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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刺史与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

2020-02-06 04:01:01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1期

杨玉锋

〔摘要〕 唐代的刺史多由科举考试出身的文士担任,文人出刺州郡,不仅是朝野迁转的政治活动,也是文学传播的空间流动行为。因此,有着“文人”和“官员”的双重身份的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刺史在任上的创作,以及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两个方面考察。在刺史的选拔过程中,文学才能是朝廷考虑的要素之一,中央郎官与州郡刺史的交换任职也是唐代官员迁转的重要准则。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的建构作用巨大,首先,刺史在行政过程中,具体地执行国家的文教政策,对地方士子的求学、仕进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直接的决定权。其次,有的刺史本身是成就斐然的文学家,当他们参与到州郡的文学活动时,吸引并凝聚了大批的文士,丰富了地方文坛。第三,作为最高长官的刺史,以诗文吟咏地方州郡的景观风物,宣传了州郡的名声,地域景观藉此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在塑造地方文学生态的同时,刺史也成就了自身的政绩与文名。

〔关键词〕 刺史;文学生态;科举;文坛;经典化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1-0112-07

一、 刺史阶层与文学的关系发微

与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朝代一样,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中心都在京城长安,对地方无疑形成了强烈的吸引力,不断将地方州郡的各种资源汇聚到京城。尤其是科举制度和官员任命机制,使得州郡文人对京城充满憧憬和向往,在空间上表现出由地方向京城流动的态势。相反,文人由京城向地方州郡的流动则鲜有人关注,他们如何影响地方文化的发展也有待深入地研究。地方州郡作为一个文化空间,其文学生态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当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积淀,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活跃在这个文化空间里的文人群体的活动。在文学生态的建构中,客观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积淀相对稳固,较难改变,而文人群体则是变化较大的因素,流动性相对较大。刺史作为州郡的长官,负责一地的行政事务,他的施政措施、文化品位、文学素养,对当地的文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影响,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文学生态的形态。

刺史,全称“使持节某州军事某州刺史”,为唐代州级行政单位的最高长官。刺史与文学的关系,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

首先,刺史作为文人,在任上创作出大量的诗文作品。张说、张九龄、岑参、高适、元结、韦应物、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柳宗元、杜牧、许浑等都有刺史的任职经历。不少诗人在后世以刺史代称,例如岑参世称“岑嘉州”、刘长卿世称“刘随州”、韦应物世称“韦苏州”、柳宗元世称“柳柳州”。还有一些诗人的诗文集也以刺史命名,岑参有《岑嘉州集》、韦应物有《韦刺史诗集》、郎士元诗集名为《郎刺史诗集》、李频有《建州刺史集》。诸多文人以刺史而显名,可见刺史的任职经历与期间的文学创作是構成他们文学成就的重要因素。

与苏颋共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因事被贬为岳州刺史,史籍记载 “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1](4410)。张说正是在担任刺史之后,才完成了其诗歌品格的升华。又如刘禹锡,在穆宗朝曾任夔州刺史,《竹枝词九首》正是他任刺史时汲取当地民歌营养下,而创作出的组诗。白居易曾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任上的诗歌创作丰富多样,成就颇高。即使在卸任苏州刺史后,白居易仍然写出了《忆江南》组词以回忆江南任职的岁月,并获得了不凡的回响。

其次,作为地方州郡长官,刺史对地方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一、作为朝廷政令上传下达的官员,“系烝庶之惨舒,布朝廷之条法”[2](1239),执行各种有关教化的政策,刺史对塑造地方文坛的外部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其二、刺史作为地方士子文人干谒仰慕的父母官,是普通士人改变身份与地位的关键群体。其三、作为长官与文人的刺史,不仅参与着当地的文坛活动,而且起到了重要的凝聚作用。

目前学界关于刺史与文学的研究还比较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文人在刺史任上的文学创作,即刺史的文学创作。刘勇的《唐代刺史与文学》一文探讨了与刺史相关的文学作品与文学活动,认为刺史是唐代文学创作中的一支生力军。刘勇的《唐代刺史与文学》,载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66-172页。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一书中“刺史等州郡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章节讨论了中唐时期刺史外任的情况,以及士人贬谪外放出任刺史的心态,从社会角色的角度认为贬谪刺史身上有官员与知识分子两种潜质,作者认为“窜逐”心理对文学创作有直接影响。马自力的《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对刺史与文学关系个案研究的论文则有数篇,如梁近飞的硕士论文《唐代苏州郡守文学研究——以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为中心》、姜光斗与顾启的《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的建树和晚年概况》、高树森的《诗篇遗爱留吴中——白居易与苏州》、柴德赓《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初稿)》、杜学霞的《白居易在杭、苏时的的 ‘吏隐心态及其思想渊源》以及马强的《唐代士大夫在开州的政治、文学及意义——以唐开州刺史韦处厚、唐次、崔泰之为考察对象》等论文梁近飞的《唐代苏州郡守文学研究——以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为中心》,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姜光斗、顾启的《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的建树和晚年概况》,载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高树森的《诗篇遗爱留吴中——白居易与苏州》,载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柴德赓的《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初稿)》载于江苏师院学报1979年Z1期;杜学霞的《白居易在杭、苏时的的‘吏隐心态及其思想渊源》载于韶关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马强的《唐代士大夫在开州的政治、文学及意义——以唐开州刺史韦处厚、唐次、崔泰之为考察对象》,载于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都是选取一地之刺史作为研究对象,阐释刺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刺史的文学创作,注重的是刺史的文人身份;刺史对地方文学的影响,侧重的则是刺史的官员身份。作为经过朝廷任命、负责一地行政事务的长官,刺史的文学影响显然不能拘泥于自身的创作实绩,刺史如何塑造地方文学的环境,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拟从刺史选任中的文学因素、刺史对地方文学环境的塑造、刺史对地方文坛的凝聚作用、刺史对地方景观的经典化和文学化四个方面对刺史如何影响地方文学生态进行初步探讨。

二、 刺史选任中的文学因素

刺史的地位十分重要,所谓“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2](387),“得其人则成治,非其材则受弊”[3](7727)。陈子昂《上军国利害书·牧宰》也认为:“一州得贤明刺史,以至公循良为政者,则千万家赖其福;若得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为政者,则千万家受其祸矣。”[4](208)因而有唐一代的统治者十分注重刺史的选任,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每夜恒思百姓间事,或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刺史堪养百姓以否?故于屏风上录其姓名,坐卧恒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于名下。朕居深宫之中,视听不能及远,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辈实治乱所系,尤须得人。”[5](111)唐玄宗《戒牧宰敕》说:“郡县者,国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属意此官,有殊余职。”[6](998)将选拔刺史视作治国为政的先决条件。

唐代州府数量时有变动,《括地志》曰:“贞观十三年大簿,凡州三百五十八。”[7](2)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末年全国州府数量为360个,开元二十八年为328个,到宪宗元和二年,州府的数量为295个。刺史的品级与州郡的地位相联系,唐代州分为府、辅、雄、望、紧、上、中、下八级,刺史的品级大多在从四品至正三品之间。整个唐代刺史的数量难以确定,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编》中考证出的刺史有8000余人,学术界对《唐刺史考全编》的订补、增补论文有数十篇之多,如果再考虑到不可确考的刺史数量,整个唐代的刺史人数将超过两万人。

刺史不仅数量多,与文学关系亦非常密切,除了初唐时期政权初定,刺史多是武人外,唐代的刺史多由经过科举制度选拔的知识分子担任。以苏州为例,白居易形容该州“甲郡标天下,环封极海滨。版图十万户,兵籍五千人”,为唐代江南地区的大郡,经济、文化地位重要,历代守郡之官多为德行、政事、文学兼备的文人,范成大以为“吴郡,自古皆名人为守”[8](139)。据《唐刺史考全编》的稽考,担任过苏州刺史的官员至少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的胡元礼、梁知微、李栖筠、韦应物、韦夏卿、范传正、张正甫、白居易、刘禹锡、卢商、杨汉公、卢简求等数十人都曾登科举第。曾经苏州刺史的刘禹锡甚至说:“苏州刺史例能诗。”[9](419)言语之中透露出自豪之意。

有唐一代注重朝官与地方官的交流任职,多次敕令朝廷郎官与地方令守官员流动任职,例如至德二年令:“简择郎官,有堪任太守、县令者,委京清资五品已上及郎官、御史荐闻。”[3](737)永泰二年敕令:“郎中得任中州刺史,员外郎得任下州刺史,用崇岳牧之任,兼择台郎之能。”[2](10415)朝廷六部郎官很大部分为文职官员,兼通文史,理政崇尚清净。以文官出镇州郡,注重教化,对避免苛政有很大帮助,对地方文化的建设也十分重要。韩愈曾说:“歙,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后相望也。”[10](259)歙州为安徽州名,韩愈说此地刺史多为朝廷郎官选任,即是明证。文人官吏出刺州郡的例证还有很多,例如:白居易曾任主客郎中、知制诰,后出为杭州、苏州刺史。刘禹锡曾为监察御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也曾持节夔州、和州、苏州等州郡。此外,韩愈、元稹、李德裕、崔玄亮、柳宗元等人都曾在朝廷与地方任职,他们在政治与文学上均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文人也以担任刺史为荣。担任刺史虽说远离朝堂,在政治生命上有消极的影响,尤其是由朝官贬谪地方,对文人打击尤大。不过正常的刺史任命,对文人来讲,实际上是难得的殊荣,一方面可以远离朝廷的党同伐异之恶;另一方面,出镇一方,为州郡最高长官,也可以实实在在地为百姓与地方做些实际的工作,对实现个人政治抱负与生命价值来说是种难得的机遇。高适早年仕宦不达,诗歌多不平失遇之气,安史之乱后担任蜀州刺史,《旧唐书》本传说:“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11](3331)不乏推奖之誉。中唐的韩愈《赠崔复州序》言:“丈夫官至刺史亦荣矣!”[10](248)杜牧亦言:“仕而至此,斯亦达矣!”[12](277)杜牧曾自请出任杭州刺史不果,大中三年又连上三章,请求出为湖州刺史,终于如愿,临行之前杜牧写下《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诗:“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一麾”出自颜延年《五君咏·阮咸》:“屡荐不如宫,一麾乃出守。”指的即是出为湖州刺史。之前杜牧一直都担任吏部员外郎,闲散官职,无甚职权,而且其时朝政日非,牛李二党互相攻讦,消耗帝国的内力,因而杜牧请求外放刺史。

值得注意的是,从时间上来看,朝廷郎官与刺史交流任职在直到中唐时期才真正得以普遍实行,因为战乱之后需要进行经济修复与社会重建,国家越来越仰仗地方的物资供应,所以地方州郡的政治、经济重要性越来越高,朝廷不得不把更多地精力放在地方州郡上。再者,在中唐持續数十年的“牛李党争”背景下,往往一党执政,就将另一党的官员排挤到地方任职,这也促进了官员在中央与地方的流动。经历过中唐时期短暂的复兴之后,唐王朝由于宦官专权、方镇割据、党政倾轧等积弊而江河日下。晚唐时期刺史对地方文化的影响相对减弱,原因是藩镇割据的加强导致了州郡地位的下降,不少节度使甚至自命管内刺史,刺史不得不仰方镇节度之鼻息。

三、 刺史行政与地方文学环境

在刺史的职权官责之内,许多行政活动与当地文学环境息息相关。首先,朝廷文化政策由刺史才能得以实行。

以科举制度为例,举子从地方的乡贡考试到朝廷的会试、庭试,再到登第守选,前提就是需要州官的考核推荐。地方士子“怀牒自列于州县”[1](1161),向州县报名,刺史的责任则是“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13](1)。可见州刺史直接决定了士子能否有资格参加考试。《新唐书·任敬臣传》记载:“刺史崔枢欲举秀才,自以学未广,遁去。”[1](5580)也可以证明刺史的这个职权。

刺史还参与州府考试的出题,元结在唐代宗时期曾任道州刺史,亲自为士子们出题,以考核他们的优劣。元结《元次山集》卷九收录有《问进士》四道试题,原注:“永泰二年道州问。”试题的内容包括如何收兵、富民、选官、救灾、平抑物价等内容,笔锋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

不仅如此,唐代还规定刺史对报送的士子负有连带责任,如果士子在朝廷考试中不合格,刺史要承担罪责。《唐律议疏》卷九《职制律·贡举非其人》云:“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非其人,谓德行乖僻,不如举状者。若试不及第,减二等。率五分得三分及第者,不坐。”[14](183)刺史因贡举非人甚至还要服刑,这也督促刺史要重视对士子的考核与推荐。再如《通典》卷十五《选举典三》记载唐初“秀才科等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15](354)唐初秀才科的废止正是因为刺史的疏忽而导致的恶果。

地方士子进京考试之前,刺史还要为他们举行乡饮酒之礼,“凡贡人行乡饮酒之礼,牲用少牢”[16](748)。所谓的乡饮酒之礼,是中国古代“吉礼”之一,作用为“养贤尊老”。唐代十分重视乡饮酒之礼的举行,贞观六年,朝廷有《令州县行乡饮酒礼诏》颁布。《新唐书》记载:“州贡明经、秀才、进士身孝悌旌表门闾者,行乡饮酒之礼,皆刺史为主人。先召乡致仕有德者谋之,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与之行礼,而宾举之。”[1](435)刺史领头主办乡饮酒礼,目的就是体现对文教与科举的重视。《云溪友议》记载了一则刺史与士子有关乡饮酒礼的轶事:“乡饮之日,诸宾悉赴,客司独不召瓘,瓘作《翻韵诗赠崔使君》,坐中皆大笑,崔使君驰骑迎之。诗曰:‘惯向溪边折杨柳,因循行客到州漳。无端触忤王衙押,不得今朝看饮乡。”[17](77)黎瓘为当时的一位狂生,因不得参与漳州刺史举办的乡饮酒之礼而戏题一诗,博得刺史的关注,因而刺史亲自去迎接他赴会,黎瓘为狂生,刺史度量亦极大。

乡饮酒礼常举行在士子入贡之前,《通典》记载:“长安二年,教人习武艺,其后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兵部。”[15](354)这是武举的情况。刺史为举子举办的乡饮酒之礼的盛况,中唐时期的欧阳詹《泉州刺史席公宴邑中赴举秀才于东湖亭序》有详细记载:“贡士有宴,我牧席公新礼也。贞元癸酉岁,邑有秀士八人,公将首荐于阙下。古者相觌相祖,有享有宴,享以昭恭俭,宴以示慈惠。二典为用,咸或克兼,诸侯升俊,造于天子,遣之日,惟行乡饮酒之礼,则享礼也。……乡饮之礼既修,乃加之以宴肴,移已膳醴,出家酝,求丝桐匏竹以将之,选华轩胜境以光之。后一日,遂有东湖亭之会。”[2](6026-6027)乡饮酒之礼之后还有宴会与音乐助兴,其时的“秀士”八人荣耀无比。《新唐书·韩琬传》:“有姻劝举茂才,名动里中。刺史行乡饮饯之,主人扬觯曰:‘孝于家,忠于国,今始充赋,请行无算爵。儒林荣之。”[1](4164)这是刺史为韩琬一人举办乡饮酒礼,颇得当时儒林士人的歆羡。

刺史注重文教、学校,为士子创作良好的习业环境,对当地的文化生态与文学培育也有重要作用。如常衮任福州刺史时,“始闽人未知学,衮至,为设乡校,使作为文章,亲加讲导,与为客主均礼,观游燕饗与焉,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1](4810)。《新唐书·倪若水传》记载倪若水在任汴州刺史的时候:“增修孔子庙,兴州县学庐,劝生徒,身为教诲,风行教化。”[1](4466)常衮与倪若水重视学校与文教的举措,对士子来说是种福音,从“由是俗一变,岁贡士与内州等”“风行教化”的记载来看,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有的刺史虽非文坛名家,但善于启用贤才以振兴文教,如李栖筠任浙西观察使、润州刺史的时候,“乃大开学馆,招延秀异,表大儒河南褚冲、吴郡何员等,超资授官,为学者师。身自执经,质问疑义。由是远迩趋风,鼓箧升堂者至数百人。教化大行,俗若邹、鲁。” [3](7791)

除此之外,柳宗元在柳州,韩愈在潮州,都对当地文化的提升做了很大的贡献。例如柳宗元担任柳州刺史时,“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10](571)。

以上仅为刺史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在职权之外,刺史对文人的态度和做法也深刻影响着当地的文化环境。比如有的刺史能够礼贤下士,对寒微士子推奖激励。开元名相张九龄未第时,“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曰:‘此子必能致远”[11](3097),王方庆的眼光独到,张九龄后来果然成为一代文宗。再如初唐时期的于季子,对士子也有褒奖之举,《唐故朝议大夫行尚书膳员外郎上柱国崔府君(藏之)墓志铭并序》记载崔藏之“年十有七,游于荥阳。刺史于季子解榻致礼,嘉其文彩,荐以秀才”[18](224)。元稹自叙少时“读书为文,举进士,每岁抵刺史以上。求与计去,且取衣食之资以供养”[2](6661),在经济上多得刺史等官员的接济。李吉甫在为信州刺史时,吴武陵当时还未中举,因而找李吉甫请求资助,李吉甫只资助“五布三帛”,吴武陵以为太少而写信质问刺史,言语唐突,颇失礼节,李吉甫有些发怒,而其母却说:“小儿方求成人,何得与举子相忤?”[19](580)结果再赠送吴武陵米“二百斛”,此事才算了结。

由于刺史的文人态度各异,因此文人举子多投奔某些文章声名卓著且对文人礼遇有加的州郡长官。《唐摭言》里还记载:“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州取解。”[13](12)白居易早年以新乐府针砭时弊的创作誉满天下,“百道判”的应用文体创作成为当时士子举业模仿的楷模。白居易卓越的文学成就与诗酒歌舞的适意人生在当时也是文林仰慕的典范,因而笔记小说记载白居易刺史杭州,江南地区的士子竞相奔赴杭州求取发解名额,这其中自然包括白居易善于发现人才、奖掖后进的个人魅力的作用。

四、 刺史對地方文坛的凝聚作用

唐代不少刺史在文坛上极为活跃,成就斐然,甚至堪为文坛执牛耳之一代文宗,因而一旦涉足地方文学的圈子,就成为众星捧月一样的风光人物,倍受地方文人推崇。他们不仅以刺史之尊深受文士尊敬,还因文采风流居文坛中心地位。这类刺史或出自朝廷将相,如张说、张九龄;或对朝廷功勋卓著,如颜真卿、裴度;或诗文精湛,如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他们由中央到地方,由内地到江南,由北方到岭南,任职多处,从政经历丰富,同时也将自己的诗文创作深入到州郡,对地方文坛起到了凝聚作用。

颜真卿在安史之乱前就官居太守,后又在平定叛乱中立下不朽功勋,官居节度使、尚书等官职,其间起起伏伏,成为政坛的风云人物。颜真卿还创造了“颜体”,成为书法史上的一个巅峰。大历八年,颜真卿出任湖州刺史,甫一到郡,就受到当地文人的追捧。在颜真卿的周围聚集了皇甫曾、张志和、耿湋等大批的文士,并时常举行诗文雅集,堪称一时之胜,形成了大历年间著名的“浙西联唱”,颜真卿后将酬唱作品编入《吴兴集》中。

颜真卿还借助修撰编订《韵海境源》的契机,将湖州文士牢牢凝聚在一起。殷亮《颜鲁公行状》记载颜真卿:“及至湖州,以俸钱为纸笔之费,延江东文士萧存、陆士修、裴澄、陆鸿渐、颜祭、朱弁、李莆,清河寺僧智海兼善小篆书,吴士汤涉等十余人,笔削旧章,该搜群籍,撰定为三百六十卷。”[2](5229)颜真卿在《湖州乌程县杼山妙喜寺碑铭》中详细记载了当时汇聚在他身边的五十多位江南文士的名字。

真卿叨刺于湖,公务之隙,乃与金陵沙门法海、前殿中侍御額史李萼、陆羽、国子助教州人褚冲、评事汤衡、清河泉太祝柳察、长城乡丞潘述、县尉裴循、常熟主簿萧存、嘉兴尉陆士修、后进杨遂初、崔砉弘、杨德元、胡仲南、阳汤涉、颜祭、韦介、左兴宗、颜策,以季夏于州学及放生池日相讨论。至冬,徙于兹山东偏,来年春,遂终其事。前是颜浑、正宇殷佐明、魏县尉刘茂,括州录事参军卢锷,江宁丞韦宁,寿州仓曹朱弁、后进周愿、颜暄、沈殷、李蒲亦尝同修,未毕,各以事去,而起居郎裴郁、秘书郎蒋志、评事吕渭、魏理、沈益、刘全白、沈仲昌、摄御史陆向、沈左山、周阆、司议丘悌、临川令沈咸、右卫兵曹张著、兄谟、弟荐、药、校书郎权器兴、平丞韦伯尼、后进房夔、崔密、窦叔蒙、裴继、侄男超岘、愚子颃顾往来登历。时杼山大德僧皎然,工于文什,惠达灵哗,昭于禅诵……[2](3436)

颜真卿详细地罗列了他在修撰《韵海境源》时汇聚的文士名单,除了修书之外,众人还频繁进行诗歌酬唱,造就了当时江南文坛上的胜景。

韦应物在苏州刺史任上在当地文坛上亦十分活跃。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记载韦应物“贞元时,为郡于此,人赖以安,又能宾儒士、招隐独,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俦类见旌引,与之酬唱,其贤于人远矣。”[20](19)韦应物诗集中有《郡斋中与诸文士燕集》诗,同作的还有顾况《奉韦郎中使君郡斋雨中燕集之什》、刘太真《顾十二况左迁过韦苏州房杭州韦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燕集诗辞章高丽鄙夫之所仰慕顾生既至流连笑语因亦成篇以继三君子之风焉》等等。张羽在《须溪先生校注韦苏州集跋》中写道:“公为苏州时,年已五十余,在郡公暇,即与秦系、丘丹、顾况辈唱和,风流雅韵,播于吴中,或推为人豪,或目为诗仙。”[21](630)刺史以公务之暇进行宴集,一时名士竞相赋诗,汇集当地文人,韦应物此举无疑创造了当地浓郁的诗歌氛围。白居易由杭州刺史转任苏州刺史时,写下了《吴郡诗石记》,诗中写道:“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客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于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尤觉其才调高而郡守尊。……翌日苏、杭获一郡足矣。”[2](6908)其时白居易虽然年幼,但是已经对韦应物、房孺复的文采风流印象深刻,并且希望以后能够担任苏州或者杭州刺史,果不其然,白居易后来典此二郡,实现了幼时的梦想。

晚唐时期的陆龟蒙、皮日休是成就较高的两位诗人,二人追模元白,唱和频繁,有《松陵集》编著。二人当时之所以能够安心创作,实际上得力于时任苏州刺史崔璞。崔璞咸通十年由谏议大夫任刺史,将皮日休辟为从事,陆龟蒙亦依附于此地,崔璞、颜萱、广文博士张贲、郑璧、羊昭业、崔璐等官员文士也参与酬唱。可以说正是由于刺史崔璞提供的良好环境,诸多文人才能形成如此大的凝聚力。

总之,刺史以自身身份地位的便利与文学成就的斐然,能够团结汇聚地方名士,将分散的文士个体创作升华为富有凝聚力与影响力的团体活动,对塑造州郡文学生态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五、 刺史与地方景观的经典化、文学化

刺史因典州郡而出名者甚众,州郡因刺史扬名者亦屡见,可以说,刺史与所典州郡是互相成全、互相发明的关系。翻检唐代文学的诗文成果,可以发现,担任过刺史的文人,对地方景观的书写、对地方文化的宣扬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刺史笔下吟咏地方风物的诗篇、文章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题咏的景观也成为文化胜迹。与此同时,地域景观完成了经典化、文学化的提升。下面选取若干代表性的例证阐释这一文化现象。

盛山十二景。元和十一年,韦处厚因为政治朋党事件出贬开州刺史,州境内有盛山,为本地风景绝佳之地,韦处厚在开州刺史任上,题咏了盛山景观十二:隐月岫、流杯渠、竹岩、绣衣石榻、宿云亭、梅溪、桃坞、胡卢沼、茶岭、盘石磴、琵琶台、上士泉瓶。诗皆五言绝句,如《桃坞》:“喷日舒红景,通蹊茂绿阴。终期王母摘,不羡武陵深。”[22](5449)将桃坞的美景写得形象隽永,“喷日”形容桃花之艳,“同蹊”一句写桃坞之幽深,后两句极力褒扬桃坞之景,以为不输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韦处厚的属官与当地文士还有相应的和作,韩愈《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说:“于是《盛山十二诗》与其和者,大行于时,联为大卷,家有之焉。”[10](326)对盛山风景做了文学式的宣扬。古代各地往往有八景、十景等景观,这些景观有的因文人题詠而誉满天下,韦处厚的诗歌即是一例。

刘禹锡与苏州名胜。苏州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当地的太湖、虎丘为著名景点,城内的寺庙、园林别业星罗棋布数不胜数。苏州在唐代更是由于其发达的经济水平而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正如白居易所说“浙右列城,吴郡为大”[2](6719)。刘禹锡任苏州刺史于大和五年,大和八年离任,在苏州的三年里,刘禹锡对当地的名胜吟咏者非常多。苏州南朝遗迹颇多,而刘禹锡也善于发怀古之幽情,因而苏州胜迹与刘禹锡诗兴相切合,其诗集里多流连姑苏胜迹而写下的诗歌。如《姑苏台》:“故国荒台在,前临震泽陂。绮罗随世尽,麋鹿占时多。筑用金椎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辇路,唯有采樵歌。”[9](561)姑苏台相传为吴王阖闾所建,夫差又在此为西施创见宫殿以作乐,千百年之后,此地惟剩坍圮,盛衰对比,十分强烈,刘禹锡的诗歌正是在古今、盛衰的巨大对比之中怀古抒情。如果再联系到当时腐朽的朝政与日薄西山的帝国前途,也许姑苏台上的陈迹也将是唐帝国的命运,这才是本诗的“诗心”所在。刘禹锡吟咏的景观还有虎丘寺、馆娃宫、报恩寺等地。易代之后的宋朝,苏州太守曾作《三贤堂记》纪念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文章说:“三贤平时道义相先,分相好,诚相与也。而文章政绩,兼优并著,且俱为有意于民者。名藩巨屏,得一师帅,吾民幸矣。乃接踵来临,岁月未远,声名风采,炳乎其辉。一时盛事,他郡所未有也。”[23](327)

白居易与杭州风光。唐代的杭州刺史人数有百位之多,其中不乏能文能诗者,对杭州风光的吟咏书写代有其人,其中最著名者当为白居易。千年之后的今天,人们站在西子湖里的白堤上仍然对白居易的善政津津乐道。白居易之于杭州的贡献与影响可见一斑,宋代的葛立方说:“钱塘风物湖山之美,自古诗人,标榜为多。……城中之景,惟白乐天所赋最多。”[24](585)白居易在杭州任上的诗歌有数百首之多,还有《冷泉亭记》《钱唐湖石记》等文章。诸如《钱塘湖春行》《忆江南》等诗词早已深入人心,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所吟诵,杭州的西湖、孤山也因白居易的诗词而更广为人知。白居易笔下的杭州风景秀丽、山寺古朴、名胜众多,白居易言:“东南山水,余杭郡為最。”[2](6910)“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尽不如。”[25](1798)他的诗歌如《余杭形胜》:“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梦儿亭古传名谢,教妓楼新道姓苏。独有使君年太老,风光不称白髭须。”[25](1629)对杭州风光极尽推崇。白居易笔下杭州春色:“望海楼明照曙霞,护江堤白踏晴沙。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谁开湖寺西南路,草药裙腰一道斜。”[25](1623)将杭州如画的风光与风流的历史轶事都写在笔下,诗人眼中的杭州让后来的读者不禁为之心动。白居易对西湖、灵隐寺、天竺山、孤山、凤凰山、钱塘江潮水、韬光寺、万松岭等景观乃至富阳等地的山水都有题咏之作。白居易对杭州风光的书写,使原本就被誉为东南胜地的杭州更加知名,对杭州的城市形象与文化氛围的养育有深刻影响,白居易笔下的杭州景观在后世也一直为文人雅士所追踪吟咏。

综上,经由刺史笔下书写过的景观,变得富有诗意,在诗歌、文章的诗性塑造中变得经典,成为地方文化中的靓丽名片。正是由刘禹锡、白居易这类的文坛巨匠以担任刺史为契机,当地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才成为后代人眼里的经典形象。

六、 余 论

研究刺史对地方文学生态建构的影响,可以观察到刺史在施政抚民之外的活动,更进一步地了解到刺史的整体形象。刺史是朝廷任命的官员,并非州郡本地的文人,因而与地方文学环境存在一定的距离,也正因为如此,刺史可以将其他地方、其他群体的文学特质引入本地,给地方文学注入新鲜血液。唐代有苏州、杭州、湖州、和州等许多文人荟萃、文名远扬的州郡,它们形象的形成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文学生态。诸如柳州、潮州、夔州等偏远州郡,由于远离政治中心,文学生长的土壤较为薄弱,正是有了韩愈、柳宗元这样的诗文名家担任过刺史,才使得它们在唐代的文学地理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因此可以说,一位合格的刺史能够在地方开辟出一片适合文士生存、适宜文学生长的广阔天地,刺史因掌州郡而大有作为,州郡也因刺史的文化举措而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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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 雪)

Abstract: In the Tang Dynasty, most of the local governors were literati who came from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hen the literati work in local area, they not only moved from the government to the countryside, but also spread the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ors and literature can be studied from two aspects: the creation of local governo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al ecology. In the selection process of local governors, literary ability is one of the factors considered by the court. The exchange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posts and local governors is also an important criterion for officials s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Local governors play a grea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ultural ecology. First of all, in the process of administration,  local governors carry out the nation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concretely, which has great influence and direct decision-making power on local scholars study and official progress. Secondly, some  local governors themselves are accomplished writers. When they take part in the literary activities of the prefecture, they attract and agglomerate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i and enrich the literary world scene. Thirdly, as the governors governor, he chanted the landscape and scenery of the local prefectures with poems to publicize the reputation of the prefectures, thereby completing the promotion of classics and literariness. At the same time of shaping the local cultural ecology, the local governors also achieved his own achievements and literary names.

Key words: local governor; literary ecology; imperial examination; literary world; cano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