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义霞

康有为提及的北宋人物众多，从胡瑗、孙复、邵雍、周敦颐、张载、二程、司马光、王安石、范仲淹到欧阳修、苏轼都曾被纳入视野，甚至成为他授徒讲学的主要内容。尽管如此，在北宋诸子中，康有为对周敦颐格外青睐，对其给予的重视远非其他北宋诸子可比。康有为奉周敦颐为宋学开山，且对周氏思想作过多维解读和诠释。研究康有为视界中的周敦颐，既能更清晰地呈现周敦颐在近代哲学中的命运，又能更准确地体悟康有为的国学理念和对宋明理学的评价。

一、“周子之学由《中庸》、《系辞》出”

如果说康有为国学人物研究的突出特点和特长是热衷于追溯、勾勒人物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那么他对周敦颐的审视则是对这一传统的最好践行。康有为对周氏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后学传承作了考镜源流的勾勒与辨释。

康有为从人物关系与经典文本两个不同维度对周氏思想的理论来源予以透视。从人物关系上看，康有为极力彰显周敦颐与老子思想的渊源。他多次断言，“周子之学，出于老子”①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 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111页。，“周子颇得老学”②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宋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54，253页。，“主静立人极句，周子最得力……老氏亦然”③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宋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54，253页。。康有为的上述观点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最突出的一点是始终彰显周敦颐与老子思想的关系。对此，有两点尚需进一步澄清：第一，康有为强调，宋明理学近老，周敦颐是其中的典型。第二，由于康有为认定周敦颐开出了宋学，在他看来，周氏不啻为宋明理学“近老”的始作俑者。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康有为在揭示与周敦颐一样同为“北宋五子”的邵雍、张载和二程的思想来源时，并不像对待周氏那样刻意突出他们的思想与老子思想或者与老学之间的渊源关系。

康有为反复强调，周敦颐的思想依据《中庸》《系辞》（《易》）而来。他连篇累牍地宣称：“周子之学由《中庸》、《系辞》出。”①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性理》，《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3页。“周、程全从孔子《系辞》、《中庸》而出。”②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8，138，138，138页。“周子从《中庸》、《系辞》发出《太极图说》。”③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宋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52页。可见，康有为认为周氏思想出自《中庸》《系辞》。这是他关于周氏思想来源的基本主张，从中引申出两个观点：第一，周氏和二程的思想都以《系辞》《中庸》为文本依据，这从文本的角度印证了他关于二程传周氏之学的观点。第二，对于被视为具有道教学统的《太极图说》，康有为亦作如是观。这印证了他对周氏孔门后学的学术归属。在肯定周氏《太极图说》以《系辞》为经典依据时，康有为在《系辞》前面加上了《中庸》。他这样做含有深意，目的是凸显周氏思想的孔学渊源。前面提到的“周子之学，出于老子”，这句话的完整表达是：“周子之学，出于老子，然亦有出于《易》者。”④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11，111页。“出于老子”只是前半句，后半句是“然亦有出于《易》者”。从上下文的语气来看，句子中的“然”表示转折。意思是说，尽管周敦颐的思想出于老学，然而，也有出于《易》者。一目了然，这里的《易》不是老学之《易》而是孔学之《易》。为了突出这一点，他还用了一个“亦”字提供印证。亦，也也。康有为借助“亦”旨在说明，周氏思想出于老子，同时也出于孔学之《易》。

深入剖析上述论证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即使对于周氏思想来自《系辞》，康有为也强调其出自孔门而非出自老学。他这样做有三个目的：第一，突出周氏思想的孔学基因，进而以周氏为首将宋明理学家归到孔学的麾下；第二，以《中庸》《系辞》为线索破解周氏思想的学术密码，通过出自孔门的《系辞》与毫无争议地属于孔门的《中庸》相互印证，康有为坐实了周氏孔子后学的身份，这一点在其对周氏著作和思想的解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第三，对于同样作为周氏思想来源的《中庸》《系辞》，康有为更侧重《系辞》。与前两点相一致，他对周敦颐发端于“孔子《系辞》”的思想赞誉有加。例如，他说道：“《太极》、《通书》，识仁定性皆好，均出自《系辞》。”⑤康有为：《南海师承记·续讲正蒙及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3，234页。

此外，康有为在追溯周氏思想理论来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其传承状况，厘清了周氏与宋学的关系。从康有为肯定周敦颐开出宋学的角度看，宋明理学家包括北宋时期的邵雍、张载、二程在其看来都是周氏后学。从康有为的具体论证和侧重的角度看，他讲得最多的是二程对周氏的传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惮其烦地声称，“二程皆周子门人”⑥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11，111页。，“周子授学于程子，其说纷纷”⑦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8，138，138，138页。，“程子纵非受业于周学，然传其学者也”⑧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8，138，138，138页。。由此可见，尽管康有为明知周氏与二程的师承关系存有异议，然而，他还是在这个前提下肯定二程之学出于周氏，并为此提交了两层证据。第一，在经典依据上，以《中庸》《系辞》拉近周氏与二程的关系。例如，康有为曾经说：“周、程全从孔子《系辞》、《中庸》而出。”⑨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8，138，138，138页。对于这句话有两种解读：一是，周氏和二程的思想具有相同的文本依据，也就是都从《系辞》《中庸》而来；二是，周氏与二程的思想都以《系辞》《中庸》为基本经典，二程对《系辞》《中庸》的选择和解读受周氏影响，甚至从其而出。相比较而言，第二种解释更接近康有为的原意，既然肯定二程是周氏门人，也就不排除周氏向二程传授《系辞》《中庸》的可能性。第二，在思想传承上，直接肯定二程传承了周氏之学。康有为开门见山地宣称：“程子之学得自周子。”⑩康有为：《南海师承记·续讲正蒙及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3，234页。他对周氏与朱熹的关系极为关注，论述则颇为复杂。这是因为，他既像对待宋明理学家那样强调朱熹之学源自周敦颐，又特别关注两人思想的分歧。

康有为对周氏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后学传播的勾勒，在揭示其传承谱系的同时，显示了周氏与众多人物的密切相关。对于康有为来说，理论来源证明了周氏的孔学身份，后学传承及其与宋代人物的关系，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周氏在宋学尤其是北宋之学中首屈一指的地位。

二、“周子深知孔子之学”

康有为对周氏思想的解读与溯源一脉相承，并且与其对周氏地位的界定息息相关。归纳起来，康有为对周氏思想的解读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围绕周氏《通书》和《太极图说》展开，一是强调周氏思想的孔门归属。如果说后者是惯例的话，那么，前者则属于个案。这是因为，康有为对大多数国学人物的思想诠释并不以这些人物的著作为基本依据，像解读周氏思想那样以《通书》《太极图说》为依据展开并不多见。康有为的解读是在肯定周敦颐是孔子后学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明他对周氏的身份归属与对大多数国学人物的界定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的解读可谓共性与个性并存。

首先，康有为始终以《通书》《太极图说》为依据揭示周氏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内容构成。康有为对周敦颐的《通书》青睐有加，在早期讲学时便不止一次地专门讲到过此书。在弟子记录下来的康有为讲学内容中便留下了《讲周子通书》《续讲正蒙及通书》。他在讲授的时候说道：“《通书》起于诚，止于静，为立人极宗旨，此篇亦为通宋学下手之原。”①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周子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3，232页。声称《通书》是“通宋学下手之原”，对其给予高度评价。这表明《通书》是解读宋学的钥匙，也意味着其中隐藏着宋学的学术基因和密码。康有为给予《通书》的定位和评价奠基于对其内容的挖掘、理解之上，从文本的角度反映了他解读周氏思想的致思方向和学术意趣。依据他的理解，《通书》有三个要点：诚、静、立人极。其中，诚是始点，静是工夫，立人极是最终境界。在续讲《通书》时，他作了如下概括：“以诚为祖，以无欲为宗，以几为用，以静为止，此《通书》之大旨也。”②康有为：《南海师承记·续讲正蒙及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4，234页。借助对《通书》主旨的提揭，康有为大致框定了周氏思想的主体内容和立言宗旨，也从中引申出对其的评价。例如，他断言：“周子发挥几字最精。”③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8页。这个评价是就《通书》而言的，或者说所依据的文本就是《通书》。

在聚焦《通书》的同时，康有为多次提到《太极图说》。在确信其为周氏所作的前提下，康有为进一步揭示了《太极图说》（文中又简称《太极》）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止一次地说道：“《太极图说》亦精，然或以为出于周子，或以为非出于周子。”④康有为：《南海师承记·续讲正蒙及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4，234页。“《太极》真周子所作。”⑤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周子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3，232页。“‘太极生两仪’，即孔子‘以元统天’之义。‘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数语，此周子精绝之语，有非诸儒能轻易说出者。‘主静立人极’句最精，盖人道与天道相反。”⑥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11页。由此可知，康有为对于《太极图说》阐发了三个观点：第一，该书是周敦颐所作；第二，该书的内容或精华主要在于“太极生两仪”“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主静立人极”等语；第三，该书的内容极有价值——或者肯定“太极生两仪”就是孔子所讲的“以元统天”，或者称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主静立人极”等语“精绝”“最精”。

审视康有为对周氏思想的解读可以看到，他对周氏青睐有加：第一，康有为肯定孔子“以元统天”，后儒中申明孔子此义的只有周敦颐和董仲舒等极少数人。对于康有为来说，将周氏在《太极图说》中所讲的“太极生两仪”与孔子所讲的“以元统天”直接联系起来，便意味着对周氏的哲学框架、致思方向的赞许。第二，康有为以“精绝”“最精”评价“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主静立人极”诸语，不仅表明了对这些观点的认同，而且使周敦颐的地位骤然擢升。综观康有为对国学人物的评价，被冠以“精”者，最著名的是董仲舒“发仁字最精”，此外便是反复获赞“精绝”“最精”的周敦颐。第三，与对周氏思想“精绝”“最精”的盛赞相一致，康有为明确表示，周氏的“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数语并非“诸儒能轻易说出”，明白无误地肯定周氏的思想远远胜过诸多后儒。

在康有为那里，对周氏思想的解读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展开，通过彼此的相互印证揭示、挖掘其内容：一方面，以《通书》《太极图说》为线索，康有为在印证周氏思想来源的同时，进一步揭示其内容。另一方面，从问题出发，在讲述某一问题涉及周氏思想时，遂援引周氏著作为证据。对于这一点，康有为有关宋儒热衷于讲性理的判定即是明证。下仅举其一斑：

六朝无人讲性理之学。诚极自然明，至诚之极可以前知，有体寂然不动，有用感而遂通。孔子言神字，穷极生死之故，极往知来，合仁义乃得为中和。《易》、《礼》讲中和，孔子讲聪明，《尧典》讲文明，《舜典》讲钦明，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周子的有道术，先讲诚，次讲几，次讲明。《太极》讲仁义中正，不及《通书》所讲。①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性理》，《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3，233页。

理以《易》为至，凡讲性理不出中字外，无学问断不能讲性理……言圣人无欲自周子始。②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性理》，《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3，233页。

康有为的上述言论都是在讲性理问题时发出的，在发掘、诠释周氏理性思想时均提到了《通书》和《太极图说》。康有为认为，《太极图说》在讲性理方面不如《通书》，理由是前者“讲仁义中正，不及《通书》”。尽管如此，其断语的前提是，肯定两书同样讲性理。依据康有为的解释，六朝时无人讲性理，宋学讲性理始于周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有为确信朱熹之学出于周氏。与此同时，康有为强调，讲性理表明周氏思想以诚、几为要义，并且以此为中心内容展开。这既证明了周敦颐对孔学的发挥，又使周氏思想与《易》《礼》《书》（《尧典》《舜典》）相关联。而康有为称周敦颐始言“圣人无欲”，同样出于对《太极图说》的解读。由此，他得出结论：周敦颐讲“圣人无欲”是从理性出发的，并且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周氏思想以孔子所作的《易》（《系辞》）为经典。

其次，在解读、诠释周氏思想的过程中，康有为反复援引孔门经典予以发挥，“四书”“五经”尽在其中。康有为援引众多孔门经典解读周氏思想，目的是借此凸显其孔学归属。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在援引孔门经典与周氏思想进行互释的同时，搬来了孔子、子贡和孟子，也就是他认定的孔门正学为周敦颐辩护。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最能体现康有为极力彰显周敦颐孔学归属的是其对《太极图说》的解读。众所周知，《太极图说》的作者一直存有歧义，大部分学者将之认定为周敦颐传陈抟的《太极图》而来。陈抟则是五代时期的著名道士，显然并不属于康有为所讲的孔学范围。针对这种局面，为了凸显《太极图说》的孔学归属，康有为从两个方向展开诠释：第一，顾左右而言他，一面明言《太极图说》的作者有异议，一面绝口不提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陈抟之间的关联；第二，在切断《太极图说》与陈抟代表的道教思想传承关系的前提下，不厌其烦地强调《太极图说》是对孔学的薪火相传。为此，他抛开陈抟的《太极图》而独辟蹊径，为《太极图说》找到了《中庸》这一公认的孔门经典。他强调《太极图说》传承《中庸》而来，以此彰显周氏思想的孔学归属，即使他承认《太极图说》对《系辞》（《易》）的吸收，也认为这是对孔学的继承。于是，康有为说道：“孔子言神字，以鬼神造化处言，周子言神应故妙，仍未发得透。孟子言圣而不可知之，谓神颇能发出诚精，故明此句，发物理甚精，故孟子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佛典言顶上有圆光，故大放光明，能照十方世界。周子一生学问全是谓之动，盖《太极图》（即周式《太极图说》）本发之于天道人事，无时不动。但周子能以处动之境，而主静立人极。”③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周子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2页。《易》是儒家、道家以及道教共同尊奉的经典。康有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根据对不同人物身份归属的不同需要，对之进行不同定位。显而易见，他是从儒家经典的角度强调周式《太极图说》源自《易》即《系辞》的。这样一来，《系辞》便与《中庸》一样证明了周敦颐的孔学归属，而康有为又从发挥孔子思想的思路解读了《太极图说》。

更为重要的是，在康有为的视界中，周氏思想属于孔学，并且周氏“深知孔子之学”。这不仅坐实了周敦颐孔子后学的身份，而且突出了其在孔学中的重要地位。康有为强调，周敦颐依据的经典是《中庸》《系辞》（《易》），且对此把握深中肯綮，故而能够得到孔学精髓。他指称：

《中庸》、《系辞》似出于子思手笔，周子《通书》实从此出也。《中庸》专发一诚字。周子言：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原也。此语极精。《易经》乾道变，各正性命（指语出《易传》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此处少一“化”字——引者注），周子首章能拈出。周子言：纯粹，至善也。至善二字非圣人本意，得之与佛、与孟子。又言诚无为，几善恶，几字下得甚精……周子诚实、光明、勇猛，诚一代大儒。周子言：寂而不动，诚也；感而遂通，神也。庄生所言孔子为神人，礼先乐后，亦是精粹之言。教众人要有欲，教学者要无欲，其道不同。《通书》止静与《太极》同。①康有为：《南海师承记·续讲正蒙及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4页。

周子从《中庸》、《系辞》发出《太极图说》。②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宋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52页。

依据上述的说法，不止《通书》，周氏的另一部著作——《太极图说》也出于孔门经典——《中庸》《系辞》。难怪康有为坚信周敦颐不仅是孔子后学，而且“深知孔子之学”。

康有为断言《通书》从《中庸》《系辞》而来，并且提出了具体论证：第一，《通书》从《中庸》而来的前提是，将《中庸》的主旨概括为一个诚字。循着这个逻辑，他认定《通书》讲诚。在这方面，《通书》讲“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原也”即是明证。第二，对于《通书》与《系辞》（《易》）的关系，康有为认为周敦颐拈出了“乾道变，各正性命”；同时指出周氏所讲的“纯粹，至善也”并非圣人本意，而是得之于佛学和孟子的思想。康有为认定周氏的思想得之于佛并不妨碍周氏在其眼中的孔学归属，因为他认为从孔子、孟子到六经以及《大学》《中庸》都与佛学相契合。

对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康有为归纳了两个要点：第一，《太极图说》与《通书》都主张止静；第二，《太极图说》以《中庸》《系辞》为经典依据。一言以蔽之，康有为肯定《太极图说》的孔学渊源，并循着这个思路解读其思想内容。

至此可见，康有为对周氏思想的解读和阐释围绕着两个中心展开：一是周氏著作——《通书》《太极图说》，一是周氏传孔子之学。深入思考便会发现许多意味深长之处。择其要者，大端有二：第一，康有为反复申明周敦颐得于老学，与其对周氏思想来源的这一认定大相径庭。在解读、阐释周氏思想时，他并没有沿着周氏对老子思想以及老学的继承展开，甚至并没有让周氏与老子的思想同时出现；反倒是连篇累牍地彰显周氏对孔学的发挥，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周氏与孔子以及孔学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可以看到，对周氏思想的解读和发挥回避老子而凸显孔学是康有为的一贯做法，他在讲《通书》《太极图说》时便反复援引孔子、孟子以及《易》《礼》《尚书》《中庸》等儒家经典予以互释和解说。第二，就他认定的周敦颐思想来源而论，《易》《中庸》尤其是后者是儒家经典，为孔学所专有而与老学无涉。《易》则为孔学与老学共享。康有为对周敦颐易学的说明侧重孔学——这一点与其对邵雍易学与老子以及与老学相关的王弼、魏伯阳和陈抟等人渊源关系的彰显截然相反。

三、“宋朝学开于周子”

康有为对周氏思想的来源传承和内容构成的阐发，旨在厘清其来龙去脉和主旨，也奠定了他对周氏学术身份和历史地位的认定。在这方面，如果说康有为将周氏与张载、二程和朱熹并称为“四先生”已经使周氏拥有了邵雍以及范仲淹、王安石等北宋诸儒望尘莫及的地位的话，那么，他将周氏奉为宋学开山，把张载、二程等人抛在其后，则使周敦颐的地位得以空前提升。

首先，在历时性即从纵的方面来说，康有为习惯于以孔子学脉为视角审视周敦颐；在共时性即从横的方面来说，他热衷于将周氏置于宋学中与宋明理学家相提并论。他关于周氏地位的论断有：“周、程、朱、张、邵、司马数先生出，以下不能出其范围。”①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11页。“周、程、朱、张、邵五先生，真能穷天人之理者。”②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9，138页。“周、程、朱、张，二千年来未有及之也，其学为孔子传人。”③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9，138页。这些议论都出自康有为弟子对他讲学内容的记录，是他在讲述不同问题时所说。其中，第一句旨在强调周氏的地位足以与邵雍、张载、二程、司马光、朱熹分庭抗礼，宋明学术不能超出这六个人④按照康有为的算法应该是五个人，因为二程作为程子代表一人。因此，康有为才有“周、程、朱、张、邵五先生”之说，他所讲的宋学“四先生”或“四子”都是如此算法。的思想范围。第二句旨在申明周氏与邵雍、张载、二程、朱熹擅长“穷天人之理”。这与康有为将性理说成是周敦颐思想的内容息息相关，也印证了他关于宋明理学家特别擅长讲性理的论断。第三句着重指出，周氏与张载、二程、朱熹在孔学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以至于“两千年未有及之”。比较这些议论不难发现，它们的共同点是称赞，称赞的人物变化不大，涉及的人数则从六人到五人再到四人，在数量上越来越少。伴随着康有为称赞的人数越来越少，周敦颐的地位愈来愈高：跻身六人之列的司马光在擅长性理方面被淘汰出局，同样“真能穷天人之理”的邵雍无法位列“孔子传人”，而周氏始终在列。经过这番论证，康有为不仅肯定周氏在北宋之学中属于大家，而且认为即使将其放在两宋之学中进行考察，周氏同样能当仁不让地成为宋学四大家。为了凸显这一点，康有为习惯于将周氏与张载、二程、朱熹相提并论，并统称为宋学“四先生”或“四子”。

康有为将周氏和张载、二程、朱熹合称为“四先生”或“四子”是就两宋而论的。在此基础上，他极力彰显周氏在两宋四大家中的至高地位和特殊意义。第一，对于周氏与二程的关系，由于康有为一再肯定二程之学出于周氏，二程显然失去了与周氏分庭抗礼的资格。这样一来，宋学四大家中剩下的便是张载、朱熹和周敦颐三个人了。第二，康有为对张载多有赞誉，除了称赞其所撰《正蒙》是宋学第一篇文字，还说：“周、程、张、朱四先生，以横渠为奇伟。”⑤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正蒙》，《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2页。尽管肯定张载的思想“奇伟”，然而，这却不代表他认为张载的地位比周氏高。即使抛开康有为晚年对周氏的情有独钟不论，仅就早年讲学时期的思想而言，他给予周氏的重视和评价都远远高于张载。第三，对于周敦颐与朱熹的关系，康有为在多数情况下认为周氏略胜一筹。例如，他对于宋学四大家，有过这样的表述：“本朝各书院不立孔子，而立周、程、朱、张四子。周子境遇甚好，从容不迫，的是有道之士。然亦深知孔子之学，故规模博大……朱子解《中庸》仍是空口说过，未曾打入实道处讲，惟周子能发明之。”⑥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周子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2页。由此可见，一边是对周氏赞不绝口，一边是对朱熹提出批评——康有为对两人之优劣的评判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比较是以《中庸》切入的，不可将之视为康有为对两人思想进行的全面比较或评价。

由此可知，周敦颐是四大家中的佼佼者。第一，周氏在四大家中的地位出类拔萃。第二，周氏“深知孔子之学”。这一点对于康有为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他秉持孔学立场并且以与孔子的关系以及在孔学中的地位臧否人物。有鉴于此，这也就等于宣布了周敦颐的正统地位。第三，以宋明理学家推崇的经典——《中庸》为例，比较周氏与朱熹对《中庸》的解读。在这个问题上，康有为一面批判朱熹对《中庸》的解读没有“打入实道”，无法逃脱“空口说过”之窠臼；一面称赞周敦颐能对《中庸》予以“发明”，一个“惟”字更是将其对周氏的推崇表达得淋漓尽致。重视《中庸》《大学》代表的四书而轻慢《春秋》为首的六经是康有为对宋明理学家的批判，并成为他谴责宋明理学背离孔子大道的证据。在这个前提下，他没有像指责朱熹等宋儒那样抨击周敦颐关注《中庸》，这有些出人意料。他连篇累牍地指出周氏思想出于《中庸》却没有对其提出批评，更没有指责其思想狭隘。尽管朱熹的思想除源自《中庸》外还有《大学》等诸多经典影响，以至于康有为称赞道“朱子不独遍注群经，即《楚词》、《参同契》等皆有注耳。文章、诗词皆工，画亦工”①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44页。。但康有为却批判朱熹对《中庸》的解读，却赞赏周氏对《中庸》的传承。他一面惊叹周敦颐的思想“规模博大”，一面批评朱熹使孔子大道狭隘化。他对周氏的偏袒还可从其他言论充分体现出来：“废《春秋》及《仪理》（《仪礼》——引者注）者，王荆公开之也。”②康有为：《康南海先生讲学记·古今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09页。康有为在肯定“六经皆孔子作”的前提下将《春秋》奉为六经之至贵，批判宋明理学家的主要理由便是废《春秋》而重《中庸》。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一再声称宋学由周敦颐开出，反复强调周氏思想从《中庸》那里出来。但他并没有指责作为宋学开山的周敦颐，而是将废《春秋》之罪安在了王安石（荆公）的头上。只就《中庸》而言，康有为不惟没有责怪或抨击周敦颐，反而肯定只有周氏的解读深中肯綮。上述情况均证明，在两宋之学的四大家中，康有为格外垂青周氏。

其次，为了彰显周敦颐在北宋之学中拥有首屈一指的地位，康有为断言整个宋学都由周氏开出。对此，他反复论证并解释说：

宋朝学开于周子……至于《通书》一篇，程子亦甚称之。大抵周子极清极远之人，惟大程子颇近之。《文中子》一书为阮逸伪撰。阮逸本之胡愿，胡愿本与周子同时，则《中说》一篇的出周子之学，故其规模极宏大。《通书》一篇，其自然处过于《正蒙》，诚之极自然勇猛，诚之极自然光明，诚之极自然智慧，诚之极自然慈悲。忠信二字施于学人，官宦尤须紧要。周子好言有无二字，故陆子非之，张横渠尝云：言有无者，诸子之陋也。此说最精。诚则无事矣，此句最好。周子发挥几字，盖本于《系辞》。“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也”二句，周子全发挥诚字，亦从《系辞》、《中庸》出，通宋代学问皆然。③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周子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2页。

宋朝之学出于周子，《文中子》一书皆出于周子，周子开宋、元、明千年学术。周子一生讲一个诚字，天地万物皆从诚字出，故《中庸》曰：不诚无物。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诚之所至也。周子多讲有无二字，恐入于老子之学，故陆子讥之。周子以诚为主，从几字出。周子之学由《中庸》、《系辞》出，其体谓之中，其用谓之庸，通乎中庸，谓之一贯。④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性理》，《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3页。

依据上述议论可知，康有为声称宋学由周氏开出是从不同角度立论的。第一，他肯定《文中子》出于周敦颐，从这个角度说，周氏开出的不仅仅是宋学，更是此后宋元明清的千年学术。众所周知，王通的弟子私谥王通为文中子，康有为遂称王通为文中子。《文中子》又名《文中子中说》《中说》，是王通讲学的记录。他在这里却别出心裁地将《文中子》说成是北宋阮逸伪撰，目的是将《文中子》出现的时间后移，进而纳入周氏的思想谱系。他肯定阮逸出于胡瑗（康文作胡愿），胡瑗与周敦颐同时，进而将《文中子》说成是阮逸师承周氏的思想而来。第二，他提出宋学开于周氏主要依据是宋学奢谈理性，在经典上重视四书而轻视六经。依据他的说法，宋学的这一传统与周敦氏切相关。具体地说，周敦颐专讲一个诚字，进而讲到几、有无、无欲等等。在康有为看来，这些都是宋明理学家兴趣盎然的核心话题，并由此构成了宋明理学性理之学的主体内容。至于宋明理学家乐此不疲的《中庸》《系辞》（《易》）同样是周氏的学术之源。

事实上，康有为不止一次地发出宋学开于周氏的论断，并且言之凿凿地列举了诸多证据，如“孔子特立名字，而周子言名胜耻也。此语为上等人说法，专讲实务，开宋朝学问者全在此”①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周子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3页。，“研究《通书》当并研究《正蒙》，而后张子、周子两学派自见”②康有为：《南海师承记·续讲正蒙及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4页。。尚需进一步澄清的是，除了认定周敦颐开出宋学之外，康有为还曾经提出过宋学开山的其他说法，其中最著名的是将韩愈视为宋学开山：“开宋一代之风，韩昌黎始。”③康有为：《万木草堂讲义·七月初三夜讲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87页。“宋学皆自韩愈开之。”④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138页。据此可知，康有为肯定韩愈开出了柳宗元、欧阳修等文献家一脉。与韩愈开出宋学是从文学的角度立论不可同日而语，康有为对周氏是宋学开山的说法则是从思想的角度立论的。这直观地证明，周氏在北宋之学中拥有特殊地位和权威；反过来，康有为对宋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认定都或多或少地可以在作为思想源头的周氏那里找到解释或说明。因此，周敦颐成为解读康有为宋明理学观的钥匙，并拥有了其他宋明理学家无法比拟的意义和价值。

四、周子之学“见大心泰”

无论对于康有为本人的思想还是近代哲学来说，他对周敦颐思想的解读和诠释都具有重要意义。就对周氏的关注程度而论，以康有为早年和晚年两个阶段最为突出。就态度评价而论，康有为对周氏的思想偶尔含有微词，总的说来以推崇为主。可以说康有为给予周氏的殊荣足以让他提及的其他绝大多数国学人物望尘莫及。

首先，康有为早年即对周敦颐有所关注，对周氏的热衷则从戊戌维新之前的讲学著述时期就已经开始。据现有资料显示，他最早提到周敦颐是在1885 年作的《教学通义》中。康有为对《大学》推崇备至，因此《教学通义》中收录了《大学》上下两篇。他在讲《大学》始于格物的八条目时引经据典，提到了《乐记》的“人生而静”，《书·召诰》的“节性惟日其迈”，《礼记》的“欲不可纵”，此外便是孟子的“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和周敦颐的话。稍加留意即可发现，与儒家经典和“亚圣”——孟子同时出现的惟有周敦颐，康有为对周氏的青睐于此初露端倪。在他作于1886年的《康子内外篇》中，有一段话直接化用周氏的《通书·师》而来，并且与《大学通义》中的议论一样赞同周氏的观点。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在这里不仅赞同周敦颐对性的界定，而且认可其提出的无欲的养性方法和修养工夫。

可见，在1880年代著书立说时，康有为总是想到周敦颐，对周氏的关注主要聚焦于有关养性的无欲说。在1990 年代授徒讲学时，他保持了这一习惯，所涉猎的周氏思想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从文本上说，不限于《通书》，《太极图说》也被纳入视野；从内容上说，除了养性、无欲等人性论和工夫论方面的内容，还涉及诚、性理等本体论领域。在戊戌变法失败逃亡海外之后，康有为依然没有忘记周敦颐。周氏出现在他的中期思想中，《论语注》便是明证，此时他依然像早期那样关注周氏的无欲说，而热情则急骤减退。在后期思想中，他对周氏的热情急剧上升，作为其最后一部著作的《诸天讲》更是成为对周敦颐的致敬。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对宋明理学充满矛盾，一面将宋明理学家归为孔子后学，一面指出他们并非孔学嫡传。这用他本人的话说便是：“周、程、朱、张两千年来莫之能及也，其学为孔子传人，然尚非嫡派耳。”⑤康有为著，董士伟编：《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四）》，《康有为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9页。从上述论证来看，康有为仿佛更侧重周敦颐对孔子大义的发挥，这一点与他对朱熹等人的批判大相径庭。例如，他指出宋学重视《中庸》，从这个角度说，周敦颐和朱熹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与肯定周氏对《中庸》的发挥“打入实处”以及《通书》《太极图说》深谙孔子大义迥异其趣，康有为多次批判朱熹对《中庸》和《大学》的解读不得要领。有鉴于此，可以从两个维度把握康有为对周氏孔学身份的归属：一方面，康有为将周氏与张载、二程和朱熹一样既归为孔学又强调不是孔学“嫡派”。这是从抽象的意义上或者说从宋明理学的共性角度立论的。另一方面，康有为反复彰显周氏的孔学归属，这是从具体的意义上或者说从周氏思想的个性角度立论的。

诚然，康有为并不完全赞同周敦颐的所有观点。例如，他曾经对周氏的太极动而生阳、动静互为其根等观点提出批评。对此，康有为解释说，一物中有阴阳，这意味着阴阳同时存在于一物之中。从时间上看，阴阳和合，二者同时存在；从变化上看，才有阴阳互生而互为其根。阴阳既然同时存在，也就不存在太极动生阳、静生阴之说，阴阳的互为其根是从用而非体上立论的。沿着这个思路，康有为驳斥了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的“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极而生阴，静极而复动”的观点，并指出这个观点错在不明白阴阳“有合为横，互根为从”的道理。透过对这一观点的反驳可以直观体悟康有为对周氏思想的评价：第一，与他对其他人如曾子、荀子、刘歆、韩愈、朱熹等人的鞭挞相比，他对周氏观点的批评不足挂齿。对于这一点，通过与康有为对荀子以及《荀子》的解读、评价作比较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明白①参见拙文《〈荀子〉的近代视界——康有为、谭嗣同对〈荀子〉的解读》，《理论探讨》2019 年第6 期；《论康有为、谭嗣同的荀子观》，《孔子研究》2021年第2期。。第二，与对周氏的折服、青睐相比，他对周氏的微词或批评纯属个案，显得微乎其微。

再次，康有为对周敦颐的态度与对大多数国学人物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有别，而让其出现在自己的最后一部著作《诸天讲》中更是显得极为难得。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敦颐与庄子在康有为心中的地位相似，他们对《诸天讲》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早在戊戌维新之前的讲学授徒之时，康有为就将周敦颐与庄子联系在一起：“周子境遇甚好，从容不迫，的是有道之士。然亦深知孔子之学，故规模博大，究其得道与庄子同。”②康有为：《南海师承记·讲周子通书》，《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232页。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看到，被他誉为“规模博大”者除了孔子——获赞为远近本末大小精粗无所不包，就是周敦颐和庄子了。康有为说过朱熹思想博大精深，那是就其勤奋好学、吸纳各种学说而言的。事实上，他曾反复指责后儒、宋贤使孔学“割地”③康有为术语，意思是使思想狭隘化。，矛头直指朱熹。对于康有为来说，周敦颐不惟思想“规模博大”，并且找到了臻于快乐的法宝——“见大心泰”。他对周氏的“见大心泰”津津乐道，认为这是臻于快乐的不二法门。正因为如此，他在晚年放弃政治诉求而一心向往天游之时，又想到了思想“规模博大”的周敦颐及其“见大心泰”。事实上，康有为对诸多国学人物的关注都集中在戊戌变法之前的讲学著述时期，如告子、韩非、王安石、王夫之等，无不如此。他对周氏的关注能够延续到戊戌维新之后已然不易，而周氏能够被写进《大同书》，在大同社会所尊崇的“神圣”中拥有一席之地更属难得④对于大同社会崇尚的“神圣”，康有为列出了如下名单：“然虽有神圣，尊之亦有限制，以免教主合一，人民复受其范围，则睿思不出而复愚矣。即前古之教主圣哲，亦以大同之公理品其得失高下，而合祠以崇敬之，亦有限制焉，凡其有功于人类、波及于人世大群者乃得列。若其仅有功于一国者，则虽若管仲、诸葛亮之才，摈而不得与也；若乐毅、王猛、耶律楚材、俾士麦者，则在民贼之列，当刻名而攻之，抑不足算矣。若汉武帝、光武、唐太宗，皆有文明之影响波及亚洲，与拿破仑之大倡民权为有功后世者也。自诸教主外，若老子、张道陵、周、程、朱、张、王、余、真、王阳明、袁了凡，皆有影响于世界者也。”（《大同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35—336页）。

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如果说周敦颐在《大同书》中尚且只是与张载、二程、真德秀、朱熹、王守仁等人享有同等的待遇——都是大同社会崇尚的“神圣”的话，那么，到了作为康有为后期代表作的《诸天讲》中，周氏则独享青睐，令他人自叹弗如。周敦颐在《诸天讲》中的出现证明了康有为对他的关注、推崇由始至终——在这一点上，周氏拥有除庄子外的大多数国学人物所没有的殊荣，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康有为晚年思想对早期的某种复归。具体地说，《诸天讲》的主旨是畅想天游，追求游天之逍遥快乐。而此时的康有为之所以将臻于快乐之方锁定为天游，而不再像从前那样依凭“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就是因为周氏的“见大心泰”。由此，便不难想象周敦颐对《诸天讲》的影响及其在康有为晚期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宣讲诸天、追求天游之乐，康有为如是说：“周子曰：见其大则心泰。吾之谈天也，欲为吾同胞天人发聋振聩，俾人人自知为天上人，知诸天之无量，人可乘为以太而天游，则天人之电道，与天上之极乐，自有在矣。”①康有为：《诸天讲》自序，《康有为全集》第12集，第13页。他坦言，自己宣讲诸天、对天游之乐梦萦魂牵是受到周敦颐见大而心泰的启发，《诸天讲》的目的就是引导人通过天游而“见大心泰”。由此可见，周氏的“见大心泰”给了康有为畅游诸天的灵感，并且成为《诸天讲》的宗旨。康有为的弟子伍庄对《诸天讲》宗旨的揭示印证了这一点②伍庄：《诸天讲》序，《康有为全集》第12集，第11页。。伍庄不能苟同他人从科学的角度对《诸天讲》予以定性，而是将之认定为求乐之书。依据其解读和分析，《诸天讲》秉承了周敦颐的“务大”之旨，旨在通过发挥周氏的“见大心泰”而追求真乐。

综上所述，除了《讲周子通书》《续讲正蒙及通书》外，康有为没有对周氏思想作过专门探讨或研究。因此，他提及、解读周敦颐的文字统统加起来也并不多，其中隐藏的信息量却极大。这既反映了康有为视界中的周敦颐极具价值，又彰显了研究这一现象的重要意义。第一，综观康有为对周氏思想的讲述可以看到，与其说他始终聚焦周氏的思想本身，不如说是将周敦颐置于各种关系中予以审视。康有为从纵横两个维度共同展示、印证周氏的身份归属、思想主张和学术地位：从纵的维度来说，康有为侧重周氏与孔学的关系；从横的维度来说，康有为强调周氏与宋学的关系。尽管他承认周氏思想得于老学，然而，其着力展示的则是周氏的孔学归属以及与孔学而不是与老学的渊源关系。第二，对周敦颐孔学身份的凸显，既服务于康有为的孔教观，又受制于其儒学情结。一方面，既然全部宋学都开于周敦颐，那么，周氏的身份归属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整个宋明理学家的身份归属。只有将周敦颐纳入孔学的传承谱系，才能加大孔学的力量，借此证明孔教是中国的国教。另一方面，康有为所讲的孔教名义上囊括诸子百家即“百家皆孔子之学”，实则为儒学代言。鉴于对宋明理学融入非儒因素即近老入佛循墨的不满，他对周氏思想并非全盘吸收，而是有所甄别、侧重和取舍，这一点又与他批评宋明理学不是孔学“嫡派”乃至是“另一种学问”相对应。第三，综合考察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他对周氏思想的诠释与其自身思想的建构息息相关。一方面，康有为在不同时期的思想主张和学术研究大相径庭。如其早年热衷于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戊戌维新时期大力宣传西学，逃亡海外后对中国与以西方为主的世界各国思想进行比较，晚年专注于天游之学，等等。另一方面，周敦颐的思想影响着康有为的思想建构，他在不同时期对周氏思想的解读也大不相同。例如，在早年考辨“学术源流”时期，为了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他将周敦颐归为孔子后学；在晚年讲天游之学之时，则侧重从道家的角度对周氏的思想予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