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章奇

(安徽工商职业学院，安徽 合肥 231131)

亚文化是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的一种次生文化，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审视其衍生的逻辑，可以发现亚文化寄寓于主流文化的屋檐之下，与主流文化共生中标举守成与创新矛盾的张力，两者相互缠绕，双向建构，双重整合。

一、亚文化的生成逻辑

(一)亚文化主体的“错乱”式诉求

从宏观视角审视之，亚文化的产生是相对聚集性群体的话语需求，与群体的特性和社会历史背景紧密关联。“基本上，族群指的是在较大的社会里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的群体。”[1]生活相对聚集的群体，无论从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还是沟通交往的需要，都激发了形成群体认同的文化的产生。为了表达本群体的意志，需要构建一套符合自己价值观和叙事方式的文化范式，力图在原来主流文化宏大叙事势力场下另起炉灶。群体性特征是亚文化产生的逻辑之一，不同的群体，其文化表达和旨趣不同，群体的特征孕育了亚文化产生的种子，而亚文化则与群体呼应互动，表达着群体的特性和不断演绎群体的“大写的人”的理念。这种文化观念对社会主流文化确实造成了一定冲击，表达了“错乱”式的文化诉求，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无底板式差异，差异化是亚文化产生的逻辑起点。

(二)亚文化范式的“断裂”式呈现

群体所处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最根本的是决定群体生存和发展的生产方式。生存在相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群体，其生活习性、言语表达、价值观念等有很大的相同之处，容易凝结成一种新的叙事表达方式，即新的文化范式诞生。这种文化范式内在地传达了群体的文化底蕴、思维范式、价值观念，是群体以同一性逻辑构建的文化模式。亚文化不断宣扬“自我意识”，拒绝强制逻辑，将亚文化逐渐蜕变为批判的工具，把亚文化弥漫在群体的染缸之中，熏染着群体的情感、理性和欲望，引发对主流文化的重新审视。悲剧的是，当亚文化试图砸烂总体化的束缚，张扬文化革命的同时，却在无意识中构建另一种文化霸权，妄图形成新的势力场，这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尝试。

(三)亚文化语境的“脱节”式转换

时代的发展导致异质文化发展获得了空间和动力，当主流文化用自己的概念，试图将所有亚文化纳入自己的描述范围中，但总有被裁减掉的“边角料”，这是主观预想未能解决的问题，亚文化因此获得了生长的可能。亚文化的魅力不在自己，正是形成自我但又不满足于自我时，才能证实其存在状态。面对主流文化，亚文化用某种延宕形式发生作用，存留一种批判精神，是一种“脱节式”的存在，试图将思想的碎片和思维的片段粘连起来，这种转化似乎没有遵从任何现存的思维规则，无法用现有的框架围挡，无法给它贴上现有的标签，这种“脱节”促成了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

二、亚文化的呈现样态

(一)守成与批判同在

亚文化是在主流文化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主流文化主导的文化系统中，亚文化是一个亚类型文化。从结构发生学的视角看，它是主流文化的一种衍生品，是一种与主流文化既有差异又互相补充甚至时有冲突的文化，在特定时期对主流文化构建的文化生态体系产生冲击。从宏观视角看，亚文化虽然是特定群体的共同价值观的文化表现形式，在特定群体中已经形成了话语权，被奉为圭臬，但尚无完全“剪裁”其他文化的能力。它用文化符号、言语、语言和其他文化表现形式，构建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的认识和价值判断，有时伪装成艺术，通过这些方式潜在地控制群体成员的思想。当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相契合时，对群体成员的行为起到安慰和劝导作用；当与主流文化相悖时，则可能演变成对群体成员行为的诱导，鼓励反叛，挑动对立，挑战权威，张扬自我，在极端情况下表现为欺骗、濒临幻觉甚至癫狂。

(二)断裂与超越共存

亚文化是不同群体的文化，在整个文化结构中，多种亚文化并存。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存在文化的断裂，当我们沿着亚文化间的裂谷深度耕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张多元化的图谱。这种图谱契合了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格局，亚文化在以信念、政治和共同生产为轴心的社会平台上，就应运而生了。亚文化本身是反对主体性或整合性的产物，差异化是其主基调。现代理性主张统一和整体，力图用以规约亚文化，而亚文化则强调用“不确定性确乎渗透我们的行动和思想，它构成我们的世界”。[2]

(三)反思与建构同步

亚文化参与文化类型的整合与构建，它用否定的方式敦促人们反思自己面临的文化价值，亚文化既是一个具有叛逆性的“异教徒”，又是当下主流文化的一面镜子，它从另一个维度审视我们，犹如“上帝之眼”静静地注视着人们。当主流文化发展乏力或出现某种病症时，亚文化会及时地参与进来，一方面表征了文化发展的路径，另一方面也开出了药方，同时将自己有益的探索成果以非主流的方式呈现在历史面前，供给主流文化有益的养分。

三、亚文化的演进路径

(一)亚文化的间歇状态

在历史的某一时期，群体的惰性和社会生产发展的惯性，决定了亚文化在时间轴上缓慢地流淌，“概念的内在要求是它想始终不变地建立秩序，并以这种不变性来反对它所包含的东西的变化”。[3]在既定的文化内部生成的理性、游戏规则和结构秩序，都有抗拒整合的特性。处于间歇状态的亚文化，与其他文化共同体认了多元和平共处的理性态势，其合法性取决于所在文化交往结构的接纳性，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中构筑亚文化张力的边界，不断地协调理性意义的结构。亚文化的间歇状态是一个短暂的时段，表现为革命性的暂时性缺位，但其意义重大，因为短暂的间歇，使亚文化获得了自身不断增长的能力。间歇状态是亚文化发展的过渡形态，其未来的向度可能是进一步壮大，成为主流文化，也可能面临吞噬的危险而指向死亡，或者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自生自灭。

(二)亚文化的星丛式存在

星丛理论源于本雅明《德意志悲剧的起源》，意在力推主客融合的思想。“相安无事中彼此不存在支配关系但又存在各自介入的区别状态”[4]，阿多诺用星丛理论指认，需要瓦解主客辩证法，结束主体对客体的奴役关系，形成一种全新的无中心、无等级的文化丛林。亚文化形成的初期，在这种不对称的结构框架下，保持多元共处，保持异质性的存在。亚文化的星丛式存在，使得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得以展开，对话的前提是存在差异，对话经常表现为思想的碰撞和行为表达方式的差异。处于星丛中的文化，其本身是一个“反体系，是处于不断建构中，并且将要被不断建构的，这个过程没有任何终结。”[5]

(三)亚文化的解构动能

人类由于其生活世界的共同背景，构建起一套图腾式的世界观，它具有系统性的结构范式，随着理性的发展，这种世界观逐渐式微，现代思维方式为亚文化的突起提供了逻辑思维的力量，因为现代逻辑思维的发展，预示着系统性结构性范式逐渐退化，表现为贬值式衰减，为亚文化发展预留了位置和机会。就文化结构而言，亚文化具有解构功能，主要表现为：在亚文化的鼓动下，原有的系统结构或多或少地出现分化，系统中原有的中心地位被动地做出反应，其结果是部分功能的消解甚至丧失；接受亚文化武装的主体，表现为一定悖逆特征，行为越来越表现出另类特质，悖逆行为与亚文化之间不断相互确证，产生了更大的自信，以此为契机不断发展自我，亚文化进入了野草式生长模式阶段，不断扩大影响，直至完成一次蝶变。至此，亚文化的解构功能得以实现。亚文化的解构功能具有积极意义，由于解构，更需要建构，以解构为逻辑起点，预示着建构的到来，建构带来主流文化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亚文化的解构，促使人类进行反思和建设性沟通，这种建设性沟通需要做到倡导的文化是真理，兼容并蓄，可以真实地反映世界和事实，代表未来发展的方向，通过反复讨论沟通达成“共识”。

四、结语

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呈现出“未济”和“达成”的逻辑演变，在批判与超越、解构与建构、守成与整合的路径中演绎了“殊途”与“同归”的转换。正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多元存在，为文化的成长奠定了可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