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一江

(徐州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8)

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在诸如乡土、都市、青春、革命等题材方面都探索了各自的空间，尽管在李泽厚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文化逻辑下，它们有过停滞或回退，但在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上都呈现出由浅入深的发展趋向，然而唯有科幻小说步入了一条反向路径。究其原因，李氏所言之思想启蒙，聚焦于文化道德层面，即反对封建的意识形态，改造愚昧的国民性，引进西方的民主思想以及批判传统的文化习俗等，它已成为较独立的社会思潮，对“救亡”的主题起到补充检验作用(1)尽管目前一些学者指出了该研究模式二元对立的缺陷，并提出了“救亡”与“启蒙”二者并存的发展逻辑，如张光芒教授指出，“(启蒙)实际上是作为与“救亡”主题并列的另一个主题而存在的，对“救亡”“革命”既起着思想上的补充作用，同时更重要的是不断对革命或救亡的结果进行检验。”(见张光芒：《启蒙论》)但对于中国早期的科幻小说而言，不是启蒙的思想检验“救亡”的行为，恰是由于缺失了科学的启蒙，导致科幻小说难以走上独立的探索道路，从其作品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如此。，这正是前者得以发展的基础。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滥觞，在于民主与科学的提出，启蒙除了要揭开“世道人心”方面蒙蔽在人们心中的阴影，亦当在科学方面带给人们崭新的认识。这一段时间，包括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丁文江等一批启蒙者都极力推行过科学精神(2)如1915年，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当中，就率先提出“科学与人权并重”，成为“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先声，又如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就曾认为中国人“智识荒隘……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丁文江则说，“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胡适更是明确地从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中找到了科学的精神，如他认为宋儒“这一种‘格物’说便是程朱一派的方法论，是自己去到事物上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他更认为清代的“朴学”具有科学精神，“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见胡适：《胡适文存》第二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在1923年甚至爆发了一场围绕着“人生观”问题的“科玄论战”。本文并不拟对此次论战展开详尽分析，只是为了说明在1920年代前后，众多启蒙者对科学问题的探讨方兴未艾，科学自身本应构成启蒙的一翼，科幻小说(3)在晚清及五四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并无科幻小说的称谓，这种文学样式初被称为哲理科学小说(梁启超)或科学小说，对于“科幻小说”具体何时取代了“科学小说”的名称，目前尚无明确的论证。可以肯定的是，此种文学的名称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由“科学小说”占据，从已有的资料来看，直到1940年茅盾和顾均正在其文章《从〈有眼与无眼〉说起》《在北极底下·序》中仍在使用“科学小说”的名称。本文不拟对其名称转换的确切时点详加论述，只是对其存在的情况做出大致描述。这一现代社会的文学样式，正是反映科学启蒙的重要载体。

如果说“救亡压倒启蒙”的逻辑对当时主要小说类型部分成立，那么对科幻小说则完全有效。在民族危亡的呼声中，科学精神迅速转变成社会工具，科学的价值退居到仅仅作为技术手段完成短期目标的实用理性传统上，科学启蒙的探索刚崭露头角即被打断，科幻小说也丧失了检验标准。它要么迅速变成了进行科普宣传或阐述政论的实用小册子，要么再次被纳入传统启蒙主题下，成为批判社会人性的投枪匕首，要么则是接受了革命的乐观主义，向人们展示着即将到来的那个美丽新世界。中国现代科幻小说言说内容的流变，在科学观上有着深层动因，即科学的启蒙在它刚刚萌芽的阶段，就被“救亡”沉重地压倒了，因此科幻小说也从开始便成为“折翼的天使”持续衰落。这一过程具体表现在预设“科学万能主义”、走向革命的意识形态以及建立技术与政治的二重标准三个方面。

一、改造社会——预设“科学万能主义”

“科学万能”的科学观导致中国科幻小说从发展之初就走上了一条“歧路花园”。科学作为一种认识世界的现代性方案，本身包含着复杂内涵。但在晚清至五四初期对西方科学的引进过程中，对此并未作出明白的辨析，甚至为了救亡的需要，错误地把科学精神变成“科学主义”。而这种“科学主义(有时可以称为科学迷信)，本身并不是科学的，它只是从表层上理解科学，把科学等同于知识、技术、生产力等等。”[1]112-113还有论者指出“中国是从20世纪开始把科学作为一种教条来接受的。”[2]5因此科学的现代性特征被不断窄化，多作为一种微观上改造中国人思想和制度的先进工具或从整个宏观社会上来建立人生信仰发挥着作用。对科学的片面理解导致中国科幻小说发展之初便先天不足，它使得这类作品显出不着边际的肤泛和乐观廉价的浅薄，文学形象更成为科学观念的演绎，从而进一步掩盖了科幻小说本应具有的现代性启蒙效果。

对科学现代性的第一种误解是片面夸大了科学的功能，认为科学威力无穷，永远乐观，不仅能解决自然的问题，亦能解决人生的问题，是一种盲目的“万能主义”(4)这种“万能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技术主义”，即把科学片面理解为技术，通过对技术的想象来解决一切现实中的问题。然而，每个时代都存在新的技术和对技术的想象，如《墨子·鲁问》中鲁班所造的飞鸟：“公输子(鲁班)削竹木以为鹊”“三日不下。”又如《三国志》中记载的蜀相诸葛亮的“木牛流马”和“诸葛连弩”，也都是基于对当时技术的想象。若仅把科学视为技术，就不构成现代科学的精神，无疑也取消了它自身的现代性品质。。当时不少启蒙者甚至将其价值上升到要求全社会都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人生观”的地步。而科学的方法、精神又变成能解决一切社会人生问题的“准宗教”信仰，这无疑是造“科学”为新“神”，塑造的途径便是科学小说。在晚清，虽然梁启超声称“人生问题，有大部分是可以——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却有小部分——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3]136但实际做起科学小说来，那“超科学”的部分反而借着科学的外衣最终完成，他是注重小说与群治关系的改革家，在另一篇文章《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也提倡具有科幻色彩的科学小说，认为“这类作品对中国文化的更新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4]50-54然而，由于重视小说的社会效果，为了完成一种新的社会信仰建构，具有科学属性的科幻小说就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必须在诸如哲理、信仰等(超科学)这类具有思想改造功能的层面上存在，从“哲理科学小说”这种梁启超对其的命名也可以看出他的用意所在，通过科学放大，突出这类小说形而上的价值并最终通过形而下的渠道来完成一项社会寄托，即“为中国人建立一种新的高瞻远瞩和富有想象力的另类视野……进而破坏中国旧文化的思想根基。”[5]5，由此出发，他不但亲自翻译了《世界末日记》《十五小豪杰》这样的科幻小说，还亲自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这样的富有科幻色彩的政论小说，全文幻想了改良成功并凭借科学的先进制度，使得中国雄飞于世界，这不正是片面夸大了科学的作用以便宣传改良的社会主张吗？梁启超要以科学为中介，即以科学的万能使那“超科学”部分得以实现，从形而上的思想层面改造中国人，达到变革社会的目的。另一些与梁启超同时的作家亦持有相近的科学观，反映在小说创作上如“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陆士谔的《新中国》、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包天笑的《空中战争未来记》等，其核心都是表现了科学救国的思想态度，并把科学的功效无限夸大，几近魔法，以至于出现有些科学小说与古典神魔小说“放法宝”相似的情节。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在其创刊词中写道“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科乎！”[6]7则更表现出这种唯科学的时代精神。建立在对科学片面看法之上的科学小说，本身并不稳固，当人们认识到它所预言的美好世界不会来临时，便将迅速衰落，所以当辛亥革命后，人们“送走了光绪，迎来了共和，国人发现，想象中的和平、民主、自由、繁荣等等并没有自然而然地到来，失望之余连幻想也不要了，于是科幻小说迅速没落了。”[7]106

对科学现代性的另一种“误解”是沿着社会效用的路径不断下行，使科学小说成为传播科学，启迪思想，最后改造普罗大众的万能工具。这种“误解”虽然没有刻意夸大科学的能力，却隐含了十足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列强入侵之下的亡国危机所带来的近代国人科技意识的觉醒……其行动的直接动机和目标即在于强国救国；尤为重要的是这里的科技意识还不是科学意识。”[8]30其内涵本身也并未超越传统启蒙主题下的诸如呼唤科技救国、批判封建迷信、唤醒大众思想等道德范畴。因此，形成于这种科学观念下的科幻小说只是一类科普读物，或者不过是把五四式启蒙文学搬上了另一个舞台。鲁迅便是这种认识的代表。诚如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所称，“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9]10-11这里所说的“被优孟之衣冠”即指借小说的体裁来传播科学知识。人们轻易就能看出其中深刻的功利性，科学只是一种手段，用来破除迷信，增益文明，改造人生，而科学小说，更是实现这一手段的手段，科学和科学小说本身的现代性地位都要服从于有益社会文明的宏大目标。吴岩曾指出，“他(鲁迅)只不过期望从自己的理解入手，将这种原本丰富的、包含着全方位现代性方案的文类进行缩编和简化，变成了一个小工具罢了。”[10]1-2受此观念影响，在《晨报副刊》创刊之初开设的诸如“科学谈”“科学浅说”等栏目中，发表了大量科学宣传或科普文艺的作品，它们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传播科学、破除迷信、改造社会，并带有“科学万能”和“小工具”的烙印。例如夏敬农发表的《雷祖爷欢天喜地》一文，描述了人们利用科学，可以将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捉来当听差当老妈”，“在高高的房屋上插着长针，雷氏一家无不望而生畏”。[11]又如孙伏园写了一篇《科学与吃饭》的文章，其中认为“科学的所以可贵，就在他能帮助这种特殊能力，使他得到一种正当的手段、方法或工具……利用了科学做工具，使生活能够增进。”[12]到了1921年底，《晨报副刊》在总结经验时也不得不承认“灌输知识的材料太多”但同时仍不放弃科学下行的目标，要将科学小说“做得人人能懂得”。(5)参见《晨报副刊》1921年12月31日中编者的话。由此可见，科学下行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在1920年代似乎被广泛接受，从周作人1924年的一篇《科学小说》文中，亦能看出这种影响，他指出“即使让步说儿童要听故事，也只许读‘科学小说’。这条符命，在中国正在‘急急如律令’的奉行。”[13]174周作人意识到了这种“误解”给科学现代性所带来的危害，他甚至认识到把传统启蒙主题装进科学瓶子里的做法已不能算作科学小说的范畴了，“有些人借了小说写他的‘乌托邦’的理想，那是别一类，不算在科学小说之内。”[13]177可惜的是，周作人提出的看法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响应和认真思索，救亡的严峻形势让人们无暇作出细致的学理探讨，他的声音被迅速淹没在改造社会的呐喊中了。

由此可见，从20世纪初到抗战之前，对科学现代性启蒙作用的“误解”主要沿着两极发展：一是在形而上层面建立起一套人人遵守的“科学的人生观”，无比乐观地坚信科学能够解决一切社会人生问题，使之成为新的信仰；二是作为目的明确的工具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用来指导实践，改造文明。然而无论在哪一极，科学都没有获得独立的现代性主体地位，它的内容始终没能摆脱传统五四式的启蒙声调，因此科学本身的现代性启蒙内涵亦处于压抑之下，最终使得直接反映科学的这类小说越走越窄，几近丧失。到抗战爆发，救亡成为迫在眉睫的目标，科学和科学小说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找到了它的容身之处，讲究因果规律，追求现实效果，提供乐观前景，倾向集体命运，这些正是李泽厚指出的，能解决现实问题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革命意识形态的基石。

二、异变与突围——走向革命意识形态的科学观

如果说1920年代的科学和科学小说作为一种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更多是在观念上较为浮泛的认识，到了抗战时期，它便具有更为明确的指称，演变成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直接参与到这场民族危亡的战争实践中，“(科学)在这里和以后日益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代称。”[14]63这种科学观的演变是救亡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缺乏独立性的科学赖以容身的暂居之地，付出的代价则是忽略了对科学本身焦虑所产生的创作冲动，难以产生佳作，并进一步丧失了其认识现代性的启蒙属性。

正如C.Geertz指出的：“当社会和政治危机伴随着原有文化根基失落时，便迫切需要意识形态。”[14]56虽然意识形态并不是科学，但人们却认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社会制度成为解决中国危机的关键，它能够对救亡的急迫课题作出具有历史规律性的“科学”解释和指导，因此，一向需要科学的落后中国，迅速就把科学与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等同起来。而这些又直接服务于当时的“战争文化心理”，在“战争文化心理”的影响下，所有的思想都统一为了战争胜利服务，所有的文学主题都被纳入了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宏大叙述中，所有的文艺作品几乎都成了整个革命机器的零件。虽然抗战时期中国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政治区域，但各自的文艺主题却又不约而同地服务于救亡的意识形态，偌大的中国，很难找到一处科幻文学独立发展的土壤。在前期国统区，“(文学)的基调表现为昂扬激奋的英雄主义……文学活动也就转向以‘救亡’的宣传动员为轴心”[15]382。后期又转向对战争形势下黑暗面的暴露与讽刺。因此，这一区域的科学小说要么作为工具仍然宣扬着廉价乐观的胜利情绪，要么披上科幻的外衣，核心却仍是五四式的社会或文化批判，其本质与1920年代的创作并无区别。例如老舍在日军大举进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创作的《猫城记》，就是这样一部借了科幻外衣的文化批判小说。在解放区，由于文学的受众是广大农民群体，本身就很难接受带有浓厚科学色彩的科幻小说，而后期又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除了把先进的制度作为科学定理宣传给农民之外(这依然是晚清至1920年代科学小说的内容)，作家们几乎很少再写科学的其他门类或与之相关的知识分子。在沦陷区，由于处于日伪统治下的不自由状态，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作家无暇顾及科学、幻想这些远离意识形态的东西，其创作没有脱离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主要揭示了“沦陷区人民真实的生存困境与不屈不挠的民族生存意志。”[15]391在通俗文学方面则是注重对“人的日常平凡生活的重新发现与肯定。”[15]391由此可见，在1937—1949年这段时期，由于科学异变成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代名词，再加上“救亡”要求的是短期的利益与方便，而科学探索的却是长远的作用和影响，远离当下现实问题的科幻小说不得不隐退出去，暂时离开了人们的视野。

但是，在科学意识形态与制度化的抗战时期，一些科幻小说仍然试图对科学本身的价值、功能及局限性进行反思，从而将其从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分离开来，可说是对科学观政治化、工具化的突围。它试图将极具现代性色彩的科学本身引向启蒙之路，但整个社会强大的救亡逻辑和战争形势进一步切断了科幻小说的科学养料，故而这一全新且重要的尝试注定失败。1940年，许地山发表了他一生中唯一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铁鱼底腮》。其中除了含有大量的科技想象和科幻因素外，更描写了一个制度改革家之外的自然科学家，这就已将自然科学家作为独立的形象分离出来。它没有展示革命的乐观前景，科技的发明最终并没有用于军事，雷先生梦想的破灭反而显示了超前技术那种不合时宜的疏离感。“想着那铁鱼的鳃，也许是不应当发明得太早，所以要潜在水底。”[16]384小说一反依靠科技解决中国问题的普遍模式，对科学家和科技本身进行了刻画和反思，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使它突破了意识形态的笼罩。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主流的阐释始终没有脱离意识形态科学观的标准，“以报国无门的科学家雷教授的不幸遭遇为基干，全篇袒露着雷教授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怀。”[17]50“‘太早’这一反讽话语犀利地批判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把矛头指向国民党当局的卖国政策’”[18]65，这也使人们看见了科学突围的艰难道路。另一位科幻小说作家顾均正于1940年创作的科幻小说集《在北极底下》收录的三篇小说——《和平的梦》《伦敦奇疫》和《在北极底下》也显示了突围的倾向。它不再将科学作为工具传播知识和思想，也没有走在政治划定的路线上，科技并没有造福人类，创造奇迹，反而可能让人坠落到无底的深渊，科学带来的美好与丑恶并存，而其丑恶一面更是人们应当注意的。科幻小说跳出了简单的“救亡”逻辑，成为展现科学复杂现代性的试验场。在这个试验场中，它提供了多种与当下唯一的现代化进程不同的可能性，提醒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生存处境。正如汤哲声教授指出的“他的小说将科学与富国强兵分离开来，将科学发明者与道德完善者分离开来，科学头上的神圣的光环消失了”。[19]可惜的是，这种对当时主导话语的“越轨”式突围并没有持续下去，它难逃被遮蔽的命运。

概而言之，在科学逐渐演变成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抗战时期，科幻文学的突围正显示了它的被围困状态。虽然这次突围注定失败，但其路径却显示了它所蕴含的科学观试图摆脱那条“歧路花园”的努力，遗憾的是，这条道路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延续下去，反而误入了另一条“分叉的小径”，依附于意识形态的科学为自己建立起政治和科学上的两重标准，再次模糊了它的启蒙视野。

三、技术与政治的两重标准——建立国家主导的科学观

1949年后，虽然人们已经开始了社会建设，但“救亡”的逻辑和“战争文化心理”并未根本改变。西方世界依旧虎视眈眈，国内敌人尚未肃清，社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所有的一切，都刺激着人们传统的实用理性和革命情怀继续高涨。因此必须重视科幻的实际作用，即作为科普工具教导人们现实而非想象的知识，提供光明的前景，以及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实际上此时所说的科学仅指实用的技术。这一科普工具论式的科学观在其后很长时间成为科幻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与1920年代不同，五四时期的启蒙者谈科幻小说重视的是其探索新知的一面，而此时的科普，尤其作为儿童文学形式的存在，显然已将唯物主义奉为科学的唯一真理，它正在把1920年代建立“科学信仰”的企图变为现实。在此形势下，中国的科幻文学被建立起两重霸权，体现为一种国家层面的科学观。它首先在事实判断上确立了技术标准，即通过科普形式传播的科学必须是已知的、实用的、确定的客观真理，任何“非分”的幻想都被视为伪科学加以排除。其次，在价值判断上又树立了政治标准，即科学观必须符合思想性要求，并将其作为评定作品价值的首要标准。

令人奇怪的是，尽管现代中国的科学并不发达，但时人在论及各种重大问题时，总是在其主题前冠以“科学”之名，以表明其真理的绝对性。凡不属于己方阵营的观点，或是未被证实的幻想，就斥以“伪科学”痛加批判。在文艺作品中出现的科学只能是经过验证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其他的“科学幻想都是胡说八道！是对科学的污染。”[20]21甚至发表科幻小说都要冒很大风险，“那时候，他们还不敢提‘科学幻想小说’这几个字，最初发表的时候，提的是‘科学小说’。”[20]20根据吴岩的统计，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来看，强调科学应该在文本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章已经占据了多数，且几乎没有看到任何反驳的观点。”[5]11而对小说中科学本身正误的讨论，更是不允许出现，“一篇蹩脚的科幻小说只要介绍了正确的科学知识，顶多是篇次品；一篇文艺性很强的科幻小说，若介绍了错误的知识，那只能是一篇废品。”[21]286这种强调科幻小说中科学唯一性的看法有意把科幻文学窄化为科普读物，从而确立符合主导意识形态认可的科学霸权。例如迟叔昌创作的小说《割掉鼻子的大象》，在让“我”见识了一番科技的“奇迹”之后，需要专门留出一个章节“奇迹离不了科学”来对这种幻想加以科学解释。郑文光在《黑宝石》中也特意安排了“黑宝石是从哪里来的”一章专门解释陨石形成的科学原理。又如叶至善的《到人造月亮去》，只不过是把物理化学的相关原理用文学的语言，以李建志和老师一问一答的方式重新阐释了一遍。可见这种科学确定性的解释、幻想成分的稀释，在当时已成为科幻小说创作的普遍模式。由此可见，1940年代科幻小说突围过程中刚形成的启蒙倾向此时又被蒙上了霸权的阴影。1950年代到1960年代，科幻小说承担的责任基本是为社会主义生产服务，既然要落实到生产上去，自然得少有幻想，多讲现实，因此，“它被天经地义地当作图解知识、宣传科学的手段，谁要是离开了这一目的，就有被目为‘滑入为艺术而艺术的泥坑’的危险。”[20]62考察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写作模式，除了文本结构模式雷同之外，还存在严重的叙述雷同化倾向，其叙述无外乎是使用一问一答的方式，给青少年上一堂科学课。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成为科学权威的代表，而纯真好问的少先队员就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人代表。正如当时有论者提出的“科学幻想故事是一种特别生动的对少年儿童灌输科学知识的形式”[20]85。这样的作品除了传导经过认可的“科学知识”，以便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外，几乎起不到更深层次的反思效果，同时也“造成作品的文学性淡薄，难以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19]。不过，要求科幻小说必须完全符合现实科学的前提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它不是纯理论的技术推导，不可能加以直接的验证，也并非所有的幻想都能在短期内变成科学事实。因此，在小说中建立的科学标准并不是要启发人们对科学本身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进行严肃思考，亦不是为了提供某些改革中的现代性方案试验场，更不是使人们“了解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并指导自己的行动”[22]62。它所要达到的，是一条明确方案的实现路径，并为这一方案提供确定无疑的解释与合法性地位。

对科幻小说建立起的另一种标准是政治标准。它作为一种价值判断，尤将思想性要求奉为圭臬。“不是科技决定思想和政治，而必须是思想、政治‘挂帅’去决定、主宰、领导经济、科技以及其他一切。”[14]198中国现代文学历来存在强调思想性的传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中国文学新规范之后，其思想性主要是指作家依据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肯定，包括它的政权、成就和新人，以及对西方帝国主义一切事物无条件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激起人们巨大的热情来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于是特别注重思想教育，对科学的阐释亦需配合思想教育，尤其对青少年进行艰苦奋斗、不畏困难的思想教育成了科幻小说的主要功能。从当时主要论者对其社会价值的定性即可见一斑。“科学幻想故事应当与思想教育紧密结合……注意用‘劳动创造世界’这一真理来教育小读者。”[20]90“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有千千万万个不怕困难、勇攀高峰的科学事业接班人，科学幻想小说应当为招募科学事业接班人作出贡献。”[20]99“科学幻想小说燃起小读者们变幻想为现实的强烈愿望，教育少年儿童努力学习，勇攀高峰，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20]50对于不符合主流思想观念的，则被冠以“封资修”黑货大加鞭笞。例如描写了未来机器自动化给人们带来便利的故事便被斥之以“脱离艰苦劳动，未能通过自己辛勤劳动和努力获得”，是小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写照。又如对《苏维埃——一个机器人的故事》发起的批判，就认为把机器人描写的胜过人类的思想是反动的，“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人与物关系的科学论断。”[5]18并进一步批评了选编这篇文章的编者在思想上亦未能使用马克思主义。甚至在如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这类已经较为远离中心话语的科幻小说中，作者也不自觉地加入了“革命教育”的内容，“有正义的战争，有非正义的战争。而且要最终消灭一切战争，也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首先改造不合理的社会。”[23]132这段对话正是文中“我”对科学家“马太博士”进行的一番思想教育，让人耳熟能详。同样，在中国长篇科幻小说的里程碑《飞向人马座》中，也回响着艰苦奋斗、集体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声音。可见当时，无论作家自觉与否，政治霸权都在此类文本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其后直到1990年代之前，中国科幻只要逾越了思想教育这一雷池半步，便招致批判，在1983年的政治讨论中，由于科幻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它直接被定性为“精神污染”受到禁止。

由此可见，国家要求的科学观在确立了技术和政治上的两重标准后，中国现代科幻小说再也不能生发出新的启蒙含义，它凡是能被用于社会建设的功能都必须经由科普的手段，通过权力机构的阐释才能获得合法地位。两重标准成为压在中国科幻身上的两座大山，在此重压下，不仅科学沦为工具形式的存在，与之相关的思想也被限制在单一且唯一的意识形态架构内。科学服务于工农兵的生产实际，思想服务于社会改革的伟大使命。这既是“救亡”逻辑的现代演进，亦是缺乏反思的科学现状。因此，只要这一路径不能转向，中国现代的科幻文学就无法突破旧有框架，只能在黯淡中发出微弱的火光。

综上所述，由于科学的启蒙从一开始便被“救亡”不断地压倒，其复杂的现代性内涵一直未被严肃讨论，本应以其特有的审美形态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并提供现代性方案的科幻文学，在1990年代之前，持续地被传统启蒙主题“误读”，被“救亡”的要求入侵，始终没有摆脱工具论的范畴，在文学主流边缘发出微弱的声音。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国科幻小说，向人们展示了一条由科学启蒙的缺失最终走向启蒙反面的必然道路，它通过革命意识形态的异变，再次建立了技术和政治的两重标准，科学的“神圣叙事”不但没有被充分祛魅，反而演变成了准宗教式的外部权威。因此中国的科幻小说不得不成为完成这一任务的工具，依附于“他者”，在魅影之下暂时隐藏了自身的现代性特质。而这种情况的转变，则只有在1990年代商品社会到来打破了“救亡”逻辑的魔咒之后，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