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 茜

(四川师范大学 图书馆， 四川 成都 610066)



·文艺论丛·

话语视域里的民间文学学术史
——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研究》

左 茜

(四川师范大学 图书馆， 四川 成都 610066)

刘波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研究》一书，以“话语”为视角，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基本理论话语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原创性地概括出四种话语类型，将民间文艺学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发展的复杂形态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历史辨析。该著作较为完整地阐述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演变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突破了以往学界对此学科发展轨迹单一描述的局限，凸显了现代民间文艺学建设五十年间复杂坎坷的行进历程，对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无疑是一大推进。

民间文学；学术史；话语类型

对百年来中国民间文学的学术史进行研究，是进入21世纪后，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新趋势。近些年来，关于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著作时有问世。如刘锡诚[1]、高有鹏[2]、陈泳超[3]、董晓萍[4]、毛巧晖[5]等学者都有相关成果问世。其中高有鹏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刘锡诚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颇有代表性。

高有鹏的著作系其2001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问题”的成果，2004年改题目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著作从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入手从总体上梳理了民间文艺学的学术史，“为中国民间文学学术研究的园地里增添了一束别开生面的史论之花，也显示出作者在学术研究上孜孜不倦的追求与开拓的精神。”[6]《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一书则是2003年刘锡诚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该项目成果以96万字结题，并于2006年12月以同题目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一出版，书评文章就纷至沓来，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细读刘锡诚该著，可以看到在资料文献方面特别丰富、翔实，论证可靠。该著总结了民间文艺学的百年学术史，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笔者认为这部著作最大的贡献是珍贵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如果从理论推进的角度来考量，该著主要还是以社会历史分期为线索，以历史研究为主要方法，创新之处主要是流派论的提出和梳理分析，在基本理论的反思和建构方面涉及较少。故而即使该著可谓目前民间文艺学界学术史研究的典范之作，但在学术史方面并不是没有继续研究的空间。而且应该说，后来者在学术史研究上更应在理论层面继续加强。

刘波自2004年在复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起就一直致力于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大著《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研究》，系刘波2011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学基本话语研究”的成果，该成果以刘波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又经过数年大量修改、锤炼、提高而成，历时10年，可谓心血之作。[7]2014年9月该成果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研究》为名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著在理论层面有较大提升，与以往学术史研究多从政治史、思想史着手不同，而以“话语”为研究视角，显示出与既有学术史研究成果的明显差别。该成果的面世，对进一步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化和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该著的主要内容及突出建树

该著全书共26.6万字。著者在“导论”部分，首先对书名进行了“题目释义”，接着简要回顾了中国民间文艺学从古至今的历程，指出20世纪的中国民间文艺学经过一系列辉煌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却步入了“低谷”、“困境”。为应对困境，学界有很多的努力，发表了不少高见，但从理论角度推进“学术史”研究的成果却非常少见。著者认为在学术史中探讨民间文艺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解决了民间文艺学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民间文艺学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从而引出了该著的研究视点，即从基本理论的角度对民间文艺学的学术史进行研究。

该著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研究了以下内容：

第一章 前话语——“民间文学”步入现代学术舞台。该章定位于民间文艺学的话语来源，最初话语的提出及其对社会和思想界的冲击，学人的回应，及民间文艺学话语链条的形成。重点以晚清和“五四”时期的重要民间文艺学家及其话语为中心，勾勒不同的前话语冲击、回应与嬗变的过程和带来的后果。主要包括：晚清时期的“民间”思潮，白话文运动与“民间文学”的提出，“双线文学观”与民间文学，“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等内容。

第二章 典型话语——民间文艺学之体系建构。认知语言学认为，社会活动类型是以建构有序的信息而不是以任意的或不可预测的属性出现的。如此，在一个话语类型的范畴中，必定有一个成员的结构和特性是最好、最典型的，处于范畴的中心处，它的属性成为区别该范畴与另一范畴的区别性特征。由此 ，典型话语具有确定学科范畴的意义。该章定位于直面民间文学材料本身的话语系统，分析20世纪初到30年代中期，中国神话学、歌谣学、民间故事学的建构，以及“民间文学”原理的繁荣，来探讨民间文艺学典型话语的结构及嬗变，以及由此形成的方法范式和知识传统。

第三章 弥散话语——民间文艺学之多元学术品格。弥散话语体现了话语的发散性和增值性，这种话语通常溢出了本知识体系的界限，向外围弥散。这类话语一方面扩大了典型话语的边界，一方面也在形成新的典型话语和知识框架。其结果是知识域之间边界模糊，原来的典型话语在扩大领域的同时，其典型性也遭到了削弱。由此，该章定位于民间文艺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模糊地带，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沦陷区、解放区不同的话语范式为重点，分析话语的散布系统，清理不同话语间的继承和对抗关系以及对学科建设和后世研究范式的影响。

第四章 依附话语——民间文艺学与文化政治。“依附理论”最初用于社会史和国际关系学领域。该理论认为，由于地位的不合理造成了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依附，缺乏应有的话语权。只有摆脱依附，才能走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该章定位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民间文艺学与文化政治的互动，探讨中国民间文艺学对苏联模式的“知识依附”，及文学研究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关系，描述并分析民间文艺学的基本话语被建构的过程及由此带来的不同文学类型之间的混淆和迷茫。具体内容包括：原理建设与苏联模式，民间文学的本质从“阶级性”到“人民性”，“人民文学”对“民间文学”的置换，民间文艺学的迷失。

第五章 结论，通过上述分析，总结话语嬗变的机制。即：民间文艺学的话语，一从解读民间文学作品而来，一从其他学科或权威意识形态借用而来，成为民间文艺学中的原生性话语和建构性话语。[7]两类话语“互动共存，在有继承的深入发展中，制定出一套知识体系，从而产生学科。当学科产生后，学术话语的概念优先，使民间文学本身与民间文学研究产生对立、互动。二者的对立、互动关系正是话语嬗变的本质推动力。同时，民间文艺学从其他学科或意识形态借用来的话语，双方通过互动(吸收、对抗、融合)，促成不同的话语在历史中的显隐转换，成为民间文艺学话语嬗变的外部动因。”[7]该章还进一步反思当代的民间文艺学建设，归纳出中国当代民间文艺学本土话语建构的几种可能性角度。

此外，该著还归纳指出民间文艺学话语系统的双重操控因素: “一为系统内部因素——民间文艺学本身，包括民间文学的研究者、传播民间文学知识的教师、介绍引入外国民间文学理论的翻译者等在内的各类专业人士。一为系统外部因素——赞助体系。赞助体系通过各种管理机构，如学术团体、审查局、评论杂志、教育机构等，至少对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行和传播进行控制，使那些关注民间文艺学的'专业人士’俯首听命于赞助体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民间文艺学的研究、收集整理和翻译等起着促进或阻止的作用，是一股可能有助于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民间文学研究的力量”，[7]它对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方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该著的主要建树是从话语这一学术史的本质的角度，梳理勘察出民间文艺学不同类型的基本话语，分析这些话语在不同时期的作用和嬗变轨迹，并中肯恰切地总结出了民间文艺学话语嬗变的机制。

二、该著的研究方法及特点

既有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多“是在时间的延伸线上，将各种史料归纳排比，根据一定的逻辑推衍顺序，新建某个时代或事件的意义。”[7]时间的延伸线又多以社会政治历史为分期标准。但是，学术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与规律性，因而它的分期与政治史、历法的分期有不相一致的地方。历法上或政治史的依据，固然可以借用为学术史划分的依据之一，但是，仅仅以历法上或政治史的依据来划分学术史，是不足以解释民间文艺学变化的。因为民间文艺学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它随着时代、民众、场合、外来因素等的变迁而呈现出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格局。

因而刘波认为在学术史的研究中，在经过斟酌辨析的时间线索上，还应该纳入话语的研究视野。话语研究的重点就是把学术研究放在语言交际活动的场域中，勘察话语对象如何形成、表达形式如何确定、诸多概念与主题(策略或理论)之间规律性如何，话语主体之间如何相互影响，话语的内涵与外延及其互文性的表现等。应该说，话语在学术史中具有本体论的地位，因而话语研究在民间文艺学中有着重大的学术意义。

基于这样的认识，该著在吸收前人既有成果的基础上,纳入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综合历史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同时，又以福柯开创的“知识考古”为研究方法来对民间文学半个世纪的学术史进行研究。“知识考古”也即对知识进行考古式研究，在特定的空间领域与历史相逢，并一层层挖掘解析覆盖于其上的种种历史碎片，做历史的反向研究。但是该著并不完全照搬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的路径，而是仍然正向研究学术史，但引入这一勘察学术史演变的研究方法，重点勘察话语的类型及话语嬗变的机制和流变脉络。因而该著是在时间格局的线索上，新增空间研究的线索，做时间与空间、历时与共时的研究，从而形成学术史研究经纬交织的新的格局。

三、该著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首先，该著在选题及研究视角方面具有开拓性。该著在篇首即提出学术史的本质是话语。刘波指出：“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人类社会有赖于语言作为媒介，却忽略了语言本身也和其他事物一样并非透明客观的工具。我们凭借语言去传达的知识或事物的某种秩序，其实仅是语言本身秩序的变化而已。因此，从局部而言人在使用语言，但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却是语言操纵着人。社会中通行的种种秩序道统无非是世代根据某些武断的“话语”造作而生，如此兴替繁衍的结果，愈益显示的是“话语”垄断历史的事实。因此，从知识和传统形成的本质上讲，学术史的脉络实质是一部话语与话语的关系史。”[7]由此，该著以话语为着眼点，从话语的角度重新审视民间文艺学的学术史，研究“知识领域”如何在话语的冲击、回应与嬗变中形成，并成为民间文艺学的传统，这些话语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及对事物的真理阐释力如何等。通过探讨中国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嬗变，即民间文艺学话语得以生成和延续的历史机制与线索，来反思当代民间文艺学的建设。这在选题上显然具有开拓性。

其次，该著材料丰富，史论结合，在话语类型的提炼上具有原创性。该著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基本理论话语作了深入研究、全面梳理，将民间文艺学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发展的复杂形态进行了较为清晰的历史辨析与类型划分，概括出四种话语类型，很有原创性，尤其以“弥散话语”和“依附话语”概括现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嬗变状况，颇具创新意义。该著在理论和史料之间从容叙述，既呈现出民间文艺学的内在稳定性，又考辨出其在新的历史形态下的复杂走向 ，较为完整地阐述了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演变的主要脉络和基本特征，提出民间文艺学显性话语与隐性话语的互动共生问题，有比较明显的创新性。该著突破了以往学界对此学科发展轨迹单一描述的局限，凸显了现代民间文艺学建设五十年间复杂坎坷的行进历程，对中国民间文艺学研究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研究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再次，从民间文学的学科发展来讲，话语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民间文学因其自身的跨学科性、交叉性等特点，虽然为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提供了资源和养料，但自身的理论尚处于构建状态。产生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在于成熟的理论范式和独特的话语系统的欠缺。所以，清理和构建民间文学的话语系统，对于推动民间文学的学科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该著以作者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又在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之下，历时数年精心修改、升华而成，不啻为作者献给学界的一份诚意之作，更是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

[1]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2]高有鹏.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3]陈泳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董晓萍.现代民间文艺学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毛巧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10.

[6]刘锡诚.《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序[J].民间文化论坛，2004(4).

[7]刘波.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基本话语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015-04-10

左 茜(1986-)，女，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助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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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342(2015)03-5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