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智慧与莫言小说的中国经验*

2015-02-20周维东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3期

关键词：莫言民间经验

刘青周维东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文艺论丛·

民间智慧与莫言小说的中国经验*

刘青周维东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从“世界文学”的视域审视莫言的小说，“民间智慧”是必须梳理的中国经验。“民间智慧”与“民间文化”不同，带有即兴、偶然、非常态的特征，可以准确地将中国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状态呈现出来。文章认为莫言小说中关于现实生活和文化经验的智慧，都具有丰富的包容性，具有多样的解读空间，进而丰富了莫言小说中“中国经验”的内涵。

民间智慧；莫言；中国经验

从“世界文学”的视域审视莫言的小说，“民间智慧”是必须梳理的中国经验。随着“民间文化”的概念日渐清晰，用它来说明当代小说家对中国民间日常生活的书写，常常显得生硬，甚至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所谓“民间文化”，是民间社会集体创造，并在日常生活中积淀下来，具有可辨识外在形态的社会经验。所以，在理论表述中的“民间文化”，大致可包括民俗文化、民间艺术或口传文学三个部分。作家对于“民间文化”的挖掘，除了较为直接的口传文学，最受青睐的当属民俗文化，它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最纯正的“中国经验”，这种现象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中都能得到证明，新文学常常抨击的“吃人的礼教”，很多具体的表现便是民俗文化。然而，“民俗文化”并不能穷尽中国当代作家对“民间”的挖掘和书写，我们在他们作品中感受中国民间，并不一定形成了“民俗”的特征，但它们显而易见是“中国经验”的一部分。

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我们对于“中国经验”理解的偏狭。文学视域中的“中国经验”常常将视野聚焦到文化、技巧的层面，如中国传统文化、古典文学的技巧等等，远不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中的“中国经验”开阔，在这些学科中，“中国经验”更贴近“经验”本身，它们不过是应对现实生活中种种挑战而进行的回应，并不一定形成某种模式，因此用“智慧”来概括更为准确。当代作家对“中国经验”的表达，不可避免包含这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传统文化的传递，一方面是民间智慧的书写，综合起来，后者给予了作者更大的创造性。譬如余华创作的《活着》，用“活着”来概括主人公福贵的一生，或者用来概括整个中国近代历史，都充满了“智慧”的痕迹。

其实“智慧”与“文化”的并存是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如鲁迅对魏晋风度与药与酒的关系的探讨，就让我们看到“智慧”如何与“文学”发生互动。所谓“药”与“酒”，不过是一种生存智慧，是正史无法表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此类的例子如“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等等，都属于智慧的范畴，难以用文化来形容。所以，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不会拘泥于某种文化，而是去开掘正史没有概括的“智慧”——而当作家发现了民间智慧，智慧的多义性，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广阔的表达空间。

对于类似莫言等一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书写“民间智慧”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出身于社会的底层，靠着个人努力和艰苦奋斗一步一步成为职业作家。一路走来，这些作家无论是个人经历还是对生活的观察，对于“民间智慧”都不会太陌生。这些智慧，可能包含着生存的艰辛，也可能包含着自我保护的无奈，还可能是底层人民的狡黠，但通过他们，我们得以了解到一个更加真切的“民间”和“中国”。下面我们就莫言的小说，来看看“民间智慧”是如何在文学中与“中国经验”碰撞的。

一、生存的智慧

在说明莫言小说中的民间智慧之前，我们还有必要对“智慧”和“文化”的差别再进行区分，以确保概念的明晰度。正如前文所言，“智慧”和“文化”的最显著差异，在于前者更具有暂时性和偶然性。从同的角度来说，“智慧”和“文化”都是人类对于生存危机进行创造性应对的结果，但两者的呈现形式并不相同，智慧强调个人对某些人类经验的现场发挥，更高级的是面对现实问题迸发出的即兴创造，譬如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都体现了智慧的特点；文化则不同，只有智慧上升为人类一般性经验，才可以称为文化，譬如大禹治水体现出的“因利势导”的精神，在最初只是个人智慧，只有它上升为治水的一般经验，才成为了文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智慧”可以被认为是“文化”的初级形态，因为首先有智慧才能产生出文化，但“智慧”成为“文化”需要一个选择和积淀的过程，因此大量的智慧并不以文化的形式存在，但从它们的背后可以找到文化的影子。

从应对现实生存危机的角度，民间智慧表现的第一个层面便是现实生存问题。对于这样的民间智慧，莫言毫不避讳(当然也无可避讳)地进行了书写。在《蛙》当中，莫言描写了那些躲避计划生育的办法，其中很多智慧与中国敌后抗战时的智慧一脉相承，让人哑然失笑。作者介绍当年为了躲避日本鬼子的搜寻，人们建造了地下医院：“地道连着房间、房间通向地道，有消毒室、治疗间、手术室、休养室，这些遗迹至今保存完好，在莱州市于疃镇祝家村，一个八十八岁的老太太，王秀兰，当年跟大爷爷当过护士，她还健在。有好几间休养室的出口通向水井。当年，一个年轻姑娘去井里打水，水桶莫名其妙地被扯住了，低头往里一看，井壁侧洞里，一个年轻的八路军伤员正对着她扮鬼脸呢。”这种办法也被应用到躲避计划生育的抓捕上，《蛙》中的“姑姑”到陈鼻家抓王胆去流产，王胆为了能生下孩子躲了起来，但“姑姑”见多识广，“指指墙角那个柜子。柜子里盛着几件旧衣服。你姑姑让人把旧衣服捡出来，显出柜底。姑姑抄起一个擀面棍，对着柜底猛捣，咚咚几下子，显出一个洞口。你姑姑说：游击队的英雄们，出来吧。难道还要往里灌水?……陈鼻真是有诡计啊，父亲说，他家房后不是有片菜园子吗?菜园子里有口水井，水井上有架辘轳，地洞的出口在井里。”[1]155-157这种打地道的办法，如果说是包含某种文化的话，那便是中国底层人民的“苦”功：为了生存，不惜一切。但“苦”也是一种生存智慧和中国经验，在世界文化当中，挖地道的国家不在少数，但在地下挖出一个医院，将其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大概也只有中国了。

《丰乳肥臀》里，母亲上官鲁氏为了养活八个孩子，把自己的胃当成一个容器，生吞下黄豆，到家后用手抠喉咙呕出，洗净煮熟，就这样养活了几个孩子。当饥饿的生活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母亲想出了绝妙的办法，既不被人发现，又养活了几个孩子。对生命的渴望让伟大的母爱得到彰显，让母亲伟大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

《檀香刑》中的孙丙，以岳武穆附体来唤起众百姓的忠义之心，组建了一支部队抗击德国军队，“麾下聚集了天下的英雄豪杰，人人抱忠义之心，个个怀绝代武艺，都在短短的十天内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躯，要跟德国鬼子见高低”[2]134。知县去见他的时候，“孙丙身穿白袍、头戴银盔、盔上插着两根演戏用的翎子，手里提着那根枣木棍子，出现在大门楼子上”[3]258，他的部下都顶着戏剧中人物的名字，比如“马前张保”、“马后王横”、“小将杨再兴”，他带领的义和团与德国军队进行了戏剧似的战斗。知县和德国军队去抓孙丙，孙丙带领他的拳民们用挖陷阱、开水、热粥、炸炮、砖瓦乱石和土炮等方法一次次地击退了他们。这时知县才感到把孙丙看轻了。孙丙的行为在正史当中常常以“愚昧”概括，当历史上的清政府和小说中的官员在利用他们的时候，也是以“愚昧”视之，殊不知，在愚昧的背后也包含着智慧，如果没有类似“愚昧”的行为，中国老百姓如何能够被组织起来反抗强权呢？这种智慧，可以认为是民间智慧介入宏大事件的一次升华。

二、经验的智慧

除了现实生存问题，民间智慧表现的第二个层面是人生经验。作为人生经验的民间智慧，与现实生存中的智慧不同，它不是即兴的创造，而是世代积累并传承的人生经验。

在小说《蛙》中，“我娘”和“我”对要不要生二胎发生了争执，“我”的意见是：“部队有纪律，要是生了二胎，我就要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回家种地。我奋斗了这么多年才离开庄户地，为了多生一个孩子，把一切都抛弃，这值得吗？”母亲则认为：“党籍、职务能比一个孩子珍贵？有人有世界，没有后人，即便你当的官再大，大到毛主席老大你老二，又有什么意思？”[4]120母亲观念中所传递的便是一种作为人生经验的智慧。在表面上看来，它似乎是中国重视生育传统的表现，但从其言语当中，且处处体现出“智慧”的因子，体现出“绝对—相对”、“长期—暂时”的朴素辩证法。在“母亲”的世界观中，“计划生育”及其种种相关政策，都不过是“暂时”、“相对”的道理，不具有绝对性和长期性，这种看法有其合理的地方，那便是一切意义都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了人，又怎么会有意义呢？正是由于这些智慧都带有朴素的道理，所以它能够对各种风潮形成挑战的意味。

《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饱尝生活的辛酸，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不屈不挠地活着。她对家人说：“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样，一茬茬地死，一茬茬地发，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难，越难越要活。”[5]342这种朴素的人生道理，来自于其乡村生活的经验，如果没有看到过韭菜，不了解这种植物的生长规律，很难得出这种看法。然而正是由生物及人类的感悟方式，也让其道理产生出更加震撼的效果，当它在作品中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母亲的坚强意志，就是中华民族在面对侵略者和苦难时的应对方式，对于外国读者来说，更具有震撼的力量。

莫言小说中，很多带有人生经验性质的民间智慧，还体现在一些俗语和戏文当中。俗语和戏文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存在，但在莫言的小说中，因为其运用的灵活和巧妙，这些文化中的智慧因素瞬间迸发出来，产生强烈的冲击力。在《透明的红萝卜》中，当小铁匠泼了小石匠一身水，两个人要打起来的时候，“老铁匠微微扬起脸，极随便地哼唱了一句说不出是什么味道的戏文或是歌词来：

“恋着你刀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吃尽了世上千般苦。”

老铁匠只唱了这一句，声音戛然而止，听得出他把一大截悲怆凄楚的尾音咽进了肚子。”[6]187两句戏文在老铁匠的讲述中，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年少不知愁滋味，常常意气用事，殊不知大家都是社会底层人，都需要“风餐露宿吃尽世上千般苦”，如果考虑到这个层面，现实当中的些许争斗又算得了什么呢？老铁匠从一句戏文中，唱出万千感悟，其实他何尝是在唱戏文，不过是借此浇自己心中块垒罢了。

除了戏文，莫言小说还大量使用了俗语谚语，在具体的小说情节当中，这些俗语谚语将其包含的智慧更充分体现了出来。莫言的小说中会有这样的字眼：“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弯腰”、“穷得直实，死得直立”、“种了蒺藜就不要怕扎手”、“树挪死，人挪活”等等。这些俗语谚语，都来自农耕社会朴素的道理，在莫言的小说中，这些俗语谚语的意义不在于其价值有多么深刻，而在于许多普通的人民在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时，充分领悟到其中的道理，从而获得一种自足和清明。在现实境遇中，对这些道理的合理应用，才是智慧最根本的地方。

三、浑浊的智慧

当然，民间智慧并不一定都表现为正面的意义，由于许多“民间智慧”都来自于朴素的人生道理，因此其并不具有超越性，因而其体现的价值就具有暧昧不明的特点。

《檀香刑》中赵甲对钱雄飞凌迟，开刀前对钱的胸脯猛击一掌，使其心脏紧缩，大大减缓血液循环的速度，以达到使犯人流血少不提早毙命的目的。“这是刑部大堂狱押司多少代刽子手在漫长的行刑过程中，积累摸索出来的经验，可谓屡试不爽”。“开刀前，突然一掌拍下去，就封了犯人的大血脉。……如果碰到血流如注、无法下刀的情况，应急的办法是劈头盖脸地浇犯人一桶冷水，让他突然受惊，闭住血道。如果凉水闭不住，就浇上一桶酸醋。”[7]143这些刽子手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总结出人的生理特点，在科技水平不发达的时代，不乏为天才的创造。然而，当民间智慧成为残暴的帮凶，成为反人类的利器，智慧的背后就流露出残忍暴戾的一面。

当然，一些先在经验形成的“智慧”，也形成了民间社会的宿命感。譬如《蛙》当中的乡间俚语：“先出腿，讨债鬼”，作者解释说，“什么叫讨债鬼呢？就是说，这个家庭前世欠了别人的债，那债主就转生为小孩来投胎，让那产妇饱受苦难，他或者与产妇一起死去，或者等长到一定年龄死去，给这个家庭带来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痛苦。”[8]23这句俚语讲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生孩子如果孩子先出腿，那么必然致产妇难产，以前医疗水平相对比较低下，产妇很可能有生命危险，婴儿也不一定能保住。将其作为一种说法，可以引起人们的警惕，但认为脚先出来的孩子都是“讨债鬼”，显然就是一种宿命论，它反映出底层人民在面对不可抗拒的灾难及危机时的无力状态。

类似的智慧，还包括在类似“相术”等“迷信”活动中。中国相术的起源应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据《大戴礼记》记载：“昔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9]215与此同时，“圣人异相”的意识也已出现，据史载，伏羲人首蛇身，神农人首牛身等，说明三皇五帝时期，相术已不知不觉出现了萌芽。小说《蛙》里，袁腮也通过“相面”来看人，作为“同学”，他对“我”说：“你是我们这拨同学里最有前途的，肖下唇和李手尽管都上了大学——肖上唇那老杂毛天天在大街上吹牛，说他儿子分配进了国务院——但他们都比不上你。肖下唇腮宽额窄，双耳尖耸，一副典型的衙役相；李手眉清目秀，但不担大福；你，鹤腿猿臂，凤眼龙睛，如果不是右眼下这颗泪痣，你是帝王之相。如果用激光把这痣烧掉，虽然不能出将入相，弄个师长旅长的干干是没有问题的。”[10]123单纯来看待“相面”之术，说它完全是“迷信”并不准确，因为相面来自于经验，其基本依据是从人的外在特征来审视其内在修养、进而推测其未来成就。这种推测的方式具有不确定性，但其思维逻辑也并非完全不可取，在许多古典文学作品中，我们都能读到作者详细的外貌描写，进而帮助我们体认其精神世界，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是如果将这种智慧作为识人知事的唯一方式，则显得过于狭隘，它并不利于人们去开拓进取；如果将其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则更有欺骗性。

四、智慧的文学空间

“民间智慧”的多层次性，使莫言对“中国经验”的书写也充满了多层次性，有时候同一事件都有多种可解读的空间。

在《白狗秋千架》里，女主人公“暖”只因小时候意外瞎了一只眼，从此一生改变，嫁给了哑巴，生了三个小哑巴，还经常遭到丈夫的毒打，但她并没有绝望。在意外碰到“我”后，“暖”对我提了一个要求：“……我要个会说话的孩子……你答应了就是救了我，你不答应就是害死了我了。”[11]216面对这样的要求，我们唯有沉默以对，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讯息。首先，我们必须为“暖”的遭遇和不幸深深同情。在中国乡村，一个人的命运太容易被改变，因为社会存在巨大的裂缝，个体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命运的大迁移。就“暖”来说，她本来可以和“我”成就一段佳话，但因为我离开乡村，城乡的巨大差距也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之后，眼睛瞎掉又让她堕入新的不幸之中，她只能与哑巴为伍，与“我”之间的距离更加被拉开。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她表示与“我”回到当初时，这种巨大的差距，也很难轻易被抚平。其次，我们必须认同其抗争的精神。虽然堕入人生的低谷，过着较为惨淡的生活，但她并没有向命运低头，而是不顾一切地想改变现状，这种精神无论如何也值得赞许。不过，“暖”抗争的方式又充满悲剧色彩：和“我”生一个会说话的孩子，就能完成自我的救赎吗？她的反抗为什么就不能超前呢？譬如不和哑巴结婚。总之这些太多的疑问，都让我们为这个故事纠结不已。

《红高粱》里，“我奶奶”在临终前发出感叹：“天哪!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12]47在临终的时候“问天”，是一个普通个体智慧的最高境界，它标志着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个体”的苏醒，但这种苏醒是依靠个人感悟的方式完成，因此“问天”又表明苏醒并没有最终完成，她以超凡的勇气践行了现代人生，但在理性层面又无法确证它的合法性。“我奶奶”的形象及其她的智慧，非常现实地讲述了中国社会在近代化道路上，一个普通个体的精神世界，它包含了最真实的中国经验。

五、结语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经验”应该是个复杂的存在，最有效的“中国经验”既应该包含中国文化的因子，同时包含中国人最当下的生存体验和感受，而这两者应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也是“中国经验”的本真状态，“中国经验”之所以不叫“中国文化”，就因为它包含更具体、更丰富、更当下的内容，它是中国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呈现，因此只要作家贴近现实，就能传递出有效的“中国经验”。

“民间智慧”的丰富性，给予作家进入“中国经验”的最佳维度。民间智慧与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传递出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现实处境、气质特征和当下感受，它们联系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经验”！

[1]徐君辉.战国诸子与民间智慧[J].贵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7).

[2]莫言.丰乳肥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3]莫言.檀香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4]莫言.白狗秋千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5]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6]莫言，等.莫言作品精选[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7]莫言.檀香刑·大踏步撤退——代后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8]莫言.白狗秋千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9]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10]邵纯生，张毅.莫言与他的民间乡土[M].山东:青岛出版社，2013.

2015-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