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冠生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00)

《新文学史料》2020年1期发表孔刘辉先生的《“杀穆时英的刽子手”——穆时英案补记》(以下简称“《补记》”),开始写道:“笔者曾撰《谍影重重——穆时英之死新探》……以客观事实证明其确有汉奸行为,并是以遭到抗日分子的制裁。解志熙先生也在相关文章中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关于穆时英是汉奸还是被误杀的‘中统’卧底应该可以定论”,最后又写道:“穆时英被杀案应可以尘埃落定”。但本文认为,尘埃还不能落定。

《补记》援引1940年10月11日汪伪《国民新闻》刊登的缉获凶手的新闻(以下简称“A1”)、容信《刺死穆逆时英后被捕,烈士张金宝临刑不屈》(以下简称“A2”,载1946年5月25日上海《大都会》第3期)、1962年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前身为军统)编印的《忠义救国军志》(以下简称“A3”)、1965年该局编印的《本局殉职殉难先烈事迹汇编》(以下简称“A4”)等材料,认为“既有来自公开发表的文献,也有来自军统的内部记载,其中虽有少量的细节上的舛误,但关键事项皆能互证。于此可见,张金宝以军统的身份,为抗日锄奸而狙杀穆时英,确定无疑”。

然而,材料要细读。细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A3和A4不宜作为官方档案或严肃的信史来对待。A4写道:“先烈以牵连多人,心有不忍,遂自认狙击刘逆荣贵等案,请释无辜。承审人吴逆四宝复询:‘尔等人几何?谁系上级?倘可引捕立功,当解尔。’先烈厉声答曰:‘同志不计其数,除汝辈外,皆是也,上名不详,大丈夫敢作敢当,何诛累为?余张金宝岂畏死偷生者?所恨未能尽杀汉奸以报命耳’”,但A1却写道:“该犯供认设计暗杀穆毛两氏案情经过,并供出其党徒甚多,现正继续严缉中”,与A4明显不合。

A1源出汪伪报纸,是否因此就不如A4可信?先看两个小例子:A1说张金宝“现年三十九岁”,A2说“年仅三十余”,A4说他就义时“年四十五”,《补记》说他“约生于1901年”,显然采信了A1的说法;A1和A2皆写张金宝是“宜兴人”,A4写“南京市人”,《补记》写“江苏宜兴人”,亦采信A1的说法。由此可见倒是A4出了一些不该出的错误。

A3把穆时英任职的“《国民新闻》社”颠倒为“民国新闻社”,把汉奸“毛羽丰”写成“毛雨丰”,等等,虽然《补记》说A3“关键信息是对的”,但出现人名写错这样的低级错误,至少说明编写者校对不严,用心不够。并且,所谓“关键信息是对的”指其他三个汉奸被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当时报纸记载,那么,问题就来了:以符合当时报纸记载作为“关键信息是对的”的证据,那么,A4与A1明显不符不就意味着A4值得怀疑吗?

种种迹象表明:前身为军统的“国防部情报局”编印这种书籍的动机是自我宣扬(吹嘘)(1)也许正因为看不惯军统的吹嘘,几年后曾为中统人员的“嵇康裔”才在香港刊文道出穆时英的真实身份:表面投身汪伪,实为中统卧底,军统其实错杀了手足。,但不得不说这活儿做得粗糙而低劣(至少在张金宝身上是如此)。

A1还提供了“张犯供词”,说道:“……本年五月间由宁波人郑某介绍参加蓝衣社行动队第三队队长;下分三组,共有组员十五人,专事暗杀工作。六月二十六日郑某来寓命余(该犯自称)出外工作,乃同至早经过布置就绪之四马路石路吴宫旅社五○九号房间,当时以未见穆时英,故未动手;第二日(廿七日)余因病不起,第三日亦以卧病未起,即命其行动员三人前往,当晚七时,彼等来寓报告工作完成”。

看来,能供的张金宝都供出来了。并且,这个供词对他有利:26日的行动不是“我”负责的(由“郑某来寓命余”看,郑某应是负责人);28日的刺杀也不是“我”干的(因为“我”卧病不起)。言外之意,谋杀穆时英的事“我”确实参与了,但主要戏份却不是“我”做的。

另据A3,张金宝所在的军统“上海直属行动队”狙杀了刘荣贵、穆时英、侯子文、毛羽丰四名汉奸,时间分别是1940年6月17日、6月28日、7月16日、8月9日。“张犯供词”只见“刺穆经过”和“刺毛情形”(2)没有A4所说的“狙击刘逆荣贵”,如果此事张金宝也参与其中,他不应该忘记的;他没供述只能表示他没参与“狙击刘逆荣贵”。。后者情形如下:“余先在大中华饭店内布置……余之部下,即在门口埋伏,旋见毛步出大中华,即由一人上前,以左轮枪向其轰击三枪,均中要害”。看来,张金宝虽然参与了两次刺杀活动,但并未开一枪。这不免叫人怀疑,他是个大滑头,虽然加入了军统,但并未全力以赴去做事,而是给自己留了后路,未沾汪伪一滴血,即便被逮住,也能为自己开脱。

“刺穆经过”表明:26日的行动经过了精心策划,但却无功而返(3)穆时英因何事要来吴宫旅社509号房间?军统如何得到这个消息?当天穆时英又因何未现身? 26日行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追踪。;于是郑某叫张金宝另想办法尽快杀掉穆时英,可巧接下来两天他病了,只好派手下人去拦路射杀——连病两天实在蹊跷,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28日的行动显然没有26日那样经过周密计划,危险性也就随之大增,于是张金宝就通过“卧病未起”而成功地避开了。如此推测并非对这个军统“先烈”不敬,看看他的一生所为就明白了。

《补记》综合所见材料大致勾勒了张金宝的一生。据《忠义救国军志》,“一·二八”事变时,张金宝曾“组织义勇军”,“旋奉命停止活动”,在上海开设舞厅,“暗中接纳义士,以图后举”。可是1933年3月他就杀了人,且打伤狱警,又在法庭上“百般抵赖”,“跪地叩头”,说“七十老母无人供养,将会饿死”;1936年底又杀人,逃匿后被抓,判刑二十年。这是“暗中接纳义士”的义士所应有的样子吗?A4的豪言壮语“余张金宝岂畏死偷生者?”在这些事实面前不是显得很虚弱、很可笑吗?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金宝被放出来“参加抗日活动”,直到1940年4月(A1说是5月)参加军统,中间两年到底参加了什么具体活动《补记》并无说明,却写道:“从张金宝在法庭上还惦记着无以为生的老母,以及‘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曾有抗日举动等细节,表明其尚存孝忠良知,这大概也是抗战爆发后,在民族大义面前,他能一反往日作风,并最终做出了舍身搏命、杀敌锄奸、宁死不屈等令人刮目相看的义举”。可是,法庭上想起“七十老母”会不会是一种博人同情的表演呢(不是初次受审而是1935年上诉时才冒出了一个“七十老母”)?而所谓“组织义勇军”事除《忠义救国军志》外再无别证。

看看张金宝的一生,不是贩毒就是造假,不是赌博就是私藏军火,不是杀人就是袭警,“七十老母”被他供养在哪里呢?《补记》在“孝忠良知”与“杀敌锄奸”之间建立联系,而A1称张金宝“既狡猾而又机警”,A2称其“待人和善而处事果敢”,A4称其“倜傥任侠,胆勇绝伦”,把他美化拔高成“侠之大者”,综合考虑他其实就是个为了自己生存可以作弄一切的江湖混混。

如果张金宝参加军统是因为“孝忠良知”的促动,那么,为什么到1940年才加入组织呢(如果“一二八”事变时已有联系,那就更不好理解了)?一个推测是:他的对头、仇人加入了汪伪阵营,为了自身生存,他选择了军统组织(高利诱惑亦是一个可能的因素,据A1,杀穆时英得奖金六百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供出其党徒甚多”而仍被杀掉。当然,即便上述推测不成立,但看A1“狡猾”的用语就可知汪伪方面对其知根知底,此人变化无常,难以取信,不可留。

上述看法不同于“国防部情报局”编印的书籍,而且与A2亦不符。A2作者自称当年亦曾被汪伪特工总部关押,“目睹张烈士在押月余”,所述似应可信。但并不如此。举重要两处:(1)“想到穆逆时英在二十九年首次被锄时,就会使我难忘执行打死这个文化巨奸的一位民族英雄张金宝烈士”,“执行打死”意味着张金宝亲自杀死了穆时英,与事实不符。可能张金宝换了地方(在狱中)就忘了自己“卧病未起”的事,痛快杀了汉奸,往自己脸上贴金,A2作者带着崇敬的心情听信了;(2)A2较详细地描述了张金宝临刑的场景:立而不跪且“怒曰:“你们这般什么东西,我乃中华有血男儿,岂肯向汝等汉奸下跪,要杀开枪,何必啰嗦’”,虽然比A4记张金宝“切齿詈曰:‘抗战总有胜利之一日,看汝辈汉奸为虎作伥到几时!’”要真实一些(A4明显是编写者为美化烈士形象、拔高烈士思想而自拟的),但A2作者拘押狱中,临刑场景又何以得知呢?

《补记》认为A2作者是一名记者,“曾‘目睹张烈士在押月余’,故对其人生经历、杀穆时英等关节知之甚详”,但A2对杀穆时英事一笔带过(4)仅有一句“谋刺穆逆时英虽已达成目的,但随即事败被伪方逮捕”,“随即事败”用语不确,因后来还刺杀了毛羽丰。,对张如何被捉记述颇多,但这未出A1之范围。看来,A2作者的“目睹”并非是近距离相处(如押在同一个牢房,或曾有机会当面交流过),所述多听信之言与想象之词,价值其实不大。

本文并不否认张金宝这个人的存在,不否认他参加了军统,不否认他参与了刺杀穆时英,只是拒绝像A4那样地美化拔高,拒绝强调并跟随单方面的事实。本文意在表明:(1)新材料会解决一些问题,但同时会引起更多的问题,可以说,新材料在呼唤着更多的新材料;(2)发现新材料不容易,材料之间的对读、斟酌与解释更不容易(5)本文思考所用材料皆来自《补记》,但思考所得与《补记》颇不同,其间得失请读者对比衡量。。

最终,尘埃还不能落定。本文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鉴于目前没有“直接而可靠的物证”,穆时英是卧底还是汉奸的问题应该悬置起来(6)见管冠生《穆时英是谁?——对其附逆之事的再思考》,载《太原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对《补记》开始提到的两篇文章的评论与思考亦可见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