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杉，周子榆

(1.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 210046；2.徐州工程学院 科幻文学与数智人文研究中心，江苏 徐州 221000)

刘慈欣的创作是近年科幻文学的研究热点之一。由于电影《流浪地球》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论者在谈及刘慈欣作品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小说文本分析和电影改编等诸多问题。目前，人们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主要呈现出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是：先入为主的“主观印象”削弱了刘慈欣作品的丰富性。诸多论者以刘慈欣本人“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1]的论调，阐释《流浪地球》及其他作品。有论者认为，“技术主义者”“科技造物的美学诠释”属于刘慈欣创作的显著特征[2]。沿着这种思路，有人认为，《流浪地球》等作品“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问题导向的技术思维，对工程技术解决人类问题的前景表示乐观，这表现出世界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特征”[3]。这类观点似乎过于依赖作家的生活经验和“创作谈”一类的文献资料。更进一步看，论者虽然指认了《流浪地球》的技术主义倾向，但是在具体的文本分析中，又看到诸多人文主义方面的内容，得出的结论难免存在自相矛盾的意味。二是：论者在分析《流浪地球》电影改编的过程中，小说分析与电影文本阐述呈现“断裂”的状态，许多问题未能被紧密地串联在一起，形成具有完整性的理论总结。为了分析作家对现代科技的复杂态度，人们不妨从小说《流浪地球》与同名电影的细微区别说起。如果小说的一些根本性、总体性的思想在同名电影中得到延续，那么，电影《流浪地球》可以视为刘慈欣创作的附属文本，帮助人们加深对刘慈欣科幻作品的认识。

一、《流浪地球》：小说与电影的精神资源分析

小说《流浪地球》主要讲述人类从意识到自身在宇宙中的生存危机，到制定出地球的“流浪计划”，寻找新的生活家园的漫长过程，其中分为“刹车时代”“逃逸时代”“叛乱”“流浪地球”四个章节。按照作者的叙述，人类的“地球流浪”计划分为五步：“第一步，用地球发动机使地球停止转动，使发动机喷口固定在地球运行的反方向；第二步，全功率开动地球发动机，使地球加速到逃逸速度，飞出太阳系；第三步：在外太空继续加速，飞向比邻星；第四步：在中途使地球重新自转，调动发动机方向，开始减速；第五步：地球泊入比邻星轨道，成为这颗恒星的卫星。”[4]115小说对前面两项计划的描写较为充分，塑造了诸多丰富的人物形象，如叙述者“我”的父亲、母亲、小星老师、灵儿同学；同时叙述了多个较为完整的故事，如“我”的校园生活、“我”与日本妻子加代子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作者对于叛军攻占地球驾驶室，联合政府成员被处以极刑等情节的叙述相对较为简洁，没有展开事件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至于小说最后部分，作者仅仅交代在太阳爆发氦闪之后，人类劫后重生，以及地球驶向宇宙深处的故事结局。其中，小说“逃逸部分”叙述人类试图借助地球与木星的巨大引力，将地球推到外太空的策略，而电影正是将这部分内容进行扩容，并且省略小说其他故事内容，形成一部完整的叙事作品。

尽管小说《流浪地球》与同名电影之间看似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二者却在艺术作品的深层结构层面，存在一些共同之处。二者都讲述人类与残酷的宇宙环境进行抗争，最终成功主宰自我命运的漫长过程。首先，在创作思维上，二者都展现出人类的危机意识和生存焦虑。小说故事的发展动力源于太阳出现氦闪所带来的生存威胁，电影文本的开端呈现木星引力的异常变化，给人类“流浪地球”计划和未来生活带来巨大的挑战。就此而言，作为小说和电影的《流浪地球》，与西方影视中的灾难叙述类作品具有一定的互文性，如《2012》《后天》等。如果说，人类对于过去的认识总是与现在的处境密切相关，如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那么，人类对于未来生活的想象，仍然以当下的生活为重要支点。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伴随着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性：“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止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勾画出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5]110。在吉登斯看来，更令人感到震惊的事实在于，发生可能性低但是后果严重的社会潜在风险，决不会自行消失。这一说法无疑加重人们的生存焦虑感。从历史的语境来看，人类无时无刻不面临自然环境灾难的威胁。然而，人类今天面临的生存危机更为严重。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事实上，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世界风险社会’——一种新型的社会，在这之中，风险意识和风险规避正在成为关键的特点。”[6]181对于人类社会潜藏的诸多危机，小说和电影皆有一定的表现。小说在“刹车时代”部分描写地球停止自转之后，海平面上涨、气温骤降等等生态灾难，暗示着人类谋求生存的艰难性：“事实上，我们的星球没启程就已经面目全非了，谁还知道在以后漫长的外太空流浪中，还有多少苦难在等着我们呢。”[4]111电影在故事开端，使用远景镜头，呈现人类社会的诸多灾难场面，如火山爆发、生态污染、政治暴乱等。随后，电影介绍韩朵朵的身世：全球海平面上涨，整个世界被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韩朵朵被人托举过水面，被韩子昂救下，这一细节同样呈现出人类未来社会的末日景象。尽管故事内容大不一样，但是小说和电影都表现人类的危机意识。

面对生存绝境，小说和电影都表现了人类为延续生命和文明，而付出的努力和牺牲，赞扬了人的奉献意识、抗争精神。虽然小说和电影呈现出人类自我拯救的不同路径，但是其中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指向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在小说中，由于人类不断面临种种灾难带来的生存挑战，联合政府为了缓解人们的焦虑情绪，鼓舞人心，特意举办了曾经中断已久的奥运会，组织驾驶机动雪橇的比赛。叙述者“我”和日本选手加代子在赛场上偶然相遇，二人在互帮互助之中产生情谊。从他们的对话中，不难感受到人类在灾难时代孤独、悲伤、绝望的情绪，以及克服恐惧心理，反抗绝望处境的努力[4]125：

是的，好像整个宇宙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吗，我看到您从远方出现时，就像看到太阳升起一样耶！

那你为什么不叫救援飞机？

这是一场体现人类精神的比赛，要知道，流浪地球在宇宙中是叫不到救援的！她挥着小拳头，以日本人特有的执着说。

关于爱情这类亲密情感能否拯救人自身的问题，作者在小说中的态度有所犹疑。在“逃逸时代”的前半部分，叙述者“我”的父亲喜欢上小星老师，并且扬言要离开“我”和母亲，与爱慕者生活在一起，直到厌倦新的生活之后，又回到母亲身边。对于这种惊世骇俗的生活观念，“我”和母亲似乎都不以为意，认为人类面临的死亡威胁和由此激发的逃生欲望压倒一切。由此，爱情之于生活的神圣性和庄严性被任意地消解。不过，叙述者同样看到爱情在世纪末生活中的存在意义：“但生活还在继续，这严酷恐惧的现实中，爱情仍不时闪现出迷人的火花”[4]124。到了后文，作者以“我”和加代子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作为反抗生存绝境的一种精神动力。这种看似矛盾的构思，实则表达出人类对理想生活的热爱和渴望。应该说，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亲情、爱情等美好情感，是否将被严酷的生存环境和高度发达的科技力量所掩盖，属于另外的话题，但是它们确实是人类与宇宙环境进行抗争的力量源泉。

小说以爱情叙述、体育书写来表达人类与生存环境抗争的决心，而电影叙述刘启、李一一、王磊等人组成的中国救援队运送火石，重启地球发动机，以及使用点燃木星的战略计划，拯救全人类的故事。同时，电影着重表现人类乐观的精神、坚定的信心与勇气在自我拯救过程当中的重要意义。在电影中，刘启设想出点燃木星的策略需要更多人的支援，但此时的人类已放弃求生的希望，正在奔向逃亡的路上。正当刘启等人的救援策略难以继续实施的时候，朵朵联系处于空间站的刘培强，后者联络联合政府，请求其下令撤退的救援人员前去支援中国救援队。此时，朵朵再次广播：“希望是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希望是人类回家的唯一方向”。于是，人们加入中国救援队，最终成功完成自我拯救行动。

电影尽管仅仅截取小说故事当中的一部分，叙述人类面临危机、应对危机、解决自身的完整故事，但是二者传达的精神资源是相同的。同时，导演郭帆似乎有意突出电影与原著小说的内在关联。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小说和电影都表现普通民众与英雄人物付出的牺牲。小说描写岩浆渗入地下城，导致数万居民被夺去生命，电影则表现杭州地下城在木星引力改变引起的强烈地震中陷落，造成无数百姓的死亡的事实；小说描写叙述者“我”的父亲作为太空领航员，其飞船被陨石击中，从而壮烈牺牲的命运结局。在电影中，为了帮助地球上的人们完成点燃木星的计划，刘启的父亲刘培强驾驶空间站飞向木星，以牺牲自我为代价，保证人类自我拯救的计划继续进行。此外，小说中地球派“人类永远保持理智”的语言被移植到电影中的莫斯身上。同时，地球派与飞船派的矛盾，以及反叛者的游行示威活动，在电影片头亦有展现。因此，在故事情节和诸多细节上，小说与电影没有根本的区别，二者都表现人类拯救自身的艰难性和漫长性。由此，电影《流浪地球》可以视为刘慈欣创作的“附属文本”，帮助人们理解其小说创作。

二、现代科技的正面影响与负面效应

小说《流浪地球》对于地球发动机的描写颇有意味。作者以富有想象力的语言，突出这个科技装置宏伟壮观的外形：“那是一座金属的高山，在我们面前赫然耸立，占据半个天空，同它相比，西边的太行山山脉如同一串小土丘。”[4]109在叙述者眼中，地球发动机喷射出来的光柱顶天立地、无比巨大，人在其面前渺小如同一粒微尘。在小说中，这样的装置能够使地球停止自转。值得关注的地方还在于，人类在月球上同样安装了行星发动机，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地球与月球相撞，保障流浪计划顺利进行，而且寄托着人类的家园意识。在同名电影中，导演以远景拍摄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展现地球发动机壮阔的外观。小说和电影都赋予这种想象性科技装置一种带有崇高感的审美特质。应该说，这并不仅仅为了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目光，还表现出科技文明对人类命运走向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地球发动机作为庞大的机械装置，已经成为未来人类强大的科技力量的象征。在作者看来，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在未来能够借助先进的科技武器，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从而在茫茫宇宙中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一些以中国西部地区为背景的小说中，刘慈欣肯定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正面影响，认为它是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乡村教师》将西北偏远地区教育题材的故事，放置于碳基联邦与硅基帝国进行宇宙大战的宏大背景之中。碳基文明取得宇宙战争的胜利之后，对于银河系中各个星球的文明进行检测，企图毁灭那些文明程度较低的星球，以建立星际隔离带。碳基文明的扫射光束来到那个贫瘠偏远的小山村，学生们答对了外星文明关于物理学科的力学题目，无意之中拯救了人类的命运。在作者看来，科技能够成为人类主宰自身命运的核心武器，同时也是人类在宇宙当中生存合理性的最佳佐证。如果说《乡村教师》从总体性层面肯定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那么其他小说则从具体的现实层面，肯定科技对于未来人类生活的推动力量。《中国太阳》描写的镜面装置极大改善西北地区荒漠化的生态环境，同时还为改善其他国家、地球的自然环境提供有力支持。《圆圆的肥皂泡》立足“南水北调”的现实工程，展望未来空中调水系统改善西部荒漠地球的种植环境的美好图景：“在遥远的海洋上空，形成了无数个大肥皂泡，它们在平流层强风的吹送下，飞越了漫长的路程，来到大西北上空，全部破裂了，把它们在海洋上空包裹起来的潮湿的空气，都播洒在我们这片干旱的天空中。”[7]241由此，刘慈欣立足于总体和局部两个层面，对人类社会的多种美好场景进行诗意想象，认为科技是人类提高生活水平的核心力量。

当然，刘慈欣对于科技的认识并非仅有一个维度。如果仅仅在“技术主义”的思维框架内理解刘慈欣的创作，人们则会陷入一种尴尬矛盾的境地之中。如前文所述，电影《流浪地球》与小说文本在思想观念上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别，可以作为解读刘慈欣小说的一个通道。事实上，该片已经涉及科技力量对人类生命具有潜在威胁的命题。在电影中，木星引力偶然发生改变，构成对地球生命体的巨大威胁。此时，空间站的科技装置莫斯在评估风险指数后，决定让宇航员进入休眠状态，并且停止领航任务，而这一举动无疑意味着放弃地球上所有人的生命。刘培强摆脱休眠模式，与同事一起进入总控室。此时的莫斯发出核心警报，解锁太空站的保险装置，导致另一名宇航员的无辜牺牲。刘培强说：“莫斯，你在杀人”，意味着科技武器违背人性和人情，甚至对人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当刘启等人将点燃木星的拯救计划告知刘培强的时候，莫斯却说，这项计划已由科学家进行推演，几乎不存在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并且擅自发布全球广播，宣布人类命运的终结，导致所有人丧失生存的希望。当点燃木星的计划实施至紧要关头，刘培强试图以引爆空间站的方式，以换取千万民众的生命，而莫斯却在此时中断刘培强的通讯装置。刘培强不得不用同事赠送的一瓶白酒，毁坏毫无人性的莫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科技装置尽管精于数据的整理、分析和运算，使得人类探究世界未知领域，提高生活质量成为可能；但是它自身毫无感情色彩，亦有反人性、反人情的一面。从电影《流浪地球》来看，在人类的自我拯救计划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因素是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关爱、信任等等美好的情感和品质，但这些主观化因素与科技装置中严密的逻辑算法并不兼容。由此，电影《流浪地球》在严密紧凑的情节体系中，又暗含着对于科技文明的反思，呼应了一些西方著名科幻电影的主题，如詹姆斯·卡梅隆等人导演的“终结者系列”影片。应该说，刘慈欣小说对于科技文明的进步性和风险性同样保持着清晰认识。

在诸多作品中，刘慈欣对于科技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消极影响保持清醒的认识。可以说，不同的小说呈现出刘慈欣科技观念的各个层面。在刘慈欣看来，科技绝非万能的工具，其最有力的证据在于，科技不但无法阻止战争爆发，反而容易沦为政治实体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对人形成更大的压迫。《光荣与梦想》描绘了一项名为“和平视窗”的科技软件，其研发宗旨在于，让人类以数字战争的方式代替真实的战争。不过，小说故事来到尾声，美国对西亚共和国的战争依然打响。从相关情节来看，两大因素决定战争的爆发。一是国与国之间难以达成比较一致的政治共识。因此，科技对于国际关系的协调，是无能为力的。二是强权政治对于国际形势的操控。在富裕的美国与贫困的西亚共和国之间，这场实力悬殊的体育竞赛本身已处于发达国家的掌控之中，看起来无疑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而科技难免成为其中的帮凶。尽管作者赞扬西亚运动员辛格在竞技中的拼搏精神，以及西亚运动员萨里的爱国情怀，但是“竞争代替不了战争，就像葡萄酒代替不了鲜血。”[7]325科技并不能阻挡霸权主义国家主导世界秩序的野心，甚至还可能成为其压迫、奴役欠发达地区的平民百姓的工具。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不是中性的，它本身就是一种统治和操控的异化力量”。[8]290《光荣与梦想》尽管为人们的未来提出美好设计方法，但同时触及科技被强大政治实体利用的可能性，反映出科技对于人类生活的负面意义。

当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战争爆发之时，科技事业在其中的制衡力量也是有限的。《混沌蝴蝶》中的俄罗斯科学家亚历山大借助“蝴蝶效应”的原理，通过搅动某些地方的气象“敏感点”，改变交战地区的天气状况，从而迫使战事停止。仅仅从这里看，科学技术对抑制战争爆发似乎有所作用，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研发和使用常常需要发达国家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因此，当美国人中止与俄罗斯的合作项目，那么蝴蝶的翅膀对于阻止战争发生而言，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从人类历史来看，随着现代科技在战争中的运用，人类的伤亡状况、经济财富等方面的损失，比以往更加惨重。虽然大规模的战争在当代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科技对于无数民众的生命依然存在不小的威胁。《全频带阻塞干扰》描写的战争发生于俄罗斯和北约之间。俄罗斯统帅列夫森科的儿子米沙驾驶“万年风雪”号航行器撞向太阳，以此产生的电磁干扰扭转俄罗斯的战局。作品基本主题在于赞扬军人的英雄主义精神，但是其中对于某些战争场面的描写，引发人们对于科技负面效应的思考。在小说中，美国军人面对被标记在屏幕上的被打击目标，只要按下按钮或者移动鼠标，就可以完成军事打击任务。这段描写与电影《天空之眼》的故事情节颇为类似，反映科技现代性盲目和残酷的面貌。

刘慈欣小说通过战争叙述，表现科技对于生命存在的潜在威胁，强调其负面效应。除此以外，作家还反映了科技与个体的复杂关系，表达对于科技事业审慎思辨的态度。《镜子》中的超弦计算机能够将世界的面貌分毫不差地展示在人们眼前。如果世界对于人们来说毫无秘密可言，那么，人类的历史或许将会走向终结。《人生》中的生物技术改变人类遗传原理，使得生命在原始状态就能获取母体的生命经验，从而将世界和人生的秘密看得一清二楚。从表面上看，人类的头脑似乎将会越来越发达，但在实际生活中，过于早熟的生命体反而缺少生存的信念和勇气，甚至在胚胎时期就走向衰亡。从小说来看，科技发展并非能够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同时，科技的过度发展，同样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承受的灾难。人类在发展科技事业的同时，如何做到趋利避害？如何处理科技异化带来的新问题？这些更加复杂的问题进入了刘慈欣的视野之中。

三、人文主义精神：科技异化问题的解决方案

刘慈欣小说在展开科技叙事与人类未来生活想象的过程中，同时兼有家庭叙述、道德伦理叙述、教育叙述等叙述模式，蕴含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小说《流浪地球》呈现了叙述者“我”和父辈两代人不同的爱情选择，已经涉及人心、人情、人性等人文主义命题在科技发达时代可能发生的变化，表达对人文教育与科技发展之关系的严肃思考。由于生活环境改变，叙述者搬入地下城生活。在“我”的学习生涯中，“学校教育都集中在理工科上，艺术和哲学之类的教育已压缩到最少，人类没有这份闲心了……有意思的是，地球上所有的宗教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终于明白，就算真的有上帝，他也是个王八蛋。历史课还是有的，只是课本中前太阳时代的人类历史对我们就像伊甸园的神话一样。”[4]118与之相比，电影《流浪地球》在片头呈现了中学语文课堂的教学场景。小说和原著电影都涉及到严肃的人文主义命题，即怎样看待科技与人文的关系？人文精神能否作为科技异化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刘慈欣作品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

刘慈欣诸多小说作品超越了人们对于科技的常识性理解，进一步探讨科技发展的可能性前景。《白垩纪往事》建构一座以恐龙和蚂蚁所组成的文明世界。作为动物书写的文本，该篇承接奥威尔《动物农场》的政治思考，并且进一步讨论科技异化对于人类生存的潜在威胁。在小说中，两种物种所形成的不同政治实体及其中的复杂关系，似乎隐喻人类历史中某些国家政权更迭之类的重大事件，以及当下错综复杂的世界政治格局。故事的焦点在于，恐龙世界内部的不同阵营在毁灭性科技武器研发方面的非正常竞争，导致龙—蚁联盟土崩瓦解。恐龙王国走向核武器军备竞赛之路，严重威胁到蚂蚁联邦的生存。蚂蚁对恐龙的战争全面爆发，取得诸多战役的胜利之后，意外发现恐龙帝国的毁灭性武器“海神”“明月”早已关闭保险装置，需要发射解除信号，才能拯救自身的命运。随着战事的推进，两个物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导致解除危机的遥控站被摧毁。于是，恐龙、蚂蚁生存的世界被彻底毁灭。若干年后，残存的蚂蚁几乎退化到生命历程的原始阶段。作者给故事留下一个看似光明的结局，却表达对人类命运的深刻担忧。从《白垩纪往事》的表层结构来看，世界危机起源于致命性军事武器的研发和使用，但进入文本深层结构，两个物种身上的贪婪的欲望、毫无节制的政治野心，以及彼此之间的不信任和敌意，共同促成自身被毁灭的悲剧结局。在作者看来，科技事业的发展如果完全脱离人文主义精神建设，将导致人类自取灭亡的悲剧命运。

从《白垩纪往事》可以看出，科技发展并非威胁人类生存的唯一因素，难以调和的国家利益以及非正常状态的国家关系，最终会将人类社会推向毁灭的境地。因此，人们对于科技的反思，应该落实到自身的主体性因素。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说：“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控制自然，个人似乎愈易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物质的黑暗背景上闪耀。”[9]775马克思并非仅仅批判科技本身，而是将思考的范围，扩展到与人相关的诸多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科技作为劳动活动，体现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并且伴随劳动异化而产生异化。由此，科技产生的负面效应并非源于自身，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异化。换言之，科技异化的本质在于人类对它的不合理利用方式。马克思说：“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因为机器就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10]483-484这里的机器可以作为科技的代名词。如果将科技视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那么科技异化则属于人的异化的范畴之中。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力量，但亦有不可忽略的负面影响，那么，怎样处理科技异化的问题，成为作家思考的主要问题。

从小说来看，科技事业与人文精神并非处于二元对立的关系。《全频带阻塞干扰》叙述俄罗斯一次军事演习的事件，表现列夫森科元帅与米沙的观念冲突。前者认为，国家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科研等事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后者认为科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精神能够降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如果人们都像我们这样，用全部的生命去探索宇宙的话，他们就能领略到宇宙的美，它的宏大和深远背后的美，而一个对宇宙和自然的内在美有深刻感觉的人，是不会进行战争的。”[4]84作者借助人物米沙带有理想主义的话语，似乎表达了人文精神对于科研事业的重要性。在《带上她的眼睛》中，“我”戴上一副传感眼镜，以图像的形式，把看到的自然风景传递给地下航行器中的姑娘，为她即将消逝的生命增添了一丝亮色。作为《地球大炮》的姊妹篇，《带上她的眼睛》的叙述重点并非展现人类在科技探索过程中的艰辛和悲壮，而是呈现高科技设备的结构装置与人的生命情感之间的紧密联系，表达作者对于科学技术的期待。应该说，人文主义方面的内容为刘慈欣小说增加不少审美魅力和思想力度。

科技异化的问题涉及到人类如何利用理智，改变生存处境，主宰自身命运，传承和延续文明的重要问题。刘慈欣小说表现科技事业与人文主义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关系。一方面，人类未来更加合理的生活，以发达的科技装置为基础。为此，人类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和牺牲。小说《地球大炮》《地火》描写人类的探索意识、奉献意识对于科技发展和谋求幸福生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科技的研发和使用仅仅属于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艺术依然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诗云》体现文学艺术在未来科技生活中的独特意义。小说的核心线索在于伊依和神争论技术能否凌驾于艺术之上。神为了证明“技术超越一切”的观点，以伊依的头发丝，制造出诗歌创作的克隆人李白，并且声称要超越唐代的诗仙李白。作者对于克隆版李白的描写颇有反讽意味。作为科技复制品的李白，饮酒后不但不能作诗，反而吐出一大滩污物。科技版李白试图将所有汉字组合起来，把诗歌创作可能性发挥到极限，然而这种想法却遭到毫无文学常识的大牙的嘲讽。神族最后拆解太阳系内所有行星和吞食帝国，用其中吸收的能量，在太空中建造保留诗歌的量子存储器，即诗歌的云海。小说故事结束于伊依、大牙、科技人李白乘船到南极，欣赏诗云的场景。由此，作家充分肯定艺术以及人文精神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意义，而并非一味地赞颂科技文明的力量。同时，在未来生活中，科技应该为保存人类艺术的珍宝，传承理性精神、美感经验，以及人文主义思想而服务。从这里看，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而言，艺术超越科技，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人类在科技探索的道路上，应该将人文主义精神注入其中，降低科技理性带来的潜在威胁。

《诗云》对于科技与人文关系的思考颇有现实意义。作者借助科技体李白之口，表达艺术不会在科技发达时代走向终结的观点：“在终极吟诗开始时，我就着手编制诗词识别软件，这时，技术在艺术中再次遇到那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到现在，具备古诗鉴赏能力的软件也没能编出来。”[7]84小说让人联想到现实生活中，人工智能的诗歌创作事件。微软小冰通过100个小时的时间，学习数百位中国现代诗人的若干作品，创作7万余首诗歌，并将经过人们挑选100余篇作品，结集为《阳光失去了玻璃窗》。从人们的评价来看，人工智能创作的诗歌与经典作品相比，仅仅只能表现诗歌之“形”，而根本无法传达诗歌之“神”。《诗云》面对技术与艺术孰高孰低的选择题，更加肯定后者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对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流行观点，进行一定程度的反驳，具有不小的思想启蒙意义。

总而言之，刘慈欣作品表达了对于科技的复杂认识。仅仅以“技术主义”来概括刘慈欣的创作，容易将问题简单化。韦恩·布斯提出隐含作者的概念，分析作家的思想观念如何呈现于作品之中。布斯认为，作者常常将不同的自我融入小说中：“我们必须说各种替身，因为不管一位作者怎样试图一贯真诚，他的不同作品都将含有不同的替身，即不同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正如一个人的私人信件，根据与每个通信人的不同关系和每封信的目的，含有他的自我的不同替身。因此，作家也根据具体作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表明自己。”[11]80-81布斯认为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丰富的主题，而读者不应该断言其中某一个主题就是作者的创作主旨。如果我们将刘慈欣作品视为完整的创作序列，那么，其作品中对于科学技术的思考、对于科技与人文关系的认识，这两种思想同样是兼容的。刘慈欣既肯定科技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推动力量，又对其潜在的负面效应保持审视的态度，并认为科技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文艺术的精神熏陶，从而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异化”问题提出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