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文妍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

1984年，“赛博朋克”(cyberpunk)圣经《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以石破天惊之势席卷了科幻界，奠定了美国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48—)的创派宗师之位，引发了文学评论界关于“高科技、低生活”(high-tech and low-life)的新型社会范式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相形之下，集其十篇最佳短篇小说之大成的《全息玫瑰碎片》(BurningChrome,1986)则在热浪之外独焕光泽。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在其作为“赛博朋克宣言”(Cyberpunk Manifesto)的序言中指出，吉布森的部分早期作品堪称旷世杰作，以新浪潮的演绎方式描摹了一幅即刻可辨的现代困境肖像，“体现了想象力的新水平，有效地为整个文类提高了身价”。[1]2吉布森也将短篇小说同单曲唱片进行类比，认同真正的经典短篇是科幻的最佳表现形式。[1]8在作品中，他粉碎了旧式科幻小说狭隘的技术崇拜，聚焦于垄断性“大科学”对边缘性“小人物”的全景式型构。“身体”(body)是其文学叙事的核心之一，能最为突出地折射出近未来世界的科技革命与文明动荡对后人类生存境遇的影响。作为得以洞察后人类身体全貌的范本，《全息玫瑰碎片》探析了后人类身体的博弈之战、异化之殇与救赎之道，书写了铭刻于身体镜像之上的近未来文化隐喻。在新兴科技的赋形中，后身体内爆至人机耦合与灵肉分离的跨界形态，在具身/离身、在场/缺席、中心化/边缘化等角逐中艰难求存；在资本权力的场域内，后身体被异化为去意志的实用器具与符号表征，以容器、媒介、景观等形式参与社会建构，阉割了自身的本体属性与发展规律；在价值理性的观照下，小说呼唤着技术返魅与人文反思，主张以科技人化之路迎接身体本位与生命价值的回归，以追求身体自治、尊重身体经验、建构主体间性的身体美学等方式探寻救赎之道，从而使身体从权力与技术的铁律下解放，恢复其鲜活的欲望、真诚的情感与蓬勃的本能。

一、身体的博弈：新兴科技下的人机合体与灵肉分离

在《全息玫瑰碎片》中，吉布森塑造了一系列矛盾的身体，观照了新兴技术介入下身体的形式与地位问题。小说中的科幻世界设立于后人类纪元，人机交互模式已形成普遍景观。“赛博格”(Cyborg)，即由“控制论”(cybernetic)与“有机体”(organism)拼贴而成的电子人，“在自然、社会、文化之间打开了一系列‘有裂缝的区分’，它穿越了动物/人的有机物和技术机器的边界，但它也质疑物理世界和非物理世界之间的边界”[2]18。技术物的嵌入与赛博空间(cyberspace)的开放为人体开辟了多维的存在方式，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首先，在具身(embodiment)技术的介入下，在场的身体呈现出中心化趋势，在弥合有机体/机器之区隔的过程中实现了迭代升级。近未来世界见证着生物技术的迅猛革新，器官移植、基因改造、智能义肢等具身技术能够转化、拓展、增强后人类身体的形态、功能与知觉。《冬季市场》(TheWinterMarket)中的莉丝患有不治之症，受困于残破溃烂的躯体，只得靠聚碳酸酯义肢所支撑，细瘦的手则由内置电极驱动；《整垮铬萝米》(BurningChrome)中的“自动化”杰克曾在滑翔中出了事故，因此需要装配杜拉铝肌电假肢来维系活动。技术物也可以拓展人身的超自然能力，将其建构为确切、实在、非隐喻的杀人机器。《约翰尼的记忆》(JohnnyMnemonic)中，莫莉在眼睛里植入了镜面镜片，十指下装配了十片可伸缩利刃，手内嵌入钢爪；小个子技术员的人工指尖里安装了金刚石线轴、底座与单分子细丝，以便干净利落地切开身体、截断神经。游走在危机丛生的都市里，内嵌的机械武器为他们的基本生命维持与暴力犯罪活动提供了技术保障，被重塑的身体成为维系后人类生存、活动、身份建构的重要力量。

其次，身体也在粉碎人类/动物之边界的过程中实现了兽性返归，重现原始、野蛮、凶残的动物形态，由此从宰制性的意识中解放出来，夺回了人身体性的本能力量。在《约翰尼的记忆》中恶臭的酒吧里，守门的磁犬两姐妹“个头都有两米高，有着灵堤犬般的瘦长身形”；在人堆中晃荡的肌肉男炫耀着肉块儿，“身体轮廓简直不似人形”[1]2。而藏身在破败、狭小、鬼气森森的悬空层上的“低科族”更是直接以野兽的外表与习性过着低劣的生活。莫莉的朋友狗子移植了杜宾犬牙胚，灰舌又厚又长，口水直流：“那对犬牙、满脸可怕的刀疤，还有深陷的眼窝，让他看起来简直不像人类，而像野兽”。[1]17即便置身于蛮荒的垃圾堆，面容如未开化的猛兽般狰狞，他们秉承着自主改造身体的审美观与实用观并为之骄傲：“刀疤、刺青和犬牙，这些是低科族的时尚”[1]20，这种能动的形塑也彰显了自由意志及快感：“弄出这么一张脸来，可是件费时费力的活儿，还得有点创意才成。看他的举动，这个怪脸人好像过得挺开心”。[1]17在向动物兽性的复归中，世俗的理性、宗教的神圣性都成为已故的神话。他们自由释放着肉体的本能和欲望，模糊了笛卡尔式的“我思”主体，呈现出尼采式的身体一元论和决定论走向：作为权力意志的动物性构成了人的存在的根本规定性。在具身技术的介入下，文化/自然、主体/客体等二元边界被模糊，有机体/机器、人类/动物等二元结构遭解体，后人类开放的身体似乎挣脱了意识漫长的操纵与规束，成为积极的、自主的、具备独立行动能力的解释性力量。

具身技术下在场的身体呈现出中心化趋势的同时，离身(disembodiment)技术下缺席的身体则走向了边缘化。计算机网络创造了一种与现实地貌相平行的新空间，促成了“网络空间的非物质幻想”[3]206。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中，意识逐渐成为自给自足的独立存在，身体的缺席越发成为一种普遍景观。后人类的神经系统可以自主接入虚拟的矩阵空间，意识从作为躯壳的身体中抽离，漫游在电子网路系统之中。在《整垮铬萝米》中，穷困潦倒的黑客鲍比为了利益诉求，和搭档去攻陷妓院老板铬萝米的银行账户。当主人公侵入铬萝米的“暗影城堡”时，他们不具备形体，却可以自如变换形式：“伪装成一个审计程序和三张传票”，快速通过在模拟矩阵中的光纤线路——“那种感觉就像在侵入程序的波峰上冲浪，悬浮在沸腾的伪电子信号上空”[1]190，而他们的身体则“在别处，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在一间拥挤的阁楼里，房顶是钢筋和玻璃”[1]190。此时，现实被超现实所涵纳，个体身份在传播经济学主导的空间中被幽灵化[4]117，这种与身体存在的自愿分离可以被视作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出的去实体化过程的一项指标。当意识本身被上载到网络时，赛博空间中“彼在”的身体成为集成电路上的编码文本，作为想象的意象在电子媒介中流通；“此在”的肉身成为被遮蔽、闲置乃至作废的客体，是数据化的意识流需要摆脱的束缚。此外，感官体验(Apparent Sensory Perception)技术也对身体进行了放逐。人们可以通过设备接入另一具肉体，直接代入他人的视角来体验录制下来的官能感受，自身的真实躯体则被搁置于存在真空。《整垮铬萝米》中的瑞琪一度沉醉于感官体验行业，常常借助传导带来扮演巨星泰莉·伊萨姆。通过接收模拟的神经信号，她能触及泰莉感受到的整个世界：驾驶一架黑色的福柯、越过亚利桑那州的平顶山、在西太平洋的特鲁克群岛保护区潜水[1]202，而她真实的身体则被贩卖给“蓝色光芒”会所，在屏蔽感知的情况下供人泄欲。中文版小说集的同名短篇《全息玫瑰碎片》(FragmentsofaHologramRose)(1)小说集英文原版名为Burning Chrome(《整垮铬萝米》)，中译本名为《全息玫瑰碎片》(Fragments of a Hologram Rose)。中的帕克通过德尔塔脑波诱发器来参与前女友视角的主观影像，渴望寻找爱情存在过的证据。他的意识随之步入了雅典，“从她的眼中看这个世界：灰色的纪念碑，巨石雕成的战马，在雕像上方盘旋的鸽子”[1]48。即便重复了相同的经历，深层的追问也相应降临：“可是她因此变得更真实了吗？他们之间因此变得更亲密了吗？”[1]48在空空的橱柜和凌乱的床铺之下，仍只剩他独自一人，“断电之后醒来时发现自己困在一具完美的躯体中”[1]49，幽哀地捕捉着混沌、残破、带来创伤的记忆碎片。感官体验使身体“不复是父精母血，而是‘资讯的星丛’‘数据的组合’‘共通的幻觉’以及‘在心灵的虚无空间中漫游的光线’”[5]90。由此可见，赛博空间为后人类提供了强烈的神经刺激体验和供意识自由流动的无限平台，由此助其逃离了现实物理世界，超越了个体肉身的有限物质性。然而，“去身体化的无线在场”(disembodied telepresence)使身体为矩阵的魅惑所倾轧，弱化了身体的存在真实与本体经验，灵肉分离的脱域状态加速了身体与主体之间的分裂，乃至复刻了柏拉图-笛卡尔式的二元思维对身体的贬抑倾向。

总体而言，在《全息玫瑰碎片》的叙写中，科技将人类的形态从碳基生命转变为电子生命，在解构传统的文化、伦理、习俗之前，首先对身体进行了围剿。技术在具身/离身中挣扎，从而使身体也在在场/缺席、中心化/边缘化的角逐中来回博弈，深化了身体和意识的对立叙事。一方面，延展性、开拓性的具身技术赋予了身体多元的潜力，在场的身体在人机耦合的过程中迭代升级，在人兽并存的状态下激发本能，由此在自我武装、自主叙事的路径中成为中心化的焦点；另一方面，离身技术使信息化的意识重返神坛，同时剔除了人体的物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缺席的身体被边缘化为多余的客体，难逃遭放逐与贬值的厄运。而在这场激烈的博弈之中，身体无法摆脱社会的空间形塑，抽象为对近未来世界的隐喻，在深层逻辑上陷入了异化的境地，呼唤着救赎的力量。

二、身体的异化：权力场域中的实用器具与符号表征

倘若放置于微观个体层面，后人类的身体尚可在虚实博弈间为自身正名，而当被投放至社会空间中，在近未来反乌托邦的权力垄断与技术专制下，身体则完全陷入异化的困境，沦为被权力征服、奴役、规训的对象。吉布森在《约翰尼的记忆》《蛮荒之族》(Hinterlands)、《新玫瑰旅馆》(NewRoseHotel)等短篇中都书写了财雄势大的跨国公司。它们是晚期资本主义力量的象征，主宰着数据仓库和信息网络，控制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命脉，也掌握着改造身体的绝对权威：“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6]27在资本主义蔓延的触手之下，无限膨胀的工具理性构建了一种话语霸权，身体沦为了权力的奴隶、科技的注脚、文化的傀儡。后人类的身体不再传达能动的个人意志，而成为充当物质材料的工具、被环境赋形的符号，以容器、媒介、实验材料、肉欲傀儡与景观等形式参与到社会运作之中。

在日益数字化的世界里，科技开辟了身体的多元功能，也使《全息玫瑰碎片》中的后人类身体被物化为纯粹的实用器具，充当着寄存与运输科技信息的容器与媒介。《约翰尼的记忆》中的主人公约翰尼是一名以身体盛装加密数据的走私犯。他将数据存储系统植入大脑，靠为公司、富人、黑社会犯罪团伙运送敏感信息的方式谋生。为保证货物的安全，数据被一个只有顾客知道的密码口令所锁定，约翰尼自身的意识无权查阅，也无法检索。在导出信息的过程中，他会进入“失神服务状态”，将脑中所存储的程序和盘托出，之后便遗失了这份记忆。在工作时，约翰尼的主体意识不在场，身体充分工具化，成为一个被动的接收器与存储器：“这辈子的大半时间里，我都是一个浑浑噩噩的容器， 盛放着别人的知识和信息，然后被别人清空，吐出我自己完全不懂的人造语言”。[1]21与之类似，《蛮荒之族》中的主人公是一位职业“媒介人”，通过植入的骨导电话来接收来自宇宙源源不断的原始数据。对他们而言，惨叫是家常便饭，痛苦无法避免，忧郁症成为常态，工作时个体的身份、记忆、特性也全部被抹杀：“若‘格式塔’生效，弘和我融为一体，原本独立的个体就不存在了”。[1]77他们的身体也随时面临着碎形的危险：“感受那些数据带来的压力……那些管道就像一束束肌腱，被束缚，却不断膨胀，随时可能痉挛，碾碎我的身体”[1]71。身体是他们实现事业抱负的媒介，却在工具化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走向损坏与毁灭。

如果说事业型身体的物化路径尚且还有个体理性的参与，小说中的去意识身体则完全被钳制在他者的凝视、规划与统治之下，成为任人宰割的实验材料与肉欲傀儡。《蛮荒之族》中奥尔加·托维亚夫斯基中校的身体携带了大量外星信息，因而成为被切割与剖析的实验品：“他们越努力尝试，她的身体就变得越薄。最终，因为他们迫切的探索欲，她珍贵的遗体填满了所有图书馆的冷藏柜。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圣女被切割得如此精细：单是普列谢茨克实验室就收藏了她身体的两百多万个组织切片”。[1]75反讽、化重为轻的笔法道出了一个令人心寒的事实：被冠名“奇点女神”“主保圣女”的奥尔加完全丧失了尊严与神圣性，她所历经的痛苦、恐惧、精神分裂都无人在意、无从慰藉。她的血肉之躯只被视作挖掘太空数据的材料，充当着学科的研究对象、权力的决斗场、财富的策源地。《整垮铬萝米》中的瑞琪则为了支付昂贵的蔡司伊康眼，将自己物化为一架切断意识的“肉欲傀儡”(meat puppet)，即将身体整合到基于虚拟现实的性幻想中的高科技妓女[7]83：“在类似于深度睡眠的状况下工作三个小时，她的身体和一部分条件反射机制负责这份工作。客人永远都不会抱怨她在伪装，因为那些是货真价实的性高潮。但是，她自己感觉不到……”[1]211。在后现代“解放”模式中，性被简约为使用价值(“性需要”的满足)和交换价值(由模式流通所控制的色情符号的嬉戏和流通)[8]55。瑞琪分离的身体从未焕发出纯粹的爱欲，而是高度功能化为一个被动的、驯服的、损耗严重的供人泄欲的性爱玩偶，身体的真实欲望被淹没在撕裂的色情经验之中。

此外，后人类的身体也被纳入了资本权力主导的消费进程之中，受到消费文化的收编与操纵，被社会性地建构和生产成为符号表征的景观(spectacles)。《酒吧里的归栖者》(TheBelongingKind)讲述了一群异族通过身体变形与身份表演来融入社会主流图景的故事。主人公科雷蒂出于情欲尾随安妮，不停地在酒吧间穿梭流连，惊讶地发现她能够自如地变形与换装，同时配以恰到好处的动作与表情，从而完美地融入任何环境。他意识到这类人是附属于酒吧的“人形家具”“披着人皮的墙纸”，构成了酒吧里必不可少的景观。这些以酒为生的异族本是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他者”。为了作为一个典型进入景观而被认同，为了将自己认同为“顺从物的过程的一般法则”[9]23，作为“景观代理人”的异族阉割了自身族群的特征与习俗，隐藏了深潜者式的混沌与兽性，拒绝了所有自主(autonome) 的品质。在消费社会与大众文化的浸染下，他们厘清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态逻辑，通过身体的适应性改造来为酒吧建构情境，进行既定角色的影像操演，以参与构筑人类社会景观的方式来获取生存的资格与价值。身体成为了他们内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规范与权力规则的场域，具有语境性、建构性与流动性，丝毫不承载个体的独有特征与情感色彩。

然而，即便并非有意识地顺应现存景观，后人类看似自愿的创造性活动也只得以商业消费品的形式沦为景观统治的同盟。在《冬季市场》中，主人公莉斯将自己转录成硬件程序，从科技维度开启了自身身体与精神的创造史，并依靠软片录制成为声名鹊起的商业明星。在外物的引诱和鼓动之下，作为被凝视和评估的客体，莉斯进行表演的意识与身体并不具有主体性，而是被市场逻辑塑造出了符号化、美学化和欲望化特征，“赤裸的人类主体性被翻译成二进制位和字节，无需任何图像或人类语言的基本象征即可被执行”[4]121。发型师、化妆师、服装师等用各种物质性元素对她的身体进行包装，粉饰出更加精美的外壳，以塑造出更利于市场流通的景观。这种投资旨在使莉斯的身体不断生产效益，在媒介文化中被捏造为一种“仿像”(simulacrum)，作为被模型与编码赋予了生命的符号，标识着“形象媚俗性的激增”[5]85。她本人也抽象为同质的消费品与纯粹的表象，作为全然脱离肉体的影像来存在。曾因残破、溃烂、垃圾般的身体而极度重视自尊的她，在金钱、名誉的引诱下抛弃身体后，也一并丧失了她作为人的个性与尊严：“她已经被无情地吸入了好莱坞，就像把脚趾伸进了黑洞一般。她被金钱那不可思议的吸引力扯了进去。我相信她已经不在了，可能已经死了”。[1]152德波指出，个性的消除是具体屈从于景观规则存在的不幸附属物，这一存在甚至还在不断地除去真实经历的可能性，并从而除去了个人选择的发现[9]121。明星光环赋予莉斯的伪权力非但不能为其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反而使她陷入并加固了现存体制的牢笼。“景观—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牢固支座”[9]174，在小说中，以“自主领航”公司为代表的资本家通过身体包装、梦境贩卖引诱普通大众沉醉到迷人的“看”中，使其丧失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从而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演变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莉斯正是这种秩序的维系者，媒体明星的身份将其塑造为表面化生活(vecu apparent)的代言人，在放弃自身特性的同时，也引导着大众追求感官刺激、放弃独立思考，客观上沦为资本霸权巩固统治的共谋。

在《全息玫瑰碎片》中高度科层化的利益集团的权力摆布下，被高度规范化的后人类身体逐渐走向异化，“不再是洋溢着动物精神的身体，洋溢着权力意志的身体，洋溢着超人或者精神分裂症理想的身体。这不是喜气洋洋的身体，而是悲观、被动、呆滞的身体”[2]19。作为纯粹的实用器具与符号表征，身体既被钳制于生产主义的牢笼，又无可避免地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一方面，作为实用器具的身体丧失了自由意志与选择权利；另一方面，作为符号表征的身体处于景观的教唆、规训与预设控制之下，受制于资本逻辑的殖民统治，使人“远离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创造”[10]3。作为一台生产和粉饰异化的新机器，消费文化投射在后人类身体上的意识形态强化了单一的“官方真理”，要求他们根除全部的自主经验，摒弃完整而独立的人格，以无个性螺丝钉的身份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文化体制，从而服务于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值及权力集团的统治利益。身体日益失去了能动、积极、创造的本质属性，阉割了自身的存在逻辑和发展规律，只得服从于由权力决定的政治目的、商业动机和文化效益。

三、身体的救赎：价值理性下的技术返魅与人文反思

吉布森指出，科幻小说绝不单纯是关于未来的想象，而是借想象的外衣来审视真实的当下[7]107。当同仁忧患于银河帝国的末日浩劫、社会冰川的触礁之厄时，吉布森“极少将时间浪费在空口批评与唉声嗟叹中，他的视野开阔而坚定，正如奥基斯·巴崔斯的评价：不畏艰难是他标志性的优点”[1]4。在《全息玫瑰碎片》中，吉布森在科技控制、改写、替代人类躯体的背景下，在价值理性的视域中反思人类的存在本身。充溢着科技梦魇的反乌托邦是对当今世界的隐喻，后身体的受难投射出吉布森对人类境况的文化忧思，人物的伦理选择则是他构筑起的想象性应对策略，成为孕育着身体解放潜能的一剂治愈良方。

其一是追求身体自治。鲍德里亚指出，对政治经济制度来说，身体的理想类型是机器人，是“作为劳动力的身体得以‘功能’解放的圆满模式，是绝对的、无性别的理性生产的外推”[8]53。然而，一个独立的身体需要的并非社会系统下的功能解放，而是基于个体官能与意志的主体解放。在近未来科技暴政的语境下，身体不仅需要从唯灵论的压抑中抽离，更要从技术与权力的奴役下解脱，重新恢复人性、回归自治。在《约翰尼的记忆》中，对于信息容器约翰尼而言，充分工具化的身体使其深陷被利用、胁迫、追杀等危险境地，但其出色的效用也标识着他的技术能力与身份价值：“‘尽管如此，储存在我脑子里的信息还是万无一失，’职业自豪感驱使我继续说，‘因为没哪个政府敢给警察装备‘乌贼’。别说警察，就连最高级的特工部门都不行。”[1]11即使记忆存储功能是约翰尼安身立命、获取社会认同感的基础，在参与一场决斗之后，失去能动性的无意义生活使他陷入了存在空虚。他坦言已“受够了做别人容器的日子”[1]24，希望最终将芯片全部取出，只保存自己的记忆，过上普通人的生活。这个过程必然是艰辛的：作为容器的身体限制了容器内的力，摆脱容器的束缚必将受到阻碍，约翰尼将经历一番在容器身体“里/外”关系间的挣扎与脱离特定职业而导致的身份危机。而他依然选择跳脱出既定角色，实现身体的复原、回归和重建，试图以接管身体掌控权的方式寻回本真的自我，重拾对本心与外部环境的自主思考、感知与记忆。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11]28，约翰尼的选择表明其自我意识的觉醒，象征着一股积极自主的内部抵抗力量，以抗击资本的操纵与权力的倾轧。此时的身体是福柯式“对抗权力的异质性力量”的身体，内部蕴含着巨大的意识形态潜能，足以构筑起一段具有革命经验意义的历史。

其二是尊重身体经验。身体是生命的物质基础，镌刻着认识经验主体对认识对象客体的种种体验，对身体经验的关照与爱护则寄寓着浓厚的人文关怀。《整垮铬萝米》的主人公杰克曾因滑翔事故失去了手臂，需要靠肌电假肢来支撑。在同瑞琪首次会面时，杰克满手的电线和电缆都卡在残肢的碳基上。通常，他会为被陌生人撞见这一幕而感到尴尬，但瑞琪只是静静地观看屏幕上的芯片图像和他的机械臂，“她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我马上就对她产生了好感，事情有时候就这么简单”。[1]191-192相比之下，在咖啡厅见到仙台改造义眼男孩泰格时，杰克在其征服性的虚拟体验眼神的打量之下感到明显不适：“我觉得他看我胳膊的时间太长了。”[1]203杰克对其残缺的身体十分敏感，而瑞琪正是因尊重、关怀他的身体而提供了温暖与慰藉。小说还多次描写到“牵手”之举：在亲密相处时，瑞琪“触摸了我的身体、我的肩膀，触摸了我露在假肢外面的那道半英寸宽的粉色疤痕……但是，她没有往上摸……她的手指沿着我的胳膊向下，循着纤维板上的一条焊接缝，直摸到锁金的胳膊肘，再继续到手腕……她伸开手指，和我十指相交，掌心抵着我穿孔的杜拉铝手掌”[1]195；在分别时，杰克“看着自动机械臂抬起来握住她的手，这手臂看上去根本就不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可是她还是握住了那只手，就好像握着我的手一样”[1]210。在瑞琪善意的目光中，杰克机械化的躯体不是冰冷残破的，而是有温度、有感觉、有欲求、有生命力的鲜活有机体，应该在忽略与遗忘中被重新施以尊重和善待，重视身体中镌刻的主观经验与人格价值。

其三是建构主体间性的身体美学。马克思指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2]78，人们可以按照美的规律与对象的特性进行自我创造，将对象塑造成为美的形象。身体是承载这一力量的重要媒介，由此生发的身体美学是“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觉审美欣赏(aisthesis)及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13]352。《整垮铬萝米》借杰克的眼光来描述瑞琪的身体之美：“瑞琪跪在一束阳光中……她穿着褪色的迷彩工作服，脚踩半透明的玫瑰色凉鞋，正弯腰在尼龙工具袋里找东西，赤裸的背部曲线玲珑。她抬头向上看，一束浅金色的卷发轻轻挠着鼻翼。她微笑，慢慢扣上鲍比那件旧衬衣的纽扣，磨损的卡其布掩住了她的前胸。她在笑。”[1]187即使这种打量难以逃脱菲勒斯中心视角，但结合杰克对瑞琪的感性认知来评价，这种注视是精细而温情的。对于瑞琪真正的男友鲍比而言，女人是他远航的动力与计分的筹码。他将瑞琪视作自己一切“想而未得”“得而复失”的象征符号，并不真正在意她的需求与未来。而杰克则关注其人之为人的生命尊严，在瑞琪备受冷落时，他“一直想向他(鲍比)大声疾呼，告诉他这个女孩就站在他眼前，她是一个活生生的、完全真实的人，她如饥似渴、精力充沛、百无聊赖、美丽动人、兴奋不已……”[1]195。作为审美对象的瑞琪并非是由杰克的先验自我意向性建构出来的，她既非理性的囚徒，也非欲望的奴隶，也不是引导消费的色情身体。与同样精致美艳却冰冷的大型程序形象铬萝米对比，也与日后成为千篇一律商品化的全息图像的她对比，瑞琪此刻的身体是活生生的、敏锐的、动态的、充满魅力的、具有感知能力的身体。这种主体间性的审美超脱了身体视觉层面的美，强调的是身体的本体论地位。正如黑格尔所言，“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杰克的身体审美观照达到了主客同一的审美境界，在感性经验中获得了精神享受与对身体自决权的渴盼。

此外，技术问题也是探索身体救赎之道的重要路径。在权力、话语、技术共谋共建的西方文化帝国中，诸多理论家都表达了对技术革新下身体“自然真实性”的普遍怀疑与忧虑。凯瑟琳·海勒(N.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指出：“有限性是人的一种状态，人的生命扎根于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人的延续离不开物质世界”。[14]7-8阿路奎·露珊娜·斯通也同样认为“电脑空间的开发者预见到了一个时代，当他们能够忘记身体时。但重要的是记住，虚拟社群源起于身体，也必要回到身体……甚至在技术社会主体的时代，生活也要通过身体。”[15]482《全息玫瑰碎片》中的帕克对去肉身感官体验的沉迷导致了昏沉、麻木、逃避的生活态度，为人类的生存状态敲响了警钟，也暗含着作者对于技术返魅的呼唤。作为唐·伊德(Don Ihde)式的技术身体(身体三)，后人类身体贯穿了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现象学肉身身体(身体一)和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社会—文化建构下的身体(身体二)，只有回归具身性，才能重新汲取生命认知与身份构成的中枢力量，而这依赖于科技与人文的和谐交融。美国著名科学史家萨顿(George Sarton)将科技视为“精神与文明的中枢”，提出了科技人文化、人性化、人道化的发展路径。吉布森在描述科技泛滥导致的灾祸时，也希望技术从重实利、重效益的价值取向转向重情感、重人道的返归。此外，在后现代的文化模型解构传统人文主义话语的核心之时，在人的尊严、权利、价值的根基都被消抹殆尽之际，吉布森依旧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慰藉视作一种珍贵的救赎力量。在描摹《约翰尼的记忆》里的约翰尼与莫莉、《蛮荒之族》中的托比和夏米安、《新玫瑰旅馆》中的“我”和桑迪、《冬季市场》中的凯西和莉丝、《整垮铬萝米》的杰克和瑞琪时，吉布森的笔触流露出温情脉脉的一面：尽管他们并不能够完全理解对方的选择，但某刻人性的共鸣依然使他们感知了生命的完整性与存在的价值。

在近未来腐坏的社会空间里，吉布森敏锐地觉察到，被冰冷的工具属性与景观符号所覆盖的是鲜活的身体，是人类处世的真实基点，是个体是其所是的证据，既不该是灵魂和理性的附庸，也不应沦为技术与权力的奴隶。外在的机械、数据、信息系统等符号都是德里达式“增补”(supplement)物，均以人的缺席为前提。作为身体的衍生，技术物不应全然遮蔽作为知觉主体的“有所体验的身体”(le corps vecu)，后者应始终占据着更源初与更核心的地位，而作用于身体的科学也应走向返魅之路，为人的生存带来福祉与庇佑。吉布森对人物与情节的刻画为推翻身体的异化叙事提供了一线希望：超越被动境遇，追求身体自治；注重人文关怀，尊重身体的人格经验；建立主体间性的身体美学，从平等互动的感性审美体验来享受身体产生的愉悦与情感之爱。借此，小说希望身体摆脱权力强加的述写方式，穿越全球媒介文化的霸权幻象，回归于具身化的血肉之躯，重塑无可替代的生命权力，实现救赎之路的政治文化意义。

新兴科技是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重新审视与定义着“人”这一斯芬克斯之谜。在当今社会，兴盛的人工智能技术将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推向高潮，人类受惠于整容手术、人造器官等生物技术，交合于便携电脑、智能手机等通讯设备，已在数据海洋中逐步走向赛博格化。作为由高科技所组建的新界面，智能身体充当起人类经验的生发器与信息传播的通讯媒介，是联结着人与社会的核心端口，却也无可避免地陷入特修斯悖论，挑战着传统的人类文明与伦理。此外，科技同治理技术的交织也愈发紧密，在极大地促进生产效益跃升的同时，也将人类纳入企业的系统化管理框架、权力的运作机制与功利演算之中。人类沦为流水线上的工具，本体价值遭受着生产机器的蚕食。在《全息玫瑰碎片》中，吉布森所描摹的近未来浮世绘正是对当前世界的隐喻与思考。小说探讨了在信息技术的重压下，后人类身体的博弈困境、异化形态与复归问题，昭示出后人类身体被权力体系与商业主义招安的真相，书写了重建后人类身体的潜在路径。在科技革命的背景下，当赛博格的碳硅复合身体成为表征人类存在的新型主体时，身份、价值、存在意义等人文话语生产机制遭到了全面改写。掌控核心科技的利益集团以绝对权力垄断着身体的支配权，弱势与边缘人群由此面临着严重的身体折磨、精神异化、心理创伤、文化焦虑与身份危机。此外，吉布森也并不满足于单纯书写身体操演的异质体态与媒介文化奇观，而是以警示的方式呼唤着科技返魅之路，希望在具身身体的主导中建立起人与技术机器融合互鉴的共同体，并以人物的伦理选择暗示了潜在的身体救赎之道，重估与复写身体的主体性价值，再度唤醒人对于能动性、人格与情感的感知，重新点燃身体的欲望、本能、意志与沸腾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