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梅

(成都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四川成都 601016）

女间谍:历史、政治与性别的合流
——试论女作家对女间谍的文学想象

谭 梅

(成都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四川成都 601016）

女间谍为战争文学中最恒久的象征符号之一，在关于女间谍的历史叙事中有很多无法填充的空白，但这并不影响它丰富的历史含义。相反，它为文学家提供了从历史真实到文学想象再创作的绝佳场域。民国时期，女作家从身体的政治辩诘出发，结合自己敏锐的性别体验，对“女间谍”这一形象的塑造显现了她们对道德、政治和性三者关系独立、细致的判断与思考。论文将集中论述女间谍这个特殊的群体所展示的女性与战争之间的充满悖论的真实关系和丰富的历史涵义。

身体悖论;女间谍;女作家

在抗日战争期间，情报工作者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比如收集情报、监视、暗杀、锄奸等等，一直奋战在隐蔽的战线上，加之当时大多数人采用单线联系的秘密工作方式，时过境迁之后由于人员的死伤、离散很难再还原她们真实的生平事迹。虽然，在女间谍的历史事件中有很多无法填充的空白，但这并不影响它丰富的历史涵义。反而，它为文学家提供了从历史真实到文学想象再创作的绝佳场域。在抗战时期，虽然国家振兴仍旧是妇女解放背后的主要推力，但是这一直都不是女性生命经验的全部。与初涉革命的新女性们抓住机会热情高涨全神贯注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不同，这一时期的女作家通过对“女间谍”这一形象的塑造，显现了她们对道德、政治和性之间的关系有了更细致与更独立的判断与思考。

一、贞贞:是失节者还是女英雄?

本文要讨论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这方面的力作。“自当年《莎菲女士的日记》(1927），到文革后发表的《杜晚香》(1979），丁玲半世纪的写作经验每随感情、政治际会屡起屡仆。她的作品与生命两相纠结，辗转曲折，自有其扣人心弦之处。而她对女性身体、社会地位及意识的体验，尤其是有心人探讨(女）性与政治时的绝佳素材。”［1］这个短篇小说通过叙述者“我”讲述了村女贞贞的故事。贞贞因逃避父母的逼婚跑到教堂去当修女，不巧碰到了鬼子搜村。被鬼子掠走之后成了一名慰安妇。好不容易逃回村子，因战争需要，又被组织派回到日军军营做情报工作。后来，贞贞染上了性病，被组织安排回来治疗，却不料遭到了不明真相的村里人的鄙夷和父母的再次逼婚。小说结尾是个光明的尾巴，贞贞接受了党的安排，到延安先治疗再找学校学习。这篇小说发表后就不断遭到热议。1957年，学界对这篇小说持批评的主要原因是，丁玲美化了一个被日军抢去当军妓的女子，而事实上“贞贞是一个丧失了民族气节，背叛了祖国和人民的寡廉鲜耻的女人”。［2］而文革以后学界的主流评价却认为贞贞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女英雄。然而，无论是失节者还是女英雄，这些评价都是在狭隘的道德层面上打转，回避了丁玲在文本中暴露的症结问题。那么，这个症结问题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就是丁玲通过揭示战争时期种种权力对女间谍身体的支配与反支配，来反思女性解放、传统伦理道德与政治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女间谍身体的多重性及其之间的冲突

从伦理身体层面而言，无论是对贞贞的批评还是对她的赞扬，都源于她对传统伦理的近乎彻底挑战。广大民众深受传统礼教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首先表现在父辈对子辈身体的支配上。贞贞与夏大宝本是真诚相爱，但贞贞的父母觉得西柳村的一家米铺的小老板，家道厚实，虽然是去填房，也比贫穷的夏家更为实在。逼得贞贞跑到教堂去找神父要做姑姑，不料碰到鬼子，被毁了清白，做了慰安妇。这就是传统家庭伦理对女性身体的绝对支配权而酿成的悲剧。贞贞回来之后，其父母又再次逼迫她嫁给夏大宝。并不是因为贞贞的父母理解了他们的爱情，而是此时的贞贞身价大跌，“要不是这孩子，谁肯来要呢?”除了嫁不出去的担忧之外，刘大妈还怕因此连累了家庭。家庭伦理的虚伪性也就在此显示了出来。贞贞的身体是没有主体性的，它只是一个随时准备为父辈意志、家庭利益献出自己的物品。面对传统伦理对自己身体的无理支配，贞贞进行了绝地反击。她先是愤然离家出走去当姑姑;继而她像一个复仇的女神，用两颗狰狞的眼睛怒视着众人，断然拒绝夏大宝的提亲;最后面对“我”试探性的劝解，犀利的反驳明志“听她们的话，我为什么要听她们的话，她们听过我的话么?"［3］虽然悲剧还是不期然地发生了，但是贞贞因捍卫自己身体主权的坚定意志而显得光彩熠熠。从性别身体层面而言，“在强调男女防线的社会里，女性的身体一方面被视为孕育生命的神圣处所，一方面被视为藏污纳垢的不洁表征;一方面被默认为娱乐享受的源头，一方面也公推为伦常礼教的劲敌。”［1］正因为女性身体处于这些矛盾交汇处，贞贞才有可能既是慰安妇又是女间谍，自如地往返于日军军营与解放区之间。正因为女性身体如此美好而又如此危险，才让男权社会既要利用又要防范。在文本中，这防范集中表现在邻里乡亲对贞贞道德上的攻击。“亏她有脸回家来。……那娃儿向来就风风雪雪的，你没有看见她早前就在这街上浪来浪去，……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然而，最让贞贞感到难堪的却是来自同性的贬损，她们一边贬低贞贞“现在呢，弄得比破鞋还不如……说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唉，怎么好意思见人……这种破铜烂铁还搭臭架子。”［4］一边又潜在地借此抬高自己，仿佛自己没有被日本人强奸而显得崇敬而圣洁。同时，让人感到吊诡的地方是，对贞贞赋予深切同情的也是女性，“我不能说，我真难受，我明天告诉你吧，呵!我们女人真作孽呀!……她吃的苦真是想也想不到，……做了女人真倒霉。"［2］就连女性叙述人也情不自禁地同情贞贞，“每个人一定有着某些最不愿告诉人的东西深埋在心中，这是与旁人毫无关系，也不会有关系于她个人的道德的。”［2］1957年，有人据此认为，这篇小说是丁玲在替自己1933－1936年被国民党软禁、与冯达同居的那段政治暧昧的经历开脱。笔者无意作此比附，但是，无论是丁玲本人还是贞贞，因为“性"才被质疑，才被指认“病”情却是不争事实。从政治身体层面而言，在叙述人“我”看来，政治权力具有对身体的最后调度权与裁决权。最初，它以民族利益的名义派遣贞贞返回日本军营从事情报工作;当贞贞病情严重后，“他们不再派我去了，听说要替我治病”，［2］“治病”这一说法就含有强烈的政治味道，它意味着组织对贞贞行为的肯定。这也是为什么贞贞身患恶疾，却脸色红润、欢天喜地的原因;最后，也是“他们既然答应送我到延安去治病”，让贞贞得以摆脱父母的再次逼婚和村人的冷眼。政治权力不仅是子一辈获得自由的依靠力量，而且能够侵蚀、瓦解传统伦理对子一辈身体的支配能力。可见，在叙述人看来，政治权力是贞贞脱胎换骨的良药，丁玲坚持政治立场正确的姿态十分明显。

但是，必须追问的是，贞贞的病真的能治好吗?这里看似一个医学命题，实际隐含着政治和文化问题。文本开篇，叙述人“我”谈到，“因为政治部太嘈杂，莫俞同志决定要把我送到邻村去暂住”，［2］调养身体。文本结尾，迫于霞村复杂的环境，贞贞又将被送到延安去治疗学习。也就是说，延安由开始的致病之地变成后来的治病之所，而霞村由开始的养病之所变成了后来致病之地。这其中固然涉及到“我”与贞贞的身份不同，然而，我们不得不因此而质疑即使贞贞身体上的病能治愈，精神上的病能治好吗?贞贞天真地认为“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2］但是，当不认识的变成了熟识的，陌生人变成了家人之后，贞贞又该如何面对自处呢?贞贞最后不得不面临自己道德上的两难处境。即利用色获取情报的女间谍的身体“除了在礼教上显现模棱意义，在政治上也往往兼具正邪两极的潜能”。［2］一方面，性的确是获得情报的利器，它因此而呈现出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性也可能成为革命正义的腐蚀剂，它也因此而让人感到道德上的污点。这就导致了贞贞一方面开朗乐观，另一方面却自怨自艾道，“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是一个不干净的人”［2］。其中的“不干净”，就是贞贞对自我的价值判断，这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放弃夏大宝的提亲。极度混乱、恐惧而又相互冲突的内在的深度情绪不仅让贞贞不再奢望个人情感的幸福，同时也证明了性工具化的失败。因此，这篇小说表面上宣扬的是丁玲的官方立场，里面却深具女性主义讯息。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吐露道，“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决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以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2］或许，关露就是不能再堪忍受这无休止的絮聒，而不屑不能不想再进行自我辩诬，才平静而畅快地选择了自杀。

张爱玲从1953年开始构思写作《色，戒》，二十多年后才公开发表，文本讲述的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区里的一个女间谍的故事。虽然小说的写作时间有点超出笔者讨论的范围，但因与《我在霞村的时候》挂在同一问题链条上有必要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比对。同是讲述女间谍的故事，在张爱玲的《色，戒》中就看不到丁玲因其党员身份与女作家身份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产生的拉锯与纠结。从作品的效果上看，无异于是对女间谍形象的改写。这种改写可以说是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对左翼主流文学范式的一次成熟的反叛。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极具个性地阐述了民族与性别的关系。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所谓的“民族”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心中”，正是基于此，“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胞爱。最终，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5］很多学者已经指出，“想象的共同体”遮蔽了内部的差异和不平等，尤其是性别上的不平等。张爱玲也看到了以民族主义涵盖女性主义的虚妄性，因此，她拒绝组织以民族正义的名义对女性身体的征用。当易先生不愿意给老婆买钻戒却愿意用十一根大金条给王佳芝买一个六克拉钻戒时，王佳芝突然领悟道，“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她遵从了自我主体的感受和判断，放走了大特务易先生。整个故事在这个拐点上，直锋急下。更令人拍案惊奇的，不是易先生“一网打尽”和“统统枪毙”这一行为果断与辛辣，而是张爱玲在此深刻地揭示出了女人爱情悲剧的实质。即“在其类似‘民族共同体’中绵延数千年的难以觉察和改变的对女人的人身占有欲的男性集体无意识，以及女人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的汪洋大海中对真正的爱情的渴望和追求的破灭。”［6］二是由于没有展现政治立场正确的压力，隐含作者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个故事中这个男人与这个女人的独特心理。同样在这个故事的拐点，王佳芝放走易先生是基于爱情的生发，因为易先生不仅是王佳芝性的启蒙者，而且也给予了她情感上的慰藉，如隐含作者所言“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而这些与因为她爱国反特失身而议论她、躲着她的同伙的态度确实反差太大。尽管在这个情爱里面也有权势充当春药的成分，易先生对王佳芝也是有感情的，“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只不过这种情感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爱情，而是千载而下的男人对女人的霸占心理。隐含作者十分精准细致地描写出了大汉奸易先生和懵懂少女王佳芝的情感分歧。

三、结语

女间谍作为战争文学中最恒久的象征符号之一具有浓烈的文学意味。本文以丁玲笔下的贞贞和张爱玲笔下的王佳芝为例，集中论述了女间谍这个特殊的群体所展示的女性与战争之间的充满悖论的真实关系和丰富的历史含义。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女作家从身体的政治辩诘出发，结合自己敏锐的性别体验，对“女间谍”这一形象的塑造显现了她们对道德、政治和性别三者关系细致而独立的判断与思考。具体而言，在新旧过渡的民国时期，女间谍一方面被视为民族解放的重要力量，以民族利益的名义，政治权力对其身体具有最后的调度权与裁决权;另一方面，在淹没日常生活的世俗理解中，女间谍对传统伦理近乎彻底的挑战，时过境迁之后自身又难以对其言行进行自我辩诬，最后不得不陷入悲剧命运之中。如果说丁玲因其党员身份与女作家身份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产生的拉锯与纠结，让我们在故事的结尾看到了一个“光明”的尾巴;那么，张爱玲由于没有展现政治立场正确的压力，她拒绝组织以民族正义的名义对女性身体的征用，在揭示以民族主义涵盖女性主义的虚妄性的同时，又绝望地让读者发现了千百年来女人爱情悲剧的实质。可以说，张爱玲站在女性主义立场的对“女间谍”的文学想象是对左翼主流文学范式的一次成熟的反叛。

:

［1］王德威．做了女人真倒霉——丁玲的“霞村”经验［A］．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8．

［2］我在霞村的时候［A］．丁玲．丁玲全集(第5册）［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华夫．丁玲的“复仇女神”——《评我在霞村的时候》［J］．文艺报，1958(3）．

［4］丁玲．风雨中忆萧红［A］．丁玲．丁玲全集(第5册）［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5］张兵娟．电视剧叙事:传播与性别［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6］刘思谦．以性别视角细读《色，戒》［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

I207.42

A

1004－342(2015）03－61－04

2015－03－18

谭 梅(1979－），女，成都大学师范学院讲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