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黄静波，邱德叶

(1.解放军南京总医院 麻醉科，江苏 南京 210002；2.解放军南京总医院 烧伤整形科)

工作场所暴力指个体在其工作场所遭受到外界袭击、威胁或辱骂的行为，使其健康、安全、幸福受到含蓄或明确的挑战[1]。研究[2-3]指出，护士遭受非致命性工作场所暴力是其他行业的16倍，高达86.7%。既往对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暴力事件的现状、影响暴力事件发生的因素、医院采取的应对策略以及暴力事件对护士的身心健康造成的严重威胁、离职率升高、职业倦怠增强等消极方面[4-8]，鲜有关于护士遭受暴力事件后成长的研究。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是指个体遭受具有挑战性的生活危机事件后所体验到的与他人关系、自我理解、人生哲学观、价值观等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9]，这种积极变化受个体自身因素的影响。人格是反应个体行为倾向相对稳定的指标[10]。本研究旨在描述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护士创伤后成长水平，并探讨人格特质对其的影响，以期为护理管理者采取措针对性施促进护士创伤后成长提供依据，从而降低工作场所暴力对护士产生的消极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7年3-5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江苏省某3所三级甲等医院340名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工作年限≥1年，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的注册护士；曾经遭受工作场所暴力；临床一线工作的护理人员；知情、同意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1年内发生车祸、亲属离世等创伤事件，发生护理差错等被医院通报批评；1年内患有身体或心理疾病者；不愿参与本研究者。本研究共纳入340名护理人员，其中男22名(6.47%)、女318名(93.53%)；年龄22～53岁，平均(35.37±4.51)岁；工作年限1～21年，平均(5.87±3.24)年；已婚107名(31.47%)、未婚223名(68.53%)；中专48名(14.12%)、大专82名(24.12%)、本科及以上210名(61.76%)；护士118名(34.71%)、护师134名(39.41%)、主管护师及以上88名(25.88%)；事业单位编制内250名(73.53%)、事业单位编制外90名(26.47%)；科室分布：脊柱外科24名(7.06%)、麻醉科26名(7.65%)、中西医结合科26名(7.65%)、肿瘤科29名(8.53%)、普通外科25名(7.35%)、神经外科29名(8.53%)、泌尿外科26名(7.65%)、妇科31名(9.12%)、产科27名(7.94%)、骨科27名(7.94%)、儿科14名(4.12%)、肾脏科12名(3.53%)、呼吸内科26名(7.65%)、消化内科18名(5.28%)。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表：研究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称、工作年限、科室、聘用方式、婚姻状况等人口学资料以及护士1年内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类型及次数。(2)创伤后成长量表(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PTGI)：由Tedeschi等[11]编制，本文采用汪际等[12]汉化版本，包括 5个维度，即与他人关系(7个条目)、新的可能性(5个条目)、个人力量(4个条目)、欣赏生活(3个条目)、精神变化(2个条目)，共21个条目。各条目釆用Likert 6级评分法，“完全没有经历”到“非常多” 依次计0～5分，总分为0～105分，得分较高者创伤后成长水平较高。总量表及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611～0.874。(3)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由英国心理学家Eysenck夫妇编制[13]，本研究采用龚耀先等[14]翻译、修订的中文版艾森克人格问卷，测量人格维度。该问卷包括4个维度，即精神维度(P)、内外倾向维度(E)、神经质维度(N)、掩饰倾向(L)。P分越高提示神经质越严重，E分越低提示性格越内向，N分越高提示情绪越不稳定， L分越高提示掩饰性越强，共88个条目。每个条目以“是”与“否”两种选择，其中一部分条目是正向记分方式即答“是”记“1”分，答“否”记“0”分，另一部分是反向记分方式即答“否”记“1”分，答“是”记“0”分，分别计算各个维度的得分；根据受测者在各维度上获得的总分(粗分)，再依据常模换算成标准分T分，T=50+10×(受试者得分-该因子平均得分)/标准差；各维度T分在43.3～56.7分之间为中间型，在38.5～43.3或56.7～61.5分之间为倾向型，在38.5以下或61.5以上为典型。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0.87。

1.2.2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取得护士知情同意后，将问卷给予其自行填写。调查人员当场发放并当场回收调查问卷，对护士理解困难的条目给予解释。调查人员保证解释内容、指导语的统一。本研究的PTGI共包含21个条目，根据发放问卷数为量表条目5～10倍的原则，应保证有效问卷210份，考虑到问卷填写的有效性及样本的代表性，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45份，回收有效问卷340分，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8.55%。

2 结果

2.1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创伤后成长水平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创伤后成长总分为(58.45±16.83)分，其中：与他人的关系维度得分为(23.02±2.47)分，个人力量维度得分为(12.07±3.57) 分，对生活的欣赏维度得分为(10.21±3.35)分，精神的改变维度得分为(4.66±4.12)分，新的可能性维度得分为(8.49±4.61)分。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创伤后成长得分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性别、职称、婚姻状况、暴力类型的护士创伤后成长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创伤后成长得分比较(n=340)

a：与第1层比较，P<0.05；b：与第2层比较，P<0.05

2.3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的人格特质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的EPQ 各纬度得分情况：内外倾向维度得分为(56.32±15.21 )分，神经质维度得分为(55.12±12.33)分，精神维度得分为(55.71±12.33)分，掩饰倾向维度得分为(52.36±10.32)分。

2.4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创伤后成长与人格特质相关性分析 内外倾向人格特征与创伤后成长各维度呈正相关(P<0.05)，精神质、神经质人格特征与创伤后成长各维度呈负相关(P<0.05)，见表2。

2.5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创伤后成长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创伤后成长总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性别、职称、婚姻状况、暴力类型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为：男=0，女=1；护士=0，护师=1，主管护师及以上=2；已婚=0，未婚=1；心理暴力=0，身体暴力=1，性暴力=2。内-外向、精神质、神经质得分原数值录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护士的人格特质、性别、职称、婚姻状况、工作场所暴力类型是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创伤后成长的影响因素(均P<0.05)，见表3。

3 讨论

3.1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创伤后成长特点

3.1.1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创伤后成长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创伤后成长总分为(58.45±16.83)分，处于中等水平，说明护士在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后会产生积极的心理变化，具有创伤后成长，但其创伤后成长水平不高。分析原因可能为以下几点：(1)工作场所暴力事件增加了护士的职业压力，使其产生各种负性情绪，甚至导致其个人行为和目标发生消极的变化，诸多身心创伤使护士需要较长时间从创伤的伤害中恢复[2]。(2)临床中50%以上的护士未接受工作场所暴力安全防范培训[15]，暴力事件相关知识及意识的缺乏使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时毫无防备，且大部分医院缺少完善的暴力事件汇报系统，对暴力事件处理不当，受害的护士不能有效维护自己的权利[16-17]。本研究中各维度得分最高的为欣赏生活，说明在暴力事件中护士积极反思、发现生活的意义，更加重视生活的美好并珍惜；得分最低的维度为新的可能性。这可能是在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再加之医院对工作场所暴力关注不足，积极防范工作场所暴力的国家制度、医院策略不到位，使目前遭受工作场所暴力事件护士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及创伤事件后的自我维权渠道等不易发生新的变化有关。

表2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创伤后成长与人格特质相关性分析(r)

a：P<0.05

表3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创伤后成长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注：调整的R2=0.187，F=4.591，P<0.001

3.1.2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护士创伤后成长水平

3.1.2.1 性别 本研究显示，女性创伤后成长水平高于男性。女性对创伤事件更加敏感，容易产生焦虑等情绪反应，而负性情绪能够调动女性对创伤事件反思和再认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男性通常是坚强、勇敢的形象，加上与女性相比男性更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感情，致创伤事件后男性获得的社会支持与关注比女性少，故女性创伤后成长水平更高。

3.1.2.2 职称 本研究显示，职称高的护士创伤后成长水平更高，这可能与高职称的护士，其工作经验和人生阅历较丰富，通过反思、整合自身潜在的资源，比低职称的护士有更强的自我恢复、更新以及重塑能力；且高职称的护士往往是护理职能结构中的管理岗位，多年工作岗位的磨练使其理解、解释、解决创伤事件的能力以及控制内心感受的能力较强；职称较低的护士往往更多关注创伤事件本身，致其持续的内心痛苦，创伤后成长水平低；高职称的护士通过不断地继续教育学习，获取信息的能力较高，可通过多种渠道发泄不良情绪[18]，较快调整创伤后心理；低职称护士由于专业技术不够熟练、沟通技巧匮乏，容易造成其身心处于紧张、疲惫的状态，致创伤事件后调整较慢，故高职称的护士创伤后成长较高。

3.1.2.3 婚姻状况 本研究显示，已婚的护士创伤后成长水平高于未婚者，与物质、信息支持相比，情感支持能更好的促进个体发生积极变化，促进创伤后成长[19]，已婚的护士能够获得来自配偶更多的情感支持，促进其与社会的接触和情感交流，减少情感和社会退缩，故已婚护士创伤后成长水平高。

3.1.2.4 暴力类型 本研究显示，遭受性暴力和身体暴力护士的创伤后成长水平低于遭受心理暴力的护士。身体暴力给护士带来较深的伤害，较难从悲伤等消极的情绪中走出来[20]，遭受心理暴力的护士通过向朋友、同事倾诉和发泄舒缓内心情绪以及领导的关注与支持，负性情绪得到分担，故其创伤后成长水平较高。

3.2 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人格特质的特点 本研究显示，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人格特质各维度得分均在43.3～56.7分之间，说明人格特质各维度均为中间型。内外倾向维度得分中间型偏高，说明护士性格偏外向型，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在工作方面表现为积极活跃，寻求办法勇敢克服困难。神经质、精神质维度得分为中间型，说明护士可能存在人际关系敏感，较难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及挫折；在工作中容易产生焦虑、急躁的性情趋向。掩饰倾向维度得分较低，说明本研究问卷调查中护士没有掩饰或虚假信息。

3.3 人格特质对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士创伤后成长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外向型人格特征与创伤后成长各维度均呈正相关(P<0.05)，即偏外向人格者创伤后成长水平较高；精神质、神经质与创伤后成长各维度呈负相关(P<0.05)，即精神质、神经质个体，创伤后成长水平较低。分析原因可能是外向型人格者具有人际交往能力强、自我肯定、渴望刺激和冒险等外向人格特点，在创伤、应激事件中采取积极的应对反应，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较高[10]，主动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交流环境并积极联系、表达自我，从而获得来自外界更多的支持，故创伤后成长水平较高；而内向人格者除了亲密朋友之外，对一般人缄默冷淡、保守、交际局限，情绪往往消极悲观，较难适应突变的外部环境，故其创伤后成长水平较低。具有精神质人格的护士，创伤事件后缺乏理性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求助他人的意愿、与异性及同性交往的倾向性较弱，人际关系敏感、脆弱，暴力事件后不易产生积极的心理体验与感悟，故创伤后成长水平低[21]。神经质人格的个体具有易情绪化、冲动、焦虑等特征[10]应激、创伤事件后采取自责、退避等应对方式，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且遇到刺激有强烈的情绪反应，情绪适应能力较差，因而遭受创伤后，其心理恢复正常的能力较差。而低分组自我控制能力强，创伤事件中性情沉稳、温和，表现出较快的心理成长并从创伤中恢复平静。

本研究发现，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护士同时存在积极的变化，在创伤事件中成长，不同人格特质及人口学特点的护士遭遇工作场所暴力后创伤后成长水平不同。因此护理管理者应加强对创伤后成长的关注，引导护士从关注暴力事件负性影响转移到创伤后成长上。主动了解护士的人格特征，护理岗位管理不仅考虑护士的业务能力更要结合护士的人格特质及人口学特点。同时，人格特质具有可塑性[22]，护理管理者在护理职业能力培训中，针对性地增加人格特质相关课程，帮助具有情绪不稳定、易焦虑、偏内向的护士了解自身的人格特征，意识到人格特质对临床工作的作用，重视发展和培养护士乐观、积极、沉稳的人格特质，塑造其稳定的个性特征；重视护理岗位文化建设，加强护士自我修养，降低工作场所暴力对护士的负性影响，积极促进其创伤后成长，从而促进我国护理事业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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