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念强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 成都 610075

清代名医陈士铎，一生著作甚丰，其言及医理颇有异于常人之处，今就其所论“胃为肾之关”，浅析于下。

1 对“胃为肾之关”的阐释基于脏腑经络理论

陈氏在《外经微言·考订经脉篇》言及胃经时指出“足阳明胃经……行足少阴之外”，“其支者……过足少阴肾经之外。”“其取气于肾，方能化谷精微。”陈氏通过其经络理论指出胃经与肾经在经络上有密切联系，认为胃肾两经相通，胃之经气取自于肾，胃经经气的布达有赖于肾经的支持，从而在藏腑理论上认为胃要实现正常的功能须取决于肾。而在胃肾关系的另一面，陈氏强调胃土的平衡对于肾的影响，如其在《外经微言·善养篇》所言“人以胃气为本，四时失调致生疾病，调其胃气而已，胃调脾自调矣，脾调而肝心肺肾无不顺矣［1］。”另在《辨证录·痨瘵门》陈氏亦指出“胃土能消，而肾水始足［2］。”其以胃兼脾，统言胃土之功，认为胃土乃后天之本、其纳谷化精的充养之能，是肾气可充，肾水可足的基础。

陈氏经过对胃肾关系的相互总结，基于胃肾之间相因相成的密切联系上，结合脾胃的藏腑功能，借古代关隘为喻，以胃统脾，提出了“胃为肾之关”。

2 因胃土的特点，以“关”为胃土之“象”

陈氏以关之开，能往来商客，对应胃的“受纳”;以关之阖，能启闭有节，对应胃的“通降”;以关之守，可卫土护疆，对应胃的“固护”;以关之市，可通贾八方，对应的胃的“运化”。

以“关”为“象”，陈氏生动的体现了胃土的开阖之机与守化之用。以取象比类为法，以胃土为中心，灵活地把胃肾关系，概括为“胃为肾之关”。这是陈氏对胃肾关系的独有发明，并以之用于临证，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

“肾气有衰，故关不能启”—— 《辨证录·关格门》陈氏以上吐下结，食饮不入为例，指出“胃为肾之关，肾气不得上，胃关不得开。”以此说明胃受纳功能的失常，因于下元肾水之亏，在治疗上应遵循“关之不能开，本在肾气之弱”的认识，以大补肾中水火之法为处方思路。

“关不能闭，因肾气之虚”——陈氏在《辨证录·大泻门》与《辨证录·火热症门》中以完谷不化之泄泻为例，指出“胃为肾之关，肾虚则胃关不守，胃乃挟水谷之气而下行。”以及“胃为肾之关，肾水不能制胃火之炎，水崩火降，关门不闭，上下尽开。”陈氏总结大泄之症，虽可本内经之旨以火为因，而肾水之亏，胃经不得其气，开阖不得其常，以至胃土不守，也可见之于临证。故而反复告诫胃的通降功能的失常，亦可责之在肾。胃关之不得闭，实因肾气之虚，在治疗上，须以救水助肾为法，以补为主来治疗完谷不化之大泻。

“关不能守，皆是肾元之亏”——胃土中焦失其常，或是气逆，或是火炎，陈氏指出此证虽是胃土之亏，然论其因皆责之在肾。胃气之逆实因肾气之逆，胃中之火亦因相火为患，总不外先有肾元之亏，后有胃关失守。其在《辨证录·痿证门》以两足痿弱为例，先释内经治痿独取阳明之旨，随后阐明“关不得守”，实因肾中龙雷之火作患，故而阳明胃火随之而起，以“二火相因”为本，胃关不守为标，指出胃火之变，实因肾火之犯，故而在治疗上只有大补肾水，方能以制阳光，切勿大剂寒凉，再伤胃气。此外陈氏又于《辨证录·痰证门》以肾虚气逆，痰气犯肺为例，指出“肾虚而气冲于胃，胃失其启阖之权，反随肾气而冲上。”陈氏总结，胃气之逆，多因肾气之逆。所以治疗上的思路应当是“欲降胃气，先补肾气，以平其逆。”

“关不能市，肾水必无源”——胃土乃后天之本。陈氏明确指出胃土能运、能化，方是强本起废之道。后天精微不能生化，先天水火必不得全。陈氏在《辨证录·虚损门》以培养根本为例，反复申明“胃气大开，方能起衰”，“入肾之药，先入于胃”，陈氏认为胃土的荣养功能，是肾水充足的基本条件，胃土不能化生精微，纵是大进补精之药，也不能有益于肾，以“胃为肾之关”为指导，在培本顾元的治法中，当以胃土为重点，处方思路当为“欲补肾中之精，先求胃土之旺”。

综上所言，陈士铎所论“胃为肾之关”，不仅是在理论上对胃肾关系上的生动概括，更是在临证上在对治则治法的实际指导。其言虽浅，其意也深，其论似奇，其理却正。

［1］陈士铎．外经微言［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23－65．

［2］陈士铎．辨证录［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21－354．