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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实例化视角下政治文本标题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2020-02-06 04:01:01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1期

〔摘要〕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翻译可看作一种以源语文本意义为导向的跨语际再实例化过程。文章基于再实例化的视角,分析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本中213则标题的英译,探讨了译者选用何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以完成译文的语篇再生和意义重构。研究发现,译者综合采用了升降意义权重、调整评价意义、删减修辞手段、改变耦合模式等策略和方法,合理选择了译文的词汇语法形式,具有突出的受众意识,以更好地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和表述特点,进而完成跨语际再实例化,实现了译文标题的语篇再生,做好内宣话语向外宣话语的转换,助力提升译文在目标受众的接受度,以达成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的顺利传播。

〔关键词〕 再实例化;标题翻译;外宣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1-0030-09

引 言

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愈加密切频繁,外宣翻译已达到空前的规模。作为国家对外形象的面子工程,外宣翻译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形象的树立。当中国被历史性地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央,国际传播已极大地拓展到西方话语体系受众,外宣翻译如何适应这种新变化,决定了新时代中国对外传播的实际效果。

相对于外宣翻译实践的庞大与丰富,外宣翻译理论研究也在逐步跟进。近年来,学界从跨文化交际[1]、传播学[2][3]、修辞学[4][5]、叙事学[6]、生态学[7]等多元的理论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积极探讨外宣翻译的策略与方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研究似乎对翻译的本体即语言问题关注不足,忽视了翻译过程中话语选择与意义建构的关系。系统功能翻译研究关注译文的意义选择和语篇建构,可为外宣翻译话语选择提供理据,然而学界却鲜有此方面的研究。本文依托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卷)(以下简称《治国理政》)的标题英译为例,从再实例化的视角,探讨政治文本标题的翻译策略和方法,阐述译文标题的再生过程和意义重构。

一、 理论基础

近年来,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外宣翻译得到了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为受众对象的交际活动,都可看作外宣翻译”[8](22)。这一定义对外宣翻译的背景、目的、信息源、信息载体、渠道、受众对象均作了明确的界定。外宣翻译的根本目的在于“传播”与“宣传”,尤其重视传播效果。国家对外宣传中,译者的任务就是出色地将中文译成外文,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传播国家立场和主张、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反击污蔑歪曲,进而改善国际生存环境,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因此,外宣翻译既有翻译的一般特点,又有其特殊性,是“决定外宣效果的最直接因素”[9](2),也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10](31)。学界主张外宣翻译应突出政治,要有政策头脑和政治敏感[11][12],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13],以实现政治等效[14][15]。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应遵循“以我为主、简洁、标准化”的原则[16](6),做好政治对内话语体系向对外话语体系的转换[17]。系统功能语言学聚焦话语的选择和功能,可为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转换提供科学依据。

系统功能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中叶,至今已有60年的发展历程。21世纪以来,伴随着多语交际、多语研究的兴起,系统功能翻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涌现了大量的优秀研究成果[18],推动了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研究,解决了翻译实践中的实际问题。这些研究的新特点之一是采用了语言多维度的全息视角,审视各类翻译现象。其中,实例化维度与翻译研究的结合,为深入探索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

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思想,翻译可看作一种跨语际再实例化过程[19]。翻译作为再实例化,与系统功能翻译理念密切相关。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看作意义系统,认为意义是经由措辞(wording)即形式来实现的。译者應遵循目的语的语言规范,通过词汇语法形式的合理选择,进而达到语篇意义重构的目的。这便是语篇再实例化的过程。Halliday[20]提出实例化(instantiation)的概念,并将其看作一个连续体,其两端分别为“意义潜势”和“语言实例”,意义潜势由语言实例具体体现,语言实例即意义潜势在特定语境下的体现形式。翻译过程首先要基于原文实例,向上寻找意义潜势,即完成“去实例化”(distantiation),然后将该意义潜势映射到目的语语言系统中,并将其二次实例化,完成“再实例化”,进而得到译文。基于此,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目标语语境下的意义重构和语篇再生。翻译便可看作一种以源语文本意义为导向的跨语际再实例化过程[21](32),如下面图1所示。

Halliday[22]把翻译看作“有导向的意义创建活动”,Matthiessen[23](115)认为“翻译是一种随文本展开而创建意义的过程”,这两种观点都和再实例化的概念异曲同工。“耦合”和“意义权重”是与再实例化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耦合”(coupling)是指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形式的具体选择,强调意义的实现方式[24](491)。耦合的选择受到意义的牵制,一种耦合类型若反复出现,便可形成相应的耦合模式[24](496)。“意义权重”(commitment)是指意义潜势在特定实例化过程中所激活的数量,即实例文本中的意义重量[25](26)。原文的意义潜势在译文激活的数量越多,表明译文意义权重越高,翻译也就越为充分。

再实例化是“用目的语系统资源重新识解、建构源语语篇意义的过程”[19](109),强调翻译过程以及该过程中意义的读解、选择和重构,颠覆了传统翻译研究中单纯转换语言形式的思维,脱离了文本中心的翻译研究范式,将语言、语篇、译者、语境同时纳入关注范围[26][27] (99)。本文正是基于跨语际再实例化的视角,审视政治文本的标题是如何在翻译中实现语篇再生和意义重构的。

二、 语料选取及特点

自2012年11月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治国理政发表了大量讲话,集中展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略。国务院新聞办公室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先后编辑出版了《治国理政》两卷本,收录了习近平在2012年11月至2017年9月期间的重要著作及讲话178篇,并同时发行了对应的英译本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两卷英译本由外文局组织了包括外交部、中央编译局等单位的中外专家联合翻译而成,可谓中国“国家翻译队”的出品,代表了对外政治翻译的高水准。本文的研究语料为两卷本中的213条标题(卷一97条,卷二116条)及其英译文。

分析发现,《治国理政》的标题呈现如下特点:言简意赅、高度凝练,提纲挈领、切中主题。书中标题尽管不长,却有画龙点睛之用,其翻译质量直接关乎目标读者对正文的阅读兴趣,学界对翻译进行了有益探索。何恒幸[28]提出了三种标题的译法:自足法、相关语篇内容结合法和翻译目的结合法。陆刚[29](29-30)指出标题英译应言简意赅、尊俗达意、通达意美,并通过调序意顺和添词意明的方法实现标题英译的功能对等。陈晓莉、文军[30](51)基于模因论,认为译文标题模因应在内容上考虑到新模式对记忆机制、情感因素和文化因素的顺应,在形式上应用联想嫁接、同音异义、移植以及同构异义的策略。

《治国理政》作为重要的外宣文献,其标题的翻译质量直接影响到受众对正文的第一印象。外宣翻译重在交流信息和传播文化,译文更应符合目标受众的认知需求、接受水平和审美期待,以激发目标读者的阅读兴趣,达到良好的接受效果。再实例化视角下的标题翻译,如何准确传达标题的意义,完成语篇再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三、 再实例化视角下标题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翻译作为再实例化,不能割裂特定语言系统中形式和意义的对应关系,一味地从一种形式转换为另一种形式,而应结合译语语言系统中形式和意义的匹配关系,重构译文意义,完成语篇再生。《治国理政》的译者,力求客观真实地对外介绍和传播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智慧,同时又充分考虑到语言文化的差异,合理进行取舍调整。研究发现:译者主要采取了升降意义权重、调整评价意义、删减修辞意义、改变耦合模式等策略和方法,进而完成了跨语际再实例化。下文将分别加以论述。

(一)  升降意义权重

“意义权重”作为意义潜势在特定实例化中的激活数量,反映了实例文本所承载的意义重量。它与两个因素相关:一是可选择的意义总量,二是意义选择时的精密度。译文激活的意义数量越多,选择的精密度越高,译文相应的意义权重便越高,翻译也就越为充分。“升降意义权重”分别指再实例化过程中译文激活了比原文更多或更少的意义数量。前者为翻译过程中意义权重超额,即“升权”,是一种增译行为;后者为意义权重欠额,即“降权”,是一种减译行为。无论“升权”还是“降权”,均会影响到再实例化后译文的意义厚度。

1.降低意义权重

根据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再实例化的观点,译者首先对原文进行去实例化,即识解意义潜势,随后将该意义潜势映射到目的语语言系统中,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再实例化,得到译文这一语言实例。在此复杂的过程中,译者对意义潜势中意义数量的选择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会根据语境和意义表达的需要进行调整,这便带来了译文意义权重的升降。分析发现,《治国理政》标题翻译中意义权重的降低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 意义省略

降低意义权重首先表现为标题翻译时的意义省略。原文若有目标受众不熟悉的、富含文化背景的内容,译者选择省去相应意义潜势中的意义数量,再生标题时常将其省略不译,译文意义权重降低。如:

例(1)原文: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译文:Be a Good County Party Secretary

例(2)原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译文:Study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Action Is the Key

例(1)中的“焦裕禄”是当代中国的优秀党员干部,不为目标受众熟知,是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下的人名,译者在意义潜势的映射过程中选择了“焦裕禄”所代表的更高层的概括意义,而省去了这一文化意象。这表现为再实例化后译文直接将其省略,意义权重降低;例(2)中的“两学一做”是指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学习教育。这是概括性强且信息高度浓缩的中国政治词汇,极易对受众造成阅读障碍。标题因空间制约,不宜加注说明,译文直接将其省去,激活的意义数量比原文要少,译文的意义权重降低。从影响意义权重的两个因素来看,上述两种情况下,译者再实例化时选择的意义精密度均比原文低。有时,意义省略是基于内宣话语向外宣话语的转换,有助于外宣话语“说教式”向“陈述式”的转变,以改善外宣效果,提升受众接受度。如:

例(3)原文: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

译文:Clear Waters and Green Mountains Are Invaluable Assets

例(3)的原文是内宣话语,话语对象是国内受众。如果照搬原文的逻辑,将内宣话语直接转换为外宣话语,祈使句的命令语气则显得刻板僵硬,说教式特点明显,难以在受众引发共鸣,传播效果会大打折扣。例中译文没有激活原文“树立……的强烈意识”的意义潜势,只译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内容,突出了新时代的生态信念和发展理念,以期在目标受众中更好地传播。可见,译文意义权重的降低是基于对外宣传效果的考虑,以做好对内话语向对外话语的转换。

(2) 意义缩减

英文标题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言简意赅。政治文献标题的翻译,应遵循这一特点,做浓缩化处理,力求简洁、鲜明。研究发现:原文标题较长时,译文常通过缩减标题的方法,凸显标题的简洁有力。从意义的精密度维来看,原文的精密度高于译文,译文激活的意义数量少于原文。如:

例(4)原文: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

译文:Transition to Innovationdriven Growth

例(5)原文: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译文:Address the Peoples Most Immediate Concerns

以上两例分别通过缩减环境成分“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和修饰成分“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聚焦关键信息,避免标题的冗长,完成译文标题的意义降权,实现了原标题的意义缩减,达到言简意赅的效果。再实例化后译文激活的意义数量明显少于原文,也体现了译者在对外翻译中的主观取舍。

(3) 宏观新信息变宏观主位

再实例化后意义权重的降低还表现为宏观新信息向宏观主位的转换。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篇元功能来看,标题在整个语篇中具有重要作用,既可充当语篇的宏观主位Martin & Rose[31]讨论了语篇的节奏与信息流,把信息结构从小句范围加以扩展,提出了段落层面的“超主位”“超新信息”和篇章层面的“宏观主位”“宏观新信息”,并形象地用大波浪和小波浪、大波浪蕴涵小波浪的说法阐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可充当宏观新信息。宏观主位可预测各超主位,宏观新信息概括各超新信息[31](196-197)。研究发现:原作者和译者对标题的功能定位存在差异。前者更倾向于将其作为宏观新信息,表现为用完整的命题总结该篇的主旨要义,标题充当语篇的核心主旨句;后者倾向于将其作为宏观主位,表现为用语言片段(多为名词性词组)提示该语篇要论述的话题,标题充当语篇起点,新信息则要在语篇中寻找。这种标题功能定位的偏差,导致了意义再实例化中宏观新信息向宏观主位的变化。如:

例(6)原文: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译文:The CPC Leadership

例(7)原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译文:The Chinese Dream

例(8)原文: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发展

译文:Social Undertakings

上述三例中,原文标题均为宏观新信息,词汇语法层面体现为省略主语的小句,浓缩概括了本篇要讨论的核心内容,依据Martin & Rose[31]的观点,可将其看作语篇主旨句;相比之下,译文标题却常为宏观主位,词汇语法层面体现为名词词组,只指出本篇要讨论的核心话题或主题,对该主题的态度、行为或策略等却未加提及,需要在正文中寻找相关信息。宏观新信息向宏观主位的转换使得译者在译文标题重构时,激活的意义数量比原文少,降低了相应的意义权重。

2.提升意义权重

相比意义权重的降低,《治国理政》标题的再实例化发生意义权重升高的情况相对较少。但若翻译过程中需要补充必要的背景信息时,译者再实例化时会主动激活更多的意义数量,以辅助受众的理解。这种情况下,便发生了译文意义权重的提升。如:

例(9)原文:弘扬塞罕坝精神

译文: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Saihanba, a Model in Afforestation

例(10)原文:增强看齐意识

译文:Keep in Line with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例(9)原文提到的“塞罕坝精神”,显然不为目标受众所熟悉。如果只译为“the Spirit of Saihanba”,难以达到良好的宣传效果。为了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译者需要补充相应的必要说明。译文“a Model in Afforestation”的添加,用最经济的方式阐述了“塞罕坝精神”的具体所指,便于受众的接受和理解,助力提升译文的传播效果。例(10)的原文只是强调要“增强看齐意识”,但并未指出向谁看齐。译文增加了“with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向中共中央委员会看齐)”这一信息,激活了比原文更多的意义数量,明确了看齐的目标对象。这一环境成分的补充,提升了译文的意义权重,有助于受众更好地理解文本内容。外宣翻译若想取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必须重视目标国的受众意识。上述分析表明,无论再实例化后意义权重的升降,均着眼于外宣翻译的接受效果,体现了鲜明的受众意识,以更好地完成对内话语向对外话语的转换。

(二)  调整评价意义

除意义权重的升降外,评价意义的调整也是再实例化中译者常用的翻译策略。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评价意义(appraisal)是人际意义的内容,分为态度(attitude)、级差(graduation)和介入(engagement)三种意義类型。其中,态度意义是评价系统的主体,级差意义贯穿整个评价系统,为态度意义和介入意义提供分级资源[32]。研究发现:书中标题在目标语境下进行再实例化时,会发生态度意义的剥离和级差意义的弱化。

1. 剥离态度意义

态度意义包括情感(affect)、判断(judgement)和鉴赏(appreciation)三个子系统,用来表达我们对人、事、物的感受和评判,每种态度均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根据意义的实现方式,态度意义又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类型,前者指在各种语境中意义基本保持不变的态度,后者是指隐含的或诱发的态度[32](67)。研究发现:汉语标题中的显性积极态度意义,再实例化后却常常将其剥离,意义权重相比原文有所降低。如:

例(20)原文:创新正当其时,圆梦适得其势

译文:Right Time to Innovate and Make Dreams Come True

例(21)原文: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译文: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Make Civilizations Richer and More Colorful

原文的对仗修辞使得标题的表述具有工整美,但这种工整具有一定的不可译性。译文舍去了原文的修辞手法,转而以达意、简洁为主。无论是隐喻修辞还是对仗修辞的删减,都符合目的语的修辞特点,即语言简洁朴素,更容易被目标受众所接受。修辞语言尽管可以提升语篇的美学价值,但若忽视跨语的修辞差异,反而会带来接受障碍。译文适当的“去修辞化”,有助于翻译话语更有效地在受众传播。

(四) 改变耦合模式

耦合模式的改变也是再实例化后译者常用的一种翻译策略。“耦合”作为语言使用者对语言形式的选择,凸显了意义的具体实现方式。根据结合的频率,可将其分为紧密耦合和松散耦合。紧密耦合因同一种类型的耦合反复出现,即形成相应的耦合模式[24](496)。先来看原文和译文各类耦合的实例以及它们的文内占比。

可以看出,原文的耦合模式主要为动词短语耦合、小句耦合和小句复合体耦合,相比之下,译文的耦合模式有较大不同,主要为动词短语耦合、名词词组耦合和小句耦合。Yang[26]和杨忠[27]强调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作用,认为译者应主动参与译文的语篇再生,积极重构语篇意义。耦合模式的改变恰恰彰显了译者再实例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原文和译文标题再实例化后耦合模式的改变,主要有以下类型。

1.动词短语耦合转换为名词词组耦合

动词短语耦合转换为名词词组耦合是标题翻译中最为突出的类型。动词短语耦合由于出现频率较高,是原文的紧密耦合,进而在文中形成了“V+N”耦合模式。然而该紧密耦合再实例化后有松散的迹象,常转换为名词词组耦合,使得译文的名词词组耦合由原文的3例上升为译文的73例,进而在译文形成新的耦合模式。如:

例(22)原文: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

译文: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例(23)原文: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

译文:A Bright future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究其原因,這是由于两种语言在词类语法优先度上的差异所致。刘丹青[33] (15)指出,汉语是动词型或动词突出的语言,英语是名词型或名词突出的语言。名词型语言的谓语动词有各种强制性范畴需要表达,动词的形态和句法负担较重,因而常选用各种非限定形式甚至名词本身来表示事件、命题,完成一次交际任务。动词型语言的谓语动词则没有这种强制性重负,不必进行非限定性或名词化的操作,增强了动词性成分在语言中的重要性和活跃性。正因为这种差异,汉语中动词的使用频率较高,而英语则名词、名物化和动词的非限定形式使用频率较高。因此,标题翻译后动词短语耦合常转换为名词词组耦合。

2.小句耦合转换为名词词组耦合

由表1可以看出,汉语标题中的小句耦合是除动词短语耦合外较为常见的类型。同样基于英语是名词性语言的特点,标题的小句耦合再实例化后也常转换为名词词组耦合。如:

例(24)原文: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

译文:Chinas Commitment to Peaceful Development

例(25)原文: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

译文:Better and Fairer Education for the 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原文的小句耦合变为译文的名词词组耦合,再实例化后发生了级转移,由小句级降为词组级。基于上文论述的英汉语言在语言类型上的差异,这一转变也更符合英语标题名词性结构突出的特点。伴随着这种转变,再实例化时译文的耦合模式也发生了变化。

3.小句复合体耦合转换为小句耦合

研究发现,再实例化后原文为小句复合体的标题,译文多将其转换为小句,标题语言在级阶上再次发生降级。这种转换与两种语言识解概念意义的方式有关。英语倾向于经验式的识解方式,表现为经验配置成分的依次增加,而汉语则倾向于逻辑式的识解方式,表现为小句序列的依次增加。这种语言系统的差异也表现在再实例化的词汇语法选择上。如:

例(26)原文:强化巡视监督,发挥从严治党利器作用

译文:Stronger Discipline Inspection Tours Make for Stricter Party SelfGovernance

例(27)原文: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译文:When the People Are Firm in Their Convictions, the Nation Will Flourish

对比以上两组译文,小句复合体耦合向小句耦合的转换表明在概念意义的识解方式上,汉语标题凸显逻辑式,表现为小句序列的依次增加,英语标题凸显经验式,表现为经验配置成分的依次增加。再实例化后,汉语识解概念意义的逻辑式,向英语的经验式发生转换,更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

此外,还有3处动词短语耦合转换为介词短语耦合的实例,如“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译为“Toward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s”。这种转换与英语介词短语的特点有关。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英语介词短语看作是次要小句[20](212) (minor clause)。次要小句和主要小句(major clause)之间有相互转换的潜力,这就为动词短语耦合向介词短语耦合的转换提供了依据。跨语际再实例化后标题耦合模式的改变,尊重了目的语的语言特点和规范,完成了译文的话语选择和语篇再生,以便更优地进行政治话语的对外传播。

四、 小 结

外宣翻译的受众取向决定了译文要尽可能符合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以提升翻译话语的跨文化传播力。本文依托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观点,从再实例化的视角探讨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两卷本中213条标题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研究发现,译者力求客观真实地对外介绍和传播习近平同志治国理政的思想和智慧,同时又特别注重外宣话语的接受和传播效果,充分考虑源语和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差异,合理进行取舍调整,做好对内话语向对外话语的转换。具体而言,跨语际再实例化过程中,译者综合选用了升降意义权重、调整评价意义、删减修辞手段、改变耦合模式等翻译策略和方法,完成了译文的意义调整和形式转换,实现了语篇再生。在译文语篇再生和意义重构的过程中,译者充分发挥了主体作用,承担了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协调者和沟通者,力求使译文更好地符合目的语的语言规范和表达特点,提升译文话语在目标受众的接受程度,助力中国声音在国际舞台的顺利传播。对内话语向对外话语的转换是一项系统工程,关乎中国外部生存环境和国际舆论的导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能否真正走出去、走多远,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和现实价值。再实例化的视角关注话语的选择和取舍,可为内外话语转换提供理论依据,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和系统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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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Abstract: Based o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ranslation can be regarded as sourcetext meaning oriented reinstantiation. By analyzing 213 examples of title translation in Xi Jinpings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meaning of the target discourse is reconstructed in the process of reinstanti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lators have employed certain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to reconstruct the meaning and regenerate the discourse, including regulating commitment, adjusting appraisal meanings, omitting rhetorical devices, and shifting coupling patterns. Highlighting the target readers awareness, the translators choose appropriate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expressions to conform to the linguistic norms and features of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accomplish interlingual reinstantiation. All the shift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this process are aimed to improve the acceptance of the translation in the target readers and aid its smoo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reinstantiation; title translation; publicity translation;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