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明川

(四川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教育研究·

应试教育的制度性根源在高等教育

熊明川

(四川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达州 635000)

论文认为基础教育领域的应试教育多年来不得人心却又大行其道，其制度性根源在高等教育，现有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不合理、人才选拔制度不完善、人才培养及考评制度不科学以及高校扩招制度的影响，合力形成了难以消除的应试教育顽疾。因此，实施高校有差别的人才培养目标，推进高校素质教育并严把人才出口关，积极探索高校招考制度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应试教育；高等教育；根源；对策

所谓应试教育，是指所有教育教学活动为考试和升学服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这种目的单一、功利性明确的教育，对学生身心健康、国家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应试教育历经口诛笔伐而不倒，原因何在？人们作了种种探索，笔者却以为，应试教育的制度性根源在高等教育，而不在基础教育。正是因为如此，以往根治应试教育顽疾产生了方向性错误，屡不见效。笔者试就高等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关系分析如下：

(一)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不合理，加剧了中学毕业生对稀缺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

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中学阶段)应试教育之争，其实质是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建国以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一度相当匮乏。1999年开始的逐年扩招大大增加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201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30%，该年全国应届高中生升大学比例更是高达87%。[1]按理说，高校扩招使上大学不再是一件难事，然而各地以高分高价择校为表象、以应试升学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却愈演愈烈。原因何在？答案只有一个，争夺差距日益扩大的高等教育优质资源。

我国高等教育主体的公办性质决定了政府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已成公认事实。从拨款方式看，国家部属重点大学、各省中心城市大学始终能从政府获取更多财政资金支持，同时由于采取“分级负责、分级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各省市经济发展不均衡，使我国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之间、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高校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高校之间所能获得的地方财政支持差距日益增大。[2]财政支持力度的差异则带来了不同高校之间软硬件办学条件的差异。除此，高等教育优质资源分布不均也带来了享受优质资源的机会不均，2011年统计北京、上海、江苏、湖北和陕西五省市重点高校占全国一半，[3]由于各高校招生倾向以本地生源为主，中西部诸多省市学生享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小，势必加剧这些地区对国家重点高校等优质资源的争夺。这也是为什么中西部地区应试教育现象更加突出的原因所在。

(二)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制度不完善，使以知识技能选拔为主的高考成为了通过应试教育争夺优质资源的有效方式如果单纯从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特征谈高等教育制度与应试教育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不全面的，因为教育资源配置的绝对均衡永远不可能存在。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争夺，如果没有当前有缺陷的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制度这个路径，应试教育同样难以“兴风作浪”。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选拔方式主要是高考。然而自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考几乎都是在“高等教育”体制外运行：考试规则由国家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命题及阅卷由各省教育考试院组织完成，考试过程在各个中学进行，考试结果最牵动神经并以考试结果大做文章的还是各地中学。只有高考录取是以高校为主体完成，然而此时的所谓人才选拔，只剩下了录取档案上一个个量化的考分和抽象的姓名而已。

高等教育人才选拔，高校没有获得发言权而“置身事外”，使本该由高校“量才录用”的输入性考试变成了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中学为主体的“输出性”考试。输出性考试借着“公平”旗号，选择以笔试为主要方式的知识技能型考试来量化所有人才。知识技能型选拔考试的最大特点是便于客观量化，但其量化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素质全面发展、专长发展的“才”，而主要反映的是能够数量化统计的“知”和“术”(答题应试之“术”)，以追求考分为特色的应试教育也就理所当然获得了人才选拔的制度温床。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以往为消除应试教育影响而进行的高考改革一度不能抓住要害，比如过多着眼于高考科目改革、高考题型改革、高考频次改革(一科多考、一年多考，分散科目到各年段考试等)，这些改革非但不能缓解应试教育，反而可能进一步加重学生应试负担，将原来的“黑色高三”扩大化为“黑色高中”甚至波及整个基础教育。而教育行政部门为消除高考带来的应试教育弊端，采取的一些行政命令手段如强化基于素质教育的课程设置、改革教育教学评价体系等，最终都会在高考升学强大的利益诱惑下被各地中学巧妙撇开，“令”与“行”两张皮。

(三)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及考评制度不科学，为“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提供了生长土壤

通过有缺陷的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制度争夺具有最大化收益的优质教育资源，是学校、家庭和学生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但这一切如果不是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及考评制度推波助澜，“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也难以大行其道。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考评制度至少有如下方面客观上助长了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形成：一是不同层级高校(重点高校、一般本科院校及高职高专)几乎无差等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使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学生获取文凭所付出的学业劳动差别不大，助长了各中学“更好考分就等于更好文凭”的应试教育宣传逻辑；二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多数学科重知识讲授轻动手实践、重验证实验轻创造实验的教育方式，与中学以知识灌输为主的应试教育具有同构性，大学学习变得容易；三是整体上过于宽松的学业考评机制，低门槛、低标准的多次补考机会使大学毕业不是难事，从而固化了全社会“通过高考录取就等于拿到大学毕业证”的意识；四是不同层次高校或同层次不同高校之间专业设置大同小异，多数高校不能凸显办学优势与特色，因此“校牌效应”压倒学生专业抉择时的兴趣与特长，“千军万马挤名校”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一句话，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及考评的制度缺陷，使以应试为主的中学教育并不担心学生与“重知轻能”、“重学轻术”、“重再现轻发现”的大学教育对接问题，从而一心一意抓应试教育成为中学教育的自然选择。

(四)高校扩招制度增加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却在心理上刺激了家长和学生对重点高校教育资源的追逐

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在拓宽升学路子、实现高等教育向大众化迈进的同时，也对家长和学生追逐优质教育资源产生了强烈的心理刺激。扩招后，各高校绝对招生数量增大，一些中学升入重点名校的绝对人数也从无到有、由少增多。机会的出现，刺激了更多学生升入重点名校的欲望，各中学也以此为噱头，大力造势，进一步将学生从心理到身体牢牢捆绑在应试升学的“战车”上。可见在高校扩招背景下，应试教育风气劲吹，各地中学固然应负主责，但单纯追求“规模效应”的高校扩招制度无疑也负有一定责任，值得反思。

综上所论，高等教育诸多制度性缺陷，造成了基础教育阶段的应试教育顽疾。只是各方面制度缺陷不是单一发挥作用，而是综合发酵形成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和优质教育资源稀缺是引发应试教育顽疾的根本，以高考为主导方式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应试教育得以畅行的途径，过于宽松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考评制度是应试教育生长的土壤，扩招则是刺激应试教育的诱导剂。四个方面从制度上合力促成了中学应试教育现象的形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革除应试教育，一味棒打中学及中学教师难起作用，只有对上述高等教育制度性缺失进行综合改革，才有可能逐步消除中学应试教育，给推行素质教育留出空间。对此笔者粗略思考如下：

(一)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方面，进一步完善对国家全日制高校分层管理、特色立校改革，明晰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优势，各守人才培养本分

我国目前的高校分层体系，大致包含“985”、“211”等重点高校、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等三个层次，三个层次高校主要对应研究型、教学型和职业技能型人才培养。然而出于利益争夺，近十余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分层办学体制比较混乱，出现了研究型大学与一般大学职能越位、一般本科院校追大求全、不同层次高校缺乏特色模式趋同等问题，不但导致人才质量整体下滑，而且为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应试教育提供了制度土壤。因此笔者建议：在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调控下，“985”重点研究型大学和“211工程”中确立研究型办学思路的大学应该以培养硕博研究生等高精尖人才为主，精减本科层次人才招生，从而将有限的资源用于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培养，办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即使要招收本科阶段学生，也应结合高校自主招生政策，重点遴选有一定学术研究及科学实验基础能力、学有专长及有特殊才华的学生。普通本科院校和“211工程”中选择以教学型为主的大学，除确有研究实力的某些优势专业可以允许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其余多数专业应限制研究生招生，集中资源培养社会各行业需要的本科人才，同时为长远提高国民整体文化素质贡献力量。高职高专则应紧扣时代应用型人才需求脉搏，即时更新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目标，大力培养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人才。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应在推动高校办学特色上下功夫，持续遴选和认定一批全国各高校特色优势专业，给予这些专业更多招生自主权，动态监管高校专业设置，限制高校盲目跟风设置专业，砍掉办学质量不高而社会需求不旺的专业。

各安其位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通过调整各层次人才招生比例，突显各层次高校办学特色，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当前中学教育升本科时对国内一流大学的盲目追捧，增加对不同层次高校办学特色的认知与认同，将中学生“择名校”的注意力转移到“择专业”的自我兴趣和特长发展上来。

(二)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标准上，依托学分制管理，大力推进高校素质教育，严把人才出口关

当前高校普遍存在的重教师讲授轻学生实践、重验证实验轻创新实验的课程教学模式，其实质就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应试教育”，加上不同层级高校无差等的人才培养及考评标准，过于宽松的人才出口关，使通过中学应试教育升入大学的学生即便高分低能、综合素质不高也能轻松毕业。因此要消除中国教育体制中自下而上普遍存在的应试教育倾向，就要从高等教育这一源头做起，大力推进素质教育，严把人才出口关。

推进高校素质教育，要一改陈述性知识和验证性实验为主的人才培养及考评方式，强化对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考核，增强对学生多元化、个性化素质的培养与认证。比如，我们可以考虑以学分制管理为平台，将当前诸多社团活动、课外实践活动和重要个人成果纳入学分制考核，鼓励学生在规定学分之外获取素质拓展类学分；增加学业考核灵活性，探索侧重动手实践和创新能力的课程考核方式，允许以重要研究成果和实践成果替代部分课程考核；推行毕业生综合素质和特长素质认证制度等。

严把人才出口关，就是要将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考评中普遍存在的“严进宽出”转变为“严进严出”。为此，首先，不同层级、不同类型高校应建立不同的人才培养及考评标准，努力实现“文凭”与“水平”同效同质。比如“985”等研究型高校，要将学生的研究成果、研究能力及研究后劲作为培养及考评重点，教学型高校应将学生专业知识掌握与知识应用能力、知识技能转化为社会服务的实践能力、必备的社会公民人文素养等作为培养及考评重点，高职高专等应用型高校则应以学生专业技能掌握及社会实践能力转化作为培养及考评重点。其次，完善必要的人才淘汰机制，严格推行毕业、肄业、退学、转学等多种学业终结方式，打破学生升入大学后的“铁饭碗”。再次，依托学分制管理，实行灵活学制和灵活选择专业制度。美国的伯顿·R·克拉克在谈到这种个人选择权时指出：“如果加入一个单位，并不意味着进入死胡同，那些很注意机会平等的人就比较能够接受等级差异。”[4]因此，高校应在标准学制基础上允许延长和缩短修学时间，通过高校学分互认，允许适量大学生根据必要条件校内跨专业流动或校际流动，根据自身专业发展情况申请到上一层级学校、下一层级学校、同层级其他院校继续学习；同理，允许学生拥有专业选择“后悔权”，在大学入学后一定期限内根据就读感受及条件重新选择专业等。

(三)在人才选拔制度方面，进一步完善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积极探索统一考试加个性化综合评定相结合的招考制度

当前的高等教育人才选拔考试仅凭高考的一纸考分定优劣，确实有失片面，也是滋生应试教育顽疾的温床。但高考作为当前相对公平且具操作性的人才选拔方式，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当前的高考不宜废除但需进行补益性改革。对此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的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制度。在全美信度极高的统一学业水平考试“SAT”和“ACT”有点类似于我国的高考，全美绝大多数大学都将其中一种作为录取新生的重要参考。除此还有中学成绩、课外活动、社会志愿活动及特殊才能、教师推荐信和学生面试等。[5]然而毕竟国情不同，我们不宜照搬美国的综合评定制度，笔者有两点建议：

一是在高考录取档案中呈现更多考生个性化信息，比如高考成绩、平时成绩、校内外评优获奖、特长证书等，供高校录取时参考，在确保以高考成绩为主前提下，允许高校拥有一定考分段内的自主选择空间。笔者并不提倡当前过多过滥有失公平的高考加分项目，但将一些能展现学生学习过程和全面素质的信息呈现出来作为录取参考则非常必要。不过，这一录取方式必须以严格的“失信惩戒制度”和“违规录取追究制度”作保障，给予高校录取后一定期限内因学生失信作假而退档的权力，对造假的学生、协助造假的教师和组织要有明确的惩处措施。

二是完善和扩大高校自主招生制度。当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涉及面还不够广，主要集中于部分重点高校。今后要进一步扩大自主招生范围，一些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高专中的优势特色专业也可参与自主招生，以增加对学生个性化素质的评定。近年来自主招生最为社会担忧的便是招生腐败，但我们大可不必“谈腐色变”，只要进一步完善自主招生制度，坚持阳光招生，坚持有腐必惩，坚持有错必纠，实行违规招生“三取消”制度(取消招生负责人、招生院校的有关资格，取消违规录取学生的入学资格)，自主招生将大有探索空间。

以上三方面的组合性制度改革，是遏制和消减中学应试教育的主要方面。除此，国家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要兼顾效率与公平，通过加大对中西部薄弱高校的财政及师资支持力度，逐步缩小同级同类高校校际办学条件差距，在鼓励特色发展基础上，通过控制各高校盲目扩大规模，引导高校走内涵发展道路，尽量缩小办学质量差距，以此增加高中毕业学生升学选择面，逐步消除“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现象。

[1]各级学校毕业生升学率[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567/201309/156874.html.

[2]张侃.转型期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制度的变迁[J].当代教育科学,2013(11):25-38.

[3]傅剑.教育公平视野下我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失衡问题研究[J].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143-147.

[4]伯顿·R·克拉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

[5]陈俊珂.美国高考因何没有导致应试教育[J].教育导刊,2008(12):41-44.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Systematically Rooted in Higher Education

XIONG Mingch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Dazhou, Sichuan, 635000)

The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basic education has made great strides for many years while it has not enjoyed popular support,which is systematically rooted in higher education.The present unreasonable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the unscientific personnel training and appraisal system and the influence of university enrollment system work together to cause the intractable problem of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Therefore,to implement the training targets for different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promote quality education,strictly control the export of talents and explore the reform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enrollment system is the key to solving the problem.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higher education;root;solution

2015-03-22

熊明川(1973-)，男，四川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

G521；G640

A

1004-342(2015)03-8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