个人都可以在不掠夺他人劳动成果的前提下依靠勤劳致富。

其三,合理运用资本,激发社会主义经济活力。列宁认为,在相对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会经历复杂且漫长的发展时期。在这个发展时期,应当合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以发展本国的社会生产力,但是在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时要时刻“对资本家老爷加以适当的控制”[15]578,引导资本、控制资本和统驭资本,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资本活动导致工人拥有的财富比重不断降低,以致工人贫困“绝对化”;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资本是用来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工具,社会财富不再集中于小部分人手中,而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

二、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历史演变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贯穿于我们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体现了全党的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经历了从社会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本质,再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乃至战略部署的深化和具象化过程。共同富裕不仅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强调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前提条件。毛泽东在分析中国革命动力时指出,“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是现时中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力量”[17]。因此,如何让广大农民尽快摆脱贫穷落后和解决他们的生活温饱与富裕问题成为当时的迫切任务。农民富裕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为此,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非常重视土地问题,以使农民可以独立自主地进行农业劳动,有效地解决农民温饱问题和农村落后问题为主要任务。在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上,毛泽东积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灵活应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提出“土地制度的彻底改革,是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18]。这在当时的环境下使中国农民的生活生产情况得到了巨大改观,也坚定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对共同富裕事业的信心。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加深对农民富裕问题的认识,强调只有将农民从长期封建的残酷统治下解放出来,创造一个地位平等、经济自由、“耕者有其田”的生产环境,农民才能实现自力更生、勤劳致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顽强拼搏、艰苦奋斗,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无产阶级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此封建奴役、资本剥削的时代一去不返,为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前提。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同富裕思想的深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的局面,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实施“三大改造”,完成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和制度前提。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并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19]。在这一时期,出于对两极分化的警惕,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更倾向于均等富裕的目标[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履行了革命时期的诺言,通过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广大农民。但毛泽东发现,农民占有土地后不仅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土地流转,导致“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21]437。毛泽东对农村再次出现的两极分化进行了深刻思考。195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指出,党在农村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促进农民组织起来,“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2]。这是我们党首次在重要文件中提出“共同富裕”一词。在随后的一年中,《人民日报》连续12次出现了“共同富裕”一词。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如此频繁地宣传共同富裕思想,目的在于教育和引导广大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实现生产集体化,从根本上破解农民失地导致贫富不均的困境。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严肃批判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右倾思想,并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做出了全面规划,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这一时期我们党对共同富裕的认识聚焦于“共同”层面,意在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消除农村的贫富差距。毛泽东强调“实行合作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21]437。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共同富裕的“富”必须是全体人民的无差别的“富”,这个“富”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将公平正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从全体人民共同劳动、互帮互助创造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再到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的成果。另一方面,毛泽东认识到共同富裕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指出只要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艰苦奋斗精神,那么国家“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21]495,并且这个“富”不是一部分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大家都有份”的“富”。这一时期我们党的共同富裕思想着重强调消除人民的贫富差距,出发点是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简单认为“绝对平均=共同富裕”。这种思想忽略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从而在实践中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带来了生产力停滞的惨痛教训。

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共同富裕思想的完善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高度出发,指出生产力水平低下是制约当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3]64,只有物质生产力高速发展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在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同时,合理利用社会财富改善民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径,在“蛋糕”尚不够大时过分强调平均主义,只会给人民带来共同的贫穷。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凝练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3]373。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后,接下来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深刻分析我国具体国情后创造性地提出“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在不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区位优势、行业优势、个人天赋、辛勤劳动先富裕起来,逐步形成了由沿海向内陆的开放格局、由农村到城市的生产改革、由东部到西部的发展战略。我们党的共同富裕思想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共同”的大力追求转变为强调“富裕”的效率优先原则,通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效地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和社会财富总量,通过宏观调控持续助力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处于不断的结合和相互促进的历史过程中[24],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普遍性和中国具体实践的特殊性相结合,开创了一条逻辑严谨、切实可行、极具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新路径。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形势下着重强调共同富裕的意义,并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1992年10月,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既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25]227,“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25]466,并坚持用历史和辩证的观点处理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问题,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人民通过合法劳动首先富裕起来,再带动全国人民实现普遍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但分配领域问题十分突出,部分社会成员之间贫富差距悬殊[26]。合理的收入差距会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人们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热情,但过大的贫富差距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违背。江泽民强调:“收入分配差距和地区差距扩大的问题,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25]543我们党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收入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提高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27]。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共同富裕思想,仍然坚持以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在不断做大“蛋糕”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正义。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世纪的历史方位,面对我国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的新问题新挑战,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性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经济建设带来的红利有目共睹。与此同时,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不平衡问题也同样明显。胡锦涛指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28]。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就要坚持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四个着力点,不断促进和完善分配公平,给予广大群众以合意的期盼。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共同富裕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9],进一步明确了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党和国家工作的价值导向。党的十七大更是将公平摆在了更高的位置,“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30]。党在这一时期从效率优先逐渐转向效率公平协调统一,强调在持续增加社会财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发展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迈进。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的丰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中国共同富裕事业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面对新的历史阶段、新的风险挑战、新的发展任务,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坚持探索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坚持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是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最新理论依据,使党和人民对共同富裕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明确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和时间安排,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思想引领和行动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这个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31],这既是对国家富强时代使命和民族复兴历史主线的自觉贯彻,同时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经验总结,还是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任务的深刻认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32],具体表现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明显增加、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区域城乡发展差距明显缩小、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价值逻辑看,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33]。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使命型政党,自建党以来始终坚持以维护人民利益为驱动、以增进人民幸福为主线、以解决人民问题为导向、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一方面,新时代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对西方资本逻辑现代化道路的价值超越,将发展的目的从物回归到人,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价值指向和价值关怀;另一方面,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创新创造、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中国现代化道路所展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提供了普适性的价值追求。从实现路径看,习近平主席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中强调,中国要实现的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平均主义,而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将“蛋糕”做大,然后通过社会主义的独特制度优势将“蛋糕”分好,使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三、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鲜明特征

准确理解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需要把握其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33]。就覆盖面而言,共同富裕是全面性和全民性的统一;就实现主体而言,共同富裕是共建性和共享性的统一;就实现过程而言,共同富裕是差异性和渐进性的统一。

1.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和全面富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按照本身固有的规律运动和发展着。因此,我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在想问题办事情的时候,都应该从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出发,做到实事求是[34]。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时期,追求共同富裕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原则,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重点。新时代,我国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共同富裕的追求也从人的“生存需要”转变为“发展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所对应的共同富裕应当是人民生活富足、公共服务健全、文化丰富自信、社会和谐安定、环境优美宜人的生活状态,不能将共同富裕狭隘地理解为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应当多维度、系统化地理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其一,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共同富裕得以实现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2010年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2—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超过6.6%[35],基本实现了国家富强。在居民生活上,2013—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8 311元上涨至36 883元,年平均增速8.1%;在社会保障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人数分别从78 796万人、53 641万人上升至102 871万人、136 297万人;农村9899万贫困人口如期实现全部脱贫;在社会事业上,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人均预期寿命分别从91.8%、76.34岁上升至95.4%、77.93岁[36];在人居环境上,城市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分别从87.3%、84.8%上升至97.9%、99.9%[37]。概而言之,共同富裕需要通过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创造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才能满足生产之上的分配要求。与此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要不断解构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思维定式,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促进物质建设,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其二,共同富裕表现为精神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富裕”并非只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也是其关键的一方面。马克思强调:“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9]524因此,共同富裕应当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38]23。物质上的仓廪实、衣食足可为精神上知礼节、知荣辱提供基础。但缺少正确的价值追求,极易造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不同步。充裕的物质财富与贫瘠的思想的不平衡,使部分人陷入到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之中,造成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商品化、娱乐低俗化、审美庸俗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人们的生存质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39]。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系,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多元性,凝聚推进共同富裕的精神力量。

2.人民群众是共同富裕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其一,共同富裕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富裕。“共同”一词表明“富裕”的对象不是某个团体、组织、阶级,也不是部分人甚至大部分人的富裕,而是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全体人民的富裕。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人民公社化”“先富带后富”等探索,努力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发展水平全国整体增长。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农村农民问题是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问题,要进一步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保持公共资源分配平衡,增强农民农村内在发展动力,增加农产品附加值,鼓励开展农村副业,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切实提高农村农民收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40]。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意指实现现代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具体体现在全体人民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社会的公平正义有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其二,共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9]295。人的生产活动是物质财富的源泉,同时也对分配方式起决定性作用。“冷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为缓和国内劳资矛盾,纷纷开始实行高福利政策,短时间内确实起到安抚本国工人阶级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高福利陷阱”使政府财政一度陷入失灵,高福利政策下“养懒汉”问题难以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共同富裕,“鼓励勤劳守法致富”[38]36。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必然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体提升,但富裕不是靠被动等待发展成果的平均分配,而是依靠广大劳动人民共同奋斗、共同创造、共同享有。具体而言,共同奋斗可以分为辛勤劳动和创新活动两个方面。一方面,辛勤劳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起点,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应摒弃一切“等靠要”“搭便车”的消极思想。另一方面,创新活动为实现共同富裕孕育强大活力。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数智化、信息化发展突飞猛进,我国已有部分高新技术领先于世界,但同时也面临西方技术封锁的难题。因此我们必须深刻意识到,要想实现生产力的持续稳定发展,必须依靠自主创新补足核心技术短板。辛勤劳动并非局限于重复低效的简单劳动,创新活动中也必然包含着大量的辛勤劳动。辛勤劳动与创新活动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共同奋斗的具体路径。

3.共同富裕是一个存在合理差距的动态过程

其一,共同富裕是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等富裕和同步富裕只是追求物质财富分配的平均化,忽略了分配对生产的反作用。将共同富裕窄化为平均主义,会造成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丧失,同时助长不劳而获的思想,阻碍共同富裕的实现。历史上,各个时期贤人志士的共同富裕思想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平均主义色彩,如孔子提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韩非提出的“论其赋税以均贫富”,革命时期的战时供给制政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等。这些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公平程度,但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影响了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愈发理性,破除了平均主义的思想桎梏,允许在不违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存在合理的贫富差距。共同富裕不可能齐头并进,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将贫富差距缩小在合理的范围内,追求存在合理差距的普遍富裕。

其二,共同富裕是一个分阶段实现的动态过程。共同富裕是根据每个发展阶段的现实状况所制定的动态标准,不同发展时期对共同富裕有着不同的衡量标准,需要分阶段推进,并非一蹴而就的。由于我国区域间资源分布不均,经济发展方向有所不同,以及个人奋斗程度存有差别,所以在南北方、东西部、主体间富裕的时间和程度上必然存在差异,追求齐头并进的共同富裕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论,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地区资源和自身努力实现先富,起到先行示范作用,再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经验,带动欠发达地区后富。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在区域上,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区域优势率先得到制度倾斜,实现快速发展,然后反哺中西部地区,促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在城乡上,资源优先倾斜城市重工业的发展,然后反哺农村地区,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就业等支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逐步破除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不断提高农村农民生活质量。由点及面,由面到体,我国共同富裕事业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取得新成效,既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此同时,共同富裕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梦想,也是一项长期战略,必须正确处理总体发展方向与阶段性部署的关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政策目标和重心,确保阶段性目标的逐步实现。我们党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其中包含“十四五”、2035年、本世纪中叶三个关键节点,明确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41]“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38]22“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38]23的行动目标和战略部署。

历史与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个使命型政党,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就在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富裕不懈奋斗。回顾我们党百余年来的奋斗历程,我国已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一穷二白到如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制造业、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21年我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同时也应当承认,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我们还面临许多来自国内外的风险挑战。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持久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我们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站稳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