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卫华

1.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2.河南大学 哲学互鉴与中国话语建构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黑格尔之后,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现象学和后现代思潮都展开了对以主客二分和理性反思为特征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随着非理性主义倾向在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中的日益凸显,它与西方哲学中流行了两千年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开始受到关注。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不是单纯地对理性主义的否定,相反,它“通常是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再上层楼的结果,并且整个是靠理性思维来支撑的”[1]。这就是说,理性主义不仅是西方哲学两千年以来的主流,而且试图与理性主义分庭抗礼的非理性主义也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柏拉图“理性的迷狂”就是一种理性基础上的非理性。而柏拉图定下的这种哲学基调几乎是两千年来西方哲学的根本基调。

邓晓芒将西方的理性精神归结为两种精神的对立统一,即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logos)精神”和“努斯(Nous)精神”的对立统一,它们分别代表的是理性的规范性的一面和超越性的一面。在汉语中,我们用“理性”来翻译英文中最常见的两个词logos和Nous。但作为努斯的理性已经不是那种仅仅意味着用数学和逻辑来规范事物的做法,而是意味着超出感性世界而达到普遍共相的那种生命冲动,那种凝聚起一切理智手段而向更高的彼岸世界的真理冲击的“理性的迷狂”[1]。这种双向度的理性不是按部就班的理智,而是试图超出感性世界而达到普遍的共相世界的生命冲动。西方哲学理性中本来就包含了非理性的向度。因此,一方面,现代哲学中具有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其哲学从本质上说仍然是理性的;另一方面,大多数理性主义哲学家那里又具有非理性主义的隐性特质[1]。随着现代非理性哲学家尼采、克尔恺郭尔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西方哲学中隐性的非理性主义特质日渐显露。而在现代西方哲学对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的众多批判中,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独树一帜,他以“家族相似”概念对理性主义的反叛,不仅摧毁了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也对作为西方哲学隐性支流的非理性主义给予了沉重打击。

一、使用:符号的生命

在传统西方哲学中,语言、思想和世界成了一个语义三角,语言表达思想,语言和思想都是关于这个世界的。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就试图寻找概念的普遍定义,而几千年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就建立在这种理性主义概念观之上。西方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近代的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同样以静态分析的方式讨论概念的本质和地位。甚至当代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和形而上学都围绕这个语义三角进行延伸和展开。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西方哲学深陷静态分析的路径不能自拔,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与其对语言的理解密不可分。这种以静态分析为路径对世界的理想化和本质化的企图起源于一种特殊的“看”世界的视角,而这种视角是与传统哲学对语言的理解交织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传统语言观深深影响甚至催生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因此,对语言和符号的用法和含义的澄清十分关键。

维特根斯坦指出,“符号自身似乎都是死的。是什么给了它生命?它在使用中有了生命”[2]432。对于被排除在使用之外的词语的组合,我们不知道能用它们来做什么,符号无使用则无生命、无意义。因此,句子和符号的生命就在于其原始的使用,经验之为经验,符号之为符 号,句子之为句子,都是在原始的语言游戏中成就其自身的。受语言形式和由之而来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语言自身脱离了使用,成为人观察和反思的对象。在反思之“看”中,这些使用被定格和对象化,成为死了的句子和符号。词语被对象化之后,传统哲学将句子和符号的意义看作对意义或对象的表达。为了克服这种僵化的、干瘪的理解语言的方式,维特根斯坦强调意义即使用。在他看来,传统哲学的这种反思和追问很容易陷入哲学的死胡同:我们第一步预先设定了这种符号所表达的对象,而接着发现我们的描述又难以捕捉这些现象和迅速“飞走”的当下经验,进而我们会认为普通语言似乎太粗糙了,因为它们无法精细地捕捉这些稍纵即逝、变化纷呈的经验,最后,我们试图脱离日常的使用来建构一种逻辑严密、表达精确的理想语言。

由反思的静观出发最终导致的是一个消极的形而上学后果:人们不再满足于原始的语言游戏,不再满足于原始现象,反而致力于建构更加精致的符号,以满足我们描述与之对应的“稍纵即逝”的现象的需求。而这种建构的进一步后果是,符号和现象先获得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之后它又超越了现象,自行建构出代表现象的“超级秩序”的崇高的逻辑符号体系,而随着这种逻辑体系的建立,“超级事实”也被完美地建构起来。日常经验和日常语言游戏这些原始现象,在超级事实的光照下变得更加粗鄙不堪。我们对符号的理想化要求源于我们对事实的理想化的要求,这种理性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相一致的要求,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经有它的影子,从康德的十二范畴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直到维特根斯坦前期的逻辑图像论,西方哲学传统中对世界的本质化和理想化的企图达到极致。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符号的生命源自使用,在日常的语言游戏中,符号获得了生命。因此,语言和符号的生命来自基于生活的概念的用法的多样性,如果以反思的方式去要求这种多样性,符号就会立刻死亡,而要不断弄清由反思方式导致的对语言和符号的意义和生命的错失,我们又需要去反观符号是如何获得其生命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有二:首先,在考察语言的含义时不能将反观变成反思和反省;其次,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理解语言的方式,即不是僵化地理解语言,而是如其本身地理解语言的一种路径。为了对抗反思和理性分析方法对语言的误解,维特根斯坦运用的是在俯瞰和综观的视野下进行描述的方法。与反思的理性主义思维所看到的语言的“共相”或“共同本质”相比,维特根斯坦在综观的视野下看到的是有生命的语言游戏和它们之间的“家族相似”。

二、“家族相似”与“理性共相”

传统哲学中的反思思维和静态分析视野下的语言观错失了语言在表达功能之外的用法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使得语言和符号丧失了其原本的生命力。更进一步来说,语言静态化和单一化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世界的本质化和形而上学化。因此,维特根斯坦后期试图以综观视野下的语法分析为路径对传统理性语言观进行颠覆,进而对传统语言观导致的形而上学进行清理。在这种清理的过程中,为了对抗形而上学的“理性共相”,他引入了“家族相似”概念。可以说,“家族相似”在澄清语言的真实用法和含义的过程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何为“家族相似”?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以一个家族成员之间没有共同点,只有各种交叉勾连的相似点这个例子来展开这个概念。虽然研究者对“家族相似”颇有争议,但从根本上说,“家族相似”概念有两个维度:一方面其是消极的,它是针对“理性共相”和本质主 义上的“共同点”而提出一种与之相反的概念,是对本质共相的反叛;另一方面其是积极的,它是在言说动态的语言游戏进程中从整体到细节的各种相似和勾连。只不过这种积极的方面在他列举的“家族成员之间的相似”和“数”的概念的例子中无法直接表现出来,但蕴含在其后期的整体思想中。因此只有将“家族相似”概念放回到具体的语言游戏中,“家族相似”性所表现的积极意义才能凸显出来。

与传统形而上学对概念、范畴和共相的强调不同,脱离了语言游戏,理性的概念就是没有生命的、不足为道的,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在他看来,“语言游戏”不是理性概念。在传统西方哲学中,理性概念的作用是分类和归纳,因此它表达的是一类事物的类本质,“语言”这个概念表达的就是所有语言现象之间的共同之处。而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动态的有生命的语言游戏的目的不是“表达”含义,而是“显示”和展开生活、意义和世界。与此目的相比,以传统静态分析的方式抽象出语言游戏的共同特征、本质和共相,是与日常语言游戏的进程、我们生活本身没有太大关系的理性反思。然而,几千年来人们对语言和概念所形成的特定理解,导致反对者可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即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一方面日常语言游戏的展开几乎离不开理性概念,另一方面语言游戏的动态过程与概念本身的固定含义没有太大的关联,语言游戏和活动直接成就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不是一种矛盾吗?也就是说,通常看来,不理解概念的含义,我们似乎就不能使用它。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语言的生命和含义都是在日常语言游戏和实践中获得的,事先“得知”含义,进而掌握一种运用的思路正是传统语言观对语言的误解导致的。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不是理性概念,不是理性反思的产物,也不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属加种差的方式得到的理性定义,相反,它们是非理性分析式的综观视野的产物。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综观视野进行澄清,并强调以综观视野切入语言游戏极为重要。其次,维特根斯坦承认,对语言含义的澄清存在一个技术性难题,即虽然语言游戏就是生活的进程,但如果仅仅把这些进程呈现出来,没有任何的指引,我们就不知道应该看到些什么。也就是说,即使将这些语言游戏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无法清晰地看到各种各样的具体的语言游戏的用法。而假如我们对语言的用法的理解是清晰和无误的,对它的呈现和澄清就是没有必要的。再次,由于传统形而上学对生活进程的抽象和对概念的抽象化,我们对语言的理解被罩上了一层迷雾。形而上学难题的出现正是这些迷雾导致的对语言的误解的结果,要澄清形而上学难题,就要拨开迷雾,从这个意义上说,形而上学问题使得哲学在呈现生活游戏的时候有了针对性,也使得这种语法呈现有了积极意义。因此可以说,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存在使得综观式回忆和分析的路径得到某种解释。

在确定批判的对象、确立语言批判的意义和必要性之后,综观式语言批判的具体展开要借助于“家族相似”概念这个中介。虽然维特根斯坦对“家族相似”这个概念没有太多直接的阐释,但该概念却一直运用在他具体展开自己的语法分析和哲学批判的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家族相似”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不是一种观点,而是一种视角,一种综观的工具和方法。以此为视角,理性共相式的概念被批判,语言游戏间的感性化和情境化的盘根错节的相似与关联得到言说;以此为工具,一个个具体的语言游戏中概念的用法得到描述和阐明。因此,研究者对“家族相似”概念提出了各种疑问,例如,有 些概念可能具有共同性质(如“家族相似”概念之下的子类所含现象可能具有共同性质),专名是不是“家族相似”概念,如果各种相似性点之间无限勾连,所有的现象都将被包含到一个家族中[3]。如果将“家族相似”看成一种视角和工具,这些问题无疑将迎刃而解。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家族相似”作为一种综观视角下的相似,与其要批判和消解的“理性共相”相对照,强调的是动态的语言游戏间的各种盘根错节的关联。他对这种“盘根错节的关联”着墨不多,一般来说,我们只能从他对一个个具体的语言游戏的综观式描述和分析中获得对“家族相似”的洞见,而且这种方法也符合维特根斯坦的原意。

以认知为目的,传统西方哲学将概念看作涵盖一类个体的共同特征的“共相”或“通名”。概念的本质与地位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由来已久,作为试图超越主客二分的现代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后期抛弃了传统的静态认知和分析视野之后,对共相问题的理解站在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在其语言游戏所展开的综观视野下,语言游戏不是理性概念,对概念的固定含义的寻求与生活无涉,因此,传统语言观对共性或共相的寻求是对语言的误解,而传统哲学对共相的实在性的肯定和否定是一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争论。

然而,如果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概念无“本”可究,世界和生活都仅仅是语言游戏的运作,那么我们似乎仅仅描述语言游戏就足够理解语言和生活了。事实上,我们虽然直接生活在语言和世界之中,却对自己置身其中的语言和世界并不能很好地理解,相反,几千年的哲学史却是对语言和世界的误解。因此,澄清语言的意义、地位和作用,澄清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虽然极为重要,却并不容易,更不能一蹴而就。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虽然深刻,但朦胧难解,借鉴安乐哲等学者对“关联性语言”的澄清,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所蕴含的深意将更加清晰。

三、“家族相似”的“感性关联”

半个多世纪之后,与维特根斯坦以综观视野对西方语言的批判有着惊人的相似,比较哲学界的领军人物安乐哲(R.T.Ames)等人通过与汉语的关联性思维的对比来批判西方语言。不难理解,西方传统哲学对世界的本质的理想化的理性思维和理性语言是建立在对经验和实在、此岸和彼岸世界的划分,以及对规则、推理和形式抽象的强调的基础之上的。安乐哲等人发现,与西方的强调逻辑和本质的超越性语言相比,汉语是一种关联性语言,它强调语言的自发自然性、平面性、意象性和类推过程的随意性,并且拒斥形式化的抽象,因此它强调的是经验中的各种具体的关联[4]。关联思维即普遍联系的思维,其特点就是对一般人只看到分别、分立、无关的事物能看到其相互联系,特别是把天、地、人、万事万物看成关联的整体。关联是互动,和谐的基础互动、和谐是关联的本质要求[5]。

在这种关联性思维方式中,美学联想代替了对逻辑上的一致性的要求,概念在意象群中产生的是各种丰富的、无限模糊的意义。因此,理性语言强调的是分析和类推,关联性语言不追问终极事实,强调对流变和过程的言说,试图保留我们经验事物的流变和过程。安乐哲等人所言关联性语言的过程性和动态性,与后期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语言游戏概念不谋而合。可以说,关联性语言和日常语言游戏都是对“原始现象”的强调,尽管维特根斯坦可能对直接澄清这种关联性不感兴趣,但其家族相似的特征,即家族相似性不以静态的方式存在于某处,而总是在一个个动态的具体事例和语言游戏中显现出来,却与安乐哲强调的关联性语言十分 契合。

而对西方哲学来说,从柏拉图开始,隐失关联性的理性语言与一种观察的视野和超越的宇宙论互为因果,并和日常生活逐渐割裂开来,原始诗人的诗性智慧逐渐在西方语言中丧失,综观的视野随着形而上学的建构逐渐隐失。作为一个反柏拉图主义的反传统主义者,维特根斯坦试图在哲学上重建这种综观视野[6]。首先,与安乐哲的关联性思维相比,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提出也是为了消解设立现象和实在、此岸和彼岸的传统形而上学,从而以语言游戏和活动来显示世界和生活。或者说,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我们的生活之流和世界的展开都是在语言游戏和活动的进行中确立的,这个确立的过程随着语言游戏的进行而不断持续着,可以说,一个个具体的语言游戏形成了生活之流。因此,“家族相似”概念作为对语言游戏中展开的平面化的世界和生活的特征的描述,也必然是平面性的、非超越性的,而这些都与不设立“超世间”维度关联性语言不谋而合。其次,与关联性语言对意象性的强调和对秩序的模糊性确认相类似,“家族相似”本身就是一种非宇宙论的模糊性秩序,以生活形式根基进行的“遵守规则的盲目性”也与关联性语言的类推的随意性高度一致。再次,“家族相似”概念与关联性语言一样,都反对一般性的抽象和类推,强调选择性抽象和各种具体语言游戏中的关联。最后,与关联性语言中的关联性是自发自然的一样,以“家族相似”为中介产生的各种语言游戏同样不是反思思维的结果,也是在生活中自发和自然产生的。

可以说,“家族相似”概念就是一种具有平面性、意象性、模糊性、自发自然性和强调选择的抽象性等特征的关联性语言。只不过,如同安乐哲最终要将关联性语言放回到过程性的语言中来呈现这些特征一样,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的这些特征也只有放回到语言游戏和生活之流中才能显现出来。从维特根斯坦的视角看,他本人不会拒绝,但也不会直接否定家族相似性和关联性语言之间的这种相合,因为他更希望让我们直接回到具体的语言游戏的使用中,而不是从这种使用中找出什么感性的“相似”。然而,如同他自己在对“理性共相”进行批判时,不得不使用“家族相似”这个概念来概括和隐喻语言游戏之间的相似性一样,我们用关联性语言与语言的家族相似性之间的类比而得到的这些特征,虽然不符合其直接返回语言的用法的根本要求,却是在真正返回真正用法的过程中避免“理性共相”的误导使得对语言的理解误入歧途的鲜明的“路标”,在它的不断的提示下,返回用法的路途才会更加平坦。

从整体上看“家族相似”的以上各种关联维度,我们会发现与传统西方哲学中的“理性共相”相比,“家族相似”更像维科所言的荷马史诗中的“想象的共相”[7],或者可以称之为“感性共相”(1)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认为,古希腊诗人荷马用生动的比较、类比和隐喻等表达方式创造了“想象的共相”,即用形象形成的共相,语言由此才开始形成,因此语言本身在最初创造的时候是诗性的或想象性的。在本文中,“感性共相”不单纯是“理性共相”的反面,而且是强调在“理性共相”形成之前的语言的最源初的特征,即使得语言成为语言的东西,用更符合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语言来说它就是语言的“语法共相”,这种语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学语法,而是使得语言游戏成其为自身的东西。。与“理性共相”相比,“感性共相”不是对事物的共同本质的静态观察和抽象,而是对语言游戏中各种意象和情境的动态言说和隐喻。对“家族相似”的关联性维度的分析表明家族相似性是一种“感性共相”,进而也表明虽然理性抽象出一般共相是对生活的背离,但概念本身在具体情境中的“感性共相”却是必不可少的。在此意义上,“家族相似”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批判了理性主义的抽象的共相,另一方面保留了具体的感性的“共相”;一方面批判了对事物的一般性的抽象,另一方面保留了在语言游戏中的具体的、感性的、有选择的“抽象”和“关联”。“感性”表明了家族相似的 非理性向度,而“共相”又表明了其理性向度。这就是说,从反思的角度说,我们可以说概念是理性的,但反思的根基是生活,从生活实践和语言游戏的维度来看,理性概念却是具体的和感性的。共相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的谜题,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对共相的消解几乎摧毁了西方哲学,他的“家族相似”对抗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即将理性推崇到极致的形而上学。

四、“感性关联”与“理性共相”的张力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乃至维特根斯坦自己前期的《逻辑哲学论》,西方哲学家建构了一副又一副关于世界整体的图画的描述,虽然这些图画各不相同,但都以理性和逻辑为工具展示了一种剔出了杂质的完美。由此,生活中的多样性、偶然性完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同一性、普遍性和绝对性。以上对“家族相似”的关联性维度的澄清进一步表明了维特根斯坦对理性主义语言观和形而上学的反叛。但到此为止,我们仍然不清楚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理性概念及其定义是否与日常语言游戏的运作无涉。也就是说,作为概念、作为理性的语言,其关联性和感性维度能否将语言中的理性因素排除掉,或者说,在“家族相似”和语言游戏排除掉了形而上学和理性主义所导致的过度的理性抽象,即作为“理性共相”的概念之后,日常生活中我们所用概念的理性和抽象性的因素是否需要保留,又如何保留。从本质上来说,这也是概念的理性维度与“感性关联”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以何种方式得以调和的问题。对此关键性问题,维特根斯坦采用了一种独特的综观式语法分析路径。在他看来,语言缺乏对其自身用法的一种综观,或者说,我们还没有一种直接描述语言游戏的“元语言”,这就导致了我们只能以回忆和举例的方式来描述语言游戏,而这种看似间接的描述实际上是最为直接的。为了达到对语言游戏的原本现象的综观,他一方面以传统形而上学问题为靶子,对具体语言游戏中的感性的共相和关联以举例的方式进行了呈现,另一方面也试图从不同于抽象分析的方式“综观”或“看”到语言游戏的语法和关联性维度。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科学语言及其内含的普遍化原则和“原因-结果”模式成为西方话语的主导模式,西方哲学家用逻辑的和辩证分析的因果性语言来言说世界,而在理性语言的主导下,动态的语言游戏被固化为形而上学语言,从而使得语言的用法被掩藏。而“真正意义上的语言是一种规范体系,是一种人类生活现象,而绝非单纯的因果机制”[8],因此要捍卫真正的生活之流就要展开对日常语言游戏的语法分析。只有通过语法分析剔除误导日常语言陷入形而上学泥潭的种种语法误用,才能回归生活和生命的真实。为此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例如,我们说:‘经验告诉我们,气压表下降时会下雨,但经验又告诉我们,我们有某些湿冷感觉或有如此这般的视觉印象时会下雨。'讨论后一种说法的人们提出,这些感官印象可能欺骗我们。但他们在这里不想一想,如此这般的感观印象会让我们恰恰误以为要下雨,这个事实是依栖在某种定义之上的。”[2]354

面对具体的生活经验和感性现象,传统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理论都要求跳出具体语境而获得理性定义。而从反思中得来的理性定义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理论领域,它逐渐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语言游戏中。例如,“下雨”这个概念,我们对它的定义是依靠其征候,如有某种湿冷的感觉,因此在出现相应的感觉和征候而不下雨的时候,人们会说这些感觉和征候会欺骗我们。这种习以为常的说法正是理性概念“入侵”生活的表现。维特根斯坦秉承这样一种原则:“哲学家的工作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 的采集回忆。”[2]127他通过回忆和综观式分析发现,在实际生活中似乎只有征候和感性现象存在。而在反思中,在对下雨进行定义的时候,征候变成了标准,即感性的差异被反思和一般化为某种标准。在此之后,这种理性的定义、标准和语法会影响我们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对感觉和征候的讨论。例如,如果我们有了某些湿冷的感觉或视觉印象时并没有下雨,我们就说自己的感官欺骗了自己。因此,这种“感官的欺骗”的看法和结论是“语法的要求”的结果,即定义和语法要求我们说“它欺骗了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对概念的定义和语法的一致性的要求导致了我们将不符合它的现象和征候说成一种“欺骗”。

语法在标准和征候之间“摇摆不定”,“问题不在于我们的感官印象会哄骗我们,而在于我们怎样理解它们的语言”[2]355。也就是说,看清了定义性的理性化的语言与日常生活中经验性语言之间的不同,看清楚我们对语言的标准和定义的一致性的约定,我们就会理解,“哄骗”仅仅意味着与理性约定的定义不一致。因此,并不是感官印象在哄骗我们,而是我们首先在理论性的定义中约定了一个一致性的标准,然后又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征侯与标准的不一致,进而说它在哄骗我们。因此,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这样写道:“我们对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语词用法的全貌。——我们的语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方式居间促成理解,而理解恰恰在于:我们‘看到联系’。从而,发现或发明中间环节是极为重要的。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2]122

综观在这里指的是一种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之间联系的过程,与维特根斯坦的其他研究者如哈克等人对维特根斯坦的“综观”的强调不同,Sluga H更强调语法的“不可综观性”:“我们对语法的把握是一种实践能力,而不是对语法的一种综观式呈现。”[9]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维特根斯坦在呈现一种综观的视角,不如说他是在呈现我们对语言的具体使用方式。日常语言游戏中看似合理和无误的表达,其用法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清晰。我们在具体的情境中看到、说到和感受到下雨时,具体情境中的“下雨”就是语言游戏和生活实践的展开,这种展开依靠的是一种感性的共相,而在我们反思和讨论下雨现象时,依据的是在感性和情境性之外的理性定义,即“理性共相”。具体情境中的“下雨”的语法特征是一种家族相似性,即感性的关联和共相,它不同于寻求定义和标准的“理性共相”。定义是对生活的抽象,因此生活的语言游戏优先于理性定义,“感性共相”优先于“理性共相”,只是由于我们不理解二者语法的不同,将“感性共相”和“理性共相”的语法混为一谈,才导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形而上学问题。

虽然维特根斯坦批判“理性共相”,反对为语言寻求固定的含义,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理解什么叫“在雨中追逐嬉戏”,我们都自然而然地根据已经学会的语言游戏创造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新语言游戏,我们都能根据类似的情境作出新的类似的反应,等等。这表明,“一切皆流”在语言游戏中存在某种包括比喻、意象和选择性的抽象等特殊的“感性共相”,它们虽然会被一般的理性抽象所戕害,但却可以被综观式的分析所领会。从技术上说,“感性共相”虽然不能说出来,但却能在语言游戏中显示出来。维特根斯坦正是用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学”来消解概念中所蕴含的理性维度和感性维度之间的矛盾,强调“符号的意义就是其用法”。

从根本上讲,“理性共相”是理性的狂热所产生的虚假的幻觉,是对语言的“感性共相”和家族相似性的一种损害,而且这种幻觉最终被崇高化为超越一切语言游戏的最高本质。从这个角度看,理性主义中的“崇高化”的步骤中确实有“狂热”的成分,即非理性主义的维度。由此,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的“感性共相”和关联的提出具有双重的否定意义:一方面否定的是以理性的、一般化的、抽象的方式寻求世界原本的道路;一方面否定的是传统哲学对理性狂热,即非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这样,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以“家族相似”为中介,对“感性 共相”的语法澄清是对“感性关联”与“理性共相”之间的张力的澄清,也是对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维度的澄清和双重反叛。

五、结语

在西方传统哲学寻求最高知识和真理的道路上,“共相”承担了一个关键角色,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以非理性主义的狂热建构了一个个理性高地。然而,承认共相的存在不仅没有解决哲学问题,反而增加了许多哲学困惑。黑格尔之后的非理性主义者如克尔恺郭尔、叔本华、尼采和海德格尔,以及倾向于理性主义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者已经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对“理性共相”和知识论传统进行反驳。与之相比,维特根斯坦对共相的批判是釜底抽薪式的,他从综观分析视野下的“感性共相”——“家族相似”概念出发,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共相”所蕴含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双重向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以语言游戏为依托让共相回归语言原初、现象原初和生活原初,最终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彻底决裂。这种决裂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打开了新的思路,开创了新的局面。

然而,鉴于西方语言和西方哲学本身的局限性,维特根斯坦所开启的这种新局面在其后世西方哲学中仅仅得到了有限的继承,在某种程度上,摩尔、赖尔、奥斯汀、达米特、克里普克、戴维森、查默斯等为数众多的英美哲学家都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影响和启发,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按照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方式去研究哲学。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对哲学的重新定位之后,当代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不再一般性地以语言建构哲学理论,不再把哲学理解为对重大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而是把哲学看作对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因此,当代分析哲学家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现实活动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上,如信念、意图、希望、真理和意义等等。正如江怡教授所言,维特根斯坦后期“对哲学本身的摧毁性打击,使得当代哲学家们不再关心建构关于哲学性质的理论主张,而是坚定地用科学研究的成果清楚而确定地说明哲学工作所能完成的范围和内容,这些范围和内容完全超出了以往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说,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工作,使得后来的哲学发展拓展新的领域和方向成为可能”。[10]171-172“或者可以说,正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提供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使得当代哲学研究逐渐走向了力图为各种具体问题提供可行解决方案的方向。”[1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