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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科视域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五个维度

2020-02-06 04:01:01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1期

〔摘要〕 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性、开放包容性和技术人文性。新文科视域下,我们应从多个维度对认知语言学研究进行观察。从学科维度看,认知语言学研究主要体现在研究主题的不断深化、与多个学科交叉融合、跨领域合作以及与先进科学技术的融合等方面。从历时维度看,共时层面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话题是历时演变的必然结果,或延续或移变或新发展。从技术维度看,认知语言学研究不断运用最新科学技术于语言认知研究之中,强化了语言与认知的互动关系,试图揭开语言理解与生成的认知运作机制。从时代维度看,新认知语言学研究是当前语言学研究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与“人文学科危机”的产物。从中国维度看,新认知语言学研究是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学术共同体的必然要求。这五个维度可以较好地呈现“新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时代景观。文章对于提高新文科学科属性的认识以及构建认知语言学研究五位一体的融合模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新文科;认知语言学研究;维度;融合模型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1-0039-12

引 言

2019年是新文科建设元年。国家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包含新文科在内的多个新学科建设[1]。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立足中国立场对认知语言学研究做出我们自身的解读?认知语言学理论建设的核心要旨是什么?认知语言学理论未来是否有融合的可能性?这些问题是“新认知语言学”学科建设过程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对认知语言学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观察和思考,尤为必要。

新文科视域下,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为语言研究带来机遇和挑战,迫切需要语言学界认真应对、谋求共治、实现共赢。语言学研究应在时代变化中“识变革”,在变革中“促发展”,在融合中共“谋创新”之路。知识与学术分工带来的学科分化,促进了知识的进步与对世界的精细认知,但随着对局部和细节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学术整体性视野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跨学科的综合协同发展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动力。交叉融合既反映了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也为语言学传统研究话题的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当代认知语言学研究以Kuhn倡导的科学哲学范式[2]为依托追求研究方法和观察视角的多元化、研究过程的可再现性、语料观察的全面性和充分性以及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可证伪性[3]。这些对于以内省法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语言学传统研究而言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认知语言学在与不同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中向前发展,形成细致的分支学科体系,如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类型学、批评认知语言学等;可以说,跨学科的融合发展是认知语言学永葆生机的驱动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研究理念的变革以及研究方法上的范式革命,如认知语言学不断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于语言的认知研究之中,不断验证或证伪已有的理论。认知语言学研究不仅关注自Saussure以来的语言研究的共时传统,还深入发掘历时演变带来的研究话题的延续性与移变性,其主要表现在认知语言学核心话题的发展演变脉络既有传承也有创新,很好地实现了认知语言学理论内部的动态性平衡[4]。本文从认知语言学学科内涵建设的学科维度、历时维度、技术维度、时代维度和中国维度五个维度出发,探讨认知语言学研究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时代景观,倡导构建基于五位一体的、具有宏观整体性视角的语言研究融合模型,力促Kuhn所倡导的科学哲学范式,从多元化的研究维度探讨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汇流证据[3],从而使认知语言学理论更为客观、完备。

一、 新文科建设“新”在哪里?

新文科建设是国家层面提出的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战略部署,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主动求变、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內部转变。

新文科建设强调学科建设的交叉融合性、开放包容性与技术人文性,以求同存异、互鉴共进、协同发展为核心基准。首先,它强调大文科背景下的跨学科交叉融合,而跨学科交叉融合又是学科自信、学科发展与学科创新的直接促动力。其次,它强调学科之间的开放包容性,互鉴互补,协同发展。新文科背景下,传统的人文学科将实现“人文学科+”的融合优势,即强调“人文学科+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自然科学” “人文学科+信息技术” “人文学科+人工智能”等,学科间的开放包容性将是集各个学科自身的优势而协同合作、共同发展、互促互进的。再者,它强调“技术+”的优势。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式虽在内省式思辨法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但其研究结论在客观性、充分性、全面性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使其研究结论在信度和效度方面受到了削弱。“技术+”的加持在研究数据收集的穷尽性、客观性等方面拥有先天的优势,将使新文科研究结果更加客观、全面,并进一步使“人文学科”发生范式更迭效应。可以说,新文科建设不仅是一个学科建设问题,还是一种方法论和一种新理念,更是一种学科内部的自我革新[5][6]。

二、 新文科视域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五个维度

认知语言学研究作为语言学理论体系中重要的一环,近年来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不仅其研究团队众多,学派林立,而且它的理论体系也极为庞大。可以说,认知语言学研究的这40年来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研究范式也从起初的以内省式思辨为主到如今的既重视内省式思辨的定性研究又重视定量研究、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以及“技术+”等的运用;由于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数据收集、分析朝着自然性、客观性、全面性迈进,它也越来越重视研究过程本身的可重复操作性、研究结论的可重复验证性,因而其研究结论越来越具有科学哲学所崇尚的可证伪性。可以肯定的是,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越来越呈现出跨学科多维性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研究对象的多层面性。张俊宗指出,可从学科维度、历史维度、时代维度和中国维度四个方面解读新文科建设[7]。本文将借其分析框架,从新文科背景出发探讨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五个维度:学科维度、历时维度、技术维度、时代维度和中国维度,倡导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研究过程的可重复性、研究结论的可证伪性,发掘语言研究的汇流证据,力促语言研究的融合模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汉语实情的语言学理论创新之路。

(一) 学科维度

新文科背景下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应强调跨学科或超学科层面上的交叉融合,强调学科间的互鉴互补、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以及“技术+”对语言研究的影响。

纵观认知语言学这4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认知语言学从创立之初就是以宽领域的视角、批判性的态度接受学科间的交融,在广泛汲取其他学科给养的基础上协同发展的。可以说,跨学科性是认知语言学自“娘胎”里带来的先天优势;而与认知科学、语用学、语料库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神经科学、心理学、语言类型学等学科的互鉴互补、交融发展则是认知语言学理论发展的后天优势和大势所趋。

认知语言学建立在对Chomsky生成语言学针锋相对的批评的基础之上,它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广泛吸收认知心理学中已被证实的研究成果为己所用,强调语言能力是人类普遍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其与其他的认知能力并无特殊之处。认知语言学反对Chomsky以纯理性主义哲学基础而提出的天赋观、生成观、普遍观、自治观、模块观、形式观等,针锋相对地提出认知语言学的具身体验观、非普遍观、非模块性、非形式观等。认知语言学认为Chomsky所区分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linguistic competence & linguistic performance)是建立在“理想的说话者”(ideal speakers)之上的,因而“语言能力”作为语言知识的运用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即使人们在极少量的语言接触的基础上便可习得语言。对Chomsky而言,“刺激贫乏”是那么的自然而然,只要是拥有正常智力的儿童均可在很短的时间内习得语言。但是,认知语言学指出,Chomsky的理性光芒掩盖了人类语言习得的经验属性。语言习得恰恰是建立在儿童大量接触语言材料、不断对语言材料进行概括化、反复使用、反复试错的基础上固化的结果。语言习得的经验属性正是建立在儿童对所接触到的语言材料的高频次使用而固化的基础之上,而不是Chomsky声称的语言习得的天赋能力,这就是Tomasello称作的“基于使用的语言习得模式”(Usagebased model of language acquisition)[8]。认知语言学并不严格区分语言知识和语言外知识,而是强调语言知识是关于语言在具体情境中使用的语言知识和百科知识的集合,语言知识“非用”而不能称之为知识。语言是人类的感官知觉和思维对客观事物与周围环境及其相互关系感知、概念化的产物,归根到底语言是思维概念化表征的外在形式。可以说,认知心理学是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奠基石。不仅如此,认知语言学还广泛融合了认知科学、计量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心理学、神经认知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语言类型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运用了心理语言学实验技术、语料库技术、神经成像技术等各具优势的先进科学技术手段,取其优势、汇于一体、促自身发展。

从研究范式的创新上看,认知语言学从科学哲学的范式更迭出发,注重多元研究方法的使用和方法论的不断创新。它既重视心理学的实验诱导数据的收集,又重视基于语料库的穷尽性客观自然数据的收集;既有传统的内省式思辨法,又有基于心理学实验的实验验证法;既有社会科学的调查问卷、访谈等质性研究法,又有基于数理统计的量化研究法;既采用语料库工具的穷尽性搜索技术,又运用数理建模工具,如R语言和Python语言等,还寻求神经认知科学的脑成像技术,如ERP、EEG、PET、fMRI、fNIRS等的帮助。

Geeraerts正确地指出,认知语言学研究从一开始的边缘地位成为现在的主流语言学理论之一[9],似有赶超生成语言学之势,其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之所以如此,其根本驱动力在于认知语言学的包容开放性,注重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研究,注重研究范式的更迭,注重新技术的运用,力主用全面而详实的客观证据验证具有可重复操作性的研究过程,使之成为具有可重复验证性的研究结果,力主构建符合科学哲学范式的语言学理论。

牛保义用“两个转向、三个延伸、一个特征”[10]来概括国外认知语言学当下的研究现状。其中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社会转向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及再语境化趋势催生了认知社会语言学[11][12][13];而量化转向使得认知语言学早期倡导的基于内省式的定性分析逐渐转向使用数理建模手段和计量手段验证或修改或证伪先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模型[14][15],并由此促成了计量语言学与认知语言学的结合。

此外,与语言类型学和语料库语言学以及计量语言学的相结合,使得认知语言学研究同时也沿着空间维度和模态维度逐步延伸[10][16]。从以印欧语言,尤其以英语为基础研究对象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朝着跨语言多语对比研究的空间维度展开,比如Gries & Divjak对英语try和俄语9个相近动词的意义差别研究[17]。基于此,Croft把基于类型学视角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称之为“语义类型学”(semantic typology),认为语义类型学是通过系统性的跨语言对比研究来揭示不同语言是如何通过不同的符号来表达意义的[18]。该跨学科领域的语义研究主要聚焦于诸如相同颜色词(如red、green等)、感官词(如hear、see等)、运动事件词(motor event)(如come、go等)、温感词(如hot、cool等)等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中的语义差别[19]。更令人振奋的是,认知语言学不仅关注传统的单模态的语言研究,还从多模态的角度研究语言,如Kok & Cienki从认知语法视角成功分析了伴有手语的话语组织结构的多模态效应[20],张吉生和赵蓓蓓[21]、顾笙韵和张吉生[22]、张吉生和伍艳红[23]等则从手语的音系结构角度分析了中国手语的音系学特征、理论模型以及上海手语的音位赋值等。

语言问题的特殊性在于认知运作机制的不可直接观察性;语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思维的多维性,因此语言问题的研究倾向于多学科的协同研究与多元方法的综合使用。新文科语境下的认知语言学唯有在更进一步的跨学科交叉融合中才能实现其理论内部的动态性平衡[24],并进一步丰富其研究方法、拓展其研究疆域[4]。其根本原因在于追求合作共赢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常态,而语言研究也越来越强调交叉、综合、跨界与共赢。我们认为,跨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等都是认知语言学研究融合发展、创新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而基于不同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对同一语言事实的多元化、多视角化研究是寻求匯流证据的重要保障,它既可使一些经典问题得到新的审视与解读,也可发现潜在的新的研究问题,促进我们对语言本质的深入理解。

(二) 历时维度

不同历史时期对语言研究的终极目标不同,对语言研究的要求和侧重点也不同。语言学史告诉我们,从长时的历史维度可以看到语言研究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脉络和趋向,其核心要旨就是语言研究的主题、侧重点随时代的变迁而延续和发展。共时层面的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话题是传统核心话题历时演变的必然结果,或延续或移变或新发展。当下的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话题既是先前传统核心话题的延续与发展,又有新的开拓,体现了核心话题研究的历时稳定性和移变性。Dbrowska & Divjak[25]的《认知语言学核心话题》包含14个核心话题,其中词语的多义性问题、空间、时间、运动、虚拟位移、时体态研究、语法化和论元结构构式8个话题皆为传统核心话题的延续和深化;而语义类型学研究、语法知识的个体差异性研究、手语等多模态研究、语法成分的低凸显度研究、语法中的原型效应研究和浮现主义研究6个话题是传统核心话题的移变和新拓展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专题介绍《认知语言学核心话题》(Dbrowska & Divjak, 2019)中的14个核心话题[25]。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辉教授分享认知语言学领域的新书。。如词语的多义性问题是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经久不衰的核心话题,而多模态的话语研究则是新的研究疆域。新文科背景下的认知语言学研究除应继续加强共时研究,还应更加重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相结合的发展态势,不断拓展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疆域。

早在百余年前,Saussure就区分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26]。Saussure在深刻考量了在他之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等学派的优缺点之后,强调共时研究在语言描写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Saussure之所以强调共时研究的重要性是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共时语料的搜集则远比历时语料的收集要容易得多,其原因在于历时文献与语料的年代久远、分布广泛而零散,这就扩大了历时语料的搜集与分析的难度。而Saussure看到了共时研究带给语言研究的当代价值,看到了语言内部成分之间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给语义变化带来的积极影响,看到了语言使用的社会属性和语境化趋势。而这一切均需以共时的研究为基础。而共时层面的语言问题,尤其是多义性问题是历时演变的必然结果,如有研究者指出,词语的多义性问题,特别是逻辑多义性是词义衍化、发展的历时移变[27][28],以及概念主体(conceptulizer)在动态语境的交互作用和认知语境的动态协商、调制下的共时共现[29][30][31]。

认知语言学研究经历了从以共时语言材料分析为主到对历时语言材料考量的关注过程[10]。究其原因在于当下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促成了大量历时语料库以及研究者自建的历时语料库的建设。已有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基于历时语料库的,如历史认知音位学研究[32]、历史词汇语义学研究[33][34]、历时构式语法研究等[35][36][37][38][39]。

有学者建议应把社会因素纳入到对语义结构多维变化性的阐释之中,其所创立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始终是语言变异问题,即某一语言中的语音、词汇、词义的历时变异现象[40][41][42];而语义正是认知社会语言学研究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43]。

Geeraerts提出“洋葱模型”[40]来解释这种历时原型语义变化现象,其做法是通过对收集自1988年至1992年间源自尼德兰语和佛兰芒语时尚杂志中的语料进行量化分析来考察legging一词的历时语义发展过程。“洋葱模型”认为,词语的核心语义即洋葱的核心,其边缘意义则是洋葱的外层,核心义丛与边缘义丛之间的距离可看做是洋葱从里到外的不同外层[27][44][45] [46]词语多义性的研究成果表明,一个词语并非只有一个核心义。词语的核心义因词义使用范畴的不同而呈差异性和范畴内的语境适用性,构成一个核心义丛;围绕每一个核心义的边缘义同样也构成一个边缘义丛[27][44][45],如tension一词在不同学科领域(field)或语言使用域(domain)拥有不同的含义:1)日常生活语境下,它表示“紧张”;2)在力学范畴中,表示“张力”;3)在电学范畴中,表示“电压”;4)在19世纪初的蒸汽机时代的英语中,它还可表示蒸汽机的“压力”等 [46]。。

Geeraerts[40]的研究表明,legging一词的核心义在语义的历时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相对稳定性,随时代流行时尚语言相继出现的新义则是围绕其核心原型义沿着潮流规定的不同维度展开,如裤腿的长度、裤脚的宽度、折缝的不同、布料材质的差异、功能差异以及着装者的性别差异6个维度展开,形成了legging一词在不同时间范畴内的不同意义,如“紧身裤、长腿裤、七分裤、打底裤、喇叭裤、牛仔紧身裤”等不同语义。为此,Geeraerts得出结论,认为认知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变异的历时研究可从语义变化角度和称名学角度来验证词义变化性的理据,词义的变异过程受概念主体间意义协商机制的影响,并与特定的社团和语体变体相联系[47][48],同时社会因素在词义变化的多维性方面起着重要的角色作用[41]。

认知语言学持繁复主义(Maximalism)的研究进路从社会认知语言的框架出发,词义的变异与语言使用者对文化和历史现象的具身认知体验和文化体验密切相关。词义的变异受历史、文化、时代、使用场境以及语言使用者具身认知体验的影响,既是历时演变的结果,又是共时语境下的共现,因而词義的变化性是共时在场语境、历时社会语境和文化语境共同调制的结果[28][49]。这表明语言是语言单位与认知规约化路径共同概念化、结构化的产物。规约化的词义是词语在记忆系统中形义固化的结果,而词义变化的多维性受语言使用当下语境和情境的塑造,因而词义是语言历时发展和在动态的共时使用语境的交互作用下的自然产物(natural consequence)[31][49]。从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话题的发展脉络来看,一切语言学研究的成果都是历代语言学家接续奋斗、接力探索的结果,是历时的延续、移变与发展。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生命力正是在这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时路径中不断向前推进的。

(三) 时代维度

语言研究正处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人文学科危机”的大机遇、大危机时代。Charles Dickens有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大变局既意味着大变数,同时也意味着大机遇。理论的创新需要时代的铸就,新思想的诞生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达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50]。

当代的语言研究如同百余年前Saussure所面临的困境一样,站在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语言学学科体系创立之前的十字路口上[51]。语言学学科内部分支学派林立,学派之间壁垒森严,每个学派都只从自身的理论视角出发、运用适合于自身的研究范式对语言现象,甚至是同一语言现象做孤立的分析,得出的研究结论往往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对语言现象做出片面的解读,因而不仅削弱了自身理论的解释充分性,而且学派之间还缺乏应有的沟通机制,不能在语言数据的收集、语言证据的验证等方面共享,更不能从多元视角实现证据的汇流(converging evidence)和互证(triangulation)[3]。

语言研究今天所遭遇的危机,既有客观外在的原因,比如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5G、AI等所带来的挑战以及目的(工具)理性的广泛渗透;也有语言学科自身内在的原因,那就是“它沉湎于过去而未能对现代性作出敏锐的响应”[52]。说语言学研究“沉湎于过去”主要是指传统的语言学研究过于关注语言内部成分之间的关系,过于关注语言学科内部分支学科的划分,以至于学科越分越细,学科知识壁垒越来越森严,隔行如隔山;说语言学研究未能敏锐察觉“现代性”主要是指传统的语言学研究在研究范式上过于保守,在吸收其他学科已被证实的研究结论方面过于谨慎,在运用其他学科的成熟研究方法方面过于拘泥于现状,在运用其他学科成熟技术方面常常不敢越雷池一步。而认知语言学却在上述的研究结论、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和运用先进技术等方面敢为人先。

Kuhn从科学哲学的范畴出发构建常规科学模型[2],认为任何“新文科”理论的构建及研究范式的生命周期必须经历理论的初创期、理论模型的构建期、学科内部的批评期和接受学科外部的批评期四个阶段[2][10][53]。当前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已跨过理论的初创期和理论模型的构建期,正处于接受理论的内部批评期,这一点从当前认知语言学学科内部学派林立的争论中可见一斑。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必经阶段,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业已进入内部批评阶段的认知语言学[41]。认知语言学内部批评阶段中的抗争或对抗过程中提出的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并非坏事。不历经内部批评怎能接受外部批评?观点碰撞产生的火花更是融合理论模型构建与融合发展的必经之路。当代任何一个语言理论若想立足于世界语言学流派之列都必须与Chomsky的生成语言学对标(alignment)。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初创期正是在与生成语言学的抗争过程中逐步构建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的,比如Lakoff的概念隐喻理论、Langacker的认知语法理论、Talmy的认知语义学理论等都是在与Chomsky的生成语言学的抗争过程中提出的生成语义学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51]。因而,抗争的过程便是为达成学科内部的理论共识而付出的努力,也就是一个求同存异、互鉴共进、协同发展的过程。

现代语言学之父Saussure在百余年之前就曾站在语言学发展的十字路口上思考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学科创立之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百余年之后的当下,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同样面临着学科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的困境,亟需跨学科、跨领域的交叉融合发展。

语言学理论是否有融合的可能性?认知语言学是否有可能构建起融合模型?为此,杨延宁教授发问到,“语言学研究是否也有我们的拉格朗日表述法国著名数学家、物理学家JosephLouis Lagrange (1736~1813)通过数学分析方法对经典力学进行了重新表述,在物理学界被称为“拉格朗日表述”。拉格朗日表述可延伸至其他学科,如量子力学、粒子物理学、光学、天体物理学等不同学科。?”,意即在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与分析中是否存在可以“建立通用参数以整合语言学理论的可能性”[54][55]。杨延宁教授以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相关理论为切入点,以历史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研究为基础,初步探索了语言学理论融合的可能性。已有语言学研究团队注意到“不同理论之间其实还有共通之处”,还有可能也有必要“进一步地抽象,创造通用的、可以整合各派理论的表述”上述引文部分引自2019年4月25日-27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举办的“第三届大夏跨学派语言学论坛”上杨延宁教授所做的《我们的拉格朗日表述——语言学理论融合可能性的初步探索》学术报告讲稿。[55],也有学者尝试在借鉴、吸收和融合认知科学、类型学、生物语言学、计量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基础上构建超学科的、整体性、横向相联系的研究视角,一方面拓展Halliday学术思想遗产,另一方面为后韩礼德时代的理论创新和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56]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何伟教授在“新时代 新文科 新外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的高精尖之路高层论坛”(2019-10 -26)的发言稿“从时代的发展看语言学理论的创新”中再次重申了之前提出的这一观点,认为新时代背景下语言学理论的创新不仅需要传统议题的纵向传承,还需要走学科横向联系的道路。学科间的交叉融合、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将是语言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鉴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发展,Janda曾力主认知语言学与计算语言学的融合发展,认为二者的交融将有助于语言的计算分析、有利于构建更为合理和更为高效的自然语言信息处理模型(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Model,NLPM)[14],比如当下的NLP模型构建经历了从以基于规则为主、以统计为主到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相结合的发展历程。Zlatev预言,可期的未来里,认知语言学将结束与生成语言学的对立状态[57],它将可能与生成认知科学和认知符号学相交融,并携手从现象学的研究视野研究心智和意义。与此同时,Schmid正确地预言了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的融合[58],如实证认知语用学、认知社会语言学、认知词汇语义学等。而Croft则提出构建一种极具包容性和综合性的语言演化理论模型[18]。以上所述的这一切在2017年举办的第14届国际认知語言学研讨会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会的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语言类型学、心理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学科的代表同台对话,初步实现了多学科的交融发展趋势[10]。这种跨学科对话意识注定将使认知语言学理论在跨学科交融中反思、在交融中发展、在交融中创新。为此,认知语言学研究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同层面的语言研究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多层面、多维度、多视角介入的语言研究正朝着融合路径发展。基于跨学科或超学科的语言整体研究正成为学科理论创新与范式更迭的重要保障。这正是时代所赋予给我们这一代认知语言学人的历史使命。认知语言学研究正站在了“时代的十字路口上”,其学科内涵建设及深度融合发展将是认知语言学理论发展稳步踏入“接受外部批评”的关键。

(四) 技术维度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神经成像技术等先进技术带给当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影响日益被人们所感知并承认,它将持续推进当今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走向深入。

语言研究经历了从规定性到描写性的转变,还经历了从描写性到解释性的转变,而语言研究更深远的目标不仅只是为了实现解释的充分性,而是在解释充分性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模型并对可能的语言现象做出一定的预测性[59][60]。首先,信息技术所倡导的语言大数据在动辄数十亿词次的网络在线语料库和基于数理统计建模工具R语言和Python语言的支撑下变得极具可操作性。比如Gries[61]、Desagulier[62]运用数理统计技术R语言实现了对大量语言证据的量化统计建模和可视化研究,力图建构语言演化的理论模型,对将来可能出现的语言现象做出一定的预测。

其次,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AI)与认知语言学研究深度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逐渐显现出来。AI与认知语言学的深度融合将以认知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促进语言学研究变革,将进一步彰显认知语言学的价值和功能。有研究表明,面部表情作为情感信息的主要载体能够传达55%的情感信息,而基于机器学习的面部情感认知分析模型可有效识别人类丰富的面部表情所传达的不同意义,如愤怒、喜悦、忧伤、情绪低落等[63]。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信息检索的本质是一个认知加工过程,而情感与认知之间存在着认知关联性,面部情感表情具有心理现实性,是思维与认知在面部的表征[64]。面部情感图像的识别可传递一个人的情感态度、喜怒哀乐等意义内容。根据笔者的观察,思维概念的表征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或模态,如情感义的表达既可通过人类丰富的面部表情、呼吸节奏及轻重、手势动作或手语来表达,也可通过声音大小、声调高低等来传达,还可通过语言得以表征。思维通过语言得以表征主要是以转换为线性的语音序列为主的。因而,Chafe认为,思维通过线性序列的语音单位得以表征,思维转化为语音以及形成音义结合体是语义传达的基础[64]。

此外,在自然语言信息处理领域,文本蕴涵识别技术广泛应用于文本推理、理解和认知加工的主要过程,其间涉及认知语言学的多种认知机制,如隐喻机制、转喻机制、概念整合机制等。语言现象的丰富性、语言理解与生成过程的复杂性,即认知加工过程的不可直接观察性等这些语言研究中的问题,光是靠某一理论或某一分析方法是无法解释其所有的现象,也无法深挖其所有的理据。对此,有学者指出凡是涉及语言的思维过程、认知加工过程、文本的理解与再编码化等语言现象,均应采取“综合的方法和多角度的解释”[65]。与此同时,客观、理性地去审视AI带给认知语言学的可能危机,积极谋取新时代“新认知语言学”发展的现实进路,开展跨学科、跨领域交融研究,拓展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思维和范围,可为构建语言研究学术共同体贡献认知语言学派自身的学科力量。

Lakoff曾正确地预测到在接下来的10年里将会有大量的基于神经科学理论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成果问世[66]。Lakoff将隐喻理论分为3个阶段,分别用3个不同的关于隐喻本身的隐喻来表述:“隐喻是数学映射、隐喻是投影仪、隐喻是神经连接模型”,并认为隐喻的神经模型是最具合理性和科学性的理论”[66]。Lakoff的预测,在10余年后的今天看来是完全正确的。

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研究在运用神经成像技术进行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以及学习者的语序加工、语义加工、句法加工等方面的神经认知机制研究也做出了瞩目的成就。

认知翻译学认为,翻译认知过程研究是对译者“黑匣子”的揭密,其研究涉及译者理解源语文本、生成目标语文本的认知加工过程。对翻译认知过程的研究一方面丰富了认知语言学关于语言是认知整体中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的观点,认为译者作为双语者的认知表征与单语者的认知表征遵循同样的运作机制;另一方面翻译认知过程研究还可验证或修订或证伪先有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比如Rydning & Lachaud通过心理语言实验证实了在隐喻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存在认知加工速度以及概念明晰度方面的差异[67],证伪了Lakoff & Johnson提出的“理解基本概念隐喻比复杂概念隐喻更容易”[68]的观点。事实上,认知翻译学视角的翻译认知过程研究不仅依托于心理学实验,还积极运用Translog、keylogging、eye tracking等高灵敏度的触感和音像记录设备,还开始尝试使用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方法,如ERPs、PET、EEG、fMRI、fNIRS等神经成像技术探讨译者和双语者的认知过程以及譯者与机器翻译的协同互助,强调“机器翻译+人工译校”的译后编辑(postediting)在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方面的显著作用[69][70][71][72][73][74]。

国内学者张辉等运用ERP分析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对英语主谓一致和过去时加工差异、跨语言句法相似度对二语学习者句法加工的差异、汉语转喻加工机制、英汉语句构加工差异等的研究表明,语言特异性影响了不同语言的语法、时态、词义加工机制,使之存在差异,而跨语言的句法相似性研究也对句法加工产生影响[75][76][77][78]。

新文科背景下“技术+”为构建数据科学、认知神经科学、计算科学与语言科学的文理交叉提供了技术路向,体现了“交叉领域+”的学科融合新趋势,为新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内涵式建设提供了范式更迭[2][79][80],有力地推动着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同时也给语言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先进的科学技术改变着人们的语言研究方式,不断刷新着人们对语言本质的认知,而对语言本质的深刻理解反过来也促进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如基于机器学习的面部情感认知分析模型等。认知语言学研究应勇立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的洲头之上,不断孕育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

(五) 中国维度

新文科建设强调语言学研究应与中国的语言实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要和汉语的语言现象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真正做到立足于中国立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理论体系。这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新语言学”的时代使命和担当。这要求“新语言学”应当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体系、学术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中有所建树,还应当在“以德育人”方面有所作为。

当前国内的语言学研究在学术思想、学术命题、学术观点、学术话语、学术标准、学术对话等方面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自1898年马建忠发表《马氏文通》120多年来,我国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可用“三多三少”来概括:对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引进的多、创建的少,用汉语现象为国外语言学理论做脚注的多、真正解释汉语规律性的研究少,孤立的个案研究多、成系统的语言现象研究少。当前我国语言学界暂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可称之为国际水准的语言理论、语法理论[81][82][83][84]。

可喜的是,國内认知语言学界已经看到了上述弊端,经典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思想均以印欧语言为理论阐释对象,而汉语的实际却与印欧语言有着本质的区别。若认知语言学研究以汉语为主要研究对象[10],则“可能会在理论上有所重大发现”[85]。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应借鉴国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10]。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先进的认知语言学理论,但更多地应是借鉴人家观察、描写、解释语言现象的视角或方法,而不是套用人家的理论,赋以汉语的语料,“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应在具有国际学术前沿视野的基础上强化本土意识,加强汉语界和外语界的有效沟通机制,共筑学术研究共同体,并在聚焦中国本土语言实情的基础上“构建具有汉语特质的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10][85]的基础上为世界语言学理论体系贡献中国话语2017年7月2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牵头下,由北京语言大学、中国语言学书院和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2017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第八届学术论坛”的论坛上,旗帜鲜明地标出了论坛的主题“本土意识,国际眼光——中国语言学的现状与未来”。会上,陆俭明、刘丹青、刘利、陈平、李宇明、胡建华、张伯江、宁春岩等国内外知名学者同台对话,共商中国语言学界如何在放眼国际最新前沿的同时保持“本土意识”以及中国语言学学科发展的方向和出路问题。[81][82]。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光靠对现有理论的验证、修补是完全不够的,而应根植于汉语的实情,在系统分析汉语现象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汉语实情的语言理论和语法理论,如沈家煊的“名动包含说”[81]和Shu, Zhang & Zhang的新著《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86],便是很好的榜样。因而,认知语言学研究需要一批具有宏大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专家和学者,在不断深入分析汉语事实上下功夫,提升我国语言研究的整体水平,力求在语言理论上有所突破,逐步构建符合汉语实情的理论体系,实现从跟随到创新、再到超越的跨越性发展,为世界语言学研究贡献中国的智慧。

三、 新文科视域下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展望

语言学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联系性与相关性,它们都是从自身的理论框架出发对同一语言事实或不同语言事实的充分观察和研究,得出相似、不同,甚至迥异的结论,而社会、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则促进了学科之间的不断交叉和融合,因而语言学理论创新与发展同样离不开语言学学科内部各理论、各流派之间以及与其他不同学科的互融、互鉴。认知语言学历经4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语言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理论之一,代表着语言学研究的前沿[87]。

回顾来路,认知语言学的生命力正是在不断地运用新技术、吸收其他学科先进的研究方法、并与不同学科相结合的路径中发展自我、增强其理论的健壮性。展望去路,未来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不仅应在理论创新、研究视角方面起引领作用,而且还应在科学哲学范式指导下实现研究方法创新,为语言研究的经典问题提供全新的、关键的、可靠的证据,构建对语言现象的充分解释模型与预测模型。不仅如此,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要想从其自身的学科内部争鸣稳步走向接受学科外部批评的阶段还需要从其他语言学流派中借鉴合理成分。从一个多维度、历时性、跨语言的宏观视角对语言现象及其产生的理据、机制进行整体性研究有其必然性,而构建全面、深度、具有实质性的语言研究合作机制将是新时代语言研究的必然选择。

四、 结 语

没有一个语言学流派在一个时期内是占绝对支配地位的,也没有一个流派声称已经对所有的语言现象进行了描述(更不要说充分、合理的描述)或者对语言问题都给出了完满的回答[31]。在新文科建设的大背景下,认知语言学内部不同分支学科的学者不仅要相互借鉴彼此的假设、方法和研究成果,还要吸收其他语言学流派中的合理成分,协同发展、共同构建认知语言学融合模型[51][54][55][56]。一个很好的例子是,Hermann Helbig在词汇语义学的研究中采用交叉融合法[88]所获得的成果使人相信:综合的、多层次的语义表示方法应该是目前词汇语义学的重要方向之一[31]。Hermann Helbig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参考。

学科的交叉与跨界的融合不仅伴随着学科间关系的变化,还带来了知识体系的根本性变化。知识体系的优化重组主要体现在不同学科知识间的交叉、碰撞、高位嫁接、重构等带来的智慧火种,其间孕育着无限的潜能和可能性。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已昭示了知识体系和层级的历次更迭无一不是建立在这样的“普罗米修斯火种”之上。这也正是新文科建设所倡导的交叉融合性、开放包容性、技术人文性的核心要旨,同时也是“新认知语言学”多维度研究的精髓所在,它还是构建认知语言学研究五位一体融合模型的关键所在、世界语言学研究的大势所趋。

综上所述,习近平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89]。而“新认知语言学”建设已经成为当下国内外语言学界不可逆转的新潮流,在此大背景下,认知语言学理论融合模型确实有存在“我们的拉格朗日表述”的可能性[54]。上文从学科维度、历时维度、技术维度、时代维度和中国维度的考察,显示出“新认知语言学”在中国新时代的“多重面相和多重意义”[7]。必须肯定的是,立足于中国立场、立足于汉语实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必将在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交叉融合与技术加持下的协同发展将是中国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建设的第一驱动力,而中国认知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将提升中国语言学在国际语言学大语境中实现学术自觉、理论自信和话语自信,在解决重大语言问题等方面做出中国语言学的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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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高生文)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emphasizes its features of integration, openness, and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pret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dimensions 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From the point of subject dimension,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is mainly featured by the quest for deepening the depth of research topics, its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its integration with technology. From the diachronic point of view, the key topics of current researches are the necessary results of diachronic evolution: the continuation, change, or development of the previous topics. From the point of technology dimension, the consistent application of latest technologies in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es not only strengthen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 but also tries to discover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generation of language in the brain. From the point of times, N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is the product of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humanities crisis of current linguistic researches. From the point of China, N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scourse system, and academic community. The above five dimensions might fully demonstrate the landscape of the N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at the present times. This thesis might offer the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attribu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ion model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dimensions; integration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