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慧瑛

常熟周氏家族及其明代正德元年“诰命”

沈慧瑛

周氏诰敕（1506年）

1984年10月21日，《常熟市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各界的关注，城郊乡宝岩村农民周关全家中保存着一件明正德元年（1506）的“奉天诰命”。“奉天诰命”全长2.6米，宽0.3米，云天织锦卷头有双龙图案。正文之外，另有清朝两代帝师翁同龢和翁斌孙、俞锺颖三人的题跋附后，长达1.8米。这件已有五百年多年历史的“诰命”文书来自于常熟名门望族周氏，是明武宗朱厚照上台伊始颁发的，“诰命”内容是敕封工部主事周炯之父、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周木为中大夫，周炯之母为淑人。报道一经刊出，常熟市档案馆与文管会均想征集，而对方则开出“要奖励其两台黑白电视机”的条件。几经波折，1985年，这件珍贵档案被江苏省档案馆收藏，成为该馆年代最久远的档案和镇馆之宝。

珍藏皇帝诰命的绝对不是普通人家，那么周氏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家族？翻阅《支溪小志》等地方志书，对周氏家族有了大概的了解。周氏世居常熟支塘，祖先霄严生清浦，清浦生信，信生易安，易安入赘张家。周易安次子周珙，字克惠，号埜逸，特别好学，广泛涉猎子史，对《毛诗》《左氏传》的研究尤为深入。由于周珙学习过于勤奋，以致疾病缠身，于是他转而研究医术，“发挥五运六气图，深中肯綮，世医莫能及”。从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周珙天赋之聪慧及其对学问的专注，著有《埜逸稿》。周珙为人正直严谨，与兄弟和睦相处，平时喜欢教训子弟，以期光耀门楣。正因为如此，其子孙无论在学业还是在科举方面均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周珙子周汇，字行之，号漱石，热衷诗词，其诗作清婉有韵，“隐居力学”。周汇为人风雅，与兄弟们经常举行酒会，美其名曰：怡情，这种聚会以年龄之长幼而先后办轮流做庄。周汇留下了一篇《怡情序》，说每当良辰美景之时，以“宜酒肴以诗召叙，凡兄弟六十者与焉，五十四十者也与焉，……今日之会，在乎真率怡情而已，故山肴野蔌不以为简，饭蔬饮水不以为薄，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相勉”。写《怡情序》时，周汇已年届六十四岁，此时周氏家族已有多人获得功名，他说：“吾周氏赖先世树德，子孙绳绳，知读书好善，登进士第者二人，领乡荐者三人，拜别驾者一人，游泮宫者六七人。”这段叙述与其他史志上有关周氏获取功名的记载相符。

虽然周氏父子归隐乡野，潜心学问，然追求功名毕竟是读书人的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生理想。直到周珙八十余岁的时候，捷报传来，周楷（周汇之子）、周木（周汇之侄）在明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乡试中，成为同榜举人。两个孙辈同时中举，于周家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周楷，字民则，号思抑，周楷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只以袁州府同知的职位进入官场，“协心佐理，多所裨益，治状日著”，因其贤能，父母妻子得到封赠。周楷有志事业，对金钱财物视若鸿毛，散尽俸禄，家无余资，却将儿子周懋培养成进士。周懋字光政，号虞川，年仅八岁之时就“识举子业”，稍长，跟随父亲读书。袁州郡守王俊“月课诸寮子弟，独器懋”，周懋的出众可见一斑。日后的岁月也证明王郡守的眼光，周懋于明嘉靖五年（1526）考中进士，观政大理寺，后任定海知县。志书上评论周懋为人“警敏，通世务，有吏才”。

旧时官员有了一官半职就要请求朝廷为父母、妻室封赠，周楷的父母妻子也得到这个殊荣，由此可见散落在民间的“诰命”不知其数，但能留存至今的并不多。然而，常熟所发现的周氏诰命与周楷、周懋父子无关，它属于周楷的堂兄周木。周木，字近仁，号勉思。弘治乙卯年（1495），苏州人王鏊在礼部会试取得第一名“会元”，最终在殿试时摘取探花桂冠，而周木名列三甲第七十名，赐同进士出身。取得功名，意味获得踏进官场的入场券，周木的第一个官职是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司事，从九品。明代自成祖朱棣之后，在北京与南京设立两套中央机构，南京的规模小多了，规格也低，行人司由进士充任，执掌传旨、册封等事。周木为官清正，深得在南京主政的端毅公王恕的赏识，之后经王恕推荐，出任吏部稽勋司郎中，从从九品升为正五品，连升几级。最后官至使右参政（从三品）。弘治年间，明孝宗朱祐樘勤于政事，重视司法，提倡官吏直言进谏，生性耿直的周木积极响应皇帝的号召，提出清理赋役的主张。周木认为老百姓最爱的莫过于财，最惜的莫过于力，而当时“赋之重者或兼困于役，役之繁者或兼苦于赋，此天下之极弊”，建议皇上责成户、吏、兵、工四部，“将天下诸司大小赋役，自洪武正额添置者逐一条出，可因者因，可革者革，务在公私两便”。周木有关重视民生、维护朝廷利益的进言被明孝宗采纳，且因本分尽职而得到提拔，晋升为浙江布政司右参政（从三品）。在浙江官场，刚正不阿的周木不畏强暴，秉公处理了牵涉面极广的案件，赢利了民心，维护了公正，也树立了个人的威信。然历朝历代正直之士总为奸邪小人所忌恨，在升迁河南右布政使时被监察御史所阻挠，周木的官道就此走到尽头。回归故里的周木孝敬亲友，周济族人，并在家中执行从典籍中找出的有关“冠、婚、丧、祭”四种礼仪。他先崇尚理学，后痴迷于易学，著有《易心逸说》。

周木因耿直正派受到同僚的压制，且影响其仕途，对其心理产生一定影响，日后他一度劝阻儿子周炯向朝廷上万言书的行为。周炯，字光宇，号简默，自幼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弘治二年（1489），周炯在乡试中中举，次年又传来捷报，周炯赐进士出身，名列二甲第67名，授工部屯田司主事。从周楷、周木到周懋、周炯，五十年间，周氏家族出了两个举人，三个进士，对周氏家族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耀。周炯之后任工部郎中、云南右参议升迁为云南右参政（从三品），又转任陕西苑马寺卿。马寺卿属于兵部，掌管养马。当时烙马有耗费，手中有资源可用，但不少士兵逃跑，而且养马的草场也被有权有势之人霸占，可谓问题重重。周炯到任后，立即进行改革，建章立制，整顿纪律，收回草场，加强管理，使马匹的数量日渐增多，保障了军队的需要。周炯的能力与才干获得上级的肯定，被提拔为山西右布政使，第二年转为左布政使（从二品）。然而官场永远是矛盾最集中的场所，周炯与其父一样也遭到御使弹劾，遂以守丧之名离职回乡。周炯在位期间，感念父母的教诲，于正德元年四月求得加封父亲周木为“中大夫”、母亲陈氏为“淑人”的诰命，全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

父以教忠为贤，心惟报国。予以养志为孝，务在亢宗。矧予世宦之良，克绍家传之业，肆推恩典，实倍常伦尔。致仕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周木，乃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炯之父，蜚声甲第，佐长行人。比显陟于铨曹，遂闻名于朝野。擢参藩省，允穆师言。体国爱民，方伟旬宣之绩；投闲归老，遂酬恬退之心。矧义方素切于家庭，致令子蚤成乎国器。养隆五鼎，寿逾六旬。爰推锡类之仁，诞褒嘉之命，虽缘子贵，实视旧阶。兹特封为中大夫职如故，远增门阀之光，益享桑榆之乐。

制曰：母氏劬劳，义实兼乎教育；朝廷宠数，礼特重于褒崇。肆缘报本之心，肇举貤封之典。亦惟有德，始称厥名。尔封宜人陈氏乃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炯之母，诗礼名家，衣冠良配，性惟贞静，行特端庄。勤敬戒以相夫，丕扬宦业；躬课督以成子，峻掇贤科。蚤媲夫阶，巳膺锡命；兹缘子贵，载示褒恩。眷国典之有加，见母仪之能备。兹特封为淑人，谅天道之足征，服休光于未艾。

正德元年四月十八日

翁同和为周氏诰敕的题跋

这件诰命文书在周家代代相传，可能是秘不示人的关系，《支溪小志》上也没有相关内容的记载。道光末年，翁同龢家曾从周奎香手中购得周木家在虞山的土地，翁氏以为周奎香是周木的后代。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1872），翁同龢离京护送母亲许太夫人的灵柩回常熟，至九月十三日在翁氏墓地破土，做好安葬前的准备，定于九月二十二日卯时落葬。当日翁同龢先到谢家看范耕所房子，后到中山路看周三大的屋基，觉得两处房屋都不错。九月二十三日，翁同龢买下周三大的屋基，当天订立契约，由袁孟皋和屈氏作中人，价银五十两，砖石十五元，中人钱三千，代书五百，地方一千。这块屋基深十五丈（50米），前宽四丈九（16米余），宽四丈三尺（14米余）。周三大见到两代帝师十分激动，拿出一幅先世的诰命给翁同龢看，翁一看便明白周三大才是周木的后代。当翁同龢见到周三大虽珍藏诰命，却不知其先人时，感慨万千，在日记中写下这段话：“余家茔地即北堂（指周木）余地，而售之者周奎香，其为北堂苗裔未可必，而其血属乃瞢焉不知也，乃指示其处，慨然有百年之感矣”。周奎香本人无后，将聘荣之子作为嗣孙，故其家产都归聘荣。原来翁家为周木立的祭田四十亩现在全归聘荣兄弟，改立仲雍祭田。当聘荣兄弟得知周三大将祖遗屋基卖给翁家后，诬告周三大是盗卖，翁同龢斥责他们“可恶”。周木、周炯时代的辉煌到周三大时的落魄，从书香门第、官宦之家沦落为普通农夫，家族境遇的大逆转既在情理之中，也出乎意料。周三大虽然目不识丁，却坚守墓地，只是贫困无助，又愚昧无知，将祖上“西北山诸墓地，次第割售”给周奎香。周三大告诉翁同龢，周奎香得知他手上有诰命时，曾要求以一石白米的条件交换诰命，被他回绝了。翁同龢通过诰命，了解周三大的身世，嘱咐他妥善保管。

时隔二十六年，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翁同龢削籍回乡，隐居在常熟白鸽峰墓庐。七月初九日，周三大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其日记中：“题周近仁先生诰敕卷后，匣付周三大，令毋失。”

在这篇跋文中，翁同龢赞扬周木“潜心理学，表彰宋儒，敦崇孝友，蔚然名臣也”。称周炯“亦有政声”。并指出一个俗称解元坟者并非周炯之坟，是周木堂侄周光宙之坟。鉴于周三大的经济状况，无力装裱诰命，翁同龢出资“命工装治，匣而刻之，付农夫周三大，令世世勿失”。或许正是翁同龢的话起作用，这份诰敕得以完整地保存。翁同龢与周三大之子周根根也有交往，称其为最肯出力的坟丁。当年侄孙翁斌孙侍奉在侧时，翁同龢请周三大拿出此卷，令斌孙读之，且告诫他：“农夫犹知爱护其先世手泽，尔辈可勿念哉！”这句话令翁斌孙铭记在心。翁斌孙（1860—1922），字弢夫，又作弢甫、韬夫，号笏斋，晚号冰楞、笏居士，是翁同龢长兄翁同书之孙，翁曾源长子，过继给伯父翁曾文为嗣，深得翁同龢喜爱。光绪三年（1877），年方十八岁的翁斌孙得中进士，可谓春风得意，但翁同龢担心他成名太早不利于日后发展，故对其教导十分严厉，要求他拒绝收礼，戒酒、戒骄、戒矜，严守一个“静”字。翁斌孙处理事情敏捷果断，兴学清讼，打击盗贼，整顿军队，积极推行新政，著有《笏斋覆瓿集》等。

1918年十月五日，翁同龢谢世近十五年，翁斌孙也为这份诰敕题跋。周三大之子周根根将此卷出示给翁斌孙看，但见“霉损脱落，匣亦不完”。原来辛亥革命那年，周家怕诰命遭遇不测，将其埋于地下数十日，导致发生霉变。睹物思人，这件诰命引起翁斌孙对叔祖父翁同龢的思念，称“每展遗书，泫然流涕”。翁斌孙像其叔祖父那样出资请人将诰命重新装裱一新，并相信“根根能服先畴，必能保守此卷，但不可轻以示人耳”。翁氏祖孙两人与周三大、周根根父子的情不仅体现在出资修裱诰命这件事上，而且表现了他们对家乡先贤的尊重及家族优秀历史的传承与保护。

与翁斌孙同时题跋的还有俞锺颖。俞锺颖，字君实，一字又澜，一号祐莱（友莱），晚号城南鱼隐、南郭老人，常熟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拔贡（第二名），光绪二年（1876）顺天乡试副榜。自光绪九年（1883）起踏入官场，先后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总办章京兼同文馆提调，湖北荆宜施兵备道兼荆沙关监督、广东按察使、河南布政使等职。武昌起义爆发后，俞锺颖维持官钱局流通银票，以此维护地方秩序。不久，他回归家乡。当他见到这件诰命时，感叹此物经历四百十三年的战火威胁、朝代更迭而得以保存，既是周木父子在天之灵庇佑，也是翁氏祖孙出资相助之故。

一件明代周氏诰命及其题跋，反映了周氏家族辉煌的历史和翁氏祖孙对乡贤与文化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