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磊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迭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汉奸数量庞大,存在范围广泛,使得逮捕方式也多种多样。

逮捕汉奸是一份肥差,不仅可以使主管部门掌握大权,耀武扬威,还可以趁机敲诈汉奸,发笔横财。当时,对于由谁主管颇有一番争执。初期由陆军总司令部负责办理,但是,其他机关人员纷纷插手此事,权责难以统一。为了调解内部矛盾,更好地执行逮捕汉奸任务,蒋介石发布手令,内云:“逮捕汉奸,各方权限不清,责任不负,以致纠纷多端,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副局长负责主持,另派有关人员会同检查办理,以归统一,而免纠纷。”这样,国民政府就将逮捕汉奸之权完全交予了戴笠领导的军统。随之,军统局成立了处理汉奸的最高机关——肃奸委员会,并在全国25个大城市设立了分会。蒋介石之所以将逮捕汉奸重任交给军统,主要考虑军统内部权责分工明确。此外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军统人员曾大量留在沦陷区,他们对于汉奸的所作所为比较熟悉,有利于逮捕行动的执行;二是蒋介石与汉奸之间进行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执行这些行动的主力是军统人员,为了掩盖这些行为,他必须再次依靠军统。

怎样逮捕这些狡猾的汉奸,军统进行了细密的策划,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方式:

紧急逮捕抗战结束后,收复区出现了一种奇怪现象,昔日的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国民政府的官员,“地下工作者”、“抗战英雄”、“有功之臣”纷纷像从地下冒出来一样。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河里漂来的,不如地里滚来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坐着不动的”就是指汉奸。国民政府大肆利用汉奸的这种风潮还未过去,各地汉奸还沉浸在再次被重用的美梦之中,军统人员便突然出击,迅速逮捕了一批汉奸。在江苏省,1945年9月26日凌晨,南京城内死一般的沉寂,人们还在熟睡之中,身穿便衣的军统人员便悄悄探进汉奸的住宅,在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恶徒还未明白之时,他们就遭到了逮捕,这些人员主要有:梅思平、李圣五、岑德广、凌霄、郭秀峰、周学昌等。类似逮捕行动第二天又在上海上演,杨揆一、项致庄、张国元、张韬、傅式说、蔡培等一批汉奸落入法网;在山东省,济南、德州、青岛等地,于日军签降后39小时,便开始逮捕汉奸,由于事先准备工作秘密进行,外间知之甚少,9月29日凌晨,113人被送入拘留所。

诓骗诱捕汉奸中有多人曾在国民政府任职,有些甚至身居高位,因此他们与蒋介石政府的很多大员关系密切,在战后的惩奸风潮中,他们寄希望于昔日的故交,希望这些人能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求情,获得谅解,只是将其作为“政治问题”解决。而战后国民政府利用汉奸的政策也给了一些汉奸以希望,他们认为蒋介石会减轻甚至免除对其惩罚。而军统人员恰恰利用了汉奸的这种心态,实施诓骗诱捕政策,逮捕了大批汉奸。华北是汉奸的重要聚集地,逐一逮捕难免会打草惊蛇,于是戴笠便利用早已自首的汉奸王荫泰,由他出面,发出请柬,宴请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诸汉奸52名。当这些汉奸接到请柬时,有些已经猜出这是“鸿门宴”,但是他们仍不能不赴约,“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应该是那些汉奸当时心情的最好写照,更何况他们还存有一丝侥幸心理。被邀请的汉奸战战兢兢前来赴宴,饭没吃好,就来了一批军统局特务人员,他们按照名单,将这一批汉奸全部收押。对于一直梦想做“第一夫人”的陈璧君的逮捕,更是煞费苦心。作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的鼓动者,能否成功将其逮捕归案,在民众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汪精卫死后,陈璧君就与褚民谊主要经营广东之地,他们大部分时间呆在广州。抗战胜利后,她故作镇静,表示绝不逃跑,“宁服国法”,但这是空头支票,没有任何保证。怎样将其引离广州,羁押南京,是军统需要筹划的一件大事。鉴于陈璧君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戴笠便以此为诱饵,伪造了两封蒋介石给陈、褚两人的电报,声称“当可从轻议处”。陈璧君对此有些怀疑,但是褚民谊却十分相信,认为有了救命符。在其鼓动下,陈璧君最后也相信了。军统人员在见到两人后,编造谎言,首先将他们软禁在广州,而后又解押南京,陈、褚两人知道上当时,已经成为“瓮中之鳖”。利用这一手段,军统还逮捕了很多大汉奸。

以奸惩奸随着日本的投降,伪政权纷纷解散,汉奸四处逃窜,对于外面的风吹草动,他们非常警觉。侦查、逮捕这些藏匿的汉奸,对于军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对于那些曾和这些汉奸共事,已经“自首”的汉奸来说,他们比较熟悉这些昔日“伙伴”的藏身之地。军统巧妙地运用了这种资源,利用他们追捕汉奸,颇有成效。原汪伪特务头子、伪军委会政治保卫部副总监万里浪就被委以侦察、逮捕汉奸的重任。为了讨好蒋介石,他更是极尽心力,所以利用他逮捕的汉奸有几十人,其中最出名的为伪广东省省长陈春圃。此种逮捕汉奸的方法遭到许多人的非议,但是,它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多汉奸因此落网。而且国民政府在利用这些汉奸之后,也把其中的一些人绳之以法,并未使之逍遥法外。万里浪后来逃出上海,但最终仍在安徽蚌埠为军统人员抓获,1946年8月15日于上海枪决。作为权宜之计,这种方式不失为逮捕汉奸的一种方法。

国际引渡这种手段主要是针对陈公博、李励庄、莫国康、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人采取的。抗战胜利后,陈公博等人求得日本侵略者的帮助,乘飞机秘密到达日本,妄图逃脱国法的制裁。国民政府实施逮捕汉奸的计划后,曾大肆搜捕“二号人物”陈公博,但是没有任何线索。就在军统一筹莫展之际,日本报纸登载陈公博自杀的假消息,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军统判断陈公博定是藏匿在日本。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向日本代表冈村宁次递交了《中字第二十一号备忘录》,提出“陈逆公博等皆为中华民国之叛国罪犯,希贵官负责转致日本政府速予逮捕,并解交南京本总司令部为要”。作为战败之国的日本,此时已经无力保护昔日的鹰犬,不得已将其交出。随后军统派飞机将他们押解回国,陈公博一干人成了阶下囚。

大肆搜捕对于投日巨憝要小心翼翼地应付,而对于遍地开花的小汉奸们,军统则未必如此谨慎,因为他们的活动能量相对较小。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有大批军统人员留在沦陷区,他们主要执行对汉奸的肃杀任务。抗战胜利后,这些人员由于长期潜伏在日本占领区,对于各地的助敌者,有较为清楚的了解,因此,为军统逮捕这些汉奸提供了重要情报。同时,国民政府利用民众对汉奸的不满情绪,鼓励各地民众告发汉奸。在政府的支持下,曾深受日伪侵略的各地群众,怀着满腔怒火,纷纷向司法机关写信举报。那些昔日不为国民政府注意的小汉奸们,也引起了军统的注意,他们也被陆续逮捕,投入监狱。

从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在南北各地共捕获汉奸嫌疑者4291人。这与实际汉奸数额相差甚多,但是一些臭名昭著的汉奸基本都被逮捕。而且在此后审判汉奸时,国民政府并未停止对汉奸的逮捕工作,最终大部分汉奸都未能逃脱法网,逮捕汉奸任务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