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榕　史蒂芬·考利

〔摘要〕 文章系对南丹麦大学语言与传播系教授史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的访谈。他是分布式语言协会（Distributed Language Group）创立者之一，国际互动性、语言与认知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activity， Language and Cognition）秘书长，分布式语言运动（Distributed Language Movement）和生物生态共存观（Bioecological Awareness）的倡导者。其代表性著作有：《语言和语言学的生物符号学视角》（Biosemiotic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15）、《超越大脑的认知》（Cognition Beyond the Brain： Computation， Interactivity and Human Artifice， 2013）、《分布式语言》（Distributed Language，2011）等。访谈主要涉及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生态语言学的新型模式——根性生态语言学等问题。

〔关键词〕 生态语言学;根性生态语言学;史蒂芬·考利（Stephen Cowley）

〔中图分类号〕H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1-0008-05

一、 访谈背景

2017年8月底，考利教授来中国北京参加“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暨第十九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论坛”，并作了题为“生态语言学、生物生态与认知的脆弱性”（Ecolinguistics，the bioecology and the fragility of knowing）的主旨报告。2018年10月，考利教授参与了中国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名家论坛”生态语言学专题系列讲座，而后前往贵州参加“第三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作主旨报告，题为“生态语言学的统一：一种根性观点”（Uniting ecolinguistics：a radical view）。期间我们多次与考利教授进行当面和邮件交流，就生态语言学的学科属性与其提倡的“根性生态语言学”等问题进行了采访。

二、 访谈录

问：史蒂芬·考利教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众所周知，生态语言学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受到关注，请问是哪些因素促使生态语言学备受关注的？

答：生态语言学备受关注有很多原因，具體原因根据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中国生态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要归结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人们生态意识的急剧提高。在欧洲，关注生态语言学的其实还是少数群体。一方面，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根植于主流语言学，例如社会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这点将会在下面的内容给予详细论述。另一方面，在丹麦甚至欧洲出现了生态语言学的新型模式，例如“根性生态语言学”[1]等，逐渐从单一学科模式发展为多学科模式。具体而言，生态语言学者与来自其他领域的学者一起合作，把语言、生态学以及认知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把语言当作自然的一部分以及生物的一部分。我认为，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合作是生态语言学在丹麦甚至欧洲备受关注的主要原因。

问：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态语言学发展有什么意义？

答：在全球化背景下，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不仅对生态语言学本身有意义，而且对其他学科领域也有重大意义。例如，我和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教授等一起从事生态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吸引到了其他领域的学者参与其中。所以说，生态语言学发展的意义应该从超越语言学本身的高度来考察。

问：有些学者认为生态语言学已经是一门发展稳定的新兴学科[2]，您同意生态语言学已经成为一门学科的观点吗？

答：在我看来，生态语言学还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在欧洲，所有学科都具备跨学科属性，几乎所有的人文社科的研究人员都是跨学科专家。同样，生态语言学研究必须涉及语言学如何与社会问题、生态问题以及经济问题相关联。当然，生态语言学也可以被当作生态话语研究，毕竟话语研究是一个重要议题。不过，单纯把生态语言学局限于话语研究会限制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一者因为生态语言学不仅仅研究话语;二者因为不是所有的话语都是生态话语，也不是所有的话语都是关于生态的;三者人们主要根据科学理论做决定，生态话语无法决定生态的未来，科学、商业和政府三者共同决定了生态的发展前景。

问：您能谈谈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与研究范围吗？生态语言学与其他主流语言学（如社会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认知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等）有什么区别？

答：生态语言学的研究目标与范围，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从教育角度出发，其宗旨在于教育学生更好地理解环境议题。第二，从普通大众的角度出发，其宗旨在于让大众能够更好地理解生态议题。我和斯特芬森教授持有第二种观点，我们尝试用新的方式去教育大众，提高人们对生态的关注。然而，生态语言学的这两种角度，各有利弊，但其共同点都是教育。教育固然重要，因为教育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自身与了解问题，不过教育却无法实质性地改善生态。

关于第二个问题，生态语言学具有多样化特征，因此生态语言学学者根据不同关注点，可能运用不同的理论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例如你们现在所从事的领域关注“绿色语言学”（green linguistics），因此运用社会语言学来探索生态语言学，如运用话语分析来处理生态语言学的相关问题，即运用自己的所学促进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再者，你们认为语言关涉形式与功能，我们要基于语言的形式与功能来从事话语分析。

问：您是说生态语言学关注应用，而其他语言学关注理论吗？

答：是的，基于传统观点，我们通常用语言来谈论语言，于是诞生了多种理论语言学，例如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心理语言学等。然而，虽然生态语言学也基于理论，但是它更强调跨学科的实际应用。

问：针对生态语言学研究，是否存在系统的、一致性的理论框架？

答：问题中的“系统的”是个特别实用、十分有趣的用词，如果你们借用“系统”来定义语言，那么当然会得到关于语言的系统性的描述，这种描述比“不系统”的描述要全面得多。另外，理论上来说，生态语言学存在一致性的理论框架，因为如果研究目标不变，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统一，那其框架自然也是一致性的。

问：生态语言学研究是否存在最为合适的研究方法？

答：生态语言学具有多种研究方法，多种研究方法相互补充。例如，从传统的语言学角度出发，语言有关形式和功能，生态语言学研究侧重于生态“语言学”，相应地，我们能做的是分析与形式和功能相关的话语。不过我认为，这种方法当属狭义意义上的方法，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主要关注的是话语研究。因此我和斯特芬森教授正在努力探讨，到底什么才是广泛意义上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生态语言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我们目前从事的研究工作。

问：是否存在发展稳定的生态语言学研究团队？

答：确实存在一些生态语言学研究团队，例如中国团队、巴西团队、奥地利团队、丹麦团队等。不过，欧洲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实为少数人群，其总人数介于100人到150人之间。当然，我认为，生态语言学群体可以通过融合生态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例如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心理语言学等，壮大其研究团队。

问：您是否能介绍一下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历程，例如生态语言学的缘起与历经的发展阶段？

答：关于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背景，我们需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关西方传统思想的二分法（dichotomies）：心智與身体二分，动物与环境二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二分等。另一方面有关西方传统语言二分法：形式与功能相分离。两种“二分法”持有者都不认可语言属于生命的观点。

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主要包括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3]。豪根模式有关多语种和少数民族语言，其研究旨在促进语言多样性。一个地方只存在一种语种是不正常的，因为其他相对弱势的语种也拥有自身价值。韩礼德模式关注语言的形式与功能，因其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认为话语能够建构世界、改变世界。以上两种模式——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为目前影响力最大的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它们主要源于社会语言学与系统功能语言学。再者，还有部分生态语言学学者属于“辩证学派”（dialectical school），他们提出了辩证生态语言学说，即语言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人对语言学的描写与规范也是对语言和对话环境含义的描写与规范。另外，在奥地利和中国，有部分学者采用批评视角看待语言与社会的分离问题。我认为这种批评方法依然聚焦于语言的形式与功能。总之，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主要限于语言学领域，主要关注话语或者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近些年，丹麦甚至整个欧洲出现了生态语言学的新型模式，例如“根性生态语言学”。这种新型模式与传统模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前者关注生物的言语产生过程，这个过程促进囊括人类在内的生存系统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后者关注语言实体与生态之间的双重关系;其次，前者侧重于生态语言学中的“生态”（eco），后者侧重于生态语言学中的“语言学”（linguistics）。

问：请问什么是根性生态语言学？

答：相比注重理论的传统模式，根性生态语言学更加侧重其实践性，旨在提高人们的生物生态（bioecology）意识。该概念涉及人类以及“高层次意义”（highlevel meaning），并将之与对自然的责任义务联系在一起。从美学而言，我们能够借助生态语言学帮助自己以及他人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例如，我们可以用艺术感受生物。就价值观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与他人交流。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根性生态语言学与所谓的“人文价值”（humanist values），特别是个人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根性生态语言学研究涉及科学研究，展现了自然科学的优点与不足，同时用其力量解决生物生态中的相关问题。

问：请问什么是生物生态意识，它与生态意识有何区别？

答：生物生态意识与生态意识的不同主要如下：第一，生物生态是不同于生态的概念，因为生态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被人类界定在既定时空中，根据特定的标准与模式得以描述，属于人类的外界活动，排除了未知以及暂时不可知的部分，而生物生态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涉及人类活动，包括那些无以言表以及想象的内容，而且该系统在生活领域中不断进化，具有即时性与必要性的特征。

其次，当我们谈论生态意识的时候，我们通常想到的是有关科学描述的生态意识，这种意识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好像在森林而不在城市，这样的描述听起来很专业化。生物生态意识的重点在于，不管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都是自然的部分，我们在自然中处事。例如，即使我们身在火车上，也是具备生物生态意识的。因此，相比生态意识，生物生态意识的含义更加宽泛，它扩大了自然的范围。人类生活是为了珍惜生命，有了生物生态意识，我们便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为人类，需要承担珍爱自然的责任，因为这里的“自然”是我们所生活的自然。这种生物生态意识是针对所有人，它能让科学的作用涉及到普通群体，而不只是生态专家。

问：您是否可以推荐一些生态语言学方面的代表性书籍或者期刊？

答：关于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我所知道的书刊也是你们所知道的，例如《劳特利奇生态语言学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4]和《生态语言学：语言、生态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故事》（Ecolinguistics： Language，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5]等。我在这里主要列举关于根性生态语言学的重要书籍，例如《知识之树：人类认知的生物根性》（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6]、《心智与自然的必然统一》（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7]、《人性塑造中的礼节与宗教》（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8]、《生物符号学的文化意义》（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Biosemiotics）[9]等。

问：在《分布式语言》[10]一书中，您强调了语言是“生态的、对话性的、非地方性的”这个观点，您是否能详细阐述一下此观点呢？

答：了解语言的核心（core）是特别重要的。到底什么是语言的核心？所有的语言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共同点？鉴于人类是对话性生物，人类的对话性也就是语言的共有特征。再者，对话的发生具有区域性，即对话的意义不仅取决于即时生态，而且取决于生态对于我们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我们”不是指个人，而是指群体。此外，传统意义上来说，语言具有区域性，不过大部分言语者的话语都会包含自己对于过去的认识，因此语言实际上是“非地方性的”。总之，意识到语言的“生态性、对话性以及非地方性”，能帮助我们为生态语言学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这是一种不同于生态语言学传统模式的研究模式。我们不认为传统模式是错误的，不过要把语言融入生物世界需要比语言等同于形式和功能更加广泛的观点，毕竟形式-功能语言观点更加强调静态的生命世界，而不是动态的生物世界。因此，在生态语言学涵盖了多种多样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我和斯蒂芬森教授在丹麦想做一些偏向实践性的工作，这种工作有关“根性生态语言学”，其研究的核心是分布式观点。

问：分布式语言对于生态语言学有何重要意义？

答：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与其谈论分布式语言对生态语言学的意义，不如看看生态语言学对分布式语言的意义。我之所以这样建议，因为如果我们把生物当作核心，那么语言就是生物，生物也就是语言。我经常对学生们说，要看文化中的语言。我们生活在语言中，语言无所不在，这是分布式语言的出发点。我不赞同西方传统思想的二分法——心智与身体二分，动物与环境二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二分。我们为什么需要生态语言学呢？我们需要语言学来展示我们是生命的部分，我们是生态的一部分。“生物-生态”的概念会让我们了解自己，而并不只是了解我们身外的自然。我们是“生物-生态”的一份子，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生物生命体。因此，我们可以从自身角度来考虑“生物-生态”，而不是把生态当作抽象的科学任务。这就是生态语言学的强大之处，它能融合分布式语言观，将“生物-生态”当作研究的核心。

问：“语言沟通”（languaging）[10]对生物世界有何影响？

答：“语言沟通”的概念包含多种理解。最重要的一点是，“语言沟通”与人类认知息息相关。其他理解视角可以参照《语言科学》（Language Sciences）2017年所刊登的关于“语言沟通”的特辑。

问：请问如何实现“生物生态和语言之间的统一”[11]？

答：这个问题是“语言与生物生态的必然统一”[11]一文的核心问题，也是“根性生态语言学”的核心内容。在我看来，有很多因素支持语言与生物生态的统一。第一，有关生物体的行为。这里的“生物体”不仅仅指人类，而且包含人类的价值观。价值观是生物的核心，也是语言沟通的重点。因此，“语言与生态的统一”在于价值观与行为的统一，例如我们用什么样的行为来鼓励学生思考这个世界。另外，价值观的内容和我们看待价值观的方式与意义相关，这点我在北京“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暨第十九届功能语言学与语篇分析论坛”上所作报告中[1]已经提及。意义无处不在，意义在我们自身，也在我们自身之外。在西方世界，我们没有通过意义系统和无处不在的意义来研究价值观，因此我们遇到了“价值观内容不精确”（values are imprecise）的挑战。我不知道中国是否强调价值观问题，不过就如我所强调的，价值观对整个世界都十分重要。

根性生态语言学的关注点之一是探索“语言和生物生态统一”，这也是我教学的重点。在我個人看来，根性生态语言学非常有趣，特别重要的是科学与生物生态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科学也是生物生态的一部分。向大家介绍生态语言学的传统模式，包括生态话语分析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样才能通过对比展现生态语言学传统模式的不同。语言和生物生态必须实现统一，因为只有二者的统一才能帮助解决生态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生态问题不只是全球变暖问题，因为全球变暖只是生态问题的冰山一角。

问：生态话语分析是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12]，您如何看待这一方法？

答：在前面内容里面，我已经谈及了我对生态话语分析的看法。生态话语分析固然重要，不过语言不只是话语，因此生态话语分析作为生态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模式，并没有覆盖生态语言学的全部研究范围。

问：不同的学者运用自己的方法来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您认为不同的研究群体是否可能一起合作，形成一个“统一的生态语言学运动”[13]？

答：不同的生态语言学研究群体有望带动一场统一的生态语言学运动，这也是我目前与斯特芬森教授等正在努力的方向。我们特别欢迎不同地方的学者来丹麦交流和学习，与我们共同探讨生态语言学问题。遗憾的是，也有很多学者因为种种原因，例如种族原因等，过于关注自己的研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兴趣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却把其他相关研究置于脑后。其实，我和斯特芬森教授等也不是在所有事情上都达成一致的，不过我们至少有着相似的核心观点。目前，就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态势来看，美国对生态语言学的关注度较弱，但丹麦、中国等国都比较重视生态语言学的发展。这种态势与文化因素紧密相连。

问：请问您如何看待生态语言学的发展前景？

答：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战略性发展特征。我们重视根性生态语言学，中国文化强调“和谐”。我个人认为，汉语的“和谐”（harmony）应该被理解为英语中的“交响乐”（orchestra），因此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态势应该是“和而不同”的。当然，“和谐”是“交响乐”的一部分，二者就如“阴阳”平衡，相互不同，互为补充。目前生态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态势强劲，在欧洲以及其他地区也日益壮大，2019年8月在丹麦主办的“第四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結语：考利教授，十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答：感谢你们的采访，希望生态语言学在中国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Cowley， S. J. Ecolinguistics，the bioecology and the fragility of knowing[R]. Presented at the 2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colinguistics & the 19th Symposium o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Beijing， 2017.

[2] Couto， H. H. Ecolinguistics approaches in linguistics： a historical overview[J]. Language Sciences，2014，（41）： 122-128.

[3] Fill， A. Ecolinguistics： states of the art [A]. In Fill， A. & Mühlhusler， P. An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 London： Continuum， 2001：43-53.

[4] Fill， A. & Penz， H.  Routledge Handbook of Ecolinguistics[C]. London： Routledge， 2018.

[5] Stibbe， A. Ecolinguistics： Discourse， Ecology and the Stories We Live B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6] Maturana， H. R. & Varela， F. J. The Tree of Knowledge： The Biological Root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M]. Boston， MA： Shambhala，1987.

[7] Bateson， G.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M]. New York： Dutton， 1979.

[8] Rappaport， R. A.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9] Cobley， P.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Biosemiotics [M]. Berlin： Springer， 2016.

[10] Cowley， S. J. Distributed Language [M]. Amsterdam： Benjamins， 2011.

[11] Cowley， S. J. Bioecology and language： a necessary unity [J]. Language Sciences， 2014， 41：60-70.

[12] Alexander， R. & Stibbe， A. From the analysis of ecological discourse to th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 [J]. Language Sciences， 2014， 41：104-110.

[13] Zhou， W. J. Ecolinguistics： towards a new harmony [J]. Language Sciences， 2017， 62： 124-138.

（责任编辑：高生文）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n interview with Stephen Cowley， who is a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t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He is one of founders of Distributed Language Group， secretary general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activity，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itiator of Distributed Language Movement Bioecological Awareness. He has such representative books as Biosemiotic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gnition Beyond the Brain： Computation， Interactivity and Human Artifice， and Distributed Language. This interview involves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disciplinary nature of ecolinguistics， radical ecolinguistics， and so on.

Key words： ecolinguistics; radical ecolinguistics; Stephen Cowl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